發布時間：2020-02-12所屬分類：醫學職稱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提要:地方志記載重大疫情是存史的需要，也是資治功能的要求。歷代舊志較為重視對重大疫情的記述;新編方志也加大了記述重大疫情的力度，尤其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發生的血吸蟲
提要:地方志記載重大疫情是存史的需要，也是資治功能的要求。歷代舊志較為重視對重大疫情的記述;新編方志也加大了記述重大疫情的力度，尤其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發生的血吸蟲病、“非典”等重大疫情給予了較為全面的記述，但有些志書記述較為簡略，不能體現志書的存史、資治價值。在編修工作中應從篇目設置、資料收集、內容記述三方面入手，在記述中應注意語言的精煉和規范以及保密等問題。
關鍵詞:第二輪志書重大疫情記述“非典”
據中國中醫研究院編輯出版的《中國疫病史鑒》①記載，從西漢(公元前206～公元25年)到1840年，中國至少發生過321次疫病;近代以來疫病發生頻率日益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影響最大的要數五六十年代暴發的血吸蟲病和2003年暴發的“非典型性肺炎”(以下簡稱“非典”)疫情。此后又發生了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影響全國的重大疫情，各級黨委、政府都采取了積極防治措施，打贏了防疫之戰。最近幾年又在部分地區發生了炭疽疫情，據衛生部疫情信息報告:2009年炭疽發病病例351例，死亡3例;2010年發病289例，死亡6例;2011年發病309例，死亡3例;截至2012年7月，發病34例②。可以說，瘟疫始終與人類相伴，并對人類健康、社會發展帶來重大不利影響，有的影響甚至是毀滅性的。
相關期刊推薦：《中國地方志》雜志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主辦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學術性刊物。主要欄目有專稿、新方志編纂、方志理論、方志評論、專題研究、舊志研究、地方史研究等。
地方志書記載本地發生的重大疫情是存史的需要，也是其資治功能所要求的。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常務副組長朱佳木曾說過:“有一件事我很后悔，就是去年‘非典’來了以后，我沒有讓中指組辦公室給全國方志系統發一個緊急通知，把各地歷史上鬧瘟疫的資料匯總上來。因為，我事后聽老中醫說，這個‘非典’古已有之，就是中醫說的瘟病。為什么去年傳染得這么厲害呢?按他們的解釋，60年一輪，就是說，瘟病每年冬春交際時都有，每過60年大鬧一次。對這個話我沒有考證過，不知是不是這么回事。但從材料上看，確實有‘非典’病人靠吃中藥治好的。如果那時地方志系統能把各地歷史上鬧瘟疫的資料匯總起來，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對于戰勝‘非典’肯定會有幫助，地方志的作用也會體現得更明顯。”③據筆者了解，上海市出版了《上海防疫史鑒》④，再現了500多年來上海的各種疫病情況，以及人們是怎樣一次次地戰勝疫病的;黑龍江省地方志辦公室在抗擊“非典”之初，利用史料，將黑龍江省100多年間所發生的瘟疫等傳染性疾病的情況及所采取的措施和結果編印成冊送到省領導手中，供其決策使用。筆者認為，各級地方志系統為更好地保存有關重大疫情的史料，以體現地方志書的存史、資治價值，應該通過編修第二輪志書，廣泛收集相關材料，加大記述重大疫情的力度;同時，在出版志書的同時，應把收集來的本地歷史上發生的疫情及防治情況編成資料長編保存起來，以供人查閱。
一歷代舊志對重大疫情的記述
在古代，地方官府一項很重要的職責就是防災救災，對發生在本地的重大疫情是比較重視的，因此，在主持編修志書時，往往對疫情及疫病防治內容的記述較為重視。
(一)疫情的記述
筆者從翻閱的一部分舊志看到，舊志對疫情的記述大都有所涉及，但一般都比較簡略，如明正德《松江府志》記載:“景泰甲戌夏，大水，沒禾稼，大疫，死者無算。”①萬歷《淮安府志》載:“嘉靖癸未夏，大旱;秋，大水;冬，大疫，郡民相食。”②光緒《鳳陽縣志》也記載:“嘉靖三年，大疫，人民死亡過半。”③這三條雖然都記載了疫情，可以看出，疫病一般與自然災害的發生有很大關系;但遺憾的是，記述大都比較簡略，后人很難從中了解更多的信息。但也有一些舊志對疫情記述得較為詳細，如康熙《懷來縣志》記載:萬歷九年(1581年)，懷來當地“人腫頸，一二日即死，名大頭疫。起自西域，秋至本城，巷染戶絕。冬傳北京，明年傳南方”④。從這條記述可知:萬歷九年秋，大頭疫由西域傳至宣府鎮的懷來，入冬后傳至北京，萬歷十年以后擴散至京師以南。該志對疫情的名稱、來源、發生地域等內容作了記述。再如康熙《太平府志》記載:“(崇禎)十一年，大疫。又患羊毛疹，其病先類傷寒，身熱三日，出瘤疹，脹甚，投以藥，皆死。有嫗得挑法，刺中指中節間，出紫血少許，去羊毛一莖，隨愈。由是轉相傳授，始多活。未幾，老嫗死。”⑤此條資料詳細記述了羊毛瘟的病征與療法，從中可知病起時會連續發高燒，身體出現瘤疹，服用一般的藥多不見效。一老婦人用針挑之法為人治病，則多有成效。其后，病情稍減，但老婦人卻染病而死。
(二)疫病防治的記述
為了給后人在應對相似疫病時以借鑒，舊志往往對疫病防治內容的記述較為重視。如“康熙十年，大旱，大疫，總督劉□□擇名醫設藥局于佑圣觀，自八月至九月，活人無算”⑥。“乾隆二十年乙亥，吳下奇荒，丙子春，復遭大疫……知府趙公酉，設局圓(玄)廟觀，招名醫二十五人更番視病，過夏至病乃漸減，死者不可勝計”⑦。“施醫局，借設藥王廟，同治時巡道委員辦理，每年五月起九月止，延醫診疾給藥”⑧。“醫局，光緒間知縣劉德麟因夏疫，照會孫銘等創設，施醫藥兩月，經費以知縣捐廉及城廂鋪捐充之，自是每年開辦”⑨。這4條資料體現了地方官府用設醫(藥)局的手段救治疫病。而下面一條記載則反映了在醫療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地方官府只好退而求其次，采取請人備制丸藥分送病人的辦法，借此擴大救治面。如在康熙年間，寧波“歲疫癘，郡太守開局施藥，(范)洪宿精心炮制，銖兩不茍，賴以活者甚眾”①。
上面舊志的記載主要是指在疫病發生以后，地方官府所采取的防疫措施;與此同時，社會力量也積極參與疫病救治。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上元江寧大疫，上元的杜宏“立醫社，施丸散，鄉人賴以存活”②。當時人們已經注意到隔離治療的措施，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春無錫大疫，“貧病者枕藉于道，(張)鵬翔處以空室，至數百人，予之食及藥，鵬翔故知醫，多所全活，家產為之罄”③。可以看出，這種收容除了隔離以防疫病擴散外，還對病人進行治療。這讓我們聯想到在抗擊“非典”的過程中，采取隔離措施對防治“非典”起到的重要作用。另外，一些醫生還采用刊刻散送醫方的方式來救治病人，如乾隆年間松江大疫，醫生嚴谷緒“活人無算，路遠及貧者，不能延請，因究歲運司天之旨，刊刻分送，他醫用其法者，亦無不效”④。
二新編志書對重大疫情的記述
首輪志書由于是縱貫古今，對歷史上的重大疫情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重大疫情大都進行簡略記述，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發生的重大疫情，一些志書還是比較重視的。比如，五六十年代血吸蟲病在我國南方地區大面積流行，危害極大。對此，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視。毛澤東發出了“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偉大號召，指示衛生部“要把消滅血吸蟲病作為當前的政治任務”⑤。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同時制定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方針，隨后各地也采取有效措施，在防治血吸蟲病戰役中取得重大勝利。一些首輪志書對此次重大疫情進行了詳細記述，如《武漢市志·衛生志》⑥衛生防疫篇寄生蟲病防治章，單列血吸蟲病節記述歷史上的血吸蟲病流行情況，附上不同時期兩個地區的案例，并用約2000字的篇幅重點介紹五六十年代武漢市防治血吸蟲病的情況:組織機構的成立、調查、患病情況、治療、治愈率、死亡率等，具有較高的存史、資治價值。《廣州市志》⑦卷十五衛生志第三章衛生防疫第四節寄生蟲病及地方病防治中，專列血吸蟲病目，記述廣州市血吸蟲病疫情及防治情況，并附《1981年廣州地區(花縣、增城縣)既往血吸蟲流行區概況表》。
近幾年出版的第二輪志書，下限基本上都在2003年之后，而且主要記述20年左右的歷史，大部分都對“非典”等重大疫情進行了記述，只是大部分志書記述比較簡略，如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區志(1993～2003)》⑧在衛生篇衛生防疫章傳染病防治節中僅用“2003年4月，區政府成立防治非典型性肺炎指揮部，多層次、全方位、立體式開展‘非典’防控工作，嘉陵區無非典型性肺炎病例發生”一句話，概括了該區防治“非典”的情況。筆者也看到，也有一些第二輪志書比較重視對“非典”記述的，如廣東省廣州市的《東山區志(1991～2005)》⑨，在第五篇文化第五章衛生第五節公共衛生與保健的東山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目中簡要記述了該中心防治“非典”的情況，同時在傳染病防治目中概括介紹了防治“非典”的總體情況;更重要的是，在第五章末以《東山區防治非典型肺炎紀實》為題，從建立健全防治“非典”工作機制，開展防“非典”宣傳教育，以社區為重點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做好病人的救治、隔離和醫護人員的防護工作，加強學校防治工作，防治“非典”取得的成果等方面，用專記的形式詳細記述東山區防治“非典”的情況。另外，在人物篇人物傳中重點記述因抗擊“非典”犧牲的兩名醫護工作者:廣東省中醫院急診科護士長葉欣、廣州市胸科醫院重癥監護室主任陳洪光;在大事記中也有3條與抗擊“非典”有關的事條。可以說從多個方面全面記述東山區抗擊“非典”的情況，值得志界借鑒。尤其是《金塔縣志(1990～2008)》①在第二十編社會事業第四章醫療衛生第四節衛生防疫中專門設重大疫情目，記述1997年4月28日至5月10日，定西地區一名麻疹患兒遷入金塔鄉東星村，村里6名兒童感染麻疹;1998年金塔縣羊井子灣移民基地甲肝暴發流行，波及臨近鄉村;2001年金塔縣西壩鄉麻疹暴發流行等疫病發生的情況以及防治措施，并重點記述防治“非典”情況。另外，四川省攀枝花市的《仁和區志(1991～2005)》②在第二十三篇衛生第二章衛生管理第三節疾病控制中，不僅設專目記述“非典”防治情況，還列重大疫情處理一目，記述本地域發生的重大疫情以及防治情況。
另外，一些下限在2005年以后的志書大都對“非典”和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情況進行記述。如上海市的《長寧區志(1993～2005)》③在第三十五編醫療衛生第五章疾病預防控制第二節傳染病預防控制中分兩個目記述“非典”和高致病性禽流感。但筆者也看到一些下限在2005年之后的志書沒有記述禽流感疫情，如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志(1986～2007)》④，在第三十六編醫療衛生第三章疾病預防控制與公共衛生監督第一節傳染病防治中詳細記述了武進區防治“非典”的情況，但沒有記述禽流感防治情況。
三第二輪志書如何記述重大疫情
筆者認為，一部成功的志書至少要具備三個要素:篇目設置合理，資料搜集多樣，內容記述全面。同樣，志書中的任何一部分內容要同整部志書完美和諧，也要具備上述三個要素。因此，筆者著重從這三個方面談一下第二輪志書如何更好地記述重大疫情。
(一)篇目設置要合理
筆者認為，廣東、北京等“非典”疫情較為嚴重地區的第二輪志書應該專設章(或節)記述“非典”，再設有關節(或目)從不同方面全面、系統記述“非典”，如廣東省《從化市志(1979～2004)》⑤，在第二十九篇醫療衛生第五章衛生防疫專設第四節防治傳染性非典型性肺炎，下面設疫情、防治措施兩目詳細記述從化市防治“非典”情況;一般災區的第二輪志書也應在傳染病防治內容中設目專門記述本地防治“非典”情況。另外，在大事記中應有相關的事條概括記述;在人物篇中應對在抗擊“非典”過程中犧牲且作出重大貢獻的人進行立傳，對獲得國家表彰的先進個人作人物簡介;在藝文篇中也要適當收錄一些當時有代表性的詩詞歌賦等文章。筆者認為，在篇目設置中，最好不要在相關內容正文之后以“附記”、“專記”、“紀實”等形式記述，應在正文中詳細記述。
(二)資料收集要多樣
一是重點收集衛生、教育、農業等相關部門的供稿。在抗擊“非典”過程中，衛生、教育、農業等部門都注意保存“非典”疫情及疫病防治有關資料，有的還編纂了本部門的資料長編，而且他們的資料都是第一手資料，具有準確、全面、系統的特點，是記述“非典”的主要資料來源。
二是充分利用公開出版的圖書、報刊。“非典”發生后，各地有關部門以志書的形式出版了一批有關抗擊“非典”的文獻。如《內蒙古自治區抗擊非典志》①《邯鄲市抗擊非典志》②《沈陽抗擊非典日志》③《抗擊非典呼和浩特日志》等。同時，各地還出版了大量有關抗擊“非典”的紀實、實錄、備忘錄等形式的圖書，如《眾志成城頌———中國人民抗擊非典紀實》④《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國抗擊“非典”紀實錄》⑤《眾志成城———全國人民齊心協力抗擊非典紀實》⑥《北京抗擊非典紀實》⑦《上海抗擊非典實錄》⑧《廣州抗擊非典紀實》⑨《吉林省抗擊非典紀實》瑏瑠《湖北抗擊非典斗爭紀實》瑏瑡《我們銘記———深圳抗擊非典型肺炎紀實》瑏瑢等。另外，2004年出版的各地綜合年鑒大都詳細記述了各地抗擊“非典”的情況。同時，一些重要報刊在抗擊“非典”的過程中刊發了大量抗擊“非典”的新聞、抗擊“非典”紀實、人物專訪等內容，這些資料是政府有關部門無法提供的。
三是謹慎使用中央級、省級政府部門網站和重要門戶網站的資料。隨著各級政府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很多信息都能在部門網站收集到，但由于種種原因，網站的資料還要謹慎使用，要進行認真核實、校對，以免出現不必要的錯誤，甚至政治錯誤(有時會出現一些法規、文件和領導人職務、名字的差錯)。
(三)內容記述要全面
作為具有存史、資治、教化功能的地方志書，在記述抗擊“非典”情況時，應著重反映各地暴發的“非典”疫情(尤其是廣州、北京)、取得的成果，重點記述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本地采取的積極防治措施(包括各級黨委、政府始終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沉著應對、實事求是、尊重科學、果斷決策、靠前指揮，各基層黨組織充分發揮領導核心和戰斗堡壘作用，構筑了抗擊“非典”鋼鐵長城的堅強柱石;廣大醫務工作者臨危不懼，無私奉獻，關愛生命，維護人類尊嚴，以精湛的醫術、良好的醫德和高尚的情操實現了救死扶傷的錚錚誓言，塑造了新時期最可愛的白衣天使形象;各地有關部門、駐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等單位互相支援，密切配合，步調一致，協調聯動，全市人民群眾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同舟共濟，共渡難關的動人畫面等)，全面展現本地抗擊“非典”的情況。因此，筆者認為，第二輪志書無論是專設章節，還是在有關節中專設目記述抗擊“非典”情況，都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記述:一是“非典”疫情;二是防治措施，包括組織體系，決策部署及醫療衛生防疫，其他有關部門、行業的抗擊“非典”情況，后勤保障等;三是取得的成果。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記述中不應只記述成績，還應記述存在的問題，這樣可以給后人以借鑒。在這方面，《浦東縣志》1960年油印本就比較客觀，不僅記述浦東縣在衛生防疫中的成績，還記述一些不足:“在防治疾病措施上做得較少，同時也表面化。如在預防接種方面，以1948年的數字來看，浦東縣霍亂注射僅115584人次(那時規定一人要注射3次，如以每人平均2次計算，實際注射的只有57792人，占全縣人口的16%)，種痘僅51931人，傷寒注射僅5345人，白喉注射僅7062人。在這些數字中間有一部分是通過私人關系索取到‘注射證’、‘種痘證’，根本沒有打針種痘，只是空記一個名，因此實際上所接受的預防接種人數還不到此數。”①另外，廣州、北京等疫情較為嚴重的第二輪志書在記述“非典”時，可以附上一些典型的防治事例和重點病例，以增強志書的可讀性，同時也提高志書的存史、資治價值。在這方面，《欒城縣志(1993～2005)》②在衛生篇疫病防治中用1200多文字(含兩幅插圖)記述完欒城縣防治“非典”的總體情況后，就用延伸閱讀的形式介紹一個村莊防治“非典”的情況;《金塔縣志(1990～2008)》在記述非傳染病防治時，也列了10個典型病例(包括基本情況、發病狀況、治愈情況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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