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28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準確認識喬姆斯基的理論貢獻，既需從其語言研究出發，也需跳出語言本身，探究其語言理論背后的哲學訴求。喬姆斯基語言研究的出發點可被概括為:人類是如何在證據如此之少的情況下知道的如此之多?這明顯是一個哲學認識論問題。對此問題，喬姆斯基通過語言
摘要:準確認識喬姆斯基的理論貢獻，既需從其語言研究出發，也需跳出語言本身，探究其語言理論背后的哲學訴求。喬姆斯基語言研究的出發點可被概括為:人類是如何在證據如此之少的情況下知道的如此之多?這明顯是一個哲學認識論問題。對此問題，喬姆斯基通過語言研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認為人類知識的獲得是兩個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人類進化而來的生理基礎與人接觸世界的經驗，前者決定了認識的形式與內容，后者激發認識活動開始并檢驗認識結果。該回答延續了笛卡爾、康德以來的理性主義認識論傳統，卻又對其進行了自然化改造，客觀上促成了理性主義的當代復興。
關鍵詞:喬姆斯基;認識論;理性主義;自然主義
喬姆斯基的研究縱貫語言學、哲學、認知科學等多個學科，分析其理論貢獻，厘清其理論特質，既需全面涉獵相關學科，更需正本溯源，追問其研究的出發點和最終目標。這便越發要求我們關注其哲學家身份和理論研究的哲學貢獻。
一、有關喬姆斯基哲學家身份的爭議
有關喬姆斯基的哲學家身份仍存在不少爭議。語言學家對喬姆斯基哲學家身份的看法呈現兩極分化，其語言學理論的支持者認定他“是一位重要的哲學家”[1]1，但其語言學理論的批判者則多認為他對理性主義傳統的復興不合時宜[2]，對自然主義的堅持又缺乏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的支撐[3]201，所以算不上是哲學家。
哲學家們對喬姆斯基哲學家身份的態度同樣復雜，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認為喬姆斯基已然是一位重要的哲學家。在國內外多本哲學史相關類著作中，喬姆斯基已獲得了與主流哲學家同等的論述篇幅，如劉放桐《現代西方哲學》(1981，第10章第5節)、全增嘏《西方哲學史》(1985，第14章第2節)、A.J.艾耶爾的《二十世紀哲學》(1982，第9章第1節)、施太格繆勒的《當代哲學主流(下)》(1986，第1章第1節)等。基于此，普特南宣稱:“喬姆斯基是一個主流的哲學家與一個偉大的語言學家。”[4]
第二類態度認為喬姆斯基有重要的哲學影響，取得了“當前世界最為令人稱道的智力成就”[5]，“最值得閱讀”[6]，但就其理論貢獻而言，他主要還是一位語言學家，如吉爾伯特·哈曼在其主編的《論喬姆斯基———批評文集》的序言中宣稱“沒有比喬姆斯基的語言理論對當代哲學影響更大的了”[7]ⅶ。這句話中，哈曼關注的顯然是喬姆斯基“語言理論”的哲學影響，而不是其“哲學理論”或者“哲學思想”。再如國內知名學者陳嘉映在其所著《語言哲學》一書中寫到:“喬姆斯基的理論雖然富有哲學意趣，但其主要內容是語言科學而不是哲學。”[8]256
以上簡要綜述說明，雖然研究者對喬姆斯基的哲學家身份仍存在爭議，但對其理論研究的哲學影響卻普遍認可。
二、喬姆斯基的語言研究
為了討論喬姆斯基的哲學貢獻，我們需要首先深入了解一下喬姆斯基的語言研究工作。喬姆斯基語言學研究的整體思路可歸結為以下三個問題:
(1)什么是語言?
(2)為什么要研究語言?
(3)如何研究語言?
對這三個問題，喬姆斯基的回答分別是:
(1)語言是人類的生理官能，是人類的認知器官之一，它是內在的、個體的、內涵的，不存在作為社會共識的公共語言;
(2)語言是心靈的鏡子，因此在當前自然科學還無法為人類的認識現象提供恰當解釋的情況下，對語言的研究可以為解開人類的認識之謎提供一把鑰匙;
(3)研究語言應該堅持笛卡爾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采用內在化視角對語言進行理想化設定和形式化描述，并基于皮爾士“溯因推理邏輯”形成“當前最佳理論假說”。
“當前最佳理論假說”是一個可以隨著研究推進而不斷變遷的概念，喬姆斯基的語言研究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先后形成“經典理論”“標準理論”“標準理論及其擴展”“管轄和約束理論”“最簡方案”等幾個主要的理論假說階段，經歷了多次的自我否定、自我革命過程。
三、喬姆斯基語言研究背后的哲學訴求
(一)認識論之謎
上述三個問題比較清晰地描述了喬姆斯基語言研究背后更高的理論訴求———通過語言研究找到探究人類心靈的一把鑰匙。由此可見，喬姆斯基所關注的并非僅是語言，更是希望通過語言研究來透視人類的認識系統，為解開人類知識來源的奧秘提供自己的方案。
喬姆斯基自述其一生關注的是兩個基本問題:(1)我們是如何在證據如此之少的情況下知道的如此之多?(2)我們為何在證據如此豐富的情況下卻了解的如此有限?[1]179前一個問題被稱為“柏拉圖的問題(Plato’sProblem)”，它有關知識如何習得，明顯是一個認識論問題，喬姆斯基嘗試通過復興理性主義來加以解答。后一個問題被稱為“奧威爾的問題(Orwell’sProblem)”，它是一個政治問題，喬姆斯基借此充分表明在自由、民主外衣之下美國政府如何利用新聞媒介控制人們的思想。本文關注的是第一個問題。對于這個問題，蒯因等人曾發出過相似的追問，我們不妨將這一問題稱為“認識論之謎”。
經驗主義者視感覺經驗為人類知識的唯一來源，這一點看似確定無疑，但實際上卻暗含著眾多的不確定性。其中首要的問題是:感覺經驗是如此零散與膚淺，為何人類獲得的理論認識卻如此系統且深刻?解答這一問題需進一步解釋從經驗到理論認識的上升途徑。對此，經驗主義內部很難取得一致的意見，這也就為休謨式的懷疑論和邏輯經驗主義式的邏輯抽象與人工語言構建提供了生存的土壤。然而，就這兩者而言，休謨的回答僅推進了對知識形成問題的思考和質疑，但回避了問題本身;邏輯經驗主義者則試圖基于人工構建的符號和邏輯形式來為知識尋求確定的基礎，但這種拋開人類自然認識方式的做法無異于“走捷徑”，仍難以解釋人類知識形成的真實路徑。邏輯經驗主義最終的失敗其實是與生俱來的。理性主義者看到了經驗主義問題的本質，因此提出了“天賦性”觀念，希望為知識的來源找到更加可靠的依據。然而無論是笛卡爾式的“天賦觀念”，還是康德的“先驗認識形式”，雖然它們均是依據各自時代科學研究成果進行的設定，但基于現今的自然科學視角，它們又無疑都帶有一定的“臆想”成分。
(二)認識論自然化的路徑:喬姆斯基與蒯因
就當前的認識論研究而言，無論是經驗主義還是理性主義，都不可能再簡單依據哲學思辨來做出回答，借鑒自然科學的發展成果既不可或缺，也是當務之急，這便催生了認識論的自然化轉向。在推進認識論自然化轉向的道路上，喬姆斯基和蒯因均舉足輕重。相信通過與蒯因的對比，喬姆斯基的哲學訴求與理論貢獻將會更加易于確定。
喬姆斯基與蒯因互為最主要的論敵。兩人對“本體論”“行為主義”“分析/綜合區分”“整體主義”等的看法區別明顯，他們甚至對“語言”“理論”“規則”“自然科學”等具體概念的理解也相去甚遠。然而，我們的研究發現，兩人在理論認識上的實際區別并沒有兩人分屬的“主義”———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標識的那樣顯著。從研究目標、研究路徑到具體研究方法，兩人都表現出了明顯的相似之處。首先，在研究目標上，兩人的研究都旨在為“認識論之謎”提供解答，即人類是如何在貧乏的感覺經驗輸入的基礎上形成洶涌的理論輸出的?其次，在研究路徑選擇上，兩人均以語言為切入點，以兒童語言習得過程來具體解釋人類的知識獲得過程。最后，在研究方法上，兩人均采用了理想化、形式化的手段來描述并解釋兒童的語言習得過程;并且在最終檢驗理論成果時，兩人均轉向了自然科學，均認為人類認識論問題的最終解決需求助于對認識能力“深層解釋”的實現，即需最終依賴腦科學、神經科學等自然科學的不斷發展。因此，如果簡單以“主義”之名將兩人決然對立，非但無益于對認識論自然化問題的討論，反而會平添諸多誤解。
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的本質區別在于對知識來源與知識獲得方法的認識不同。喬姆斯基自稱是理性主義的復興者并被認可，這主要是源于他對“天賦”概念的重新定義與對演繹邏輯方法的運用。在其實際的理論構建中，相對于經驗事實，他對人類的天賦認識能力更加倚重。然而，仔細分析我們會發現喬姆斯基實際上并沒有遠離“經驗事實”，尤其是沒有遠離當前自然科學的研究進程。首先，“天賦”僅指“天生具有”，它并非來自上帝，也不神秘，生物進化與基因遺傳是其存在并不斷延續的基礎;其次，以語言能力為代表的“人類天賦認識能力”僅指人類的一項生理機能，從生物學角度而言，它與人類基本的視覺能力、算術能力、圖形認知能力無異;再次，經驗事實雖不是理論認識的直接來源，但它同樣重要，因為正是它激發了人類的認知官能從而形成理論假說，并且為假說的進一步檢驗提供最終依據。簡單而言，喬姆斯基的理性主義研究路徑就是基于人類天賦的認識能力與經驗事實進行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過程，這一過程與一般的自然科學研究沒有什么兩樣。這也就不難理解卡茨為什么會略帶批評地說:“喬姆斯基與蒯因一樣是一個經驗主義者。”[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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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蒯因作為一位經驗主義者，他對行為主義的重視表明他希望為理論研究建立一個可以確證的經驗基礎———可觀察且可以重復驗證的經驗事實，而他在具體研究過程中對于邏輯分析方法的運用則說明他希望找到一條從經驗事實上升到理論認識的可靠道路。這兩條均不必然會導向經驗主義。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即使“頑固地”堅持行為主義，蒯因也從沒有直接否定心智現象的存在，表明他對于行為主義的堅持只是方法上的選擇，不應該完全將之歸于他的經驗主義立場。至于邏輯分析手段，因其嚴密、精確，是有效的理論推理方式，不僅被蒯因等經驗主義者采用，同樣也被牛頓、愛因斯坦、喬姆斯基等采用。因此，作為一種技術手段，這并不構成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的區別，自然也就無法構成喬姆斯基與蒯因之間的區別。
喬姆斯基在改造理性主義認識論的過程中選擇了自然主義，這實際上是適應自然科學發展的必然選擇。正如喬姆斯基在給本文作者的電子郵件回復中提到的:“沒有人還可能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理性主義者，正如沒有物理學家可以依然是一個牛頓主義者一樣(Noonecanpossiblybearationalistinthetraditionalsense，justasnophysicistcanbeaNewtonian)。”作為傳統理性主義的復興者，喬姆斯基實際復興的是這一傳統之中的科學認識論部分。蒯因在改造經驗主義認識論的過程中同樣也選擇了自然主義，這無疑也是適應自然科學發展的結果。相比于之前的邏輯經驗主義者而言，他的選擇將經驗主義從人工構建中帶回到了現實世界。而當發現現實世界已經高度自然科學化之后，他理所當然地認為，作為“心理學”一部分的認識論，其研究的自然化是大勢所趨。所以，看似是自然化將喬姆斯基與蒯因聯系了起來，但就其更深層的原因而言，真正將他們聯系起來的卻是他們對自然科學的信任以及他們解決人類認識之謎的責任感和為此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基于其理性主義和自然主義立場，喬姆斯基對認識論之謎(柏拉圖的問題)做出了回答:人類的知識是兩個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即人類先天的生理官能(提供特定的知識結構)與后天的經驗(激發官能生長)。以語言知識習得為例，兒童生來具有語言官能，亦可被稱之為“普遍語法”，它包含一些固定的原則，這些原則與一些參數相連，在后天不同語言經驗的激發下，參數得到有效且多樣的設定，并形成了不同的具體語法。這也同時解釋了人類兒童可以快速且輕易地學會各自母語的原因。
四、喬姆斯基的理論特質
上節討論在確定喬姆斯基對哲學認識論的理論貢獻之外，也可能會給人造成另一種印象:作為理性主義的復興者，喬姆斯基緣何又與堅定的經驗主義者蒯因如此相似?對這一問題進一步追問要求我們梳理喬姆斯基的理論特質。
(一)雙重理論繼承關系
就理論淵源而言，喬姆斯基存在著對理性主義傳統和分析哲學的雙重繼承關系，但現有研究對這一雙重繼承關系卻存在著明顯的“誤解”和“不解”:“誤解”多表現在喬姆斯基對理性主義的復興上，“不解”則多存在于他對分析哲學方法的借鑒上。
先來看“誤解”。如上節所述，解釋認識論之謎是喬姆斯基哲學思想的出發點與歸宿。喬姆斯基對該認識論問題的回答遵循了理性主義的基本思路，這表現為，一方面他堅持“天賦性”，認可天生知識結構的存在，認為人類的認識并不是完全來源于經驗;另一方面他堅持內在化、理想化、形式化的理論構建之路，認為基于經驗事實提出假說并加以演繹是理論形成的基礎。然而，喬姆斯基復興的理性主義是經過自然化改造的理性主義，尤其表現為:首先，“天賦性”的基礎是自然進化與生物遺傳;其次，經驗始終是理論假說形成的基礎與理論獲得檢驗的最終依據;最后，所有的理論成果均需依據新的經驗事實和科學進展不斷加以檢驗、革新。基于改造后的理性主義立場，喬姆斯基認為，人類對世界的認識是兩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人類進化而來的生理基礎與人接觸世界的經驗，前者決定了認識的形式與內容，后者激發認識活動開始并檢驗認識結果。這一回答實現了對笛卡爾理性主義思想的自然科學式解讀，并且“(至少是部分地)把康德的先驗哲學綱領轉換為一種經驗上可檢驗的認識論綱領”[10]208。相對于笛卡爾，喬姆斯基對知識來源和知識形成方式的論述更接近于康德，當然這并非因為喬姆斯基更多地借鑒了康德的思想，而是因為相對于笛卡爾，康德的研究更多地借鑒后世的科學研究進展。這同時也在提醒我們轉變對理性主義傳統的態度，認識到理性主義內在地包含著科學訴求。正確理解理性主義傳統，既不能脫離當時的語境和自然科學發展水平，看到其各發展階段的優點與局限，同時也要能夠適時跳出歷史語境，看到其為解釋人類認識之謎做出的不懈追求和追求過程中一以貫之的探索精神。——論文作者：胡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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