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20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1949年以來，學界有關中華服飾文化遺產、知識譜系及文明符號等的研究成果大量產出。從社會歷史、民族特色、民間民俗、文化遺產以及時尚創新等視角，梳理了近年來國內外有關中華服飾研究的相關成果;并對已有研究進行評述，指出中華服飾中的最新出土實物
摘要:1949年以來，學界有關中華服飾文化遺產、知識譜系及文明符號等的研究成果大量產出。從社會歷史、民族特色、民間民俗、文化遺產以及時尚創新等視角，梳理了近年來國內外有關中華服飾研究的相關成果;并對已有研究進行評述，指出中華服飾中的最新出土實物、“服飾民族學”范疇、藝術人類學方法、“非遺”品牌、“中國時尚”理論等的相關研究依然欠缺。基于現有研究成果，立足新時代背景，將中華服飾研究的新時代價值凝練為4個方面: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彰顯國家形象的高度、悠久歷史的深度;打造服飾時尚名片，彰顯創新設計的力度、中國風格的亮度;實現人文精神傳承，彰顯文明互鑒的廣度、價值耦合的厚度;建構中華特色“衣文明”，彰顯文化自信的氣度，時尚未來的寬度。
關鍵詞:新時代;中華服飾文化;研究評述;新時代價值
中華自古便有“衣冠王國”的美譽，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標志著中華服飾制度基本確立。自人類生活伊始，服飾便在自然進化中求得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既是物質文明的結晶，又具有精神文明的內涵。中華各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以頑強的意志和超凡的智慧，創建了獨特、罕見的中華服飾語言，匯集成中華民族服飾文化的華章，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民族文化的保護、傳承與復興，提出了新的時代選題，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2020年10月2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再次提出了“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強文物古籍保護、研究、利用，強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加強各民族優秀傳統手工藝保護和傳承”的戰略布局和時代號召。因此深入研究、闡釋中華服飾等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構成、發展脈絡及風格特征等是時代所需。
1國內外研究現狀
1.1國內研究現狀
1.1.1中華傳統服飾文化史論研究史論研究成果以考古學結合文獻學、圖像學等的實證研究為主。首先是通史研究，以專著為主，代表性成果有:沈從文[1]立足歷朝歷代石刻、畫像、陶俑及出土文物等，詳細梳理了上自舊石器時代、下至清代的典型服飾品類及服飾現象，拉開了中華服飾專門史的研究序幕，為服飾文化考據學提供了重要的學術研究范式，更為中華服飾史論研究奠定深厚的理論基礎;周錫保[2]首次遵循歷史朝代的時間脈絡，系統完整地勾勒出中華服飾的起源、服飾制度的形成，以及各朝代不同階級、不同群體穿著服飾的品類、形制、裝飾、細節等，這些成果對國內服飾相關專業教學、設計實踐和戲曲創作等極具參考價值;此外，還有黃能馥等[3]、孫機[4]、華梅[5]等學者，從民族交融、藝術發展、技術更新等角度，對中華服飾文化史作出梳理，透徹考析了服飾史中的重要變革，一展中華服飾之盛況，為當下中華民族服飾的文化闡釋和理論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斷代史研究方面以專著為主。例如蘭宇[6]重點采用圖像學方法，對唐代服飾的緣起、嬗變及美學問題進行研討;王雪莉[7]主要從考古學視角，對宋代服飾文化史中獨特的文化現象進行專題考析，如服飾制度的繼承與改進、常服的禮服化、異族服飾涵化以及奇裝異服現象等;王熹[8]則從服飾品類的分化與細化著手，對明代社會各階層服飾形制進行全面整理;孫彥貞[9]直接從滿漢交融切入，在民族學框架下對清代女性的“服”與“飾”及其蘊涵的文化符號進行深入考察;崔榮榮等[10]則分別采用藝術考古、田野考察、圖像視讀等方法，對明代以來服飾變革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進行抽絲剝繭式的梳理。此外還有期刊論文和學位的斷代史研究成果，如明史專家陳寶良[11]立足文獻學方法論，試圖還原和再現明代服飾中的“倫理世界”和“時尚世界”，有效深化和細化了中華服飾的史論研究，為此注入新的學術觀點。
1.1.2民族學視角下中華服飾藝術體系及特色研究國內對以民族劃分的少數民族服飾或特殊地區服飾研究成果頗豐，如祈春英[12]從少數民族的經典服飾、文化遺存、文化特征、文化功能、頭飾文化、服飾與舞蹈、典型工藝等方面對其服飾展開研究，并對少數民族服飾文化傳承與發展提出建議。此外，還有大量學術著作從歷史、地域角度對傳統少數民族服飾進行深度解讀，如李肖冰[13]從歷史、地理、風俗習慣等方面介紹西域典型服飾，并用大量圖像清晰直觀地構建西域民族服飾發展的歷史體系;包銘新[14]以歷史上北方代表性的少數民族族群為載體，結合目前遺存的考古實物，論證北方少數民族的歷史變遷，構建北方少數民族發展變化的歷史脈絡;鄭炳林等[15]運用石窟藝術圖像及相關原始資料，對敦煌石窟中少數民族服飾的發展及變遷進行美學研究;段梅[16]從歷史學、民族學的角度，論述了中國55個少數民族服飾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服飾特征以及制作工藝等;戴平[17]從文化生態學、美學、民俗學等視角，對中國少數民族服飾進行研究;鐘茂蘭等[18]通過在民族地區實地調查獲得一手材料，對各民族服飾的歷史與現狀、外在特征與文化內涵等進行比較。此外，還有大量研究少數民族服飾文化的專題性學術論文[19-21]，研究方法和思路基本是對前人的借鑒。研究者通過對中華各地民族服飾的考察與闡釋，基本建構了中華服飾藝術體系，也彰顯了各民族服飾的藝術魅力與價值特色。
1.1.3民俗民間視角下的中華傳統服飾研究清末民初，民俗學家張亮采的著作[22]是國內已知最早的社會風俗史研究成果，其首次分門別類地梳理了中國風俗的發展歷史。此后更系統和全面研究社會民俗、風俗文化的著作逐漸豐富，以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民俗行為(如婚俗、禮俗、喪俗等)為基礎進行研究的學者有楊樹達[23]、尚秉和[24]、高洪興[25]等。周汛等[26]以服飾風俗形成、流布和嬗變為考察重點，對傳統服飾中的披發覆面、插筓習俗、穿襪禮節、配綬制度、扎巾風俗以及成人禮俗等逐一展開解說;華梅等[27-28]指出，服飾不僅是人類外表的物質包裝，而且具有多重精神含義，它凝聚了人類的智慧、對未來的希冀等諸多文化內容。此外還有一些論文類研究成果，李俞霏[29]以地方禮俗服飾為對象，全面探討禮儀服飾的形制、面料、工藝、裝飾及其蘊涵的文化等。一些學者從歷史學角度追溯古已有之的風俗習慣，如徐杰舜[30]、宋兆麟[31]、陳東原[32]、嚴昌洪[33]、陳來生[34]等，從性別文化等視角總結了傳統風俗的變遷與發展，為研究中華傳統民俗服飾文化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1.1.4傳統紡織服飾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①傳統裝飾技藝的研究成果頗豐。潛心研究刺繡的如李宏復[35]、王欣[36]等，先后從紋飾設計、工藝技巧、審美裝飾、代際傳承等方面，對中華刺繡的藝術表征進行了專題研究;專心研究織造的如陳澄泉等[37]、樸文英[38]、張道一[39]等，主要從“技”“藝”共生及其對文化符號指代的角度，對傳統紡織織造技藝進行解讀，重點研究中國絲綢織造技藝的歷史傳承和現實影響;致力于印染類研究的如于雄略[40]、吳元新[41]等，以灰染為主要研究對象，同時涉及扎染、蠟染和夾染等相關民間印染技藝，基本完成了民間印染知識譜系的系統構建。②傳統服飾制作技藝的研究相對較少，且集中于少數民族服飾。陳美娟[42]、楊玲[43]等，通過田野調查的方式采集記錄了地方少數民族服飾完整的制作過程。涉及漢族服飾制作技藝的研究主要針對服飾部件，如魏娜等[44]、王憶雯[45]、王艷香[46]等，依托清末以來的傳世實物資料，測量傳統襟邊緣飾、眉勒等，最大限度地還原并剖析經典的制作工藝。③特定類型的服飾制作研究成果，如李薇[47]以劇裝、首服、足履、道具為載體，復制、復原了傳統京劇服飾的制作技藝及設計規律。
1.1.5立足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的時尚創新研究新世紀以來，中華服飾由20世紀90年代的“身體解放”開始走向“多元發展”和“自覺自信”，服飾中的“民族性”逐漸成為設計師及理論學家關注的焦點。權衡服飾中的“民族性”和“時代感”，探討中華民族新時尚，成為了實踐和研究的議題。劉元風[48]針對“新中裝”，從歷史、文化、學術的視角，真實、準確還原了2014年APEC會議領導人服裝的設計過程，并從“廓型、面料、色彩、紋樣、工藝”角度，規范了新時代“新中裝”的風格范式;蘇珂[49]在梳理旗袍流行發展、裝飾細節后，從二維、三維、四維等設計層面開展新時代旗袍的時尚設計研究，探尋傳統旗袍在當代社會中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值得一提的是，賈璽增[50]著《中國服裝史》，在詳細解讀中國服裝發展脈絡，對比展示服裝款式、裁剪結構、工藝細節的同時，還大量列舉了東西方時尚品牌及設計名師的經典作品和成功案例，分析中華歷史素材向國際時裝轉化的技巧與路徑，將服裝理論與時尚設計有機結合。民族時尚研究的期刊及學位論文較多，如潘雋媛等[51]、楊靜等[52]、張寶華[53]等，在新時代新生活方式的背景下，考析傳統服飾的“形色之美、技藝之美、寓意之美”，結合新技術、新產品、新理念，探索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時尚產品方案。
1.2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針對中華服飾的理論研究，主要從藝術人類學視角依托傳世實物及田野考察展開。首先在文化遺產角度，國外相關博物館機構對其藏品的出版與展示介紹，如美國CRILLR等[54]，以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館藏中國紡織品、服飾藏品為例，宏觀展示中華服飾及絲綢精品的藝術風貌;其次是人類學家及漢學家對于中華服飾文化的理論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有美國GARRETTVM。他早在1988年便開始關注中國民間服飾，全面考察了近現代中國南方包括香港地區民間服飾的發展概貌[55];1994年著ChineseClothing(AnIllustratedGuide)[56]，部分內容介紹中國大襟襖褂和民國旗袍的形制特征;1999年，聚焦中國極具代表性的服飾品類———龍袍和極具代表性的紋飾———官補，同樣從實物觀測的視角，考證中國明清時期宮廷帝王服飾及各類官補的形制、工藝、裝飾、符號等[57-58]。GARRETTVM還主編了ACollector'sGuidetoChineseDressAccessories[59]等華服研究著作。此外，還有研究弓鞋的學者JACKSONB[60]，立足田野考察，尋覓中國纏足女性最后的足跡，從性別文化的視角對中國女性纏足習俗的文化背景、符號內涵及其在近現代的存留展開專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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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國外學者對于中國傳統服裝工藝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建樹。如FINNANEA[61]在研究中國辛亥革命時期高領緊身襖、五四運動時期學生裝的同時，還指出當時“家庭作坊式制衣方式”讓位于“機織方式”，且國外進口布料也漸漸占據一席之地;VOLLMERJE[62]詳細介紹了清代滿漢服飾的特點，敘述布料上各種紋樣的設計、繪制制衣工藝圖、詳解制衣步驟等，并分析其在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意義、社會影響和文化內涵。此外還有CHEANGS[63]，MARYWB[64]等，對中華服飾中的龍紋、緙絲等經典藝術符號展開專門解讀。
整體而言，隨著中國國力的日漸強大，越來越多外國學者將目光投向中國，中華服飾的歷史文化和藝術也成為很多外國學者的研究方向。但目前西方學者對中華服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代以來的服飾現象，且熱衷于對龍袍、旗袍、弓鞋等獨具東方異域情調的服飾品類的專門研究，難以完成通史、專門史、譜系類的系統性研究。
2中華服飾文化研究評價及發展趨勢
盡管服飾學界已取得一定成果，但與龐大的中華民族文化相比仍顯不足，特別是在將設計學與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等交叉建構中華服飾文化體系，以及對新時代中國時尚的研究等方面依然任重道遠。
2.1最新出土服飾實物的考證
服飾屬于物質文化范疇，物質性是其第一屬性，因此實物研究是服飾歷史研究中最具說服力和實證性的范式。近年來，隨著各地域、各時代文物的大量出土，以及文博系統中紡織服飾類館藏實物信息的公示，大量最新的地下紡織服飾遺存走進人們視野。這些珍貴的歷史實物，是最具研究價值的一手資料。作為歷史生活的“親歷者”，實物的實證性要遠高于文獻及圖像，甚至是口述。這批未被研究的實物，亟需學者考察、測量、對比、研究、思辨，從而對已有研究成果進行質疑、補充和撥正，敢于“重寫”中華服飾文化史。
2.2從“民族服飾學”走向“服飾民族學”
現有中華服飾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民族服飾學”層面，即聚焦特定民族、支系、地域人群的服飾研究。研究方法、對象和思路的趨同性較為嚴重，較易陷入服飾“史略研究-形制研究-工藝研究-裝飾研究-文化研究”的一般邏輯和學術套路之中。簡言之，目前較為缺乏對“服飾民族學”的界定、思考和理論建構。“服飾民族學”區別于“民族服飾學”，“民族”成為了概念的界定，而非研究的視角和方法，甚至是對象。“服飾民族學”主要研究服飾中民族屬性及民族學相關議題，如不同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細節、規律、價值，以及民族內部之間基因流動、更新、積淀，并且從服飾層面實證和構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格局，這是服飾學者值得深入的學術議題。
2.3民間服飾藝術研究中的藝術人類學介入
縱觀目前國內的民間服飾藝術研究，由于起步較晚、學理較淺，經常出現“重物輕人”“重服飾表象，輕人為生活”的問題。從研究視野及方法創新的角度看，藝術人類學是民間服飾藝術研究值得思考和介入的重要學理之一。服飾學者在開展田野考察的同時，除了采訪、記錄和測量服飾本身的物質形式信息及觀察服飾自身的演繹和嬗變外，更重要的是對服飾的制作者、穿著者、觀看者，甚至是收藏者等本體的關注，對人保持極高的敏銳度，擅于觀察、關注、分辨、解構、解讀和服飾產生關系的人的言行舉止。這是藝術人類學研究的要義之一，也是當下服飾研究者的盲點。
2.4經濟史視野下的相關“非遺”品牌研究
“非遺”作為新時代中華民族文化復興征程中的重要形式和載體，其所承載的使命，不僅是自身的文化符號意義，更重要的是其潛藏的巨大經濟效用。激活“非遺”的具體做法有:①各方要加大對當下“非遺”文創產品的研發力度，以及對“非遺”相關時尚產業的實踐和研究深度。②學者要重點關注“非遺”在歷史中曾經發揮過的經濟價值。據最新文獻考據，目前國家級“非遺”———顧繡，自明末清初從畫繡向“商品繡”轉變之后，迅速成為了蘇州刺繡、江南刺繡以及中國刺繡的代表性符號，無能出其右者，迸發出巨大的商業價值，成為當時民間商賈、朝野賞賜和國際出口等的重要產品。而如今名聲大噪的“蘇繡”，在當時根本“默默無聞”，史料記載幾無。因此，歷史中的顧繡是如何實現其商業化和品牌化，后又因何沒落;而異軍突起的“蘇繡”，是何時被何種力量建構的，這些經濟史視角下的“非遺”符號價值和現實啟示研究，將是今后的重要方向。
2.5新時代中國時尚的理論構建
目前的民族時尚研究仍以實踐性綜述為主，并未從設計學、藝術學等藝術理論的本源上將時尚設計的方法、原則和過程等提煉出系統的理論成果。換言之，研究成果僅通過提煉傳統服飾中的裝飾設計元素，并將其設計運用到現代時尚產品上，只是賦予了作品一些吉祥的文化寓意和民族屬性，但其只能算是一項合格的實踐性綜述，或設計綜述，而非設計理論。因此，新時代的學者和設計師須從理論的層面思考構建真正的中國時尚。——論文作者：崔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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