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20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通用語的前提是人類交際必須在享有共同語碼的群體中進行，共同語碼規定了交際雙方需要遵守或接受的規則。對于不同類型的文字或語言，不能根據使用它的民族文化發展狀況作為評判標準。世界文字主要分為表音系統與表意系統兩種類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
摘要：通用語的前提是人類交際必須在享有共同語碼的群體中進行，共同語碼規定了交際雙方需要遵守或接受的規則。對于不同類型的文字或語言，不能根據使用它的民族文化發展狀況作為評判標準。世界文字主要分為表音系統與表意系統兩種類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書面語采用表音的文字系統，而漢語書面語則是表意文字系統類型的典型代表。漢字言文不一致，晚清以來學界一直都有人對此頗多詬病，甚至不乏有人推動“言文一致”的文字改造運動。但是，漢字對維護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無疑啟迪了人造通用語的理念和實踐。世界語描繪了一個世界大同的語言烏托邦，實際上是一種樂觀的在科學主義層面上生發的語言烏托邦。以吳稚暉為代表的《新世紀》派提出的廢除漢字、徑用萬國新語的主張，雖然其渴望“進步”、追求變革、向往“世界大同”的心理動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廢棄漢字而使得民族文化無以立根的民族虛無主義思維邏輯卻是不可取、不可行的，其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上的唯理主義、獨系進化論和價值一元論的烏托邦主義心態則是應該加以反思的。無論是強調漢語需要一切歐化，還是強調漢語的不可更改性，從根本上都可歸結到文化自信上來。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漢語的優長處，立足于作為表意文字的漢語漢字的根柢而堅定文化自信，在適當借鑒外來語言的基礎上，使漢語更加精細化，更具有審美性。
關鍵詞：言語中心主義;語言烏托邦;世界語;普世主義;無政府主義;唯科學主義
巴別塔的隱喻讓人們看到了語言差異帶來的不便，出于消除交際不便的考慮，對于國際通用語或民族通用語的選擇與創制一直都處于進行時中，至今仍眾說紛紜，難定一尊。通用語的前提是人類交際必須在享有共同語碼的群體中進行，共同語碼規定了交際雙方需要遵守或接受的規則。不過，“從思想史的角度看，發現或發明一種超越國界和文化疆界的通用語，其意義并不限于促進便捷的交流”[1]131，正是這種超出“便捷的交流”之外的訴求，以及種族、文化的差異，使得國際通用語或民族通用語的創制和推廣面臨種種困境。畢竟，通用語是在語言工具層面上的樂觀考量，它忽視、摒棄了語言文字背后所承載的文化、思維、經濟甚至意識形態諸因素的影響。但是，語言除了交際工具這一功能外，還有意識形態屬性[2]，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們評價語言優劣的標準，甚至成為改革或廢棄某種語言的動因。近現代中國對世界語的接受與使用，就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層面上展開的。明明是工具屬性的語言文字，卻要承擔意識形態、文化、經濟等多元訴求，其中的悖謬與無奈值得研究。迄今為止，學界關于語言烏托邦的研究成果不多。王一川分析了語言烏托邦與20世紀美學的關系問題，他所指涉的“語言”“實際上已不僅指原本意義上的語言，而且類比地和擴展地指整個符號表意行為及其表意系統”，同時，“還涉及其‘背后’或‘深層’的一整套語法、規則或慣例系統，以及相應的社會性環境和需要”，重要的是從語言與歷史相聯系的角度，闡明語言烏托邦的根源以及語言的巨大魅力[3]。劉進才分析了《新世紀》派“廢除漢字”的語言變革主張，指出《新世紀》派以進化論為理論資源實行萬國新語的世界大同美好理想，寄托了對民族文化和未來社會的積極思考[4]。王櫻子通過評介郭勇《“言文一致”與中國文學觀念的現代轉型》一書，分析語言烏托邦的歷史內涵，指出“語言、文字既是本身富有審美意義的主體，也是傳聲達意的工具之一”，在實現民族國家認同的愿景基礎上，近代知識分子渴望世界“大同”，一切以西為是，語言烏托邦的實踐主要表現為對言文一致的訴求[5]。
對作為語言烏托邦重要內容的世界語(萬國新語)的研究，學界關注點主要是世界語運動的發展，以及以世界語為中介的譯介活動所承載的特殊文化內涵，有親歷者的講述，也有學術研究的反思與審視。宋炳輝認為，世界語運動是國際文化交流史上一個特殊的語言文化現象，世界語是一種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人工輔助語，它對跨語際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內蘊復雜的文化功能。近代以來中國以世界語為中介進行的外國文學譯介，多以中東歐弱小民族文學為對象，“其中包含了世界主義的大同理想和弱小民族的對抗意識的矛盾并存，也體現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發生的內在緊張”[6]。余露分析了清季世界語的引入及其引發的討論，指出世界語運動無論是輿論宣傳還是實際推行和使用，都依附于對“‘世界’各種相關觀念極為主動而普遍的運用”，世界語“其方便國際交流的功能被拔高和幻化成向外求索的方向和全球大同的理想。這種向往，是對線性進化序列上更高層級的渴望。這種大同，是一元化思維下改變自己符合他人的相同和一致”[7]。張仲民分析了劉師培對世界語的推介與倡導，以“世界主義”與超越民族國家關懷為目標，指出其選擇世界語是讓中國迅速學習西方、融入世界、實現文明開化和世界大同的一條捷徑，但劉師培對世界語過于理想化、忽略了世界語本身的缺陷，強烈的語言專制心態突顯了其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的烏托邦追求[8]。鄧偉梳理了五四時期《新青年》的世界語討論，指出其參與者多為五四新文化陣營或不同程度同情五四新文化之人，這一討論屬于五四新文化陣營的話題，并在內部存在較大分歧。就整體而論，這一討論不失為中國語言文字現代轉型的一次重要事件，“它極端地表現出這一時期中國語言文字變革的歐化傾向”，“也折射出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語言文字的現代白話文道路在‘五四’時期已然確立了”[9]。鄧軍以1920年代中等生對世界語的學習與實踐為研究對象指出，雖然世界語自20世紀初傳入中國便被打上了精英知識分子的烙印，但在20年代卻吸引了一大批對于自身無法向上流動因而充滿恐懼與絕望而自稱“苦學生”的中等生，世界語給了他們一個人造的“希望”，可以幫助他們跨越地域與身份的區隔而與“世界人類”相連。通過世界語的視角，可以發現在那個不確定的時代，中等生是如何選擇人生實踐策略、對抗不斷下沉的命運的[10]。
共通語的創制與推廣，并非簡單工具意義上的語言實踐，實與近代以來超越民族國家主義的世界主義、人類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潮和社會運動密切相關。本文通過對語言烏托邦的理論分析，以世界語以中心，考察言語中心主義與漢語言文字改革的關系，在此基礎上，梳理人造通用語與世界語的推廣應用，并詳細分析《新世紀》派的世界語主張，探析其背后所內蘊的唯科學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底色，期冀通過這一問題的理論分析和實踐探討，對我國如何在當今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中，立足于作為表意文字的漢語漢字的根柢而堅定文化自信，提供歷史借鑒與理論參考。
一、言語中心主義與漢語言文字改革
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根據記錄語音和語義的情況，世界上的文字可分為兩種，即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通常意義上講，文字具有形、音、義三個要素，表音文字記錄音，由音再聯系到義，如英語、日文假名;表意文字記錄義，再聯系到音，如漢字。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文字本無優劣之分，也不顯示優劣之分。索緒爾指出：“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現前者。”[11]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中的文字都是適應其所記錄的語言的特點的，因此不同國家或民族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文字，對生活于其中的使用者來講都是“正確、適用”的。評判語言的優劣，應以語言性質的差異為標準，而不應以使用它的民族文化發展狀況作為評判標準。正如陳先達所指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是這個民族所固有的、為其生存條件所決定的。各民族的文化發展的程度和特點存在差異。……沒有任何一種文化可以被認為是凌駕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的。文化的價值不是絕對的，而是具有相對性的。‘一個完全用自己的文化作為準繩來判斷其他文化的人，是一個民族中心主義者。’”[12]26
西方學者立足于表音文字立場，將表音文字的優勢進一步放大，形成了言語(語音)中心主義。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中將符號分為兩類：一類是在場的、直接呈現意義的符號，如語音;一類是不在場的、間接傳達意義的符號，如文字。“所有發聲的語音都是在場的、直接呈現意義的符號，因為意義在其中與生俱來，內在于這個有血有肉的話語有機體中，一經說出來就直接呈現自身的意義。較之而言，那種不在場的符號，它的意義卻是后來人為附加的，它猶如一幅空白的畫布，人們可以在上面盡情描繪自己想要的圖案。”[13]38在胡塞爾看來，正是因為語音的在場性，它不僅傳達意義具有直接性，而且其意義世界充滿了生命氣息。文字卻不能實現這一點，因為它不僅只是沒有生命的冷冰冰的符號，而且其意義傳達具有不確定性，人們可以任意解讀這些文字。例如，對同一部文學作品，不同讀者的解讀就不同，一百個讀者可以看到一百個不同的莎士比亞，也可以對同一部作品中的同一形象有著一百種各自不同的解讀。因此，相比于語音而言，文字只是處于從屬地位的載體和中介，只是記錄和保存語音以起到傳承知識的作用。語音優先于文字，而且比文字更重要，原因就在于語音直接呈現了言語者明確的內容和意義，而文字由于不在場，大部分讀者無法把握文字所要明確表達的意義。胡塞爾的這一思想遭到了德里達的批判，稱之為“語音中心主義”，指出這是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變種。在德里達看來，語言不管是用語音還是文字記載，都是有生命的，不能以言語者是否在場來判定語音和文字的優劣[13]38-39。在德里達看來，這種言語中心主義源于西方“在場”的形而上學史：“在場(presence)是謂邏各斯以言說呈現，言說以詞語進行，詞語是聲音和意義相結合的符號，符號所指的意義來自邏各斯的理性，邏各斯借助言說的意義———聲音顯示為當下的在場。”[14]
如上所述，對于不同類型的文字或語言，不能根據使用它的民族文化作為評判標準。張世祿說：“語言是人類表達情感思想的一種工具，依著民族社會習慣的分歧和變異，演成錯雜不同的現象;……究竟哪一種語言可說是屬于優等，哪一種可說是屬于劣等呢?”[15]循著這一思路，他認為，在一般人看來，當一個民族的文化較優時，所使用的語言也是好的;相反，當一個民族的文化較劣時，同樣，所使用的語言也是劣的。在這種直觀的感覺中，所謂好的語言，表現的內容較豐富，詞句等發展得很完備。這一理論乍看起來頗有道理，但沒有任何學理支撐。晚清以來對漢語的不同看法及其爭論，大多都是這種感官式的評判，以在軍事、政治上顯示出優勢的外國文化為優，而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劣。如上所論，從學術研究角度看，語言的優劣不應以其所承載的文化甚至文化背后的因素作為評判標準，而應以其自身的適用性為標準。實際上，語言在傳播推廣過程中會受到經濟、政治、文明程度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一般而言，經濟發達或文明程度高的語言，或是某一國家的方言，會成為追捧的對象。清末以來中國漢字改革和言文一致的倡導與踐行，其出發點就在于此，同樣的評價標準也適用于不同類型文字的評價。
張世祿從語言學研究角度立論，認為不能根據使用語言或文字的民族的文化來作為評判語言文字的標準，這屬于靜態的學術探究。但對于晚清以來出于救亡、啟蒙、復興等考慮而進行的語言文字變革，卻又另當別論。單純從語言自身內部考察，“往往出于民族的不自覺”[15]，這在清代以前文言與白話的關系中可以見出，屬于語言的漸變。清末民初以來關于文言和白話的主張，則大多屬于語言的突變，有更多的人為因素在內，這不僅表現于主張文字救國時期切音字的創制和白話文的提倡，還有新文化運動中對白話文作為文學正宗的主張，都是一種語言的突變。霍布斯鮑姆說：“語言民族主義的爭奪焦點是書寫語言，以及在公共場合所使用的口語。”[16]在這種語言突變過程中，同時由于傳統/現代、先進/落后等因素的考慮，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訴求起到了重要作用。
語言由于其交際功能，在民族交往過程中，首當其沖地成為一個民族最為顯豁的文化特征。“獨立的、現代的民族語言是凝聚民族國家認同不可缺少的歷史條件，也是現代文化、現代學術和現代文學必要的土壤和媒介。”[1]82梳理歷史上以語言為主題的社會變革，我們發現，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訴求總是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但丁采用意大利語入文學，常被學術界看成民族主義觀念的起源。如上所述，世界文字主要分為表音系統與表意系統兩種類型。漢字是表意系統類型的典型代表。中西文化的不同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書寫系統的差別，西方國家主要以表音文字為主，中國以表意文字漢字為記錄語言的載體。從晚清以來一直談論的“言文一致”問題，也與對漢字的定位與理解有著直接的關系。對于如何認知作為語言載體的文字，更具體地講，我們如何對漢字的性質進行定位，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一直不斷進行著并且還將繼續下去的一個任務。需要指出的是，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既是一種文化的自覺與自豪，是反對‘西方文化中心論’，反對由于清中后期列強入侵、中國落后于西方所產生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又是吹響推動中華民族復興的精神號角”[12]113。從這一點來講，發現漢字之美、漢語之美就是當代的重要任務之一，而不會再有如清末以來廢除漢語漢字、全盤西化的種種文化自卑的言論與實踐。
文字是語言的記錄工具，文字之所以被創造出來就是為了克服語言音響的時空局限性。表音文字的形體直接與語音相聯系，語音不同，文字的形體也不同，我們可以根據文字的字形知曉它所記錄的語音線索;表意文字的形體和語義相聯系，是據義繪形的，我們可以依據形體了解它所表示的意義。就此而言，漢字的識讀就成為學習漢語的基礎。清末民初在迫切需要救亡、啟蒙的時期，漢字與泰西、日本文字相比，其弊端就顯現出來了。既然漢字的問題是在比較中產生的，那么我們先來看一下外國人眼中的漢字。戴維·阿伯克龍比(DavidAbercrombie)說：“在每一種原始書寫系統的初級階段每個詞都分別以一個單獨的語符為代表，唯有漢語現在仍然采用這種寫法，而其他文字卻都已采用了較為實用的辦法。用所謂的‘表意文字’(對這些書寫系統來說這不算是一個什么好詞)有許多嚴重的欠缺，主要是難以詳盡解釋，難寫難記。”[17]41早期來華的英國皇家炮兵少校亨利·諾利斯在1885年出版的《英國人在華生活》一書中說：“關于漢語的發音和語法，凡談及這些復雜問題的書都會使學習過歐洲語言的人感到沮喪，因為漢字與我們的字母并不相同。有些由示意符衍生出來的語符代表了一些根詞，經過組合、擴展和增添之后就構成了漢語的全部詞匯。因此實際上并無拼寫;有多少詞就有多少語符，它的數目因不同學者的統計而不同，大約4萬到5萬之間，不過一般應用有4000個字就夠了。顯然，光學習書面語的一些基本知識就需強記硬背大量東西，即便學一點口語知識也非苦學一番不可。”[17]39這是與中國打過交道的外國人對漢字和漢語的印象，難寫難記難學，而且入門難。之所以舉兩個外國人的說法，是想做一個論述變通。我們通常的做法，會直接論述清末以來提倡漢字變革者的主張，但是，清末的漢字變革主張，都有他者作為對比與模仿對象，即泰西與日本。既然這樣，我們就選取兩個外國人對漢字的看法，以補證國人的認知。可以說，這兩個外國人的看法，與清末以來開眼看世界的知識階層提出的漢字變革的原因有異曲同工之處。
清末以來的語言文字變革，看到了言文一致的要求，漢字因其繁難(也連同文言的繁難考量在內)而不能實現廣而告之的啟蒙任務，同時也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不相符合。漢字要實現啟蒙的目的，就必須讓受啟蒙者能夠接受啟蒙內容。盧戇章在《中國切音新字說》中強調，切音新字創制的原初目的，“無非欲華人識字日多，以救貧弱。此余之所以勤勤懇懇，不能自已也。當此國家多事之秋，當有至簡至易之新字，俾得數旬之內，吾國之男女老幼無不能讀書識字，以興各種之實學，斯誠變通之大原也”[18]。由此可見，不論是接觸過漢字漢語的外國人，還是以表音文字為主的泰西和日本文字為比鑒對象而得出漢字繁難結論的國人，都取同樣的致思路徑，即為追求言文一致計，必須改用表音文字，使識字者眾以開通民智。這樣的理論主張與內在追求，使得語言文字變革開始疏離以表意為主體的可視的傳統漢字系統，而開始向以表音為主體的可聽的語言系統靠近。其結果一是漢字的拼音化改革，二是人造共通語的推廣。對于救亡、啟蒙、復興的迫切渴望，使得這些不同的語言改革方案在中國都輪演了一過，是功是過，只能留待后人評說。
需要提及的是，漢語漢字的言文不一致雖然飽受批評，但曾在源頭上啟迪了人造通用語的理念和實踐。這可追溯到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實踐。從1582年開始，利瑪竇在中國傳教28年，他把對中國的認知寫在日記中，后由金尼閣整理于1615年在德國出版，并譯成多種語言版本。在《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五章“關于中國人的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及學位的運用”中，認為漢字作為象形文字，“盡管在寫作時所用的文言和日常生活中的白話很不相同，但所用的字詞卻是兩者通用的。因此，兩種形式的區別，完全是風格和結構的問題”[19]。也就是說，雖然中國各地的方言各異，“在口語斷裂的情況下，漢語書面語實際上起到了‘通用’書寫系統的作用”[1]137。這為當時歐洲正在興起的世界通用語運動提供了第一手素材，也為世界語的創制提供了啟發。在世界通用語的早期階段，象形文字直接表意的特性和超越口語的普適性，是17世紀早期為數不少的世界通用語創制者的主要靈感來源之一，直接開啟了自培根以來對于真正的世界通用語文字———“真正的文字”的發現之旅。在培根看來，“‘真正的文字’由于能夠直接表意，便可以在一定范圍內超越民族或社群語言的界限，扮演通用語的角色”[1]147。——論文作者：時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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