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2-27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內容提要】批判性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其他哲學思潮的重要特征，而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核心的中國特色新聞學卻常常被詬病為缺乏批判性。面對這種質疑，本文重新闡釋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批判傳統，從歷史中檢視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批判性內涵的生成
【內容提要】批判性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其他哲學思潮的重要特征，而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核心的中國特色新聞學卻常常被詬病為“缺乏批判性”。面對這種質疑，本文重新闡釋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批判傳統，從歷史中檢視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批判性內涵的生成路徑，即實踐中的“戰斗性批判”和理論中的“學理性批判”。以史為鑒，返本開新，在把握中國特色新聞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根基的前提下，依據現實闡明其在新時代的批判立場和批判對象，推進中國特色新聞學在新時代的批判性拓展。
【關鍵詞】中國特色新聞學;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批判傳播學;批判性
“批判”(critique)是馬克思研究工作的精神內核，是馬克思的研究工作得以解釋世界、改造世界的力量之源。通過批判19世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邏輯與規律，馬克思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影響了世界思潮的發生和發展，鼓舞了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實踐重塑歷史，塑造了當代的人類精神狀況。有人打趣地說，如果要找出一個馬克思最喜歡的詞，一定非“批判”莫屬，因為它幾乎出現在馬克思所有重要著作的標題或副標題中。①《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年)、《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和《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皆是如此。筆者在特里爾馬克思故居博物館訪問時，看到館內顯著位置立著馬克思的名言：“懷疑一切”(DoubtEv⁃erything)，正是馬克思批判精神的集中體現。
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氣質應用到中國新聞學研究中，始終沒有得到足夠關注。其中一個突出表現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同根相煎”現象。占據統治地位的自由主義新聞觀一直對社會主義新聞制度持否定態度。由于堅持“黨管宣傳”的基本原則，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長期被西方學界解讀為中國實行“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統治的工具，被視為“網絡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負資產”。②很少有西方學者會認真看待中國的社會主義經驗和中國傳播實踐的社會主義性質。③在我國學界，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也一度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在傳播學引進的初期，本土學界曾大量譯介以傳播政治經濟學為代表的批判傳播研究成果，但由于特殊時期的學科建設需求，發生了奇特的“失蹤”現象。④盡管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對批判學派的理解變得更加深入，但它的生存環境卻不樂觀。⑤正如有學者總結的，它“既不屬于主流傳播研究，又與中國實踐時有齟齬。”⑥
二者的分野尖銳地質疑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科學根基：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以批判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在主導傳播活動過程中掩蓋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為己任，明顯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基因，相較之下，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堅持“黨管媒體”，批判性應有的反思和懷疑精神似乎被宣告離場。這導致中國新聞學在應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時出現諸多問題，包括且不限于：中西傳播范式的不兼容、⑦國際視野中西方新聞理論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接合與互鑒、⑧中國新聞理論缺乏內生的結構性動力⑨等等。一時之間，西方媒介和傳播話語“獨霸天下”，本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卻降格，⑩中國新聞學“丟失了過去的人文學科底蘊，更遠離了中國革命實踐經驗、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宣傳傳統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范式。”
那么，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是否有批判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何以繼承馬克思主義“既認識世界、又改造世界”的批判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又有怎樣的批判傳統?在“黨性原則”的領導下，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最新發展——中國特色新聞學——如何在新時代繼續開展批判實踐?要回應這些問題，需回到批判性的概念起源，返本開新，重新把握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批判性的歷史生成和當代內涵。本文依據“批判傳統——批判立場——批判對象”的邏輯，厘清中國特色新聞學批判傳統的歷史生成，闡明其在新時代應該堅持的批判立場，列舉當下應該關注的批判議題，更加準確地把握中國特色新聞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根基，推動中國新聞學人拓展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道路及其對當代世界的影響。
一、中國特色新聞學批判性的歷史道路：中國共產黨新聞實踐的“戰斗性批判”與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的“學理性批判”
“批判”一詞并非馬克思所獨有，而是普遍存在于學術研究、政治斗爭和日常使用中。歸納來看，國內學界對批判一詞的使用可以分為四種情況：其一，指哲學范疇的思辨活動，用于檢視哲學邏輯的合理性。該用法最早可以追溯至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考活動，并在啟蒙時期延續至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著作;其二，指學術范疇中對現行主流規制的質疑(在西方主要指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質疑)。該用法在西方左翼學界影響廣泛，并在教育學、傳播學、倫理學等學科中發展出了批判倫理學、批判教育研究、批判媒介研究等研究分支;其三，指政治范疇的批評行為，即對不同價值觀的舉措或現象提出具有指責意味的批評，常用于政治集團斗爭的語境中;其四，指日常范疇中對觀點和評論的品鑒。批判性閱讀、批判性寫作和批判性聆聽都屬于這一類用法。
馬克思筆下的“批判”不專屬于其中某一類范疇，
脫胎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實踐的中國特色新聞學，其所要貫徹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同樣分為斗爭實踐和理論思辨兩個層面。實踐層面的批判是中國新聞學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武器，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這個過程中，起到組織動員、開展斗爭作用的中國共產黨新聞實踐積累了豐富經驗。理論層面的批判則是中國新聞學得以發展和延續的重要工具。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從“新聞經驗導向”走向“新聞規律導向”，通過對舊有新聞經驗和西方新聞經驗的批判，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得以一步步建立和深化，為當下的中國特色新聞學建設奠定了基礎。
(一)以實踐發端：黨報的“戰斗性批判”
20世紀以來的黨報黨刊的批判實踐是中國新聞學批判性的基礎。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先后創辦出版了《勞動周刊》《向導》周報、《前鋒》月刊、《中國青年》《熱血日報》等政論性期刊，宣布“汲取近代中外民主進步思想，承傳共產國際、俄共(布)的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
毛澤東是這一實踐傳統的重要開啟者，他十分重視報刊的戰斗作用。1925年，毛澤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為批判國民黨右派高揚的反革命旗幟，毛澤東指導創辦《政治周報》，在發刊詞上開篇即問“為什么出版《政治周報》?”他的回答是，為了革命，為了向反革命派宣傳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傳，“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
有學者歸納出的“黨報的‘戰斗性’”這一概念，總結了早期黨報的戰斗精神，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辭典》中，梳理了1922年至1950年間黨報黨刊對“黨的戰斗精神”
此外，為保持中國共產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黨內思想的批評、自我批評和人民群眾對黨的工作的批評也是黨報戰斗性批判的工作之一。20世紀30年代以來，黨報黨刊不斷根據不同時期的政治需求進行自我批評和整改工作，這體現了早期新聞學科體系不明確之時中國共產黨以戰斗性批判為工具，對于中國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探索。這些戰斗性批判的實踐為中國新聞學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思想指導形成了豐富的歷史與實踐積淀(見表1)。但發展至文化大革命時期，戰斗性批判的方針被不斷推向極化，出現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混亂局面。有學者認為，黨媒發展的前28年(1949—1977年)基本上屬于教訓多于經驗的階段。
(二)學理上探索：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的“學理性批判”
五四時期，“賽先生”的風靡讓中國新聞人有了“新聞有學”的觀念。新聞學人開始有意識地探索如何開拓理想的、科學的新聞事業，為中華民族輸入更先進的思想。在維新與革命風起云涌的20世紀初，出現了“政治學范式”，關注政策、媒體、公眾意見、民主之間的關系，
1、第一次“學理性批判”。第一次學理性批判發端于20世紀40年代。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的抗體新聞宣傳體系日臻完善，成為了有能力集中開展辦報活動、組織輿論、反抗國民黨新聞統治政策的新聞活動。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日趨復雜，要對抗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制度和封鎖霸權，要清算黨內舊有的黨八股和教條主義錯誤路線，要辨析西方報業及國內《申報》等商業大報的模式利弊與一些進步報人的自由主義新聞學研究。在這些紛繁的新聞主張中分清你我，澄清是非，探索一種能為無產階級人民爭取國家治理權的新聞道路與新聞理論，把政治實際需要的新聞工作科學化，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第一次學理性批判的出發點。
這次學理性批判的方針有：第一，否定僅僅作為政治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把“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作為新聞學的指導思想;第二，批判脫離實際、教條主義的文風和新聞觀，主張以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指導的“實事求是”為新聞原則，確立了新聞真實觀;第三，明確無產階級新聞的黨性原則，把階級、政治、政黨納入新聞工作的考量。批判新聞“無冕之王”的屬性，否定由“五四運動”傳承下來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專業主義新聞觀，批判報館同人辦報的思想，確立“全黨辦報”的思想，明確新聞的“人民公仆”屬性，明確實踐與理論結合、聯系群眾、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
這次批判工作的代表性成果是“整風運動”期間發表于《解放日報》的一系列文章。
2、第二次“學理性批判”。第二次學理性批判發生于20世紀50年代末。建國初期,我國的新聞實踐和新聞理論都學習蘇聯的新聞工作經驗。自上而下的制度和蘇聯高度集體化的新聞經驗推動了我國新聞事業的國營化和報刊的政治化，但也出現了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報道片面化嚴重，阻礙了新聞事業的發展。1956年，在“雙百方針”的確定、《人民日報》改版、劉少奇與新華社和廣播事業局的談話的共同激勵下，共產黨人和新聞學人開始了對社會主義新聞工作現狀的批評和探索。
這一次探索的基本精神是：以批判的態度面對蘇聯的經驗，根據中國的實踐道路探索新聞規律，做出符合中國實際的理性思考。在這次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爭鳴中，“甘王之爭”具有特殊的地位。以王中為代表的學者們認為，應正視報紙的宣傳性和商品性兼具的雙重特性，應分不同的社會條件和社會需求考察新聞事業，報紙應服務于讀者，服務于無產階級。而甘惜分等人則認為王中的“讀者需求論”“社會需求論”“報紙商品性”等新聞思想,是與無產階級新聞學的黨性、階級性背道而馳。甘王之爭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遺憾的是，這次以豐富社會主義新聞學為目的的學理性批判并沒有得到寬松而理性的討論氛圍支持，也沒有及時有效反映在中國新聞學的學科建設上。——論文作者：胡鈺石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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