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20所屬分類：教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中世紀德語文學中流傳下來的英雄人物、傳說、詩歌對德國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后世德語作家靈感和隱喻的來源，并在近現代德語文學中得到繼承、升華和反思。由于語言與文化的距離，中國日耳曼學者在研究中世紀德語文學時面臨比德國學
摘要:中世紀德語文學中流傳下來的英雄人物、傳說、詩歌對德國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后世德語作家靈感和隱喻的來源，并在近現代德語文學中得到繼承、升華和反思。由于語言與文化的距離，中國日耳曼學者在研究中世紀德語文學時面臨比德國學者更多的困難和挑戰。深入了解中世紀德語文學的二語性及相關學科知識、了解基督教對德語文學創作的影響和中世紀文學與當時歷史和社會的關系等問題是研究中世紀德語文學的前提和關鍵。
關鍵詞:中世紀德語文學;手抄本;基督教;口頭文學;古文獻編輯
中世紀德語文學是一個頗為復雜的概念。從時間上來說，中世紀指從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之間(中世紀的起點和終點根據標準不同而不同①)，介于“古典”和“文藝復興”之間的這段時期。但文學領域與一般我們知道的歷史學中政治史上時代的劃分有可能不一致，大多數學者認為，中世紀德語文學的起點應從出現有文字記錄的文學文本開始，并延伸至18世紀———宮廷文學寫作傳統的結束。[1]12從地域上來說，中世紀早期還沒有一個政治上統一的德國的存在，那時在今天德國的土地上生活著幾大日耳曼氏族部落，他們的活動范圍從波羅的海沿岸到萊茵河地區。在經歷了幾次語音變遷后，日耳曼人的部落氏族中形成了不同的方言群體，而當時生活在歐洲內陸從“萊茵河到易北河、從北海到阿爾卑斯山之間定居的各日耳曼人”[2]25可以大致推斷為講德語的群體，但還不能由此得出這個群體就是德語早期文學作品的創造者的結論。因為提到中世紀德語文學，就不得不提到“泛日耳曼的”(Gemeingermanisch)這個概念。中世紀早期，日耳曼人的足跡已從北歐延伸至萊茵河沿岸各地，日耳曼人雖然分為不同的氏族部落，但在日耳曼人民間口頭傳播的文學內容或主題經常都是相同或相似的，所以那個時期的文學用“泛日耳曼文學”的概念來概括似乎更為恰當。而真正的德語文學的產生應該是在公元750—900年間，由一些講德語的修士在對基督教拉丁文文獻和世俗科學著作進行注釋和翻譯的過程中，逐漸創造出了一種使用拉丁字母但按照德語方言發音的新的書寫方法和規律，并用這種新的書寫方式將口頭傳播的德語民間文學記錄下來。這些文學作品包括偶然的只言片語、一段話、詩節，直至后期的長詩。但是在此之前，德語文學一直是以口頭方式進行傳播，大多沒能完整流傳下來。其文學的存在，是通過一些歷史注釋或有記載的文獻中的影射、雕塑以及官方文書等證據才隱約被后人所認識。
中世紀德語文學研究在德國本土從一開始的被忽視到現今接受了不同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的洗禮，這一路的演變大致經過如下幾個階段:1.中世紀后的人文主義學者對中世紀文學的嫌棄和忽視———由于科學技術和文化的落后，整個中世紀被后來的人文主義學者認為是“黑暗、污穢的時期”，一些人文主義學者雖然懂得拉丁語卻不屑于研究中世紀文學，他們試圖跳過中世紀，將自己的理想寄托于研究古典時期希臘和羅馬帝國先賢哲人們的經典著作。2.真正算得上對中世紀文學進行研究和關注的，始于以諾瓦利斯(Novalis)為代表的早期浪漫派作家，但由于缺乏對中世紀史料及文學資料的深入研究，當時的浪漫派大多把中世紀描繪成烏托邦似的理想圖景，他們對中世紀的一些描述還遠遠稱不上“文學研究”，只能算是一種對中世紀文學的懷念或解讀。但這種對過去的懷戀卻與當時德國人心中剛剛覺醒的愛國主義不謀而合，得到很多重要作家、學者的大力提倡。3.到了18、19世紀，文學界盛行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兩種理論方式:實證主義的目的是將文學研究科學化(即，將作品、作者、流派及時期當作自然科學中的研究對象一樣來研究)，以解釋他們之間的因果關系;而人文主義則主張歷史性地看待文學。到了二戰過后，“愛國”在德國成為一個敏感的話題，學者們不再輕易將中世紀文學與愛國主義聯系在一起，于是，從心理分析、酷兒理論、接受美學等新的觀察角度的分析如雨后春筍般大量出現。
對于研究日耳曼文學的中國學者來說，由于語言與文化的距離，面臨的困難和挑戰自是不言而喻的。但中世紀作為德語文學的開端，從口頭文學中一代代流傳下來的人物、傳說、價值觀對德國人的影響和教育是非常深刻的，很多還成為后世作家的靈感和隱喻的來源，一直在德語文學中得以繼承、發展、反思和升華。所以，對中世紀文學作品的研究成為德語文學研究中不可忽略的文學時期，我們只能抱著一點點挖掘，一點點推進的態度來研究它。
一、中世紀德語文學的二語性(Zweisprachigkeit)及中世紀文學研究是一門綜合性學科
在整個中世紀時期，拉丁文成為學者和科學界的公用語，①記錄下中世紀文學的“字”不是指古高地德語，而主要是拉丁文。中世紀早期和中期，日耳曼人幾乎都以農業為生，即使到了中世紀末，農民還幾乎占總人口的80%，對于一個普通人來說，如何做好一個農民比讀和寫重要得多，再加上大部分人都不能上學，所以人們普遍不識字，即使是寫字，也是用拉丁文書寫。到了卡洛琳時期(751—911年)，歐洲中部幾乎只有修道院的僧侶和牧師會讀和寫，即使是貴族也有很多不識字，就連致力于教育的皇帝卡爾都不會寫字。因此，流傳至今的中世紀德語文學手抄本多是由拉丁語寫成，還有一部分是古高地德語(德語文字是公元8世紀逐漸在拉丁文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古法語。而在民間，關于日耳曼部落英雄的傳說、故事等文學作品從一創作出來到整個中世紀時期，主要通過當地民間說唱藝人到各個宮廷、市場等地用德語方言吟唱的方式口頭傳播，即“口頭文學”，這就是所謂文學在人民大眾中傳播主要是日耳曼人的方言、口頭語，而記錄下這些故事的語言卻是拉丁文的中世紀德語文學研究的“二語問題”(dasProblemderZweisprachigkeit)[1]13。
中世紀德語文學領域的二語問題作為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為研究者帶來了幾個問題:
第一，研究中世紀文學對研究者的拉丁文、古高地德語知識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再加上中世紀時期的書寫習慣在近現代早已不再采用，要讀懂這樣的文學作品就必須經過古文獻編輯學的加工。而且，同一個故事的手抄本往往不止一本，為了創建最接近原文本的文本，編輯出版中世紀文學作品的出版社，不得不通過嚴格的論證證明自己在編輯過程中持有的是一種歷史批判性的態度以及為何將某個抄本確認為是“最可信的”。所以，今天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中世紀文學作品，是將原始的手抄本經過復制、轉錄或是抄寫，然后打印成可以識別的字母。為兼顧今天讀者的閱讀習慣及最大可能忠實于原文本，編輯們得經過一定的考證后增加或補充相應字母以及進行部分書寫習慣的調整才能將供普通讀者閱讀的版本呈現出來。雖然出版這些古代文獻的出版社不止一個，但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古文獻編輯工作，這個領域也已形成了一些大致統一的標記，筆者列出一部分標準以供讀者查閱[1]39:
1.字母上方的小尖角為長元音符號，例如:，ê，a，，。
2.原文本中寫作∫的地方，如果不影響意思的改變，常被換為s。
3.v和u的寫法以及j和i都有所調整:輔音寫成v和j，u和i是元音。
4.由于中世紀時有大小寫并用的書寫習慣(Manuskel，Minuskel)，現統一為只有在稱呼、句子或詩節開始時才大寫。
5.原來的手抄本中沒有標點符號，現加上標點。
6.調整了分開寫和合在一起寫的文字。
7.被替換了或是出版時添加的字母都用斜體并用尖括號標識出來;寫漏的詞和句子補出來用方括號標識出來。
8.調換過位置的部分，在第一個詞前面用“”表示，后面用“”表示。
第二，手抄文學版本的不一致導致文學研究必須了解其對應的文獻編輯史及標明所研究的版本。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書面文學遠遠不如口頭文學傳播得廣泛，口頭文學傳播的主力是云游詩人，每個詩人從不同的源頭獲得故事的內容，在演繹的過程中難免加上自己個人的理解和風格，僧侶們對云游詩人演繹的口頭文學作品進行謄抄，或是在此基礎上進行再加工創作，以供人們閱讀。當時大學中有一個專門的職業就是為大學生抄寫他們需要的書籍。但即使是同一個作品的抄寫本，每個人在抄寫的過程中又會出現這樣那樣的抄寫錯誤，例如:《尼伯龍恩之歌》有34個手抄本，埃申巴赫(WolframvonEichenbach，1170—1220年)的《帕齊法爾》(Parzival)約有70個手抄本，這些流傳下來的文本何為“正統”成為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再加上交換、贈送、販賣、偷竊以及三十年戰爭時期的銷毀，很多手抄本就此不見蹤跡或是流散到了其他地方，能夠流傳至今的就顯得格外珍貴。不僅如此，保存下來的手抄本還有不完整和不統一的問題，①上述情況成為中世紀文學作品很難有一個統一的原文本的原因。所以，適當了解文本的編輯史及研究的版本對于避免誤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研究中世紀德語文學不是單純的解讀文學文本，很多信息需要借助于考古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才能明白，可見，中世紀文學研究是一門綜合性學科。例如中世紀的大多數人并不知道自己出生于哪年，文學作品中除了標題，沒有關于作者所處年代、地點等相關信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于時間的推斷人們逐漸總結出了一些方法，如在造紙的過程中，要用篩網從紙漿桶中撈出紙漿定型，篩網的形狀就會留在做好的紙張上，這被稱為“水印”，而不同的造紙廠留下的水印不同，史學家由此可以推斷出紙張的年代和地點。
由上可見，嚴格意義上的中世紀文學研究是以對古代文獻編輯學、中世紀文學流傳史等多門學科的了解為前提的一項工作，不但包括古字體、紋章、插畫、書寫材料等內容;還包括印制人、印制地點、版本、設施等內容，是一門交叉性的、復雜的學科。
二、以基督教為中心的思考方式主宰文學與宗教的關系
我們知道，文學作品總是滲透在不同的歷史現實中，表現出相應的內容和形式。在中世紀歐洲，宗教深深地影響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對于世界的觀念也深深地烙上了宗教的印記。從查理大帝推行基督教化和羅馬化后，基督教在德國取得了文化上的主導地位，教育也極大地受到了宗教的影響。早在6世紀初，教育由教會來開辦，牧師來領導，而且只有教會的人才能上學。特別是在中世紀早期和中期，能用文字寫出一些東西并能流傳于世的都是神職人員，當然，這樣的社會背景對于寫作的內容也是有限制的，所以，當時的作者不是寫耶穌的誕生或是末日審判的日期等問題，就是寫當時的國王或王國的歷史，就連應用文獻也多從個人經驗出發，且受基督教教義的影響，文學的發展極大地受制于宗教，就連對世界和自然的認識，都從基督—救世史的角度出發，而非理性、客觀的角度。以基督教的方式思考問題成為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思考方式，并同時反映在文學創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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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時流傳非常廣泛的自然科學著作《博物學家》(Physiologus)①就是一部基督教動物學。《博物學家》前半部分講述了動物的特征和生活習性，下半部分開始結合基督救贖史，用基督教教義來解釋每一種動物行為的意義，書里注重的不是事實，而是它的道德宗教意義。例如這部書中提到了一種獨角獸，很兇猛，用常規辦法無法將其捕獲，但捕獲獨角獸往往表示基督道成肉身;把獨角獸帶到王宮，就表示基督再次找到了回歸圣靈之路。《博物學家》作為一部宗教性的科學著作廣泛地影響著當時人們對自然和世界的觀念，書中貞女和獨角獸往往指的是瑪利亞和基督，獨角獸可以表示基督、死亡、魔鬼，同時還可以表示力量、勇氣和貞潔，“貞女和獨角獸”的故事，成為之后的宮廷文學最受歡迎的母題。
《博物學家》中提到的動物因為基督教式的注釋，往往含有宗教的隱喻，由于類似應用類文學作品的廣泛傳播，將一些事物賦予宗教的隱喻已成為作者們的一種思考方式。此外，在德語文學中還有幾類線索也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1.物體(包括動物、植物和礦石)。例如植物上的刺經常讓作品中的人物想到這是基督頭上的王冠，而且，刺可能不僅僅是刺，有可能暗指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宮廷愛情詩中常出現的火炬其實也經常被用來隱喻被思念的愛人。2.數字和時間。中世紀人們的時間和地理觀念深深地受到《圣經》及其注釋的影響。例如:“12”常常暗指以色列的12個部落或是《新約》中的“12使徒”;“6”也經常成為一個特殊的數字，因為基督教將人類生活的世界分為6個時期。3.地點。中世紀時，歐洲人對世界地圖的繪制多追溯到古希臘、埃及和圣經中的文獻，在倫敦的《舊約詩篇》地圖中，地球被認為是一個被海洋環繞的圓盤，耶路撒冷作為耶穌受難的地點被置于中心，同時也是亞、非、歐三個地塊的交匯之地。而且，亞、非、歐三地在當時常被安放為“T”字形，這個“T”代表地中海，T字以上是亞洲，左邊是歐洲，右邊是非洲，而歐洲和非洲加起來有亞洲那么大。此外，人們想象出的四條天堂中的河流及亞當和夏娃在天堂中被驅出之地都出現在了世界地圖上。
除了對自然的認識，以基督教為中心的思考方式極易將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創作類型化。類型學(typologie)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意思是“人物詮釋”，即將一些看似普遍存在的人物，根據內在的實質上相同的特征聯系起來。中世紀文學中人物的塑造和類型學有極大地關聯，當時的作者常常將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與《舊約》中提到的人物、事件因某種內在的聯系顯性或隱性地相合或呼應起來。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或事件(原型，Typ)與和他(她)呼應的人物或事件(antityp)成為一個類型，但是其中的任何一個除了指自己，還指另外一個，另外一個不僅包含前者，而且還是前者理念的遵守者或完成者，這兩者之間有一定的連續性，后來者往往由前者演化而來，還是前者的補充或發展。從人物上來說，大衛、所羅門、亞當以及國王和皇帝往往指的是基督，他們和基督一樣，是能夠與上帝和人民之間溝通的人物。從事件上來說，文學作品中某個英雄人物為了人民而犧牲自己的故事，其實暗含的是基督之死，伴隨著這樣的暗示，作者也往往會描述一些自然界中的異象來作為兩者之間的線索。例如在中世紀早期的《羅蘭之歌》中，戈那倫對羅蘭的出賣隱喻的是猶大出賣了基督，羅蘭之死則與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性質一樣。——論文作者：張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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