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7-29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 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從工業經濟轉型為智能經濟，相應的工業經濟理論轉變為智能經濟理論。在這一過程中先后出現了知識經濟、智能經濟、數字經濟三種主要經濟形態，智能經濟與數字經濟正呈現迅猛發展之勢。由于這種轉型具有周期短、覆蓋廣、影響大的特征
摘要： 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從工業經濟轉型為智能經濟，相應的工業經濟理論轉變為智能經濟理論。在這一過程中先后出現了知識經濟、智能經濟、數字經濟三種主要經濟形態，智能經濟與數字經濟正呈現迅猛發展之勢。由于這種轉型具有周期短、覆蓋廣、影響大的特征，在這一過程中所產生的經濟理論相對于經濟事實存在一定的滯后性。經濟學家 Joel Sobel 無奈地說，“當前經濟學中最有趣的研究是計算機科學家完成的，因為計算機科學家有場景、有平臺并能真正通過實驗驗證理論”。這一論斷盡管有失客觀公正，但也的確反映出當代經濟學可能存在的問題。基于此，我們需要順應經濟演進趨勢，分析轉型時期的經濟思想，力求對智能經濟規律性認知，嘗試構建與智能經濟相適應新經濟理論。
關鍵詞：智能經濟;形態演變;經濟理論;創新轉型
伴隨社會形態的演變，到 20 世紀末，人類歷史上已經呈現出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三種經濟形態，這是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的基本共識。然而進入 21 世紀，經濟整體處于快速轉型過程中，人類對所面臨的經濟形態又陷入糾結，對其演變的趨勢一直沒有確切的界定。正是基于這一想法，本文將嘗試性地對 20 世紀末以來，有關經濟形態轉變的理論觀點作一個初步梳理，希望從中可以看出智能經濟形態演變的歷史必然，洞悉智能經濟形態演變的端倪與趨勢，對智能社會背景下經濟理論構建有一些初淺的認知。
一、后工業社會的主要經濟形態
20 世紀中葉以來，二戰之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經過迅猛發展，走到了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高度，傳統經濟理論已經逐步消減了解釋經濟現實、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能力。在此背景下，1973 年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提出了“后工業社會”理論，他把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區分為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三大階段。前工業社會里，占壓倒多數的勞動力從事包括農業、林業、漁業、礦業在內的采集作業，生產生活主要是對自然的挑戰;工業社會是商品生產的社會，生產生活主要是對加工自然的挑戰，技術化、合理化得到了推進;后工業社會是以服務為基礎的社會，最重要的因素不是體力勞動或能源，而是信息[1] 。但由于該理論自身缺陷，再加上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信息科技、智能科技的迅猛發展，人們越來越感到“后工業社會”理論無法回答現實經濟現象提出的主要問題。世紀交替之時，“知識經濟”“智能經濟”“數字經濟”作為對于此時經濟形態演變趨勢的理論便應時而生。
(一)知識經濟開創后工業社會的經濟趨勢
知識經濟理論形成于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美國加州大學羅默教授為代表的“新經濟增長理論” 的提出啟發了知識經濟理論的萌芽，他在經過十余年的沉寂之后推出了知識經濟形態。按照羅默“新經濟增長理論”觀點，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的“勞動力”，已經轉化為人力資本。人力不僅包括絕對的勞動力數量和該國所處的平均技術水平，而且還包括勞動力的教育水平、生產技能訓練和相互協作能力的培養等等。1990 年，羅默再一次提出了技術進步內生增長模型，把經濟增長建立在內生技術進步上[2]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W·舒爾茨在《人力資本投資:教育和研究的作用》一書中進一步闡述“: 現代經濟不僅有可能給人們帶來豐富的商品和周全的服務, 而且還有可能帶來較多的余暇時間”，“人類的未來不取決于空間、能源和耕地, 它將取決于人類智力的開發”。舒爾茨這里描述的現代經濟本質就是知識經濟，人力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成為知識經濟的驅動力量[3] 。從此，知識經濟這一經濟基本形態成為世界各國對于經濟現象與趨勢的主要表述，以及實施經濟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
1996 年，世界經合組織發表了題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報告。該報告將知識經濟定義為建立在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消費)之上的經濟。其中所述的知識，包括人類迄今為止所創造的一切知識，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學技術、管理及行為科學知識。從某種角度來講，這份報告是人類面向 21 世紀的發展宣言。人類的發展將更加倚重自己的知識和智能，知識經濟將取代工業經濟成為時代的主流。工業經濟和農業經濟，雖然也離不開知識，但經濟的增長取決于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即以物質為基礎。知識經濟的基礎是信息技術、關鍵是知識生產率，即創新能力。只有信息共享，并與人的認知能力(智能)相結合，才能高效率地產生新的知識。所以，知識經濟更突出人的大腦、人的智能。反過來，人的智能，只有在信息共享的條件下，才能有效地產生新的知識[4] 。1997 年，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的“97 全球知識經濟大會”，第一次提出傳統經濟與知識經濟區別的主要標志在于：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材料、能源和資本，而現代經濟理論已把知識列為重要的生產要素。知識經濟作為經濟理論，再一次確立了其學術與社會地位。
在世界知識經濟理論風起云涌之時，中國處在改革開放發展的重要關口，正全力加速信息化、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建設。知識經濟既對我國經濟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也對改革開放具有強烈的理論沖擊。因此，基于對于知識經濟的理解，我國學者結合中國國情不斷地豐富中國經濟理論，指導經濟實踐。本文以中國科學院現代化研究中心對知識經濟的研究為根據，闡釋知識經濟的中國思考。現代化研究中心認為，人類從誕生到今天 250 萬年，共經歷了四個歷史時期，即工具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和知識時代，其中知識時代從 20 世紀 70 年代直到 2100 年。如果把從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轉型定義為第一次現代化，那么工業時代向知識時代轉型則為第二次現代化[5] 。這種觀點認為，人類繼工業社會之后一百多年的社會形態是知識社會，經濟形態是知識經濟。在知識社會時代的知識經濟，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形態相比較具有若干本質不同，其中主要差別有四點：其一，核心生產要素不同，在工業經濟形態下，資本、勞動、有形資產等構成核心要素，而在知識經濟形態下，核心要素則是知識、人力資本(知識勞動者)、無形資產等;其二，生產方式不同，在工業經濟形態下，以規模化、機械化、自動化和集中型為主，而在知識經濟形態下，則是以智能化、數字化、網絡化和分散型為主;其三，產品特點不同，在工業經濟形態下，體現標準化、系列化、大眾化、耐用化和市場周期長的特點，而在知識經濟形態下則體現為智能化、多樣化、個性化、藝術化和市場周期短的特點;其四，增長的主要動力源不同，在工業經濟形態下，增長動力主要來源于資本、技術和勞動，而在知識經濟形態下，則主要是知識、創新和人力資本。由此可見，第二次現代化理論背景下的知識經濟理論，將知識經濟定位為中國未來經濟演進方向的基本形態。我們姑且不去評價它的科學性如何，但就其將知識經濟置于知識革命推動社會轉型為知識社會，又同時推動轉型為知識經濟這樣一種宏觀邏輯框架下得出的結論，理應得到認真的研究。這恰恰也是發展經濟學、發展社會學理論與實踐的再一次結合。
(二)智能經濟定位后工業社會的經濟形態
正值知識經濟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盡展風采之時，中國西南一隅有幾位學者卻提出了“智能經濟時代的來臨”一說。曾任廣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院長的黃覺雛，與穆家海、黃悅兩位學者共同在 1990 年第 3 期《社會科學探索》上發表《二十一世紀經濟學創言——論智能經濟》一文。其后，三位學者共同或者分別連續發文《人類經濟總體發展的模型與規律》《二十一世紀的角逐：誰將進入智能經濟時代——再論智能經濟》《二十一世紀的角逐：誰將進入智能經濟時代——再論智能經濟(續完)》和《迎接新世紀 迎接經濟新時代》(以下均簡稱“黃文”)，提出并系統地闡釋了全新經濟學基本概念：“人類經濟總體發展‘四方式二形態假說’”，確定性地判斷指出 21 世紀世界經濟將進入智能經濟時代。黃文認為，在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的時代，人類從事生產活動只能依靠自己的體力，頂多加上一些畜力和自然力;在資本密集型生產方式的時代，人類依靠機器擴展了自身的體力;到知識密集型生產方式時代，人類開始把部分生產操作和常規技術操作委托給技術系統。第五代電子計算機的目標——人工智能，顯然它所追求的已經不是一般技術操作而是智能性活動的運行操作。21 世紀生產的技術結構方式將是智能密集型——人類努力把部分思維活動委托給技術系統。而與之相應的經濟時代，應當定名為“智能經濟時代”。同時，黃文按照馬克思“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關于經濟時代與經濟形態關系的思想，導出“四方式二形態假說”，即人類社會經歷了或將要經歷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知識密集型和智能密集型四種生產方式;經歷了或將要經歷物質經濟形態與功能經濟形態，其中物質經濟主要體現于自然經濟和機器經濟時代，功能經濟主要體現于信息經濟和智能經濟時代。其中，物質經濟運行形態(簡稱為物質經濟形態)代表整個經濟系統以追求物質產品的增量作為最高規則來運行;而功能經濟運行形態(簡稱功能經濟形態)則代表整個經濟系統以追求功能完善和多樣作為最高原則來運行。功能經濟形態下，企業生產、交換、消費所整合的，實質上都是功能，具體的商品和勞務只不過是某種功能的載體。功能經濟形態下，人們的知識和智能都可以方便地通過向社會提供某種功能而轉化為財富，也可以通過賦予事物以不同的功能，或者開發新的功能來創造財富。知識與智能的根本區別在于有無創新。功能經濟形態強調的是“善用”功能，并不看重對功能載體的擁有。這就是智能經濟與知識經濟的本質區別。經濟按照物質形態運行時，經濟發展會受到物質條件的制約，人們不得不集中注意力解決物質條件的供給問題，使得經濟的發展是供給制約型的;當經濟按照功能形態運行時，由于功能不再依賴某一種特定物質產品、功能完善程度的需求高漲以及可供選擇的對象增多，使得經濟的發展變為需求拉動型。因此，物質經濟形態對所有生產方式，特別是對知識密集型和智能密集型生產方式的發展是起制約作用的，而功能經濟形態對所有的生產方式的發展則起著誘導作用。經濟以功能形態運行，并非不要物質。但是，當人們的一般需要越容易得到基本滿足，就越轉向追求以智能比例更高的功能來滿足自己特定的需要。所以，經濟越發達，對功能的需求越變得多樣化、高級化，大大地刺激了經濟發展。這就是功能經濟形態可以高速運轉的原因[6] 。雖然黃文將知識經濟與智能經濟都劃歸為功能經濟形態，但是從其邏輯拓展可以看出，其是把智能經濟定位于 21 世紀經濟形態取向的，研究重點也是智能經濟。
黃文對于智能經濟基本特征概括主要體現在 11 個方面：1.智能經濟時代的基本矛盾，是智能的個人所有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2.智能經濟時代，事物的價值將主要由其功能的智能化程度和社會對它所能接受的程度來確定，而不再是由消耗多少物質、勞動力和知識量來確定;3.智能的產生和發展規律完全不同于一般體力勞動;4.智能經濟時代各種生產方式依然存在，智能經濟必然是多元、多層次的，其模型必然是立體的;5.在智能經濟時代，許多原先清晰的界限將逐漸變得模糊，主要表現為就業與失業界限、個人與固定組織關系、國家的經濟邊界等方面;6.智能經濟的主要領域集中，主要表現為資本組織、智能集成、個性需求等方面;7.智能活力遠大于行為活力，極少受到外在空間制約; 8.智能產業作為新興產業，將通過向社會提供某種功能、帶動其他產業轉型而產生巨大的財富，并實現社會、產業之間利益大轉移;9.智能經濟時代，是一個“硬件”充裕、“軟件”發達的時代，無形資產將成為財富主要標識，“無中生有”成為創新主要方式;10.美國正在平滑地向智能經濟時代過渡，硅谷成為智能經濟的起源地;11.21 世紀進入智能經濟時代，我們別無選擇[7] 。
相關期刊推薦：《理論與現代化》Theory and Modernization(雙月刊)1989年創刊，注重反映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科研和調研學術成員,反映國內外學術動態,熱誠歡迎國內的專家、學者和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及實際工作者賜稿。設有：科學社會主義研究、現代化研究、哲學研究、經濟學研究、天津發展研究、天津歷史文化研究、企業文化研究、書評等欄目。
如果說黃文是在 20 世紀末最先把經濟理論視角引入智能經濟領域的話，那么，2020 年 6 月 18 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起設立并領導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聯合百度發布的《新基建，新機遇：中國智能經濟發展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是 21 世紀以來我國首個全方位構建智能經濟新時代版圖的著作，并在智能社會背景下再一次確定了智能經濟新形態。白皮書匯聚了豐富的行業案例和前沿洞察，旨在探討智能經濟對經濟社會的重構與影響，幫助理解智能經濟及其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為智能經濟理論地位確立、推動經濟轉型發展提供了堅強的支撐。白皮書第一次較為權威地給智能經濟確定了理論內涵：智能經濟是以人工智能(AI)為核心驅動力，以 5G、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混合現實(MR)、量子計算、區塊鏈、邊緣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為支撐，通過智能技術產業化和傳統產業智能化，推動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智能化變革的經濟形態。白皮書對智能經濟形態凝練出數據驅動、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和共創分享四個基本特征，并第一次初步闡釋了智能經濟與數字經濟關系，即智能經濟是在數字經濟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由人工智能等智能技術推動形成和發展的新經濟形態[8] 。
(三)數字經濟構成后工業社會的主要經濟現象
數字經濟概念最早由美國學者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其著作 The Digtal Economy(1994 年)提出。這是關于數字經濟的第一本專著，因此塔普斯科特被尊稱為“數字經濟之父”。塔普斯科特在此將數字經濟描述為“可互動的多媒體、信息高速公路以及互聯網所推動的以人類智慧網絡化為基礎的新型經濟”[9] 。之后，由于二十國集團(G20)堅持使用數字經濟這一表述，數字經濟演變成為后工業時代比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網絡經濟、新經濟更具有國際共識度的概念。最近兩次 G20 峰會對數字經濟的一致定義是：“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G20 的定義指出了數字經濟的本質屬性，即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核心生產資料是數據、主要生產力是信息通信技術[10] 。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從狹義、廣義兩個角度對數字經濟類別進行了專業劃分，狹義指在線平臺以及依存于平臺的活動，廣義指使用了數字化數據的活動[11] 。這些基本理論觀點，從原理上定義了數字經濟的涵義、范疇和功能，不僅準確地描述了后工業時代的經濟形態，更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揭示了演變趨勢，為各國政府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提供了清晰的依據。世界主要國家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構筑新一輪經濟浪潮。美國自 2011 年起先后發布《聯邦云計算戰略》《大數據的研究和發展計劃》《支持數據驅動型創新的技術與政策》等細分領域戰略，英國于 2015 年發布《英國 2015—2018 數字經濟戰略》，并于 2017 年發布最新《英國數字經濟戰略》，日本先后出臺《e-Japan 戰略》《u-Japan 戰略》《i-Japan 戰略》等。
21 世紀以來，由于受經濟發展水平所限，我國客觀上聚焦于信息化建設，一直堅持和使用信息經濟概念，發展理念明顯受后工業社會理論影響較深。但鑒于信息經濟概念可能產生的歧義以及多數發達國家通用數字經濟原因，我國政府從 2016 年起開始注重數字經濟世界性趨勢，加大了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力度，并于 2017 年將其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推動“互聯網+”深入發展，首次明確促進數字經濟加快成長的要求。與此同時，作為我國數字經濟研究較早的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17 年)》，并對數字經濟作了確切定義：“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創新為核心驅動力，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提高傳統產業數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構經濟發展與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經濟形態。”[12] 近年來，我國經濟理論界、實業界以及政府部門圍繞數字經濟理論研究、經濟轉型發展、經濟戰略調整，做出了一系列巨大努力，使我國數字經濟迅速趕上了世界潮流，并在許多主要領域走到了前列。數字經濟已經占到中國 GDP 的 30.6%，占年新增就業人數比重達到 21%。毋庸置疑，數字經濟是近百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最為活躍的領域[13] 。
很顯然，知識經濟、智能經濟、數字經濟都是繼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之后的新的經濟社會發展形態。知識經濟主要是對 20 世紀中葉至 21 世紀初信息時代經濟形態的描述，數字經濟則是 21 世紀以來第二個十年數據時代經濟形態的主要描述。智能經濟則是相對于整體后工業社會轉型的經濟形態歷史性定位，這種定位不僅取決于智能革命、產業革命的根本驅動，更取決于工業社會向智能社會變遷轉型的歷史演進必然。——論文作者：楊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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