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7-29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制造業綠色發展已成為中國經濟轉型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支撐。基于構建的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通過運用投入產出的Super-SBM模型對中國制造業綠色發展的時空格局演變進行實證測算后發現：在變動趨勢上，中國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區域協
摘 要：制造業綠色發展已成為中國經濟轉型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支撐。基于構建的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通過運用投入產出的Super-SBM模型對中國制造業綠色發展的時空格局演變進行實證測算后發現：在變動趨勢上，中國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區域協同效應較為明顯，總體水平基本呈穩定增長態勢，整體差異性趨于縮小，且東部和中部省份制造業綠色發展的提升趨勢要相對快于西部省份。從省際空間上制造業綠色發展變動來看，存在多數省份綠色發展水平提升和個別省份綠色發展水平下降并存的趨勢特征。從全局空間自相關來看，中國制造業綠色發展存在明顯的相互依賴性，表現出較明顯的空間自相關特征。從局域空間自相關來看，制造業綠色發展水平高的省份和水平低的省份在地理空間分布上均相對集中，總體上呈現雙高型HH聚集和雙低型LL聚集兩種較為明顯的分異性演變格局,而這種發展格局則對中國制造業的區域綠色協調發展形成制約。因此,需通過技術創新增強制造業綠色轉型的內生動力,并通過優化區域制造業要素稟賦結構、完善制造業綠色化區域協同機制等，著力消除制造業綠色發展過程中的各種阻滯因素。
關鍵詞：綠色發展;區域要素稟賦;區域差異;污染防治
一、引言
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中國制造業建立起了完整、獨立的制造體系，有力地推動了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此同時，也面臨著嚴重的資源環境約束等問題。黨的十九大以來，“綠色發展”作為實現環境績效與經濟績效雙贏的重要發展理念被加以貫徹實踐，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更是從“十四五”乃至未來較長一段時期的遠景目標高度將全面推動綠色發展置于重要位置。制造業綠色發展在生態文明建設與結構優化升級中意義重大，推進制造業綠色發展是建設制造強國和做強實體經濟的重要戰略舉措。隨著全球新型國際分工體系形成，中國通過引入外商直接投 資(FDI)不 斷 嵌 入 全 球 價 值 鏈(Global Value Chain，GVC)，融入全球生產網絡，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與此同時，由于國內制造企業多數所處全球價值鏈的專業加工組裝環節，并因這些環節多使用資本密度高、排放強度大的技術，而陷入“低端高碳鎖定”，成為“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問題的關鍵來源，從而使中國在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卻急劇增長。中國制造業仍然沒有徹底擺脫高資源投入、高能源消耗和高污染排放的粗放型發展模式，正面臨周邊國家“低端產業吸納”和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雙重擠壓”。據《中國經濟綠色發展報告》(2018)，中國經濟發展目前仍過多依賴資源能源消耗。《2018年全球環境績效指數(EPI)報 告》(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2018)也顯示，2018年中國的EPI總得分為50.74，位居所有參與評估的 180 個國家與地區的第 120 位。綠色發展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2020 年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加強污染防治和生態建設，加快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并針對“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做出重要部署。在中國制造業所處“雙重擠壓”態勢下，綜合考慮資源環境及技術工藝環境效應的制造業綠色發展正日益引起各界關注。學者 Zkara 和 Atak(2015)將制造業的要素投入、期望產出及非期望產出納入統一分析框架，對土耳其 26 個細分制造行業的生產效率進行了測算;Ramli 等(2015)則采取類似的思路，將制造行業二氧化碳排放和銷售收入分別被作為不良產出和期望產出，對馬來西亞制造業的生態效率進行考察。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背景下，目前各主要經濟體高度重視制造業的清潔與綠色制造，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國內學者則進一步研究發現制造業綠色發展和經濟質量提升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張振剛等，2014;李新安，2020)。制造業綠色技術創新作為實現綠色發展目標的重要支撐，在推動傳統產業升級破解“三高”難題，實現生產模式資源耗費降低、污染控制與治理的過程中將發揮重要作用。楊汝岱(2015)采用隨機前沿方法對中國30個制造細分行業的能源效率進行研究，發現行業間的能源耗費差異非常明顯;Qu 等(2017)通過對中國 30 個制造細分行業的綠色增長率測算，發現中國制造業綠色狀況呈逐年向好態勢。“中國制造2025”則從實現國家綠色發展戰略要求方面，提出要構建清潔高效、低碳循環的綠色制造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關于國家“十四五”規劃的建議等都進一步對推進制造業綠色發展做出了總體部署。習近平同志一直高度重視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的發展，2019年在河南考察調研時強調：“全球制造業正經歷深刻變革”，把中國“制造業和實體經濟搞上去”。制造業的綠色發展，就是圍繞提升制造業資源能源使用效率，將產品設計、生產等全生命周期階段對環境的負面效應降至最低，促進制造業綠色低碳發展，獲得經濟、生態與社會綜合效益最優。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綠色化轉型的深入實施，制造業作為一國綜合經濟實力的重要體現，迫切需要通過提升其綠色發展效率，以實現自身的綠色增長。在此背景下，通過對相關研究梳理發現，現有文獻多圍繞制造業的綠色生產效率測算展開，但從省際空間層面對中國制造業綠色發展的研究則較為鮮見，且缺乏從動態演化視角對制造業綠色發展的時空格局進行剖析。為拓展相關研究，本文采用SBM模型從省際空間和全國四大地區層面，來衡量中國制造業的綠色發展效率，在明晰制造業綠色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對制造業綠色發展的時空演化特征進行剖析，以發現制約其綠色發展的關鍵因素，并探究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推進制造業優化升級的高質量發展路徑，這將進一步為政府在制定及實施環境政策，優化制造業綠色發展空間格局等方面提供參考。
二、中國制造業綠色發展的時空格局演變
在綜合考慮制造業投入產出變量的前提下，本文借鑒 Tone(2001)和 Jahanshahloo 等(2012)的做法，采用同時將期望產出與非期望產出納入生產可能性集合的Super-SBM模型，并以此對中國各省份 2006—2019 年的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進行測算。最后結合空間數據分析(ESDA)等方法，對制造業綠色發展的空間演化格局進行考察。
1.指標選擇與數據來源
在采用考慮非期望產出的 Super-SBM 模型基礎上，基于2006—2019年的省級面板數據，依據文獻Zkara和Atak(2015)、Ramli和Munisamy(2015)及楊汝岱(2015)等對投入產出要素指標進行選擇。參 考 張 江 雪 等(2018)、韓 晶 等(2020)的 做 法 ，選 取 R&D 投 入 、 R&D 人員數量和新產品開發經費投入來衡量綠色發展研發投入，將折算成標煤的能源消費總量來代表制造業各種能源消耗投入。產出要素包含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借鑒劉耀彬等(2017)的相關成果，選取制造業總產值、實際GDP、新產品銷售收入和專利申請受理數作為理想發展中的期望產出;參考 Tone (2001)和屈小娥(2014)的做法，在綜合考慮“三廢”排放基礎上采用熵值法對各省的環境污染指數加以計算，以此作為非期望產出;考慮到綠色發展效率與非期望產出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借鑒陳詩一等(2017)的做法，通過將非期望產出視作投入納入正向化變量研究框架，進行處理測算。采用以2006年為基期的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對所有涉及的變量進行平減。具體說明如下：
R&D人員投入。勞動要素投入尤其R&D人員數量投入對制造企業的綠色發展至關重要，本文選擇規上制造企業R&D人員數量來衡量。
財力資源投入。選取規上制造企業R&D經費內部支出、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來表示，相關數據從《中國統計年鑒》獲取。
能源消耗投入。制造業發展中需要各種能源消耗，選取煤炭、石油、天然氣等主要能耗投入類型，折算為標準煤的能源消耗總量來衡量。
期望產出。以實際 GDP、新產品銷售收入、制造業總產值與專利申請受理數作為理想產出。
非期望產出。該指標代表了制造業發展過程中客觀上對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狀況。借鑒 Tone(2001)、屈小娥(2014)做法，通過利用工業“三廢”和粉塵計算各省的環境污染指數，并以此作為非期望產出。
考慮相關評價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依據制造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占比，通過對所有涉及的工業企業相關指標進行折算，將其轉換為制造業的對應指標，構建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以中國30個省(區、市)(因西藏和港澳臺的部分數據缺失，暫不考慮)2006—2019年的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為研究對象，對其進行相應的空間格局演變研究。主要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國研網統計數據庫與各省份統計年鑒。
2.中國制造業綠色發展趨勢及區域特征分析
從平均水平來看，中國制造業近年來的綠色發展效率總體上呈上升的趨勢。2006—2019年，中國制造業在綠色發展方面表現出良好的上升勢頭，綠色發展效率由 0.695 上升到 0.812，增長了 16.83% (見表2)。盡管河北、天津、山西等少數省份有所下降，但大多數省份的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值都呈增長態勢，總體增長趨勢明顯，該研究結果與 Qu 和 Appolloni 等(2017)對中國制造業30個細分行業的綠色發展效率的分析結論大體相同。
根據圖1所示的全國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變化趨勢可看出，2006—2019年，中國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從0.695上升到0.846，其均值為0.782，整體呈波動上升態勢。通過對表2中各省份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測算值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主要省份的制造業綠色發展的提升趨勢要相對快于西部省份。全國四大地區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的空間差異較為明顯，由高到低分別為東部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綠色發展效率均值在 2006—2019 年分別為 0.912、0.807、0.783、 0.736，從圖1看四大區域整體均呈波動上升趨勢。
結合表2和圖1中國各省份及四大區域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的時間序列變化趨勢，可以發現，中 國制造業綠色發展的總體平均水平均呈現出一定的增長態勢，區域間的整體差異性逐漸縮小。這表明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背景下，中國制造業的綠色發展已取得明顯成效，并表現出初步的區域協同效應。
對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測算結果做進一步分析，發現制造業綠色化發展程度總體呈現出東部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空間分布特征。其可能原因為：東部地區是中國資金、人才、信息、市場等重要的交融地區，擁有優越的區位條件，經濟水平始終優于中西部地區，綠色R&D 投入也遠高于其他地區，創新能力比較強，形成了綠色發展的良性循環機制。而中西部地區自然區位、經濟水平和開放程度等整體上落后東部地區，企業創新投入能力較弱，經濟可持續發展動力相對不足。
3.制造業綠色發展的空間演變特征
其一，空間格局的全局演變特征。全域空間自相關檢驗可反映各省區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在整體空間上的相互依賴程度。
圖2的橫軸表示各省區之間的經濟距離，縱軸表示綠色發展效率值。從圖2中可看到中國大多數省份的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都分布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這說明中國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與經濟距離的變化是同向的，其空間分布具有明顯的集聚性。將局部Moran’s I散點圖中各象限的省份進行列表分析，具體見表4。
分析各省份象限內的分布情況，中國制造業綠色發展在空間上存在差異，表現出明顯的空間集聚性。從表4可以看出，中國大多數省份2019年的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位于雙高聚集區域第一象限的為北京、江蘇、山東、上海、浙江等省市;位于第二象限的是福建、遼寧、內蒙古、天津等省市;位于雙低聚集區域第三象限的為重慶、甘肅、廣西、河北、黑龍江等省市;位于第四象限的是安徽、貴州、海南、四川等省份。跨越了兩個象限的省份分別為一四象限的廣東和二三象限的河南、湖北。總體來看，全國制造業綠色發展形成HH集聚和LL集聚分化的空間格局，處于雙低區域(第三象限)內的省份數量遠多于雙高區域(第一象限)，且這種現象長久存在。其中，雙高區域的省份主要聚集于長三角地區，雙低區域的省份多處于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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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省區制造業綠色發展所呈現的時空格局演化分異特征，說明地區要素稟賦結構差異的累積效應已成為綠色發展的關鍵制約因素。這種在空間分布上所表現出的差異性特點，其原因可能與各地區所處發展階段有關。一方面，位于雙高聚集區域的經濟發達省份多處于后工業化階段，資本、技術創新等高端要素的聚集有助于制造業的綠色發展;而位于雙低聚集區域的經濟落后地區多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高端要素的聚集不足導致了其資源環境的過度消耗，從而造成這些地區綠色發展效率長期出現低值集聚的局面。另一方面，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能夠在較大程度上影響綠色技術創新，較高的經濟水平能夠對綠色技術創新帶來資金支持等一系列的支撐作用(李新安，2019);同時由于貿易往來和產業資金跨地區轉移產生的技術溢出，也有利于推動地區技術水平等方面的提升;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金融市場發達，高新技術人才密集，交通便利、科技研發水平投入產出轉化率高等優勢造就了該地區綠色技術創新能力高于其他地區(梁圣蓉、羅良文，2019;黃磊、吳傳清， 2019)。
三、中國制造業綠色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從制造業發展的演進規律來看，在工業化的前期乃至中期階段，制造業的發展主要以數量擴張為主。到了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工業產品的市場需求逐步飽和，數量擴張日益受到市場需求以及外部各種約束條件的制約，迫切需要轉向高質量發展。中國目前已經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雖然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工業產業體系，制造業門類齊全、生產能力強，但不少產業的產能進入了相對過剩階段，急需推進制造業向產業結構低碳化、生產過程清潔化、能源資源利用高效化的綠色制造方向發展。就區域層面而言，中國制造業綠色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方面。
1.各區域制造業綠色化發展水平不平衡
推進區域制造業綠色化發展，有助于實現制造業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協同共存。但對中國大部分省份而言，一方面制造業發展正處于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型時期，尚未擺脫傳統的高強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資源的發展模式，制造業高物耗能耗的“重型化”結構特征明顯，制造業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存在較大沖突，綠色增長點較為欠缺。另一方面中國各區域制造業的綠色化發展水平極不均衡，區域差異性較為顯著。從四大板塊制造業綠色化發展的整體水平上看，東部地區處于領先地位，制造產品的“智能化”“輕型化”和高附加值化較為突出，制造業領域的數字化程度較高，中部地區其次，東北地區較差，西部地區總體最差。通過前面對不同時間節點制造業的綠色化發展效率分析發現，中西部地區傳統制造業綠色低碳升級的增速突出，東北地區的增速滯后，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間的相對差距減小，東北地區與東部地區之間的相對差距變大。盡管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之間的相對差距縮小，但仍存在著較大的絕對差距，東北老工業基地更是面臨制造業綠色化發展嚴重滯后的問題。中國各區域制造業綠色化發展所處不均衡的分布狀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區域制造業綠色化發展水平的整體提升。各區域只有實現制造業綠色化協同發展，才能更好發揮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競爭優勢，實現制造業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攀升。
2.多數地區制造業綠色轉型的內生動力和能力不足
制造業結構轉型升級以技術創新為根本動力，而中國多數地區綠色技術創新能力滯后成為制約制造業綠色轉型的主要因素。盡管中國制造業的綠色發展效率近年來在不斷提升，但多數地區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的雙低型集聚，表明大多數制造行業在全球價值鏈中仍多處于低端生產加工環節，整體技術層次和綠色化水平較低已成為綠色轉型的短板。這一方面是由于中國制造業整體技術創新能力較弱，導致關鍵核心技術、自有品牌等較為缺乏，高端裝備和核心零部件具有較高對外依存度;另一方面則主要在于中國多數地區制造業綠色創新的動力和能力不足。依靠人口紅利和資源要素的低成本優勢，中國制造業實現了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的轉變。但隨著近年來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全球各大經濟體爭相在高端制造領域建立競爭優勢，中國制造業在面臨資源消耗、環境惡化的困境下，再次轉型綠色發展已成大勢所趨。但中國多數地區對增強制造業技術創新能力與實現綠色轉型缺乏足夠認識，寧愿花錢買技術，用市場換技術，也不愿持之以恒地投入巨額研發資金和人力資源等去完善區域創新體系，推進企業進行科技研發，造成這些地區大部分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對制造業的綠色轉型形成制約。此外，中國多數地區制造業綠色發展的人才培訓教育體系不夠完善，使得制造業人力資本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短缺，進一步阻礙了這些地區制造業的綠色轉型。主要表現為學術型人才豐富而工程型和技能型人才短缺，特別是高端技術創新型人才及高級技能人才十分缺乏，與制造業的綠色技術創新需求和制造領域的人才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缺口。按照中國制造業發展目標要求，至2025年制造業重點領域人才供給存在 2986萬人的嚴重缺口(鄒曉東，2019)，而新能源汽車、綠色節能及新材料等領域人才缺口更大，這也成為中國大多數地區制造業綠色化轉型的巨大障礙。
3.促進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區域協同機制有待完善
促進制造業綠色發展涉及面較廣的特點，要求在區域空間上形成相應的評價監管體系、認定標準、激勵政策和組織協調機制。實證分析中各省區制造業綠色發展，在空間分布上所表現出的較大差異性特征，尤其雙低聚集區域省份遠多于雙高聚集區域省份，也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各地區間在環境規制等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相關政策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在區域相關政策及協調機制不完善條件下，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和區域間的產業轉移，高環境規制的地區將會促使污染產業在國內不同地區間轉移，從而對鄰近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產生抑制作用(李新安，2021)。這樣一地區為了完成節能減排目標，將部分高污染產業就近轉移到其他地區，近鄰地區的污染治理成本就會加大，給綠色創新投入帶來阻力。而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使得經濟高發展水平的地方政府更有財力對綠色技術創新實施補貼，其向市場傳遞的積極信號，則可能吸引鄰近地區的商業資金，導致鄰近地區的綠色發展融資減少，抑制鄰近省份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盡管在國家工信部指導下，已組建中國綠色制造聯盟，但目前仍未形成政府、協會和企業等各主體參與的統籌管理機構與組織協調機制，聯盟的功能作用尚未很好發揮。因此，需要逐步構建并完善制造業綠色發展的相關政策體系(Jaffe 等， 2002)，推進制造業綠色發展的跨區域合作的體制機制創新，促進制造企業、行業和區域鏈接的共生與協同利用，增強區域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協調性、聯動性、整體性，構建綠色發展產業鏈，實現區域經濟與綠色經濟的協同發展。——論文作者：李 新 安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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