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02-15所屬分類：醫學職稱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20世紀50年代末，隨著獻方和采風運動的開展，一批地方習用土中藥借助各種媒介引起醫學界注意，并得到更多試用機會。隨后的白喉流行高峰年份，計劃免疫制度尚未完善、生物制品和抗生素短缺等因素，為中醫藥參與防疫及土中藥的采用提供了空間，土牛膝因
摘要：20世紀50年代末，隨著獻方和采風運動的開展，一批地方習用土中藥借助各種媒介引起醫學界注意，并得到更多試用機會。隨后的白喉流行高峰年份，計劃免疫制度尚未完善、生物制品和抗生素短缺等因素，為中醫藥參與防疫及土中藥的采用提供了空間，土牛膝因此得到廣泛應用。
關鍵詞：土牛膝;白喉;獻方運動
1新中國第一個十年白喉的流行與防治
白喉曾是嚴重危害兒童的急性傳染病，1953、1955、1959、1960和1964年，我國有過5次大流行。1950年代是白喉發病人數、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10年。以廣東省為例，1950年代平均發病率為12.38/10萬，平均病死率為15.27%;到1970年代分別降為3.10/10萬和9.19%。根據廣東省1959—1962年統計，城市發病率高而病死率低，農村則相反[1]。西安的統計數據反映了同樣的趨勢和特點[2]。
1950年代，我國仍處于白喉自然流行時期，除了生物制品生產技術落后外，預防接種也不夠順利，僅有天津、徐州等城市開展全程預防注射。1964年國產白喉類毒素研制成功，兒童中才普及接種。實行計劃免疫后，白喉發病率從1949年的23.1/10萬持續下降至1991年的0.02/10萬，降低了99.91%[3]。白喉的治療主要靠白喉抗毒素及青霉素。1950年代白喉抗毒素價格昂貴，質量還不穩定，有發生過敏反應及血清病的可能[4]。當時大連和蘭州生物制品所生產的白喉抗毒素血清過敏反應的出現率也不一致[5]。
中醫方面，清代鄭梅澗創制養陰清肺湯，是后世中醫治療白喉的首選。19世紀上半葉，該病流傳甚速，引起醫家重視。至1936年，白喉證治方面的專著已有50余種，可見白喉流行已成常態。清代中期以后，治療白喉的理法方藥漸趨一致。理主養陰鎮潤，忌表散升提;法有內服、外吹和針灸。主方有三：養陰清肺湯、神仙活命湯、除瘟化毒湯[6]。
2獻方運動背景上涌現的土中藥
2.1出自民間單方的“土牛膝”
1955年秋冬，安徽部分地區發生白喉疫情，金镕甫中醫師奉命到合肥市傳染病醫院治療40例。“均經培養陽性反應，將菌種送安徽省衛生防疫站作毒理測驗，證明大都毒力較強，經采用養陰清肺湯治療，獲得痊愈出院。”金氏依據鄭梅澗方法，配合麻杏石甘湯及皂莢苦酒煎涌吐、錫類散吹喉，收到較好療效[7]。按照現代醫學研究的理路，安徽省衛生防疫站做了養陰清肺湯體外殺菌試驗，證實該方無體外殺滅白喉菌作用[8]。
次年3月，《健康報》刊發了安徽五河縣用養陰清肺湯治白喉的報道，并加了編者按[9]。編者按提到，安徽六安縣用土牛膝治愈白喉45例。這則報道隨后轉載于《中醫雜志》。鑒于此前中醫治療乙腦土中藥的臨床療效曾出現爭論，安徽省衛生廳特地派了一個工作組到五河縣協助該縣衛生院進行“比較詳細和有系統的中醫治療白喉的效果觀察研究”，對白喉的流行病學診斷，養陰清肺湯的構成及煎煮法、用量，收治患者全過程都做了詳細記錄，肯定了養陰清肺湯的療效。文中提到，“最好是配合使用青霉素，可收到縮短病程的效果”[10]。養陰清肺湯的療效此后得到各地的反復證實，而此前寂寂無聞的土牛膝也借疫情進入醫學界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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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安徽省衛生防疫大隊羅宗極稱，土牛膝用于治療白喉，源自1954年黃鶴年的《白喉》中收錄的安徽含山縣民間單方，“因而引起了各地醫療衛生部門的注意，才開始被試用到白喉病的治療”[11]。羅氏也在合肥試用土牛膝治療白喉35例。上述報道中各地所用土牛膝系莧科植物(Achyranthesaspera)，羅氏認為土牛膝與川牛膝、懷牛膝之別僅是產地不同。1956年上海衛生出版社出版的葉橘泉《現代實用中藥》也收入該藥。上述兩書所載用法，一為煎液噴喉，一為噙化，均非后來的水煎內服。
與此同時，何興《介紹土牛膝治療白喉》[12]一文引起關注。其法單用土牛膝煎煮、頓服，大量使用會引起腹瀉，但以此治療者無一例死亡。何氏所用土牛膝亦莧科植物。中醫界關注土牛膝則是在《上海中醫藥雜志》轉載何興報道之后[13]。
到1959年白喉疫情高峰時，土牛膝已成為中醫治療方案中的重要選項。浙江溫嶺某公社衛生院以土牛膝根、六神丸、巴豆硃砂膏、養陰清肺湯、青霉素及其他支持療法治療白喉，所用土牛膝根系鮮品水煎。該院所用者，當地名山莧菜，“民間呼為鼓槌風、雞腳梗”[14]。建德縣的療法與溫嶺相仿。通過觀察，何云光提出用土牛膝根治療白喉須服至痊愈為止，以免反復[15]。以上兩例，均是西醫業者學習試用中西醫綜合療法，試用后都肯定了土牛膝的療效，所用土牛膝均為莧科;而限于條件，均無法對土牛膝作進一步研究。饒有興味的是，瑞安縣第一人民醫院起初不太放心土牛膝的療效，均以小量白喉抗毒素配合治療，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00cc土牛膝水煎劑所費僅0.2元[16]。
2.2土牛膝療法的廣東源頭
1955年白喉流行嚴重時，廣東新會縣中醫業者黃華庭公開了土牛膝治療白喉驗方。佛山專區第二人民醫院與新會縣人民醫院隨即試用，均認為有顯著效果。該驗方刊發于1958年《廣東中醫》第1期后，各地同行紛紛函詢，并討取土牛膝根樣本。黃氏稱，用土牛膝治療白喉系受《重樓玉鑰》的啟發，他曾在本縣采得土牛膝的莖、葉、根分別試驗，確認土牛膝根的功效顯著。黃氏分白喉為陰熱、陽熱、風熱3型，分別以養陰清肺湯、神仙活命飲、清瘟化毒湯治療，再加土牛膝根。“總而言之，土牛膝根一味，對白喉癥的療治，自始至終確不可缺少。”[17]佛山及鄰近市縣用此方法，至1958年7月的3年中治療白喉526例，治愈434例，治愈率達82.1%[18]。
1957年在粵中區白喉防治經驗交流會上，相關醫院交流了經驗，推廣了這一療法。
1958年6月，佛山專區舉行土牛膝療法治療白喉經驗交流會議，除該專區中西醫院、衛生所代表外，高要、韶關、惠陽等專區人民醫院，廣東省中醫藥研究委員會亦派員參加。這次會議的內容，隨后刊發于《廣東中醫》，進一步擴大了影響[19]。
2.3白喉疫情中各地的中醫療法、方藥
疫情中的安徽注意采用“歙縣民間單方”“安徽省中醫座談會方”，但選用前賢有效方劑居多，即以養陰清肺湯配合臨證加減為主，輔以吹藥、針灸及外敷的治療方案[20]。
鎮江市傳染病院等采用中藥朱砂與巴豆治療白喉，也取得滿意的療效[21]。采用板藍根煎劑則是1961年報道的[22]。
白喉散吹喉系西安市老中醫吳湛如1956年獻出的祖傳秘方。西安市傳染病院選取較輕型患者32例對該方療效進行了細致觀察，30例有效。對重癥患者是否有效，則未嘗試;但較之白喉抗毒素2萬單位6元，用白喉散僅需1元[23]。當時西安使用大連、蘭州生產的白喉抗毒素，一年后蘭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徐漢杰調閱了該市千余份白喉病歷，注意到白喉散卓越的療效[24]。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設置了科學、嚴格的臨床觀察標準，發現白喉散對確診非重篤型白喉患者有效，但體外抑菌試驗無效。重癥則配合青霉素注射，重型晚期配合白喉抗毒素[25]。與此類似的還有河北省成安縣中醫高志金的驗方“牛黃白喉散”吹喉療法。天津市衛生防疫站1959年用該方治療4例患者并與青霉素治療的2例作了對照，證實兩者均能治愈白喉;該站用該方做了抑菌試驗，證實其具有殺菌作用[26]。
除使用藥物外，南通市中醫院曾用針刺治療白喉，取闕上、太沖、合谷、少商等穴，試治白喉52例，50例痊愈[27]。
3中西醫共同研究的新發現
3.1關于土牛膝原植物的歧見
牛膝最早見載于《神農本草經》，被列為上品。歷經兩千余年演變，目前已有懷牛膝、川牛膝、紅牛膝、白牛膝、杜牛膝、麻牛膝、廣東土牛膝等品種。目前所見1950年代土牛膝治療白喉文獻中，各地均認定采用的是莧科牛膝屬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趙思兢曾研究土牛膝生態及其功效，認為土牛膝和懷牛膝、川牛膝等同是莧科牛膝屬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并附有圖片[28]。同年，佛山專區第二人民醫院檢驗室對莧科土牛膝的化學成分作了初步分析，證實其中含有生物堿、膽甾醇等[29]。
1958年，廣州市藥品檢驗所曾到新會縣采得當地一種土牛膝，與莧科Achyranthes屬植物完全不同，而與在《廣東中醫》上所發表的土牛膝的圖片很相似。為此該所人員訪問了廣東省中醫藥研究委員會，確認黃華庭治療白喉的土牛膝與趙思兢所發表的相同。隨后，該所從趙思兢處取得土牛膝的原始標本，“始知該植物不是莧科植物”[30]。該所會同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根據植物性狀特征確定廣東土牛膝是菊科植物EupatoriumchinenseLinn的根部，系多年生草本，并與同名異物的莧科植物倒扣草、牛膝作了鑒別。這是當年唯一認為廣東所用土牛膝應屬菊科植物的文獻。此后，廣東省所用土牛膝被認定為菊科植物EupatoriumchinenseLinn，并改稱“廣東土牛膝”，至今仍用于治療咽喉腫痛等癥[31]。
3.2抑菌試驗與臨床療效未盡一致
中、西醫理不同及作用途徑不一，也在疫情中逐步為中、西醫業者所體認。換言之，能用于治療白喉的中藥未必能在體外抑菌試驗中顯示理想的結果。
廣東土牛膝的化學藥理試驗，跟獻方中出現的當地草藥如了哥王、辣蓼根一樣，也曾遇到臨床治療有效而動物實驗無效的問題。對此，趙思兢建議像中醫研究院研究石膏一樣，“最好先掌握中醫藥理論和臨床使用經驗，結合現代醫藥科學知識，創造出一種新的整理研究方法，以解決草藥藥化藥理的理論問題”[32]。
上海市立傳染病院中醫科鐘英等用白喉散治療白喉帶菌者時，也加入了土牛膝、金銀花煎液含漱劑，但體外抑菌試驗中并未包含該煎劑，臨床試用的病例數亦較少[33]。天津則對白喉散中的21種中藥作了抑菌試驗，以尋求能預防白喉的特效中藥，但未包括土牛膝[34]。
3.3土中藥用于白喉預防
土牛膝根水煎用作預防，黃華庭之子黃兆棟已在應用。凡有患者求治，黃兆棟均給予土牛膝根3兩，令煲作涼茶與家人同飲，作預防傳染之用[35]。佛山專區第二人民醫院曾在新會縣某村做過242名小兒生土牛膝根水煎液預防用藥。證明其預防作用屬于短暫的被動免疫，仍有服過藥的兒童發病，未見有抗藥反應[36]。鄧樹棠也曾將水煎劑用于預防，據稱控制了疫情蔓延[37]。贛州市采用土牛膝治療帶菌者和預防白喉，證實了土牛膝的治療和預防作用，并總結出早期用藥收效更好的結論[38]。
此外，各地還嘗試將木槵子[39]、黃連水溶液[40]、鶴虱[41]用于預防。上海市立傳染病院中醫科則用自創“白喉散”配合土牛膝銀花煎劑治療白喉帶菌者及咽白喉[33]。
福建省中醫研究所應用民間草藥萬年青制成醋酸液，動物預防試驗效果很好，后在福州與土牛膝煎液、鮮橄欖汁等進行臨床對照觀察。認為土牛膝煎液、鮮橄欖汁對白喉預防有一定作用，但前者易引起腹瀉，后者易發霉變質。1959年1月，該所在福州市郊城門公社16個自然村進行萬年青醋酸液預防推廣。據稱，疫情得到控制，發病人數驟減，未做此項預防的鄰村疫情仍然蔓延。該所也注意到，萬年青能興奮迷走神經中樞，使心臟搏動徐緩;長期使用與洋地黃一樣，有蓄積中毒作用，大量服用較洋地黃易發生中毒。福州觀音井門診部即有4例因脈搏變遲而中途停藥者[42]。
3.4納入治療常規與劑型改進
1959年南通市白喉流行時，南通市中醫院已總結出養陰清肺湯加土牛膝治療和預防白喉方案，經南通醫學院附屬醫院試用36例，療效顯著。在該院及鄰近的平潮試用均有效，后向該市衛生局建議分發各縣參考試用。文中強調，“土牛膝根各處使用均有效”[43]。無錫縣推廣的《中藥治療白喉方案》也采用莧科土牛膝，臨床上既有單用，也用于復方[44]。
進入1960年代，西醫醫院也已采用中醫治法方藥，養陰清肺湯是內服藥的首選，但僅用于輕型、局限型咽白喉，同時配合局部吹藥和涂藥[45]。上海市傳染病院也采用了此法[46]。
南京曾將莧科土牛膝先后制成水泛丸劑和片劑，用于白喉帶菌者管理，據稱效果顯著[47]。鄧樹棠也針對白喉病勢峻急的特點，先后嘗試了水劑加酒精、糖漿劑、可溶性干浸膏等劑型，第四次用生淀粉熟流膏合成半溶解性粉劑，加5%甘油作防腐劑，“保存容易，配劑快，可作口服及吹喉用”[37]。他還提取土牛膝可揮發性成分制成注射劑，但考慮到用藥安全，僅用于治療豬丹毒，未用于人體[37]。
4土中藥廣泛應用的成因
4.1白喉治療用藥短缺
1950年代白喉疫情發生時，白喉抗毒素短缺的報道所在皆有。何興就提到，“起先我院是應用白喉抗毒素進行治療，以后因為脫貨，我們不得不向其他方面尋求代用藥物，在尋求中發現一民間秘方———蛾子草，中藥名曰土牛膝(又名對節菜、山莧菜)，這種草根煎成湯后對白喉療效甚佳。”[12]
新會縣人民醫院當時每一病例需用白喉抗毒素4～6萬國際單位，嚴重的至10萬單位，才能治愈出院。自使用土牛膝根中藥治療白喉后，使用抗毒素劑量大大減少。此舉既節約大量白喉抗毒素，也為病人減輕經濟負擔。“在白喉患兒發熱的情況下，我院選擇使用土牛膝根、桑葛湯治療，至熱退后，改用養陰清肺湯加土牛膝根。”只有“遇有極嚴重病例，并深度中毒象征的，即于入院時先注射白喉抗毒素2萬單位一次，同時服用土牛膝根桑葛湯5天后，改用養陰清肺湯，并注射青霉素，以防感染及并發癥;其余一般的病例，只使用土牛膝根中藥也收同樣療效。”[48]同樣，由于價格昂貴，疫情嚴重時經常斷供，揭陽縣河婆人民醫院只用于急重病例，139例中使用白喉抗毒素的僅24例[49]。
江西贛縣1958年秋也受到藥物短缺的困擾，改用中藥后，連生地及川貝也脫銷，只好棄用[50]。1959年8月，曲靖專區醫院“在無抗毒素條件下，中醫獻出了‘急救散’驗方，治患者15例，療效顯著。”[51]四川成都為應對疫情，“在中醫老師的幫助下，開辦了一個生產中藥制劑的東風制藥廠。幾個月來生產的品種有100余種，不僅配合了中醫治療，大大減少了西藥的消耗，把行之有效的驗方廣泛地應用于臨床”[52]。
上海市立第二傳染病院藥房的統計表明，1949年冬至1953年秋，該院治療白喉主要用白喉抗毒素和青霉素，每個患者的平均總劑量分別是4萬單位和300萬單位，住院平均天數為20天。該院提出，白喉抗毒素是治療白喉的主要特效藥，青霉素只有輔助的作用，時值青霉素緊缺之際，建議“在治療白喉時，還以單獨應用白喉抗毒素較為切合實際。”[53]廣州市傳染病院結合國內外文獻和大量臨床觀察，提出6種臨床類型白喉抗毒素的使用劑量參考標準，也出于同樣目的[54]。
4.2經濟條件的限制
早期報道中就提到，“用中藥治療白喉，如每一患者服用3劑，費用僅在1.2元左右，只及抗毒素三分之一的價錢。而且，這些中藥一般到處可以供應。”[10]據1959年天津市立傳染病醫院的治療方案，咽白喉、咽喉白喉需注射白喉抗毒素2～4萬單位，一度中毒性咽(喉)白喉需4～6萬單位，二度需6～8萬單位，三度則需10～15萬單位。以當時每萬單位5元計，由輕到重的白喉患者，僅白喉抗毒素一項約需10～75元[55]。
由于藥物匱乏，佛山第二人民醫院用蒸餾水沖洗青霉素空瓶，給患者及陪護者噴喉。相比之下，“土桑湯每劑約值0.6～0.8元，土牛膝煎液價錢更廉，且未發現有害的藥物副作用，也沒有血清反應的意外危險。”[56]
1955年冬，揚州白喉流行，蘇北人民醫院采用針灸治療亦緣于此。當時針灸師們也沒有十足把握，起初都配合了青霉素或抗毒素，并以錫類散吹喉。該院對患者是有選擇的，用針刺加局部噴錫類散治療者僅3例，均告痊愈[57]。
安徽醫學院耳鼻喉科教研組在該省廣德縣用土牛膝救治6例白喉患兒后，“初步觀察認為土牛膝的療效，不亞于白喉抗毒素，但其經濟代價，還不及白喉抗毒素的百分之一，在安徽農村遍地可采，且應用方法簡單，無需設備，毒性又極輕微。”[58]
江蘇六合縣人民醫院采用中藥為主的辦法后，減少了氣管切開的例數，“藥費顯著降低，由原來須要30余元減低到10余元。”[59]六合的做法后來也被南京市立傳染病醫院采用[60]。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