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5-08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 話語與知識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中兩個關系十分密切的重要概念。但長期以來，在學界二者經常被孤立分開研究。作為話語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van Dijk 提出了知識話語研究，并開創了最新的研究領域語篇認知學。文章嘗試從哲學認識論、認知心理學
〔摘要〕 話語與知識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中兩個關系十分密切的重要概念。但長期以來，在學界二者經常被孤立分開研究。作為話語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van Dijk 提出了知識話語研究，并開創了最新的研究領域“語篇認知學”。文章嘗試從哲學認識論、認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和語言學等多學科視角對 van Dijk 的有關話語與知識的融合研究進行解讀，分析其建構的話語—認知—社會三元理論框架，助力我國話語研究學者們更好地追蹤、掌握話語研究的最新理論發展動態與研究路徑的變革。
〔關鍵詞〕 話語與知識; 話語-認知-社會三元理論框架; 多學科視角; 語篇認知學
話語與知識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中關系十分密切的兩個重要概念。Halliday & Matthiessen [1]認為: “所有知識都由語言為代表的符號系統構成，所有關于知識的表征都首先由語言建構。”這表明人類大部分知識都形成于話語之中并由其中獲取。而 van Dijk [2]指出共享的社會文化知識是話語表達與理解的關鍵條件，話語的產出和理解需要激活人類大腦中大量的世界知識。可見，話語與知識互為前提，它們不僅是社會成員互動交流的條件，也是社會中共享和傳播知識的交際結果。無論在社會的任何領域和任何層面上，話語與知識聯合起來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但長期以來，話語和知識往往被孤立分開研究，對于二者關系的深入研究更是鳳毛麟角。如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傳統上雖關注知識，卻很少關注話語在獲得、表達和證實知識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而在話語研究歷史中，從早期對語法、書面和口頭話語的結構處理和實驗研究到現在的多模態符號研究、語篇語料庫的自動分析中，研究者往往割裂知識與話語的緊密聯系，研究視角單一。語言學研究傳統上對知識的關注多局限在句子層面，在整個語篇層面上，由于對知識與話語關系研究的匱乏，在新舊信息對語篇的宏觀結構和整體連貫的影響以及知識與語篇體裁的關系等方面研究成果不盡人意[3]。
一、語篇認知學的理論基礎: 多學科視角
作為話語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van Dijk 從 70 年代發表的《敘事宏觀結構———認知和邏輯基礎》( Narrative Macrostructures: Cognitive and Logical Foundations) [4]和《篇章語法的若干問題》( Some Aspects of Text Grammar) [5]就開始關注篇章語法，重點放在局部和全局的連貫，提出了宏觀結構( macrostructure) 。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他與心理學家合作研究語篇加工心理學，并逐漸對批評話語分析產生興趣，研究中開始納入認知和心理的維度，并呈現跨學科特點。進入新世紀，在 2008—2009 年間，劍橋大學出版社相繼出版了 van Dijk 的《話語與語境: 社會認知途徑》 (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2]和《社會 與 話 語: 社 會 語 境 如 何 影 響 語 篇 和 談 話》 ( 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 [6]兩部系列專著，首次將語義學、語用學、認知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多學科視角引入話語研究中，形成了一個系統的、多學科的語境理論[7-10]。2014 年 van Dijk 又相繼推出他系列著作的第三部《話語與知識: 社會認知途徑》(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3]，進一步將社會認知視角引入到話語和知識的研究中，強調在多學科視角下建構話語—認知—社會三元框架進行篇章話語分析。本文將從哲學認識論、認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和語言學等多個學科視角解讀 van Dijk 對話語與知識研究的最新觀點，分析其建構和完善的話語—認知—社會三元理論框架和新的研究領域—語篇認知學，并對未來話語與知識研究進行展望。
( 一) 哲學認識論視角下的話語與知識
傳統上的認識論把知識定義為一種特殊的信念———即被證實為真的信念。van Dijk [3]則認為我們要研究的知識不是用真值信念定義的抽象概念，而是人們在真實的場景和認知社團( epistemic community) 中使用的自然知識，“在我們的框架下，不討論真假值問題，真理的概念只限定在語言使用或話語中，因此我們更趨向于說在特定場合下信念的真假與否、正確與否”[3]32 。在日常生活中，知識由認知社團及其成員的標準來定義，受到不同語境、歷史和文化的認知標準影響，知識在本質上具有相對性。
知識和信念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功能既包括在信息處理和人類社會交往中的功能，也包括在人類進化、大腦工作運行和人類對自然社會環境的適應中所發揮的作用。與環境的互動意味著社會主體 ( social agents) 要具備三個基本機制，即獲取對周圍環境信息的感知能力( perception) 、儲存這些感知經驗的心理表征( mental representation) 、與認知共同體其他成員交流和獲得知識的語言使用和話語。感知能力和心理表征的主觀建構形成“心理模型”( mental model) ，這一模型與知識的結構和分類緊密相關。如果這些由心理模型表征的個人經驗知識和信念在認知社團中交流分享，并符合社團的認知標準，就會成為社會知識( social knowledge) ; 反之，如不符合共同體的認知標準則會成為個人信念或觀點。在此基礎上，從一類場景或經驗中抽象出的超時空或獨特的特征就成為體裁知識( generic knowledge) 。父母與孩子間的教學話語、課堂話語、教材、媒體和其他公眾說明性話語都是典型的體裁知識，這樣的體裁知識在認知社團和其他機構中不斷累積和再生產。因此，體裁知識( 社會共享知識) 既是公眾話語產生的條件也是公眾話語傳播分享的結果。
我們可以在 van Dijk 有關知識和信念的哲學認識論分析基礎上，對多學科理論框架中的“知識”以及知識與話語的關系加以總結和定義。人們通過自然語言獲得、表達、預設和再生產知識。這些自然語言是在社會情景下的話語和交際互動，是人類知識的主要功能和條件。知識是人們在社會情境下的心理建構，是對真實或想象世界的心理表征，是人類心理模型的產物，具有表象性。知識并不通過命題而是通過心理模型和一般知識結構( 如圖式、概念關系) 來表征，是被某一認知社團成員的知識標準證實了的共享信念，因此具有相對性。知識可根據來源和證實標準分為個人知識、社會知識和體裁知識。
van Dijk 強調知識和信念的研究應通過書面或口頭話語的研究來進行，充分意識到絕大多數的知識是從特定情境下的話語中獲得和再生產的。同時，研究話語又需要認識論做基礎，并以哲學視角為前提，話語研究才能走向深度和廣度。
( 二) 認知心理學視角下的話語與知識
不管是對語篇的認知還是對知識的處理，語言使用者都離不開多模態心理模型來對自然、社會和交際環境進行心理建構和主觀表征。基于認知心理學， van Dijk 的心理模型理論重點建構了研究話語和知識關系 的 認 知 理 論 框 架，引 進“語 境 模 型”( context model) 來作為產生得體話語的主要控制系統。
van Dijk 將心理模型定義為對事件片段的主觀表征，它的主要特點是簡化性，即心理模型的圖式范疇具有普遍性、等級性、抽象概括性、個人獨特性和主觀性等特點。心理模型除了由直接的個人經驗和感知建構的經驗模型( experience models) 以外，控制著語義基礎的情景模型( situation models) 和表征交際本身情景的語境模型都是決定話語產出和理解的心理模型的重要組成部分。
情景模型是話語中所涉及的事件、人物、動作等的主觀表征，我們不僅通過親身經歷來建構情景模型，還從讀到或聽到的書面或口頭話語中建構情景模型。從話語中建構的情景模型是獲取關于世界知識的主要途徑。情景模型不僅是所有話語語義處理的起點，它也決定話語局部和整體的連貫性。話語的連貫是相對而言的，如果聽話人能夠為聽到的話語建構出相應的情景模型，那么這段話語對于聽話人來說就是連貫的; 反之，對于聽話人來說就是不連貫的。
相關期刊推薦：《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雙月刊)創刊于1985年，是由北京科技大學主辦的學術期刊。本刊是由北京工商大學主辦的以反映本校教學和科研成果及社會上相關領域的最新成果為主的學術刊物。主要刊登礦業與環境、冶金與材料、設備與能源(冶金)、控制與決策(鋼鐵企業)等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動國內外學術界的交流與合作，為冶金工業類中文核心期刊。
話語不僅由語義基礎的情景模型控制，也由表征交際本身情景的語境模型控制。van Dijk 較為具體地確定了語境模型的范疇，它包括交際情景下的三個范疇: 話語交際時的背景( 時間、地點) 、充當各種交際角色的參與者、交際行為事件。語境模型必須以知識—裝置( Knowledge-device) 為特點，知識—裝置時刻協助說話人計算交際參與者的共享知識狀態，計算出哪些知識( 不) 需要( 完全) 表達、哪些可以斷言而哪些僅指示或預設就已足夠。這一機制能夠協助說話人持續監控參與者的認知狀態。說話人始終都在預測或知道聽話人所知道的內容，并調整他們的話語來適應。因此，語境模型決定話語的語用得體性。如果語境模型有所損壞( 如大腦受損或老年癡呆) ，話語的語用方面就有可能會受到影響，如錯誤使用指示詞，不遵守禮貌原則，重復交際信息等。語境模型又是動態的，它總是根據交際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在對話中，交際者的社會身份、交際角色、觀點情感以及意圖與目的的改變，都會激活、構建或更新語境模型。
針對幾十年語境理論的爭論，van Dijk 的觀點是明確的: 語境是主觀、動態的，既是交際參與者對社會情景相關參數的主觀定義，也是基于社會共享知識的動態心理模型。心理模型的提出尤其是以知識—裝置為核心的語境模型的提出，不僅完善了 van Dijk 的多學科語境理論系統，將知識納入到話語研究中，并且幫助人們從認知角度重新審視知識在話語交際中的重要作用，為更好地研究話語產生和理解的機制拓寬了理論視角。
( 三) 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視角下的話語與知識
傳統的社會心理學往往側重對個人知識的關注和實驗研究，鮮少有對知識的社會認知及其與話語關系的研究[11-12]。van Dijk 認為關于知識與話語關系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社會信念如何在群體、社團和社會中被交際、散布和傳播。也就是以認知和社會融合的視角，考察社會心理學中的核心概念如態度、意識形態等，關注社會環境下知識再生產中話語的作用。
van Dijk 的核心觀點之一就是知識不僅是被檢驗過的個人信念，更是一種社會共享信念，無論知識的獲取、傳播、檢驗標準還是內容都離不開社會。在眾多的社會認知信念中，van Dijk 重點討論了傳統社會心理學關注較少的意識形態。他認為意識形態是一個群體的基本社會信念，作為社會共享基本信念，意識形態“與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問題和焦點息息相關，如 生 老 病 死、階 級、性 別、種 族、性、生 存 等 問題”[3]99 。因此，它相對穩定，并且為特定群體的身份、目標和利益服務。意識形態通常在具體的意識形態實踐中顯現出來，尤其通過話語表現出來。反過來，人們通常又是從文本和談話中獲取意識形態。
在社會學中，知識研究還要探討社會和認知的關系。事實上，“知識既是認知的也是社會的。共識、常識或共享知識是定義知識社會性的重要概念”[13]5 。作為“社會—認知視角下的核心建構，心理模型不僅有心理維度，是個人和主觀的一種心理表征; 同時還具有社會維度，是主體間的社會基礎，包括群體和社團共享的社會文化知識和信念的示例化和應用。從認知的角度來說，語境模型是存儲于片段記憶中的個人心理模型，即個人經歷; 但從社會學角度來說，這些經歷是社會參與者間互動的結果[14]。因此對于知識的來源，van Dijk 認為除最初一部分來自我們的感官經驗以外，知識的社會文化的范疇化以及知識的發展和再生產都是從社會交際互動和話語中來，如公眾話語中的政治、媒體或科學語篇。
在對話語和知識關系的社會學研究中，van Dijk 仍將重點放在語境的巨大作用上。語境既是復雜交際事件的一部分，也是語言使用者在具體語境下的主觀建構，我們需要從社會角度對交際事件的語境制約進行系統分析。因此，在對由某個群體、組織機構產出的具體語篇體裁中的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時，我們有必要對當時的語境，如具體的地點、時間、社會情境或政治行為活動和具體目的等，進行系統分析。同時也要關注語境決定的語篇體裁，是新聞報道、政府發言、教科書還是其他體裁，他們作為知識來源的可信度各不相同。
( 四) 文化人類學視角下的話語與知識
人類學一直處在語言學有關文化研究的最前沿，從最初的親屬關系研究到 20 世紀 70 年代認知語言學的原型理論、圖式理論等的引進[15]，人類學或者確切地說是文化人類學通過對知識研究的不斷演進，逐漸形成文化模型[3]。但話語與知識在文化方面的關系研究始終建立在思維、語言和文化關系研究大的背景下。語言在人們習得世界知識與文化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仍舊是經久爭論的焦點。
van Dijk [3]169 對此的觀點非常明確: “話語在知識的文化再生產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離開語言，文化和文化傳承都將是不可能的。”同時，van Dijk 也看到了在文化人類學中，知識的相對性更加明顯。一方面，西方世界以自己的知識和文化的標準認定非西方社會的知識都是地方或是民間的; 另一方面，西方世界也在逐步排斥其他知識和標準，意圖使西方文化成為世界主導的普遍知識和標準，這些都離不開語言以及話語的產出和傳播。
在話語、知識與文化的關系上，van Dijk 強調文化的認知性，但這絕不是將文化與認知等同，文化同時具有認知和實踐的雙重屬性，二者互為需要、互為前提。沒有了知識，社會成員無法參與話語或任何文化實踐，而沒有了與話語相關的文化實踐，人們就只能獲取基本或邊緣的文化知識。根據文化的這一雙重屬性，van Dijk 將文化社團定義為“共享完整的社會認知表征系統( 知識、信念、標準、價值) 和社會實踐系統( 交際互動、話語、儀式等) 的人群集合”[3]181 。社會認知表征控制社會實踐，同時社會實踐又能引起社會表征的形成、變化、再生和傳遞，尤其通過話語和交際互動引發的社會表征變化。
( 五) 語言學視角下的話語與知識
在認識論、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對知識的研究基礎上，van Dijk 又為我們系統地描述了語言學視角下語言使用者在語篇層面如何表達、預設或指示知識。在話語—認知—社會的三元理論框架下， van Dijk 一方面強調三元關系中話語的認知成分，強調話語交流知識或信息的基本功能，重申語境模型中的知識—裝置控制著話語和交際中復雜的知識管理。另一方面，他也聚焦話語的社會互動成分，認為話語的認知基礎是不斷受到語境模型的社會維度的制約。話語的認知功能和社會功能往往同時發生，如通過話語的合作、聯合、結盟、主導、抵制等過程。
根據 van Dijk [3]的理論框架，話語的所有結構都建立在情景模型、語境模型和基本知識基礎之上。知識在話語的產出和理解過程中無處不在。從語調、句法和詞匯到語義的各個結構、語用的含義、預設和會話策略等，情景模型和語境模型控制著話語的各個層面。如語義學中有關描述世界的細節度( granularity) 和層次( level) ，說話人可以根據存儲的情景模型，將相關的情景或事件描述得更細致或更粗略; 既可以使用高層次的抽象或概括的詞語，也可以用低層次具體詞語來描寫事件。話語的細節度和層次往往取決于我們儲存的情景模型，也取決于說話人根據語境模型中的知識—裝置對聽話人情景模型的預測和假設。但 van Dijk 也指出話語描述的細節度和層次往往都沒有語言使用者心理模型中的細致或具體，這與語言的隱性和顯性信息表達有關。
話語交際的基本策略是在話語的各個層面上如何將舊信息與新信息相關聯。van Dijk 用冰山原則來描述語言表達的這個特點，即話語意義的很小一部分是可見的，顯性信息只是冰山的一角，話語中涉及的絕大部分舊信息甚至是新信息都是隱性的、暗含在水面以下的。如語用學中的含義和預設中，語境模型發揮著重要作用，語境模型中的知識—裝置幫助說話者假設其他參與者的已知信息，決定在表達時哪些知識是預設的，哪些是聽話人可以自己推理出來的，哪些是需要明示的。
因此，話語的使用預設著話語事件的( 語義) 情景模型和交際情景的( 語用) 語境模型，這兩個模型都是認知社團成員擁有的社會共享知識的應用。因此，話語理論是以知識為核心特征的，這也解釋了語言使用者怎樣在話語處理過程中管理知識，如得體地調整話語以適應聽話人作為同一知識社團成員已掌握的知識情況。——論文作者：苗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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