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16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音樂人類學由早期的比較音樂學到音樂民族學再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在發展的過程中音樂家們不斷對研究方法進行補充完善。20世紀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國音樂人類學家之一曼特爾胡德在長期的田野考察實踐中，吸收他人的經驗靈感提出了雙重音樂能力
[摘要]音樂人類學由早期的比較音樂學到音樂民族學再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在發展的過程中音樂家們不斷對研究方法進行補充完善。20世紀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國音樂人類學家之一曼特爾·胡德在長期的田野考察實踐中，吸收他人的經驗靈感提出了“雙重音樂能力”，使音樂人類學在實踐研究方面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同時他也將這種能力帶入到音樂課堂上，對各國的音樂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關鍵詞]音樂人類學;雙重音樂能力;胡德
一、20世紀音樂人類學的發展
音樂人類學是作為音樂學下屬的一個分支學科而產生的，這門學科結合了人類學的理論方法對音樂進行研究，所以這門學科同音樂美學、音樂教育學等學科一樣屬于一門交叉學科，音樂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涵蓋了從人類誕生到至今為止所有與人類相關的音樂活動。高校音樂教育專業的學生不但需要掌握音樂方面的知識，同時還需要學習和教育相關聯的知識，例如心理學、教育學等。所以，作為交叉學科的音樂人類學也是一樣的，在掌握好音樂理論知識的同時還要對人類學有一定的深入研究。音樂人類學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過程。
(一)第一個階段是早期的比較音樂學。
這個階段從十八世紀中期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中期，誕生于達爾文的進化論之后，并且受到了進化論的影響。“比較音樂學”這個概念最早是由奧地利的音樂家吉多·阿德勒在他的著作《音樂學的范圍、方法和目的》(1885年)中提出的，后英國語言學家埃利斯(J.A.Eills)的《論各民族的音階》一文可視為是對比較音樂學界定性的概括而進入這一學科研究的早期代表作[1]。以施通普夫為代表和他的學生霍恩波斯特等人在德國柏林大學心理研究所組成的學術團隊，被稱為比較音樂學“柏林學派”，善于將各種聲音錄制之后進行匯總再進行精細地比較研究。我國的比較音樂學開始于20世紀20年代，由著名的音樂理論學家王光祈將比較音樂學帶回到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王光祈畢業于波恩大學，在德國的留學期間受到了“柏林樂派”影響，他編寫了許多關于比較音樂學的著作，其中比較著名的就是他的博士論文《論中國古典歌劇》，通過這部著作他將中國的傳統歌劇—昆曲介紹給了西方人。比較音樂學在20世紀已經具有非常大的進步意義，雖然他的一些理論受到了一定局限，例如在研究方面受到了進化論的影響，認為音樂和其他事物的進化相似，但是不能否認其在樂器學、音樂形態學方面作出的重要貢獻。
(二)第二個階段是民族音樂學時期。
這個時期主要是以民族音樂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民族音樂學是音樂學的分支學科，其研究目的是從民族學的角度加深對音樂的理解。音樂民族學誕生于20世紀中期，由音樂家孔斯特所建立的。他比早期的比較音樂學更具有實踐性，不再是對錄音進行研究而是進行田野考察，研究對象是單個文化圈的某種音樂，通常為“非西方”音樂，為音樂人類學奠定了基礎。美國作為音樂民族學發展的重要區域之一，有很多學者對此作了研究，本文所要重點討論的“雙重音樂能力”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發展的，由著名的音樂作曲家、理論家胡德所提出。比較音樂學雖然和音樂民族學是兩個不同的學科，但是比較音樂學作為音樂民族學的始祖，兩者在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將音樂民族學介紹到中國的，還是要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王光祈將早期的比較音樂學帶回國內，到40年代中國的音樂家呂驥撰寫了《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這對中國的音樂民族學產生了深遠的意義。
(三)第三個階段主要分為兩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音樂人類學時期。在這個時期音樂人類學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音樂人類學》，是由著名的音樂人類學家梅里亞姆撰寫，歷史學派、符號學、語言人類學等觀念都有出現在這本書里。音樂人類學是在早期的比較音樂學和民族音樂學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它的研究目的和民族音樂學是兩個方向，音樂人類學是人類學的分支學科，其研究目的是通過音樂理解人類的行為，民族音樂學是音樂學的分支學科，其研究目的是從民族學的角度加深對音樂的理解[2]。梅里亞姆的《音樂人類學》[3]總共有十五個章節，其中前三章為第一個部分，都是關于音樂民族學的研究。音樂人類學與音樂民族學相比，研究得更加全面，音樂民族學的研究僅是單純的研究“音樂”本身，例如音樂音響、音樂理論等，卻沒有和民族區域、文化等相結合起來，音樂人類學則很好地彌補了這個空白。音樂人類學學科，從人類學的角度出發對音樂做了系統的研究，他闡述了音樂和人的身體、文化等之間的關系。二戰之后音樂人類學在西方國家迅速地發展，與早期的比較音樂學不同，音樂人類學學者不再單純地對非西歐民族的音樂產生興趣，紛紛開始突破了歐洲中心論的思想觀念，音樂人類學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在其過程中誕生了不同的學派，這些學派都抱有自己的不同意見，并且與各學派之間相互爭論相互融合，對音樂人類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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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時期是當代音樂人類學發展時期。這個時期與早期的音樂人類學相比，涉及的范圍更加廣泛，它的研究方法受到了當代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影響，其研究的領域已經擴大到音樂與人類相關的一切，當代的音樂人類學認可當今世界音樂的多元化。與梅里亞姆時期的音樂人類學相比，還對跨文化的音樂人類學進行了研究，不再是單一的對一種音樂文化進行研究，而是研究多種音樂文化之間的共性和差異性，共性在于運用音樂文化之間的共同點來研究不同種族區域的音樂。而音樂的比較研究則是和早期的比較音樂學有異曲同工之處，也是將不同的音樂文化放在一起比較研究，但是在上文所提到早期的比較音樂學是將搜集到的錄音進行比較研究，而且是以西方的音樂為比較標準的，研究面和評價面都是比較狹隘的。同時這個時期還對結構主義的音樂人類學、應用人類學進行了研究，結構主義的音樂人類學受到西方結構主義人文思想的影響，它與多元思維的概念有相似之處，強調在分析一個現象時不從一個原因去出發，打破傳統的“因果”關系，用圖像來看就猶如一個正方體，由諸條線構成面，再由諸個面構成體，簡單來說就是一件事情的發生是多個原因導致的，而在每一個原因里面也有諸個小因素組成。應用音樂人類學也是受到應用人類學的影響，應用人類學起源于二戰期間，是運用了人類學的學科方法去解決問題的，應用人類學剛開始的產生是幫助殖民主義國家的，殖民國家將自己的社會制度、文化帶到那些發展中的國家，試圖同化，應用音樂人類學較音樂人類學相比它更具有實踐性，21世紀的音樂人類學已經不再是梅里亞姆時代的音樂人類學了，它的主導理論范式已經轉移，考察研究的重心已經從尋找音聲本質和“規律”轉移到為了深入理解、闡釋音樂文化而進行的各種社會論題的探討上來了[4]。
21世紀音樂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由于這門學科不像音樂教育、音樂表演等其他學科能在短時間內見到效果，所以對它的發展就沒有那么關注，其次中國歷史久遠社會境況也比較復雜，用當前的人類學指導無法研究透徹。但是凡事都是一把雙刃劍，正是因為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所以很多的人類學家都紛紛將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國，這對中國的人類學發展也是一件好事。
二、胡德的“雙重音樂能力”
曼特爾·胡德是20世紀著名的音樂民族學家，他出生于美國，在他早年的時候曾經學過音樂，中途又做過一些其他職業，但是最后他還是選擇了繼續學習音樂。胡德在他的博士生涯曾師從過音樂民族學的創始人J·孔斯特，所以他的思想深受他的老師孔斯特的影響，在胡德畢業后的兩年曾去過東南亞地區田野考察，搜集研究當地的民族音樂，回國之后進入了加利福尼亞大學開始從事關于音樂人類學的教育工作，培養了大量優秀的教育工作者并且組織了美國音樂人類學研究所，對20世紀音樂人類學在美國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受到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的影響，胡德在音樂人類學研究方法上強調參與田野工作，不再依賴以往通過傳教士、旅行者等在19世紀那樣使用的“Armchair”的手段[5]，在20世紀50年代他遠赴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爪哇島和巴厘島地區進行田野考察，印度尼西亞同中國相似地大物博并且歷史源遠流長，各國的人類學家、考古家、音樂民族學家都十分向往。印度尼西亞最具特色的音樂形式就是佳美蘭音樂，佳美蘭音樂是以金屬類的打擊樂器為主的，有時還會加上管類樂器進行合奏，胡德對這種古老的音樂形式做出了系統的研究，在這之前胡德對印度尼西亞傳統的宗教信仰進行了考察，試圖能在宗教和音樂文化之間能找到聯系，并且將當地各類不同的音樂進行比較研究，與早期的比較音樂學實驗室比較的方法不同，胡德深入考察當地現存的音樂，并且還參與學習了當地音樂，走訪了許多民間藝人同時還融入到他們的生活中去，由此獲得最真實的文化資料，此后還出版了大量關于印度尼西亞音樂的期刊圖書。此后，胡德還親自遠赴非洲對當地的民族音樂進行考察研究，并且和非洲的一些音樂家進行了文化上的探討。
“雙重音樂能力”誕生于20世紀50年代，是胡德在對印度尼西亞的音樂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所提出來的。胡德對印度尼西亞的音樂文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在考察研究的過程中不單是去了解這些音樂，而且還參與到音樂的交流學習中去，親自學習這些樂器參與表演等。在這個過程中胡德首次提出了“雙重音樂能力”，在回到美國進行教學工作之后，胡德將這種“雙重音樂能力”應用到課堂中，在傳統學習的過程中，學生一般都是僅靠圖書、音頻或者老師示范等方法來學習其他民族的音樂文化，而胡德創造了一種新興的學習模式，即讓學生親自參與到其他民族音樂的演奏、演唱、表演當中去，作為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進行學習，在此后的教學過程中胡德規定了學生要具備這種“雙重音樂能力”。前文所提到，在19世紀比較音樂學誕生的時候，很多音樂家對非西方的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且搜集了許多音響資料與西方音樂進行對比研究，到了20世紀音樂家們開始紛紛都走向了實地考察，突破了原有的實驗室方法，不過這個時期也只是單純地去研究“音樂”，對其背后的文化源頭并沒有研究。直到音樂人類學的誕生，人們才將音樂與人的行為文化相結合在一起，但是此時的音樂家們只掌握了自己本民族的音樂能力，所以他們在研究外民族的音樂時只能站在一個局外人的角度去理解，并且還帶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意識。而胡德在田野考察的過程中，受到了著名的音樂人類學家C·西格的理論的影響。西格曾經提出“音樂學的結合點”理論，這個理論還反映在他的記譜法中，一種記譜法是將音樂的內容記載下來供音樂家們去研究，而另一種記譜法則是給表演者們在演出時提示的作用，這兩種記譜法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時還保存著內在性的聯系，胡德提出的“雙重音樂能力”與此有異曲同工之處。“雙重音樂能力”是建立在馬林諾夫斯基的思想理論之上的，馬林諾夫斯基曾經提出的“參與觀察”給予胡德靈感，馬林諾夫斯基認為研究認識一件事物，必須建立在經驗實踐之上，反對空想，研究者不應該只把經歷放在觀察上面，應該與研究的部落群體打成一片，融入他們的生活，這樣才能全面深入地研究該部落的真實情況，胡德就是受到這種“參與實踐”的研究方法后，才能創造出“雙重音樂能力”。
胡德的“雙重音樂能力”要求音樂家們在研究一個民族的音樂文化時，要像語言學家一樣去掌握研究民族對象的語言，即在音樂上就是必須學會被研究民族的一項樂器，不要單單去做理論研究，將精力重點放在實踐層面。胡德的“雙重音樂能力”誕生之后，在美國的很多學校都紛紛被帶入了課堂，20個世紀末《美國民俗》曾經發表過關于胡德的一篇文章，認為胡德“雙重音樂能力”讓許多民族音樂研究者，在田野考察的過程中不光光是站在了研究者的角度，而是深入其中像當地的藝人進行請教學習。這樣才能使這些研究者們，對自己研究的事物更加感興趣，立場的改變也使他們更加賦予一份責任�？傮w來說胡德的“雙重音樂能力”對音樂人類學和音樂教育等學科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打開了音樂學習的新世界的大門。——論文作者：周悅邵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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