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12-11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 學術出版場域由科研資助機構、學術出版機構、大學、科研機構、圖書館占據的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一系列客觀歷史關系構成，場域中的資本主要有經濟資本、學術資本、知識資本、內容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6種類型。 圖書館出版的快速發展、S計劃的發布
[摘 要] 學術出版場域由科研資助機構、學術出版機構、大學、科研機構、圖書館占據的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一系列客觀歷史關系構成，場域中的資本主要有經濟資本、學術資本、知識資本、內容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6種類型。 圖書館出版的快速發展、S計劃的發布、學術資源獲取方式多元等因素使得學術出版場域內各種資本形式的數量分布和結構發生改變，進而導致歐美學術出版場域結構發生變革。 在各自不同學術出版慣習的指示下，商業出版社、大學出版社和學會出版社結合其擁有的資本數量和結構，生成了差異化出版策略。 面對歐美學術出版場域的變革，商業出版社采取妥協與兼并策略，大學出版社采取創新與合作的策略，學會出版社采取合作與高質量發展策略。
[關鍵詞] 學術出版 場域 資本 慣習 開放獲取
1 學術出版場域及其資本
場域(Field)這一概念由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Bourdieu)提出。 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1]。 學術出版場域由科研資助機構、學術出版機構、大學、科研機構、圖書館占據的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一系列客觀歷史關系構成。 學術出版場域是自主性的場域，距離權力場域相對較遠。 從知識生產方面來說，學術出版是針對學術同行的有限生產，因而學術出版場域更加遵循場域內部的規則。 學術出版場域也是一個充滿斗爭的場域，學術出版機構、大學、圖書館、科研資助機構等在場域內部不斷爭奪資本與權力，試圖維持或者提升他們在學術出版場域中的位置。
1.1 學術出版場域中的出版機構
學術出版機構在學術出版場域中占據重要位置。 在學術出版場域中，學術出版機構可被劃分為商業出版社、大學出版社和學會出版社三種類型。
商業出版社也被稱為營利性出版社，以便與非營利性質的大學出版社和學會出版社區分。 歐美商業出版社主要有愛思唯爾(Elsevier)、斯普林格 ·自然(Springer Nature)、威利(Wiley)、泰勒 ·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等，多為掌握學術話語權的大型龍頭學術出版商[2]。 營利性開放獲取出版機構，如英國生物醫學中心(BioMed Central，BMC)也屬于商業出版社。
歐美大學出版社通常以慈善團體或非營利機構的形式登記，并作為它們所屬大學的一個部門或行政單位而存在。 所屬大學對出版社的編輯出版業務和財務狀況進行監督。 牛津大學出版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兩家大學出版社，在學術專著、學術期刊、英語教育、工具書等出版領域均有較高市場份額，分支機構遍布全球。 由于經營效益較好，牛津大學出版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每年會向母體大學貢獻巨額的營業收入。 美國大學出版社規模相對較小，有些出版社需要依靠母體大學資金補助或社會捐贈來維持出版業務[3]。
學會出版社也是學術出版場域不容忽視的力量。 全球規模較大的學會出版社有英國皇家化學會(RSC)、美國化學會(ACS)等。 英國皇家化學會始創于1841年，出版46種同行評審期刊、1500多種學術圖書，其中綜述類旗艦刊物《英國皇家化學會評論》(Chemical Society Reviews)五年影響因子高達43.430。 美國化學會是世界上最大的專業科技學會之一，自1879年創辦第一本期刊《美國化學會會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以來，已創辦65種學術期刊。 美國化學會期刊學術影響力領先，曾被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評為“化學領域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化學期刊”。
1.2 學術出版場域中的資本
依據布爾迪厄對資本概念的闡釋，結合學術出版場域的特點，可將學術出版場域中的資本劃分為經濟資本、學術資本、知識資本、內容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6種類型。 筆者以學術出版機構為例來闡述這些資本的概念與功用。
經濟資本是指學術出版機構在經營中積累的資金資源。 學術出版機構通過圖書館訂閱付費、收取文章處理費(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APC)以及數據分析、科研評估等信息服務來獲取財富和收入。 愛思唯爾、斯普林格等大型商業出版社的經濟資本最為雄厚。 部分大學出版社和學會出版社也具有豐厚的經濟資本，如牛津大學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美國化學會等。 相對商業出版社，絕大多數大學出版社和學會出版社在經濟資本占有上處于弱勢。
就學術出版機構而言，文化資本主要有三種形態：科研人員的學術資本、出版從業者具備的知識資本和學術出版機構擁有的內容資本。 學術資本是指科研人員擁有的學術稟賦以及撰寫的學術論文、學術專著等研究成果，以身體化和客觀化的狀態來呈現。 知識資本是指學術出版機構雇用的編輯、營銷等職員的教育水平以及他們積累的知識和技能，以身體化和制度化的狀態體現。 內容資本是學術出版機構占有和使用學術內容資源，以及學術出版機構通過與作者、科研機構、圖書館簽訂合同帶來的權利，以制度化的狀態呈現。
社會資本是指學術出版機構憑借穩定而制度化的關系網，從而積累起來的潛在資源和實際資源，主要包括學術出版機構的作者、讀者、同行評審等資源。 對大學出版社而言，其社會資本主要依靠母體大學的學術關系網來積累。 學會出版社依靠學會積累的與大學和科研機構的關系網絡來獲取社會資本。
符號資本是學術出版機構積累的聲望、認知度和尊重。 學術出版機構通過出版高質量的出版物、邀約著名專家學者稿件等方式來積累符號資本。 當然，不同類型出版機構符號資本的來源也有較大差異。 母體大學的學術聲譽和高質量學術出版物讓牛津大學出版社等大學出版社積累了豐厚的符號資本。 學會出版社主要依靠在某一學科領域的學術聲譽以及所出版的高品質學術期刊來積累符號資本。 例如，美國化學會的《美國化學會會志》、美國物理學會的《物理評論快報》(Physical Review Letters)都在各自學科領域擁有較高的學術聲譽，從而讓美國化學會和美國物理學會積累了豐厚的符號資本。 商業出版社主要依靠旗艦學術刊物來積累符號資本，如愛思唯爾旗下的品牌期刊《細胞》(Cell)， 斯普林格 ·自然旗下的《自然》(Nature)等期刊在學術界擁有崇高的學術聲譽，給商業出版社帶來符號資本。
2 歐美學術出版場域的變革
近年來，開放獲取運動走向深入，圖書館出版發展迅速，歐洲科研資助機構推出了S計劃，學術資源獲取方式日益多元，這些因素導致歐美學術出版場域資本分布狀況發生改變。 圖書館出版在學術內容資源獲取上顯現出優勢，而學術社交網絡和開放獲取倉儲使得科研人員學術內容獲取渠道增多，對學術出版機構的依賴性降低。 學術出版機構承載的內容資本和經濟資本減少，而圖書館、大學、科研機構等學術出版場域內其他行動者擁有的內容資本和經濟資本得以增加。 通過S計劃等一系列舉措，公共科研資助機構擁有的政治資本增多，權力場域對學術出版場域的影響加深。 學術出版場域內各種資本形式的數量分布和結構改變，使得與之相對應的行動者之間的力量關系發生了變化，學術出版場域的結構也因此產生變革。
2.1 圖書館出版的發展
圖書館出版是以學術圖書館為主體而進行的一系列支持學術性、創意性或教育性內容創造、傳播及管理的活動[4]。 歐美圖書館出版實踐始于1988年的麥吉爾大學，至今已有30余年的發展歷程[5]。 隨著數字技術的進步和學術交流生態的變化，圖書館出版得到快速發展，成為學術出版生態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 據《圖書館出版名錄》 (Library Publishing Directory)顯示，2019年全球開展學術出版業務的圖書館多達152個[6]。 圖書館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以出版機構為主導的傳統學術出版模式，給學術出版機構帶來了嚴峻挑戰。
圖書館出版的迅速發展和當前學術出版場域的斗爭密切相關。 學術出版機構雙重收費、出版周期長等問題激起了圖書館和科研機構的反抗。 傳統學術出版采用雙重收費模式，科研人員或科研資助機構在出版時需要向出版機構支付文章處理費，而在使用學術資源時還要再次付費訂閱。 雙重收費模式限制了科研人員獲取學術資源的權利，嚴重阻礙了學術交流。 學術出版機構出版周期長等特點也讓科研人員學術成果發表受到限制。 圖書館出版主要采用非營利出版模式，以開放獲取出版為主，出版成本較低，不會向科研機構和研究人員收取高額費用。 圖書館將開源軟件系統和出版平臺用于學術出版實踐，加快了學術出版速度，滿足了科研人員對出版周期的要求。
面對新型學術交流環境，歐美大學圖書館將學術出版作為新的業務增長點，持續增加對學術出版的投入，在學術內容資源獲取、出版質量控制、數據出版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改變了與學術出版機構在資本分配上的相對數量和結構，提升了圖書館在學術出版場域的位置。 圖書館出版以學校師生學術成果、科學數據為出版重點，高校優質的學術內容資源被圖書館占有，讓學術出版機構在內容資源獲取上受到限制。 出版物長期保存使得圖書館在資源數量和連續性上形成優勢，圖書館可以利用特色館藏資源和機構知識庫中的數據資源來開發學術出版產品，進一步提升內容資本數量[7]。 雖然與學術出版機構相比，圖書館在編輯加工、同行評審等質量控制環節經驗較為欠缺，但近年來圖書館出版同行評審比例不斷提高，在質量控制上成效顯著。 在開放獲取、科學數據共享的新環境下，圖書館在機構知識庫數據存儲和共享等方面積極開展實踐，在數據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方面取得突破[8]。
2.2 開放獲取S計劃的發布
隨著開放獲取運動的推進，科研資助機構、科研機構、大學、圖書館等學術出版場域內的行動者要求出版機構開放獲取的呼聲愈加強烈。 科研機構和大學紛紛依托相關聯盟組織，借助聯盟具備的雄厚社會資本與學術出版機構爭奪在學術出版場域內的位置。 學術出版場域內位置空間的各種權力關系發生變革，這種變革也正好迎合了部分科研人員和圖書館的期望。 2018年，歐洲一批科研資助機構成立“cOAlition S”聯盟并推出S計劃，要求受資助成果必須發表在完全開放獲取期刊或開放存儲庫上。 若S計劃順利實施，學術出版機構獲取歐盟國家科研成果的數量和質量將會大打折扣，其內容資本和經濟資本數量將不可避免地減少。 學術出版機構的商業模式也將發生改變，原有的付費訂閱商業模式不得不讓位于開放獲取商業模式，學術出版機構在學術出版場域中的優勢地位將受到嚴重沖擊[9]。 S計劃的提出進一步加快了開放獲取運動的進程，學術出版機構、科研資助機構、大學、科研機構等場域內行動者之間的斗爭加劇，調節場域內各方利益的變革性協議應運而生[10]。
2.3 學術資源獲取方式日益多元
學術社交網絡、預印本平臺、盜版學術資源網站的興起，使得學術資源類型更為豐富和多元，科研人員獲取學術內容資源的渠道增多[11]。 作為一種新型學術交流媒介，研究之門(Research Gate)、學術界(Academia.edu)等現代化學術社交網絡的興起，為科研人員上傳、獲取、分享學術內容提供了途徑。 科研人員不但可以通過學術社交網絡免費獲取學術內容資源，還可以與學術同行交流互動，建立學術合作。 然而，科研人員通過學術社交網絡上傳的部分研究成果并未征得學術出版機構的許可，侵犯了學術出版機構的權利，并讓學術出版機構的內容資本受損嚴重。 科研用戶免費分享和獲取學術內容，使得出版機構學術內容在線訪問和使用下降，經濟資本也受到損失。 雖然愛思唯爾、斯普林格等商業出版社多次對學術社交網絡進行抗議并提請法律訴訟，但仍然未能改變內容資本和經濟資本嚴重流失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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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新型學術交流系統，預印本平臺數量的快速增長也給學術出版機構帶來較大沖擊。 目前，歐美國家較有影響的預印本平臺有物理學和數學等學科領域的預印本數據庫arXiv、生物科學領域的bioRxiv等。 預印本平臺縮短了學術論文發表時滯，加快了科學知識傳播速度，引起了學界的普遍關注。 然而，預印本傾向于發表在高影響力的開放獲取期刊上，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傳統學術出版機構的內容資源。 據相關學者調查，在預印本平臺bioRxiv發表的預印本中，后來發表在開放獲取巨刊《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期刊》(PLOS ONE)上的預印本最多[12]。 雖然預印本平臺不會直接使學術出版機構的經濟資本減少，卻導致學術出版機構的內容資本和用戶訪問量受到影響。
3 學術出版機構的慣習與策略生成
學術出版機構的慣習即學術出版慣習，是植根于學術出版機構的一套可變更的性情傾向系統，是學術出版機構無意識的行動意向[13]。 簡言之，學術出版慣習就是學術出版機構基于自身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狀況，積淀下來的出版思維模式。 慣習左右著學術出版機構在場域內的行動方式，生產著學術出版實踐。
提到慣習，有必要對學術出版場域內的另外兩個概念加以解釋：一個是“幻象”，另一個是“策略”。 學術出版場域內的幻象是學術出版機構、圖書館、科研人員等行動者一致認可并追求的價值。 他們都認識到學術出版的重要意義，努力去追求學術出版的崇高價值，爭奪學術出版中的資源[14]。 學術出版場域有著特定的利益形式和幻象，那便是學術出版場域一直維持著的高質量的學術成果和學術聲譽。 無論是科研資助機構、學術出版機構、圖書館，還是大學、科研機構和科研人員，都希望通過占有高質量的學術內容資源，獲取在學術出版場域內的聲譽和名望，從而讓學術界和社會認可自身的價值。 高質量學術成果和學術聲望就像是一種引力，引導著學術出版場域內的行動者為之奮斗。
作為生成策略的原則，慣習激發學術出版場域內的行動者去追求學術聲譽這一幻象，學術出版機構等行動者因此采取了某種策略。 這種策略沒有經過理性的籌劃，而是學術出版機構基于客觀規律產生的行動方式。 學術出版場域是策略的根本基礎和引導力量，學術出版機構運用策略來維持或改善他們在學術出版場域中的位置，具體策略由兩方面因素決定：一是學術出版機構擁有資本的數量和結構，另一方面是學術出版機構受社會和歷史兩方面因素影響而形成的對學術出版場域的認知[15]。
總體看來，商業出版社、大學出版社和學會出版社分別形成商業慣習、教育慣習和學科慣習。 商業出版社更為重視出版的商業價值，大學出版社較為重視出版的教育屬性，學會出版社重視出版的學科服務屬性。 然而，學術出版機構的慣習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被學術出版場域形塑。 由于慣習不同，不同類型學術出版機構采取的出版策略也有較大差異。
4 慣習指示下學術出版機構差異化的策略
開放獲取運動的深入和圖書館出版的興起，改變了學術出版場域中資本的數量分布和結構，使得學術出版場域發生了變革。 在場域變革的新形勢下，學術出版機構慣習不斷被學術出版場域形塑，并隨著學術出版機構積累的經驗而調整，以便與學術出版場域的發展趨向相適應。 在慣習的指示、啟發和推動下，學術出版機構結合其擁有的資本數量和結構，自覺地生成了合情合理的策略。 由于資本分布、性情傾向不同，商業出版社、大學出版社和學會出版社采取差異化的出版策略：商業出版社一方面采取妥協策略，犧牲經濟資本來換取內容資本; 另一方面利用經濟資本來延伸學術出版價值鏈。 大學出版社采取創新與合作的策略，在其擅長的學術專著和學術工具書出版領域不斷創新，并積極與圖書館開展學術出版合作。 學會出版社采取合作與高質量發展的策略，與大學和科研機構合作辦刊，致力于學術期刊的高質量發展。
4.1 商業出版社：妥協與兼并
學術出版場域的變革使商業出版社內容資本和經濟資本受損嚴重，商業出版社的慣習處于學術出版場域的不斷形塑之中。 開放獲取的客觀規律和歷史經驗使得商業出版社的慣習發生改變，指示商業出版社采取妥協策略，與大學和科研機構聯盟簽訂變革性協議，犧牲經濟資本來換取內容資本。 這種變革性協議讓商業出版社、大學和科研機構之間暫時達成一致意見，學術出版場域在這一階段形成協調統合的狀態。 在這種狀態下，學術出版機構積極開放獲取，大學和科研機構聯盟也暫時維護商業出版社的經濟利益，不再步步緊逼。 然而，變革性協議的簽訂源于學術出版場域行動者之間的斗爭，學術出版場域仍然處于不斷斗爭和變革之中。 隨著場域力量關系結構的變化，商業出版社也采取一系列行動來抵制大學和科研機構聯盟的沖擊，場域內行動者之間沖突依然存在。 在具有結構親和性和集體性的商業出版慣習推動下，愛思唯爾、斯普林格等大型出版商采取一致行動，對大學和科研機構聯盟在品牌期刊上發表開放獲取論文做出嚴格限制，導致一些協議并未如愿簽訂。
在大學和科研機構聯盟等場域內其他行動者的沖擊下，商業出版社追逐盈利的商業慣習被激發出來。 內容資本的縮減，使商業出版社愈加認識到經濟資本的重要性。 商業出版社采取兼并策略，運用豐厚的經濟資本和旗艦刊帶來的符號資本，將學術出版價值鏈延伸到基金申請、科研評估等上下游環節，依靠學術出版服務來獲取利益。 以愛思唯爾為例，商業出版社愛思唯爾先后收購了科研信息管理系統Pure、學術社交與文獻管理平臺Mendeley、學術信息平臺Newsflo、實驗數據管理軟件Hivebench、預印本網站SSRN、機構知識庫平臺伯克利電子出版社(Bepress)、替代性評價指標提供商普拉姆分析公司 (Plum Analyics)、稿件提交與同行評審系統Aries [16]。 通過預印本網站和機構知識庫等開放獲取平臺，愛思唯爾增強了對內容資源的控制，掌控了原本屬于開放獲取出版商的內容資本。 借助Pure、Mendeley等系統和平臺，愛思唯爾能夠為科研機構、大學、科研人員等學術出版場域內的行動者提供科研基金申請、科研數據管理、數據分析和科研評估等學術信息服務。 愛思唯爾依托學術出版慣習，通過商業收購將業務延伸到科研價值鏈的上游和下游，從商業出版機構轉型為介入科研工作全流程的信息服務商，獲取了豐厚的經濟資本[17]。 在商業慣習的推動下，商業出版社投入自身的優勢經濟資本，收購文獻管理、學術信息聚合、數據分析等相關服務企業，并通過與技術公司合作等方式，提高出版機構在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區塊鏈等方面的技術，進而提升學術出版服務質量。 商業出版社的出版策略面向科研工作全流程，有利于吸引科研資助機構、大學、科研機構、圖書館等利益相關方用戶，改善其在學術出版場域中的位置。
4.2 大學出版社：創新與合作
作為學術出版場域的行動者，大學出版社是歷史的產物。 大學出版社的慣習是由社會現實和歷史共同建構形成的，并深刻地打上了大學出版社經驗和歷史的烙印。 在歐美大學出版社中，劍橋大學出版社和牛津大學出版社創建于16世紀，歷史更為悠久。 幾個世紀以來，劍橋大學出版社在經營管理上經歷了特許印刷商、公共出版社、合伙人、理事會秘書制、首席執行官等諸多模式的轉換，以適應學術出版場域的變革[18]。 從1869年康奈爾大學出版社的創建至今，美國大學出版社也經歷了發展、波折和轉型歷程，資金短缺、盈利困難以及數字化轉型成為困擾美國大學出版社的難題[19]。 相對于商業出版社，大學出版社在學者資源等方面具有天然優勢。 受到制度保障，歐美大學出版社為非營利性出版機構，無需繳納營業稅和所得稅，節省了學術出版成本。
面對開放獲取運動的深入和圖書館出版的興起，大學出版社始終堅守其學術性和公益性，同時也在商業模式上不斷創新。 大學出版社背靠大學，能夠就近獲取母體大學的學者資源和學術內容資源，利用母體大學的學術社會網絡，獲得優越的內容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 眾多歐美大學出版社依托母體大學的學者資源，建立由學術精英組成的理事會，對學術出版物進行質量審查和內容把關。 無論是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等老牌出版社，還是在新興的大學出版社，理事會制度成為大學出版社的學術出版傳統保留下來，保證了大學出版社的學術出版質量。 之所以沿用理事會制度，是大學出版社結合過往的出版經驗，其一向追求學術價值的慣習發揮作用而生成的連貫一致的出版策略。
學術出版慣習是一個具備能動性的性情傾向系統，推動著大學出版社在學術出版上不斷創新。 與商業出版社和學會出版社相比，大學出版社面向大學圖書館和師生需求，更為重視學術專著出版。 面對數字技術的沖擊和學術專著的衰落，大學出版社在其慣習推動下沒有放棄學術專著出版，而是采用模塊化生產、在線優先出版、構建數字平臺等方式，維持并提升其在學術圖書出版場域的位置。 牛津大學出版社借助其擁有的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整合了愛丁堡大學出版社等25家出版機構的學術專著資源，構建了學術專著數字出版平臺大學出版社學術專著在線(University Press Scholarship Online，UPSO)，并借助牛津索引(Oxford Index)平臺提高學術專著內容資源的可發現性，提升了歐美大學出版社在學術專著出版方面的影響力[20]。 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等大學出版社借助學術著作出版基金來緩解財政壓力，推動學術專著的高質量出版[21]。 此外，牛津大學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等規模較大的出版社在英語教育、工具書等出版場域積極拓展，取得了較好的市場收益，保障了學術出版所需的經濟資本。
在學術出版場域變革的趨勢下，中小型大學出版社擁有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較少，處于弱勢地位。 與圖書館合作成為大學出版社在慣習推動下做出的較為合理的決定。 一方面，大學出版社與圖書館合作，能夠大大緩解學術出版資金方面的壓力。 就大學出版社而言，其出版經費主要依托營業收入，部分歐美高校對大學出版社有少量的經費補貼，絕大多數大學出版社資金相對短缺。 圖書館資金來源于財政預算和撥款，并能獲得慈善捐款、學術服務等方面的收入，可為學術出版業務提供較為充沛的財力支持。 另一方面，圖書館在學術內容資源組織、信息描述、信息分析、數據挖掘、知識發現、數據保存等技術層面具有顯著優勢，能夠更好地揭示、關聯和挖掘學術內容資源，提高學術內容資源的可發現性。 大學出版社可利用圖書館自主開發的軟件和平臺，借助圖書館數字保存技術、數據庫技術、語義出版技術等優勢技術來提高數據出版和語義出版能力，開展學術出版增值服務。
4.3 學會出版社：合作與高質量發展
學會出版社是專業學術出版社，因而具有推動學科進步、服務公益事業、促進學術交流的性情傾向。 學會出版社的慣習是其學術出版實踐活動的先決條件，同時也受其承載的資本的限制。
在學術出版場域中，學會出版社顯然是社會資本的受益者。 在歐美國家，學會是科學家以開展科學研究、推動科學教育、實現科學傳播為宗旨，經由專業組織、科學團體、研究小組等結合成的社會群體。 學會一般是非營利性組織，經費來自政府、企業和大學的資助以及私人捐贈[22]。 作為學界認可的體制化的學術關系網絡，學會將學術團體成員擁有的資本集中，并從集體的角度為學術成員提供支持，讓成員獲取物質利益和聲望。
學會借助社會資本，采取組織學術會議、推薦同行評審專家、組約稿件等方式，為學會出版社提供業務支持。 學會出版社依托學會龐大的會員組織，通過高品質學術出版為學會帶來學術聲望。 在學術出版場域中，學會出版社的社會資本價值得以充分發揮，對商業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施加壓力。 然而，除了美國化學會、英國皇家化學會等大型學會出版社外，其他中小型學會出版社擁有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較少，在學術出版場域處境艱難。 面對學術出版場域的變革，學會出版社采取高質量發展、合作創辦新刊等策略。
推動學科進步這一性情傾向影響著學會出版社的學術出版策略。 學會出版社自始至終持有權威的出版思維模式，堅守高質量學術期刊的出版。 依托學會的社會網絡資源，學會出版社通常組建陣容強大的編委會和編輯團隊，借助編委會成員的學術影響力邀約高質量稿件，并組織高水平專家來保證同行評審質量，提高期刊學術影響力。 在社會資本的加持下，英國皇家化學會、美國化學會等學會出版社所屬期刊的平均影響因子遠超化學領域期刊的平均影響因子，為學會出版社贏得經濟資本和符號資本[23]。
學會出版社通過組織科學會議與學術群體保持緊密聯系。 與商業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相比，聯系學界、促進學術交流的性情傾向使得學會出版社更加重視交流與合作。 學會出版社采用與大學、科研院所、其他學會合作創辦新刊的方式，取得了多方共贏的效果。 一方面，學會出版社依托其他機構的學術內容資源和經費，解決辦刊資金等問題，彌補了學會出版社經濟資本和內容資本上的不足; 另一方面，大學和科研機構借助學會出版社的社會資本，與其他機構建立合作關系，通過組織學術會議等方式，提高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學術實力，增加在學術領域的知名度，為大學和科研機構帶來符號資本。
5 結 語
學術出版不僅具有商業屬性，還具有文化屬性、服務屬性和公共屬性。 學術出版場域固有的學術價值和學術聲譽，植根于場域內行動者的慣常行為中，并對學術出版機構、大學、圖書館等行動者產生約束。 面對學術出版場域的變革，學術出版機構慣習隨之自發地進行調適，推動學術出版機構采取與學術出版場域相適應的行動策略。 相對以前，商業出版社更為重視學術出版的學術價值和公益性，而大學出版社和學會出版社則在出版實踐中給予商業價值更多的考量。 無論是商業出版社還是大學出版社、學會出版社，在出版策略中都將學術和商業結合起來。
綜上，由于資本數量結構和歷史等因素的限制，學術出版機構的慣習并不是經濟上理性的慣習，采取的出版策略并不一定遵循理性，完全以追求商業價值為目的。 在學術出版機構、圖書館、大學、科研機構等學術出版場域內行動者的共同推動之下，學術出版機構的商業模式由付費訂閱逐漸向完全開放獲取轉型，學術出版場域的結構逐漸由出版機構占主導轉向開放共贏。——論文作者：肖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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