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02-03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 通過對話分析，可以了解觀眾在觀展過程中細微、即時的學習行為。本研究采取隨機抽樣的方式，采取非干預式觀察方法對展覽觀眾進行調查，記錄其對話及相關互動行為，以訪談法作為輔助了解觀眾發生對話的原因，采用艾倫的對話分析框架進行內容分析。研
【摘要】 通過對話分析，可以了解觀眾在觀展過程中細微、即時的學習行為。本研究采取隨機抽樣的方式，采取非干預式觀察方法對展覽觀眾進行調查，記錄其對話及相關互動行為，以訪談法作為輔助了解觀眾發生對話的原因，采用艾倫的對話分析框架進行內容分析。研究發現: 與學習有關的對話發生頻率相對較低，群體間的對話以知覺型對話為主。上述調查帶來的啟示是: 可通過展覽內容的生活化、展示方式的多樣化、展品位置的合理規劃以及展示說明的有效性，更有效地引發和促進觀眾之間的學習型對話。
【關鍵詞】 博物館; 觀眾; 學習行為; 對話分析; 學習型對話
展覽是博物館最基本獨特的傳播方式，也是觀眾學習的主要途徑。觀眾在場館中由展品引發的思維活動及在參觀中使用的認知策略都具有內隱性，無法通過常規的行為觀察方法進行考察，但對話卻很好地反映了參觀者的所思所想。通過分析觀眾對話，研究者可以了解個體怎樣利用與參觀主題相關的先前知識來建構意義、進行學習。[1]此外，在觀眾參觀過程中，觀眾之間的言語互動有助于加深對展品的理解，實現知識共享。
在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觀眾研究工作起步較早，行為和言語這兩個探究學習的重要維度也是研究者們關注的重點。美國博物館界在 20 世紀 90 年代成立了 “博物館學習合作計劃” ( Museum Learning Collaborative) ，主張以社會文化理論為基礎，致力于博物館對話分析，著重分析行為者在對話情境中外顯的話語及行動，并強調話語的選擇是受到社會情境所影響。[2]群體間的互動行為和言語會話也是這一時期的研究焦點。在進入 21 世紀以后，針對觀眾對話的研究更加深入化，會關注到觀眾的身份認同、解釋參與和學習環境等因素對觀眾對話的影響。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博物館觀眾研究起步較晚，多數研究以一般觀眾為調查對象，只有少量的研究關注到了參觀群體之間的互動行為。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問卷調查、行為觀察等方法了解不同觀眾群體之間的互動行為，研究成果以量化分析為主，缺少認知和情感維度的深入分析。
本次研究針對上海自然博物館的臨時展覽 “滅絕: 并非世界末日?”，該展覽從英國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引進，展覽通過真實的標本、圖片和互動設施，了解已滅絕的生物和今日的瀕危物種，探討現代生物保護，了解生物保護的成功與失敗，思考我們現在是否面臨著下一場生物大滅絕。研究人員通過收集不同觀眾群體在展覽當中的對話，通過對話內容的分析了解觀眾在博物館的參觀當中討論什么內容，觀眾的這些對話是否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同時分析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到觀眾的對話內容。
一、研究設計
( 一) 樣本選擇與數據收集
本次研究主要采取了跟蹤觀察法收集數據，調查人跟蹤觀眾在展廳的參觀行為，采取紙筆記錄觀眾在參觀過程中的用時、行為、對話等信息，并且以訪談法作為輔助了解觀眾的身份信息、發生對話的原因和參觀后的收獲。為保證樣本的隨機性，采用了等距抽樣的方式選取樣本，在展覽入口處等待觀眾，每隔 5 組觀眾選取一組作為觀察對象。本次調查為非干預式的觀察，因此在觀察之前事先不告知觀眾，而在展區入口處立牌告知觀眾此展示區域會有觀眾調查。展覽的展出時間為 2016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7 年 2 月 12 日，具體的觀察時間為展覽期間每天 10: 00—16: 00 之間，同時避開展覽的講解和教育活動。在展覽期間一共收集到 200 組樣本，本文主要關注群體之間的對話，因此排除獨自參觀的個人樣本之后，共收集到 89 組親子家庭樣本和 67 組成人群體樣本。本研究中的親子家庭是指父母、祖父母等長輩與兒童組成的參觀團體，成人群體是指由兩個以上的成年人組成的參觀團體。
(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內容分析法分析親子家庭和成人 群 體 在 展 覽 中 的 對 話， 借 鑒 艾 倫 ( Allen，2002) 在美國舊金山探索館對于蛙展的親子家庭和成人群體對話內容的分析為框架。艾倫將觀眾在場館當中的對話分為 5 個大類別和 16 個子類別，具體內容如表 1 所示。
在此框架的基礎上，本研究進行對話編碼時采取了如下方法: 如果觀眾在某一展項前有發生對話，則記錄為 1，否則記錄為 0。在統計對話類型出現的次數時，以展項為參照單位，如果觀眾在某個展項前有出現某一個類型的對話，則記錄為 1，否則記錄為 0。例如，在某一展項前出現了 3 次有關特征的對話，雖然出現了 3 次，但編碼登錄時只計算有關特征的對話出現了 1 次。在統計一級分類的對話特征出現次數時，以知覺型對話為例，當某一展項前出現了屬于知覺對話的識別、命名、特征、引用類別的對話各一次，那么便計算該展項前出現了 4 次知覺型對話。本研究的編碼計算方法參照了艾倫采用的方法，不同之處在于艾倫是以對話段落為記錄單位，而本研究中因為展項的劃分單位較小，通常很多展項當中只有 1 件主要的展品，因此以展項為記錄單位。
在對話編碼之前，將所記錄到的各樣本的對話內容按照展項逐一進行整理編號，然后依照分類框架中的定義先以紙筆登錄編碼，在此過程中反復與分類框架中的定義進行對比，如果遇到不確定的類別的對話先擱置，待完成所有展項的編碼之后再將這些不確定的對話放到一起，由研究團隊的主要人員進行討論并反復對比確認。最后，再將紙筆編碼的內容錄入電腦，進行最終的檢查和確認。為保證對話類別編碼的一致性，編碼工作主要同一位研究人員完成，在遇到不確定的類別時再進行集體討論，以使得對話內容的編碼最大程度上切合對話分類框架的類別。
二、數據分析
( 一) 不同人群的停留時長與學習型對話的頻率
親子家庭在展覽當中的平均參觀時間為 11 分鐘，成人群體的平均參觀時間 8. 6 分鐘。艾倫在他的研究當中將 “學習型對話”定義為: 討論與展覽和展品有關的內容和主題。本研究沿用艾倫的學習型對話定義，重點分析觀眾的學習型對話，因此在統計和編碼過程中將與展覽內容主題無關的對話排除在外。共記錄了所有觀眾在 16 個展品展項前的對話內容，將觀眾的學習型對話進行了統計分析。所有觀眾有停留且有發生學習型對話的展品展項平 均 數 為 3. 7，占 所 觀 察 16 個 展 項 的 23%。親子家庭有停留且有對話的展品展項平均數為 4. 07，占所觀察 16 個展項的 25%; 成人群體有停留且有對話的展品展項平均數為 3. 22，占所觀察 16 個展項的 20%。由此可見，親子家庭的平均觀展時間和學習型對話頻率均高于成人群體。
( 二) 不同對話類型的比例
在本次研究當中，因為觀眾與展覽現場工作人員發生對話的次數非常少，因此研究重點是觀眾群體間的對話。由于觀眾實際的對話內容非常復雜，在一個展項前的對話可能會包含多種類型，因此，在具體的編碼統計過程當中，只關注在某一具體的展項前面某一類型的對話是否出現，而不關心它發生了多少次。具體的對話比例如圖 1 所示。
在所有五種類型的對話當中，知覺型對話所占比例最高，說明觀眾對于展覽內容是什么的問題較為感興趣。其次是概念型對話，聯系型和情感型對話次之，策略型對話的比例最低。
對比兩類人群的對話頻率，親子家庭的知覺型對話頻率高于成人群體，說明親子家庭更傾向于討論與展覽基本內容有關的信息; 概念型、聯系型和策略型對話的比例相當; 成人群體的情感型對話頻率高于親子家庭，說明成人群體在參觀展覽過程中表達了更多的情感。
( 三) 與展覽主題有關的對話內容
通過觀眾的對話內容可以部分了解他們對于展覽主題的理解程度，本次展覽的目標之一是讓觀眾了解人類活動加劇了很多物種的滅絕，在保護物種多樣性方面我們可以采取的措施。通過分析觀眾對話內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展覽的傳播目標是否被觀眾接受，以及他們在離開博物館之后，是否會發生后續行為的改變。
通過統計發現有 2 位觀眾表示對一些數量很少的動物要少吃，5 位觀眾表示要保護動物。這些對話大都發生在親子家庭之間，大部分是家長告訴孩子要保護動物。雖然這種表示觀眾后續觀點態度的對話內容較少，但是它們與展覽所要傳達的目的是一致的。
相關對話內容舉例: “藍鰭金槍魚在減少，少吃點。”
“別吃了，吃了就少。”
“這些都是滅絕的動物，我 們 要 保 護動物。”
“這些動物都滅絕了，我們要好好保護動物，不然就都滅絕了啊。”
“我們要保護才能聽到鳥聲，不然他們就要離開我們了。”
三、觀眾對話的影響因素
通過研究發現觀眾對話發生與否、以及對話的具體內容與觀眾的學習意愿、展品位置、展覽采用的展示技術手段、展覽內容與觀眾生活的聯系程度等因素有關。
( 一) 觀眾內部學習動機促進對話交流
本次研究通過訪談的形式直接了解觀眾產生對話的原因: 從展覽當中獲取知識、情感等方面的體驗，進而產生了思考，將展覽的主題、內容、價值觀傳遞給他人，引發交流與討論等。這是觀眾學習的結果，由興趣引導，并受到內部學習動機的驅動，進而產生對話交流。正是因為博物館場景中的學習所具有的觀眾積極主動、興趣引導、自愿、個人、與情境相關、協作、非線性和開放性的 特 點 ( Griffin，1998; Falk and Dierking， 2002) ，這也為觀眾的對話交流提供了基礎。
( 二) 先前知識經驗促進觀眾對話
認知研究領域的觀點認為，人類進入特定的學習情境時會帶著豐富的知識、經驗、信仰及價值觀，這些已有的知識和經驗會極大地影響人們對周圍環境的關注、理解和組織方式 ( 約翰·布蘭思福特，2013) 。因此，對場館學習而言，當參觀者走進博物館時，實際上就意味著他或她把自己的觀念帶入了相應的學習情境，這些觀念會影響其對場館學習內容的選擇和理解。[4]由于這些先前已有的觀念具有內隱性，無法通過直接的觀察了解到，但是從部分觀眾的對話當中可以分析得出先前的知識經驗有可能成為其對話內容，對參觀體驗產生影響。本次展覽當中，在一些與觀眾日常生活聯系密切或觀眾比較熟悉的展項前，觀眾發生知覺型、概念型、聯系型以及表達情感對話的比例均高于其他展項。觀眾在陌生的場館當中看到熟悉的展示內容時會與更多的與自己的先前知識和經驗建立聯系，表現出更為積極的情感體驗。例如，渡渡鳥、藍鰭金槍魚、審判臺、虎這幾個展項的展示內容或是觀眾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動物，或是書籍、影視資料中常見的動物形象，觀眾在這幾個展項前發生知覺型對話的比例占所有 16 個展項的 48. 28%，概念型對話占 47. 28%，聯系型對話占 51. 04%，情感型對話占 50%。這充分說明觀眾在參觀過程中見到熟悉的事物時，更容易引起共鳴，更傾向于與同伴進行交流分享。
( 三) 展品位置影響觀眾對話頻率
觀眾發生對話次數最多的展項為 “渡渡鳥”“虎”“審判臺”“藍鰭金槍魚”，觀眾在這些展項前的對話比例占所有對話內容的 46. 17%，它們的共同特點都處于是處在觀眾參觀路線的必經位置，而且是觀眾視線范圍內可見的，觀眾更容易注意到這些展項，從而在此停留觀看，進而引發對話。觀眾發生對話次數最少的展項為 “投票臺 1” “鸮鸚鵡” “白暨豚” “滅絕之聲”，觀眾在這些展項前的對話比例占所有對話內容的 12. 23%，它們或是因為位置擺放沒有處在最佳的觀看位置，或是因為周圍有其他更吸引人的展項，因此造成觀眾停留率低，對話頻率也較低。
( 四) 展示技術手段影響觀眾對話內容
研究發現，展示技術手段會影響到觀眾的對話內容，大部分觀眾在某些類型展項前的對話內容會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比如，策略型對話當中的展品使用和元表現主要發生在生存游戲展項前，此展項前觀眾發生策略型對話的比例占所有 16 個展項的 64. 29%。由于該展項本身所具有的互動性質，觀眾在此進行互動操作時，會討論如何進行有效操作等有關于展品的內容，也會因為互動操作的成功或失敗而對自己或同伴的表現進行評價。盡管在本次研究當中關于展品使用的定義不僅僅包括動手操作的展項，還包括觀眾口頭描述的如何移動、在哪看、如何聽等內容，但是在非操作性展項前關與展品使用對話相對較少，這說明互動展品更容易引發策略型的對話。
( 五) 圖文信息有助于促進觀眾對話
展覽當中的圖文信息是博物館展示中最常見的參觀輔助資源，也是觀眾最方便獲得的展示資源信息。展覽當中的圖文信息是否有效影響觀眾的學習效果。福克比較了觀看有無說明的展覽的觀眾，發現在有說明的展覽中觀眾停留的時間更長，發生學習的可能性更大。[5]本次研究觀眾發生知覺型對話的比例最高，占所有五類對話類型的 58. 89%。說明觀眾會利用現場的圖文獲取信息，并且對這些信息進行交流，這些信息不僅包括展品名稱，而且包括展品特征、相關背景信息等介紹。特別對于親子家庭之間來說，家長會利用從圖文當中獲取的信息向孩子傳遞科學知識。展覽當中的圖文可以幫助觀眾建立認知，并作為觀眾對話交流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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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 一) 研究結論
1. 觀眾對話類型的特點
具體分析觀眾的各子對話類型，從其所占比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在知覺型對話當中，有關識別和命名的對話占較高比例，說明本次展覽的展品展項對觀眾有一定的吸引力。此次展覽當中的展品大部分是動物標本，觀眾在看到眾多標本之后，會不自覺的詢問 “這是什么?”或者示意同伴觀看某一展項 “快看……” “看它的角……”。
觀眾對一些感興趣的展項也會傾向于了解它們的名稱，因此命名類的對話所占據比例也較高。關于特征的對話大部分是對標本外形的簡單描述，引用型的對話多發生在親子家庭群體之間。
在概念型的對話當中，有關簡單推理的對話比例最高，此項內容多是依據展覽現場的線索對展品內容的簡單推測，如判斷某種動物是否滅絕、某項展品是標本還是模型。復雜推理相對較少，大部分都是根據已有知識聯系展覽的推測。有關預測的對話非常少，與現場互動型展品較少有關，觀眾面對靜態展示的標本和模型產生預測的難度較大。
在有關聯系的對話當中，聯系日常生活與聯系先前知識的對話所占比例相對較高，這些聯系型對話大部分集中在一些與觀眾日常生活聯系比較緊密的展項上，聯系展品的對話比例較低。
與策略有關的對話中，與展品使用有關的對話比例較高，且大部分都發生在生存游戲這個互動型的展項前，說明有關展品使用的對話以互動型展項為主。有關元表現的對話較少，說明觀眾在參觀展覽過程中不會經常性地評價自己或同伴的表現。
與情感有關的對話中，表達積極情感的對話比例最高，這類對話主要表現為對展項內容的喜愛，說明觀眾在參觀展覽的過程中能夠獲得積極的情感體驗。表達消極情感的對話除了對于某些展項內容的不喜歡以外，也有關于物種消失滅絕的遺憾。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