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建康災害研究

發布時間：2019-12-23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內容提要 建康在六朝時發生災害381次，占同期各地區災害記錄總和的三分之二以上。建康及周邊地區的建設與開發，一方面可以集聚大量的資源、建立相對完備的防災減災體系，有助于增強城市抵御與應對災害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容易激化人地矛盾，打破此前人地關系協

　　內容提要 建康在六朝時發生災害381次，占同期各地區災害記錄總和的三分之二以上。建康及周邊地區的建設與開發，一方面可以集聚大量的資源、建立相對完備的防災減災體系，有助于增強城市抵御與應對災害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容易激化人地矛盾，打破此前人地關系協調的局面，是誘發災害的要因之一。建康受災后，六朝各政府采取了賑濟、減蠲賦役、申倡節約等荒政措施進行應對，但總體上成效有限。實現人地關系的動態平衡，是維持城市發展與災害之間良性關系的關鍵因素。

　　關鍵詞 六朝 建康 災害頻率 防災減災體系

　　建康東臨鐘山，西、北以長江為屏，南有秦淮河，北靠幕府諸山，地理位置優越，是六朝的都城與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我國七大古都之一。同時，建康也是六朝疆域范圍內災害爆發次數最多、種類齊全、災情嚴重的地區。自吳大帝孫權嘉禾三年(234)九月朔“隕霜傷谷”[1] 始，訖陳后主禎明二年(588)六月大風“激濤水入石頭城”[2] ，建康有災381次。建康的災害記錄占到了六朝所有地區災害記錄總和(557次)的三分之二多。

　　對六朝建康的災害種類、次數、災情等，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有不同程度地涉及[3] ，這些成果構成了繼續深入探討該問題的學術基礎。但仔細審視這些成果后，我們發現：其一，對災害次數的統計不夠完備，存在一定的疏漏;其二，在災情的把握上，或粗略地概括，或簡單地羅列文獻記載，無法區分出不同災情的危害程度;其三，未能有效地借鑒氣象學、災害學等相關學科的知識展開分析。鑒此，本文以《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隋書》的記載為主要依據，輔之以《建康實錄》《太平御覽》《資治通鑒》等，對六朝建康的災害進行深入地研討。

　　一、六朝建康災害分時段研究

　　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建康受到時人的密切關注，史家著史時對各地區災害、雨澤奏報記錄的選取也以建康為主。因此，建康的災害記錄居六朝各地區之首。當時，建康發生災害381次，其中吳23次、東晉186次、宋76次、南齊39次、梁38次、陳19次。對建康災害時間序列的研究，我們主要采取兩種方式：一，以帝王統治時長為標準劃分時段(見表1);二，根據公元紀年劃分時段(見圖1)。

　　災害頻率是反映一段時間內災害爆發特征的重要指標。災害頻率的數值越大，表明一段時間內災害爆發的次數越多;反之，則越少。表1顯示，六朝時，建康災害頻率前五位的帝王依次為：晉明帝、晉安帝、宋后廢帝、齊武帝、晉元帝。而后五位的帝王為：吳末帝、梁敬帝、吳大帝、晉哀帝、宋武帝。由此可知，以晉明帝為代表的前五位帝王在位期間，年均災害爆發次數較多;而以吳末帝為代表的后五位帝王統治期內，年均災害爆發次數較少。

　　六朝時，建康年均爆發災害1.15次。從朝代來看，高于這個平均值的是宋(1.28次/年)、南齊(1.69 次/年)、東晉(1.82次/年)。就在位的帝王而言，有14位比這一平均值高，除上文提及的災害爆發頻率前五位的帝王外，還有晉孝武帝、宋前廢帝、齊東昏侯、晉穆帝、宋明帝、齊高帝、陳武帝、宋文帝、晉廢帝。其中，晉明帝在位期間(323—325年)災害爆發頻率最高，平均每年有災3次。

　　此外，比較相同時段長度內的災害次數也是衡量災害爆發特征的指標之一。目前，學界的通行做法是以10年段(從××0至××9年)為標準，我們以此為據，將六朝332年劃分為32個時段。在劃分時段時，必須說明的是：一，建康在孫吳滅國至西晉滅亡(陰歷280年3月—317年3月)期間不是都城，史家對此地的災害記載可能有所疏失，因此這一時段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圍內;二，為了確保劃分出來的絕大多數時段符合學界普遍認可的標準，我們對其中三個特殊時段做了一定程度地規定，即222年至239年為第一時段，270年至280年為第五時段，317年至329年為第六時段，而其余 29個時段皆為10年。據此，制成圖1。

　　圖1顯示，六朝建康災害的時間分布不均衡，第六時段(317—329 年)、第十四時段(400—409年)、第二十三時段(490—499 年)發生災害的次數位居前三，分別有28次、28次、25次。考慮到第六時段比后兩者多3年，則第十四時段災害的爆發頻率居于首位，即平均每年有災2.8次。同時可以看到，第六至第二十三時段(317—499年)是災害的高發期，第一至第五時段(222—280年)、第二十四至第三十二時段(500—589年)是災害的低發期。在災害高發期內，以第十四時段為界，前半段與后半段的爆發態勢略有差別。

　　災害高發年份集中在災害高發期內，也是六朝建康災害時間分布不均衡的特征之一。六朝時，建康有災年份為193個，無災年份為139個。也就是說，193個有災年份發生災害381次，平均每年有災約1.97次。災害次數高于這一平均值(即≥ 2次)的年份便是災害高發年份。據統計，這些年份有97 個，其中位于災害高發期內的有79個，約占災害高發年份總數的81.4%。并且，每年爆發7次災害的3 個年份(377 年、414 年、466 年)與爆發 6 次災害的 3 個年份(322 年、410 年、493 年)均在災害高發期內。可以說，災害高發年份的持續出現，造成了六朝建康災害的時間分布不均衡。

　　二、六朝建康災害分類研究

　　六朝時，建康災害的種類齊全，堪稱眾災畢至。按照災害發生次數的多寡排序，依次是：旱災73 次、風災72次、地震70次、水災67次、雹災29次、雪災27次、疫災24次、霜災11次、寒凍5次、蝗災3 次。總的來說，旱、水災相對多發，且危害彌深。限于篇幅，下面對這兩種災害進行深入地分析。

　　學界對明代以前水旱災害史料的等級量化常受制于史料自身的問題：其一，各地區的水旱災害史料分布不均勻;其二，史料對水旱災害的具體情況描述不夠詳細與精確。不過，他們研討的區域多為一般地區，而非都城。明代以前，與一般地區相比，在發生時間上，都城水旱災害記載的連續性較好;在文獻描述方面，都城水旱災害記載的詳實程度要高。基于此，本文將對六朝建康水旱災害的等級量化進行初步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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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水旱災害史料的等級量化視角有二：一是氣象學意義上的歷史氣候干濕研究，二是災害學意義上的歷史災害研究。氣象學學科中的水旱災害，因研究目的的特殊性，僅從致災因子的角度進行探討。而災害學視域下的水旱災害，要綜合考量致災因子、孕災環境與承災體的共同影響。因此，災害學對歷史水旱災害的等級量化，與氣象學有別。在借鑒前人有關歷史時期水旱災害等級量化標準的基礎上[1] ，我們將六朝建康的水旱災害分為七級：大旱、旱、偏旱、正常、偏澇、澇、大澇。例如，晉元帝太興四年(321)“五月，旱”[2] ，定級為偏旱;晉成帝咸和九年(334)六月“大旱，詔太官徹膳，省刑，恤孤寡，貶費節用”[3] ，定級為旱;若“旱”“大旱”外，文獻中還記載有“井瀆竭”“泉水凅”“赤地千里”“蝗”“疫” “人相食”等，或旱災持續數月、跨季，則等級上調一檔。又如，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閏五月“京邑雨水……遣使巡行賑恤”[1] ，定級為偏澇;吳景帝永安四年(261)“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2] ，定級為澇;若 “水”“大(霖)雨”“大水”外，史籍中同時記載有“深數尺”“漂流百姓”“乘船”“通船”“死者甚眾”“賜材器”等，或水災持續數月、跨季，則等級上調一檔。此外，在12次由濤水涌溢所致的水災中，除晉安帝元興三年(404)二月的大濤水定級為大澇外，其余全部定級為澇。依據上述原則，制成表2。結合相關知識對表2進行分析，可以得到五點重要的認識：

　　第一，東晉立國百余年間是建康水旱災害的多發時段，其中水災33次、旱災52次，分別約占總數的49%、71%。并且，東晉建康的水災頻率(約0.33次/年)、旱災頻率(約0.5次/年)也居六朝之首。晉元帝至晉穆帝年間(317—361年)、晉孝武帝至晉安帝年間(373-418年)可以稱作建康水旱災害兩個小的集中爆發期。

　　第二，水災類型主要有二：降雨型水災、河溢型水災。前者由大氣降水偏多所致，后者與“客水”過境等因素有關。在建康67次水災中，22次為降雨型水災，13次為河溢型水災(12次為濤水)，其余不詳。22次降雨型水災除11月未見外，其他各月均有發生，扣除無法準確判定月份者不計，陰歷6月(5 次)、8月(4次)、5月(3次)降雨致災的情況較多。這一特征，與建康的地理位置關系至密。當代氣象學者的研究表明，冬、夏季風的進退與交替是我國各地雨季形成的關鍵因素。在東部地區，公歷5月及以前，雨帶位置主要在長江以南;6月上旬至7月上旬左右，雨帶逐漸向北推進至江淮流域，大約同時，長江中下游地區出現梅雨;7月中旬以后，雨帶移至華北、東北、西北一線;9月份雨帶迅速的由北向南退卻[3] 。盡管南京的氣候古今有別，但波動不大。陰歷5、6月(相當于公歷6、7月)正值建康的梅雨時節，陰歷8月(公歷9月)則是夏季風從北往南退卻途中路經建康之時。所以，這3個月雨量充沛，容易引發水災。

　　當然，降雨量偏多并不是誘發水災的唯一條件，秦淮河涌溢也是導致建康水災不可忽視的因素。以晉安帝元興三年(404)二月的大水災為例，當時“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胔相望”，以致史家感嘆“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4] 。所謂濤水，即蘊含著巨大能量的江河涌溢之水。濤水危害甚大，或漂流船舫，或毀壞房屋，或淹殺百姓，除其自身的破壞力外，也與商業市場集中于秦淮河畔、普通百姓多沿秦淮河南岸居住有關[5] 。史載，秦淮河沿岸地勢偏低，劉宋以后，貴族園宅多位于秦淮河以北爽塏之地，富人居室布列御道左右，而南岸多平民屋宅，易遭水淹。《南齊書·五行志》所記齊東昏侯永元元年(499)“七月，濤(水)入石頭，漂殺緣淮居民”，便是明證。

　　第三，從旱災的成因來看，文獻明確記載“不雨”，以及我們通過“雩”“大雩”[6] 等文化事象推斷無雨者有24次。換言之，六朝時，建康至少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旱災由降雨量偏少所致。對這24次旱災的月份加以統計后可知：陰歷6月(5次)、3月(4次)、10月(4次)出現旱災的情況較多。究其原因，受大氣環流的影響，陰歷3月(公歷4月)攜帶著溫濕空氣的夏季風還未北進到長江中下游一線，陰歷10月(公歷11月)寒冷干燥的冬季風又控制著這一廣大的區域，這兩個月建康地區無法形成冬、夏季風都很強大且相峙不下的季風鋒面，以致降雨量偏少，易發旱情;而陰歷6月(公歷7月)雖有部分時日處在梅雨時節，但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控制下出現的伏旱期隨之而至[1] ，水旱災情交替發生的現象比較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