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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電影評介
《燕趙文化在十七年電影中的傳承與現代性轉化》論文發表期刊：《電影評介》；發表周期：2021年02期
《燕趙文化在十七年電影中的傳承與現代性轉化》論文作者信息：張曉艷，女，河北保定人，河北科技大學影視學院副院長，教授，電影學博士，主要從事電影理論、當代電影與跨媒介研究；韓子璇，女，河北邢臺人，河北科技大學影視學院碩士生。
燕趙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極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其熏染出的有關河北題材的影視作品在中國電影發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這一時期，多部優秀的電影作品以河北作為敘事地點，以河北人民在戰爭中不畏生死、英勇就義的慷慨悲壯精神為主題，以跨媒介傳承方式對燕趙文化在十七年電影中進行現代化轉化，在敘事中傳承，在人物中發揚。站在十七年語境和當代語境兩個歷史節點上，解讀燕趙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既是對十七年電影的文化研究和全新解讀，也為燕趙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現代性轉化提供鮮明的案例和經驗。
一、燕趙文化在十七年電影中的敘事傳承十七年電影中展現燕趙文化的影像多以小說文本為基礎，從小說轉化為電影的過程中呈現出河北地域內所特有的燕趙傳統文化、人文與自然風貌、民風民俗及生活習慣等要素，影像轉化傳承著燕趙文化的風土人情。此外，十七年時期中國電影處于不斷探索時期，在作品創作主題上雖具有一定政治傾向性，但這一系列電影在服務于意識形態的前提下，對電影的藝術性追求逐步提升，在題材和情節上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一)影像轉化傳承燕趙風土人情
獨特的景物、風土人情都是電影中展現地域文化的重要手段。十七年抗戰電影在將文本轉化為影像的過程中，將小說中簡略的場景描寫以豐富的影像鏡頭呈現出來，為故事的發展建構了真實可信的敘事環境，將觀眾更好地帶入電影敘事氛圍，為電影添加真實感和現場感。河北特有的敘事場景展現不僅促進了故事的發展，還為燕趙地域文化添加了標簽。比如雄安新區內著名的革命圣地和觀光旅游景點“白洋淀”
曾是多部電影中的場景，“茂盛的蘆葦叢”成為白洋淀標志性景物，更是為電影中故事發展營造了緊張感，觀眾沉浸在蘆葦叢的追趕中，見證了革命英雄們和敵人的斗智斗勇，為英雄的獲勝而驕傲。
在電影《新兒女英雄傳》(史東山、呂班，1951)
的創作前期，導演史東山曾專門到白洋淀一帶了解當地農民生活。影片中，白洋淀的美麗風景、當地人民的風俗民俗都被導演在畫面的創造中巧妙地表現出來，這些場景和風土人情在推動故事發展的同時，將燕趙的風土人情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觀眾的眼前。影片一開場就是以長鏡頭交代環境，展現了白洋淀的獨特景色。隨后推鏡頭引出人物，女主人公楊曉梅正在用蘆葦稈織席，人物臺詞中的“菱角”“織席”都是當地特有的風俗習慣。影片中的一段快板戲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在展現傳統文化的同時，將政府的政策用說唱方式表演出來，點明主題的同時也成為影片敘事的重要轉折點。影片《小兵張嘎》(崔惠、歐陽紅櫻，1963)中當地的風景及風俗也為影片的敘事提供了發展線索。影片的第一個鏡頭就以嘎子在水中撈魚開始，這個鏡頭既展現了嘎子調皮愛玩的性格，也展現了白洋淀獨特的地理環境。八路軍從水中而來，坐著小船飄蕩在蘆葦叢中，展現出白洋淀的景色，這些獨具地域特色的蘆葦叢為八路軍做掩護，也為影片后續的追逐場面做鋪墊。
這些在小說中無法展現出來的風景和民俗特色，在電影對小說的改編中得到了傳承。正是這些獨特的地域文化和風情的展現，令觀眾愈加真實地進入到影片所營造的敘事中去，使觀眾被影片中英雄們的故事深深吸引，同時又對燕趙文化、風土人情有了更生動、更深刻的理解。
(二)敘事類型展現多元燕趙文化縱觀中國電影的發展歷程，十七年電影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十七年時期的電影確立了“為工農兵服務”的原則，作為歷史的選擇，戰爭與革命成為當時電影創作的主題，因此這一時期的電影在主題上呈現單一化傾向。即便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語境下，十七年抗戰電影的藝術性仍在不斷提升。從故事的敘事類型上看，由最初單一的正面描寫戰斗經過和戰爭場面的方式，逐漸發展成為既有戰場上的奮勇殺敵，又有戰后人民的真實生活，既有地下工作者的潛伏謹慎，又有親情、愛情的點綴渲染。
影片《董存瑞》(郭維，1955)是一部描寫正面戰場的電影，影片以董存瑞的成長為切入點，將革命英雄的成長歷程作為敘事結構主線，不再局限于對戰爭和戰場的描寫。戰爭的慘烈通過人物的敘事視角表現出來，展現了主人公個人的思想變化，塑造出真實可信的英雄形象。燕趙精神也隨著人物發展蘊育于影像敘事中，使影片的藝術性得到提升，鐘惦斐等老一輩評論家這樣評價這部影片：“它的出現使我國電影藝術的面貌為之一新”。在電影《野火春風斗古城》
(嚴寄洲，1963)中，對革命和戰}t描et不再限于戰場上的正面對抗，故事圍繞抗日戰爭末期燕趙大地某敵占區地下工作者的敵后戰斗展開，從一個新的角度表現戰爭，拓展了電影創作的題材。此外，影片中加入了愛情元素，著重刻畫了楊曉東和銀環兩人之間的感情，使愛情成為敘事的第二個角度。男女主人公的兩次離別場面更是令觀眾印象深刻，影片通過戰爭年代的悲情呈現戰爭殘酷，豐富了十七年電影的敘事類型。
誕生于燕趙大地上的這一系列電影在相同主題表達的基礎上，已具有多題材、多類型的表現特點，像《小兵張嘎》中的兒童敘事視角，《新兒女英雄傳》
《紅旗譜》(凌子風，1960)中的農民敘事視角等，這些多元化的故事表達為十七年電影類型提供了新選擇。以現代的電影語境審視十七年時期的電影發展，正是此時期的電影在題材、類型上的不斷發展和創新，使燕趙文化得到多元化的展現，對燕趙文化的傳播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燕趙精神在十七年電影人物中的發揚燕趙精神是燕趙人民的特質，這種慷慨悲壯的精神為人物塑造提供了有力支撐，也為燕趙人民樹立了榮譽感和信念感。十七年電影中的人物形象，既傳承著河北人特有的精神風貌，又在此基礎上融入多元化的性格和人物類型，將燕趙精神在新中國成立后繼續傳承和弘揚。
(一)人物塑造傳承燕趙慷慨悲壯之精神燕趙之地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每當危難時刻，燕趙之士不顧自身安危、維護信念與道義，甚至以生命為代價，獨具悲壯色彩的燕趙文化在戰國時期建構，經過兩千余年的傳承與發揚，“慷慨悲歌”“勇武任俠”成為傳統燕趙文化的精髓和燕趙兒女不可磨滅的精神品格。隨著歷史的發展，全國政治中心不斷北移，凝聚著皇權至上的文化也在不斷輻射和影響著燕趙地區固有的俠義精神。剛烈勇悍的品格逐漸與忠君報國的精神融合，凝練成一種愛國愛民、不畏犧牲的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
在抗戰時期，這片土地更是再一次經歷了傷痛的記憶，李大釗、董存瑞、狼牙山五壯士、郝夢齡、武士敏等無數英雄的燕趙兒女滿懷熱血，為國家的生死存亡而戰斗。十七年抗戰電影便以這些慷慨悲壯的英雄人物為原型，通過挖掘河北地域的抗日題材和故事，塑造出一個又一個性格鮮明、不畏犧牲的人物形象。雖然英雄的面容在歷史長河里已不再清晰，但影片刻畫出的這些滿懷慷慨大義、敢于犧牲的燕趙兒女形象卻永存觀眾心中。電影《董存瑞》是根據真實人物和事件改編，主人公董存瑞最初是一名普通的農村少年，在山河破碎時毅然參軍衛國，面對強大的敵人，他挺身而出，留給人們的是“手頂炸藥包，決絕赴死”的悲壯英雄形象，這種不畏生死、慷慨悲壯的精神正是燕趙之士不斷傳承和弘揚的。在電影《小兵張嘎》中，小主人公嘎子雖是兒童形象，但骨子里的燕趙精神卻體現得淋漓盡致，被捕后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他堅強不屈、英勇反抗。在電影《紅旗譜》中，代表北方三代農民的朱老鞏、嚴老祥、朱老忠、大貴、運濤等人物身上都具有這種燕趙遺風：心地光明、忠厚善良，為朋友兩肋插刀。這些人物身上慷慨悲壯的精神與燕趙文化的傳承有著緊密的關系。
在十七年電影中，燕趙大地慷慨悲壯的精神在抗日戰爭中的人物形象上得以體現，燕趙精神和革命的主旋律元素融合后，既表現了抗日英雄的無私奉獻、無謂犧牲精神，又展現了燕趙風骨，完成了燕趙文化的弘揚和現代化發展。
(二)人物形象呈現多元化價值取向在十七年電影的初期，抗美援朝戰爭爆發，這一時期電影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塑造正面的、具有“高大全”特征的工農兵英雄和勞動模范形象來引導社會大眾，為觀眾提供學習和效仿的榜樣。在電影《董存瑞》中，以革命烈士董存瑞為原型，不畏生死、英勇赴義的
“高大全”形象鐫刻在觀眾的心中。隨著人民大眾對電影藝術性追求的日益提高，電影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也由完美主義逐漸發展為多類型價值趨向，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僅有戰斗英雄形象，還有女性、兒童、農民等形象，人物性格特質上也存在著膽怯、滿懷情感、一路成長等。像電影《野火春風斗古城》中人物刻畫不再側重于表現概念化的高大全形象，而是側重表現女性形象的真實成長歷程;電影《小兵張嘎》里塑造了一個由調皮小孩到兒童英雄的人物形象，并著重體現出兒童的成長過程;《紅旗譜》中則塑造了三代農民形象，描繪出他們從普通農民到抗日英雄的成長歷程。此時期的英雄人物塑造不再限于青年形象或青年工農兵，英雄可以是身邊的任何一個人，這些影片豐富了英雄的人物類型，也為不同年齡層的觀眾樹立了榜樣。多元化的英雄人物形象及其真實的情感經歷、生活遭遇，也喚起了觀眾內心的感觸。英雄形象由“高大全”轉向具有真情實感、涵蓋不同年齡和職業人民成長的形象價值，這些轉向既表現出對燕趙精神的多元化繼承，又與當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政策趨同，預示著傳統文化現代化轉化的趨勢。
三、十七年電影研究的現代性意義
燕趙文化在十七年時期電影中的現代轉化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燕趙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化，即根據當代的文化價值對傳統文化進行文化轉型實踐，運用到十七年時期即在傳統文本轉化為影像的跨媒介傳承過程中，將燕趙傳統文化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進行提煉，融入十七年語境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元素，并在電影作品中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最終轉化成符合十七年語境主流價值觀的新的燕趙文化;二是在電影本體中的現代轉化，即在主題固定的前提下，在敘事類型、人物形象等方面遵循現代性的多元化發展方向，提升對電影本體的藝術性追求。因此對十七年電影探尋的現代性意義，不僅是十七年電影對燕趙文化的傳承和弘揚對當時的現代性意義，更是為當前語境下的燕趙文化在當代影視作品中的傳承奠定了現代性的理論支撐和實踐基礎。
(一)十七年電影對河北電影發展的現代性意義十七年時期河北題材的電影多是由小說改編而來，將小說轉化為影像的跨文本傳播是當時對傳統燕趙文化進行現代化轉化的重要途徑。電影在跨文本的傳承過程中，不僅將傳統風俗特色的描寫體現在影像中，更是將風土人情和精神風貌與時代背景緊密結合，創作出一幅幅既傳承燕趙優秀傳統文化，又符合新中國時代背景的嶄新畫卷，完成了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十七年電影對燕趙文化傳承和現代性轉化的經驗，在當代河北電影創作中被不斷地實踐和精進，由此也催發了2009年至2013年期間河北電影的“河北現象”爆發，這一時期的影片仍以河北故事為電影敘事的重要題材，在風格上呈現出鮮明的河北地域文化藝術特色，影視化改編呈現出跨媒介傳承的特點，在題材和敘事類型上多元化的發展特點也更明晰。當代河北電影創作的跨媒介傳承主要表現為對偉人事跡、英雄故事、真實事件的影視化改編融入地域特色，如影片《少年趙子龍》(趙四全，2012)以歷史上的河北英雄人物趙云為原型，弘揚趙云身上俠肝義膽的燕趙精神;影片《英雄黃驊》(范建會，2011)
中塑造了一個有血有肉的冀魯邊區抗日根據地司令員黃驊的英雄形象，渲染出燕趙兒女不畏生死、舍生取義的精神。此時期的河北電影在敘事上既有宏大視野也有微觀視角，結合主旋律題材實現了電影創作的多樣化藝術表達，如影片《周恩來的四個晝夜》(陳力，2013)以周總理調研革命老區為切入點，微觀的敘事視角拉近了總理與百姓間的距離，塑造出一個和藹可親的偉人形象，影片洋溢著濃厚的生活氣息：影片《咱們是親人》(孟奇，2012)將敘事視角放在普通的農村生活上，故事圍繞著灤平縣周臺子村黨委書記范振喜展開;影片《唐山大地震》(馮小剛，2010)直觸河北人民記憶深處的傷痛，傳達出河北人民在歷經傷痛后頑強的毅力和重建家園的堅定決心。此外，在題材上，影片《少年趙子龍》是具有獨特傳統文化的戲劇電影，
《西柏坡》(王加世、陸成法，2011)等動畫電影也彰顯著河北電影在題材上的多元化創新。
新時期的河北電影在遵循十七年電影實踐創作經驗的基礎上，注重對燕趙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對燕趙人文精神的積極發揚，為燕趙地域性文化提供了影像材料，構筑起燕趙歷史文化的記憶，在電影中正是由于源遠流長的燕趙文化和燕趙精神的傳承，才使燕趙人民擁有強大的生命力，這也是未來燕趙文化傳承和轉化的不竭動力。從電影本體上看，該時期的河北電影緊密結合了時代特色，在題材挖掘、敘事視角上不斷創新，展示出鮮活的生命力。
(二)傳統文化在當代中國電影發展中的新解讀習近平同志指出，“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燕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研究以燕趙文化為主要特征的電影，也為傳統文化在當代影視作品中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了參考，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燕趙文化在十七年電影中的跨媒介傳播，為傳統文化在當代中國電影創作的傳承和現代轉化提供了借鑒。如改編于中國優秀傳統神話故事的動畫電影《哪旺之魔童降世》(餃子，2019)，影片沒有照搬原神話的故事情節，而是提取親情、師徒情等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髓，融入對命運的抗爭等當代價值觀，繼承傳統文化精髓并與當代文化理念進行結合創新，是讓文化保持生命力的關鍵2)，“將神話故事文本改編為電影，并在影片的創作過程中加入了大量的優秀傳統文化元素”，這與十七年電影中對燕趙文化的傳承路徑相同。《哪旺之魔童降世》的高票房和高口碑也證明了，十七年時期的電影創作經驗依然適用于當下的影視創作環境。在未來，中國電影創作中對傳統文化采用跨媒介傳承的方式進行改編，運用多元化的敘事類型、人物塑造、表現手段進行創作，提取符合新時代價值觀的思想精髓，融入新時期的思想理念，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對新時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具有實踐意義。
結語
在新的語境下，對十七年電影的研究存在較強的現代性意義，以史為鑒，十七年電影對燕趙文化的傳承和現代化轉化，為當代河北電影的創作提供了寶貴經驗，推動了“河北現象”爆發期的到來，也為當下及未來燕趙文化在河北電影乃至中華傳統文化在中國電影中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也奠定了良好的實踐基礎。這既是對習近平同志對傳統文化傳承要求的積極響應，也是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和輸出做貢獻，更是對中國電影未來創作方向的積極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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