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20所屬分類：科技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我國已成為全球智慧城市建設大國，正迎來以新基建、城市數字化轉型為驅動的新一輪智慧城市建設高潮。從技術自身局限性、先進技術同質性、建設主體異化、人力資本缺位等四個方面，深刻反思了技術驅動模式在上一輪智慧城市建設中所遭遇的困境;進而從城
摘 要：我國已成為全球智慧城市建設大國，正迎來以新基建、城市數字化轉型為驅動的新一輪智慧城市建設高潮。從技術自身局限性、先進技術同質性、建設主體異化、人力資本缺位等四個方面，深刻反思了“技術驅動”模式在上一輪智慧城市建設中所遭遇的困境;進而從城市運行系統、城市客觀稟賦、城市交互系統、城市居民群落等四個方面出發，有針對性地給出了巨系統、比較優勢、模式可持續、廣義生態群落等四個視角的全新審視，并闡述了上述視角在城市智慧化進程中的關鍵作用和價值，為新發展格局下智慧城市建設提供來自管理學的新思路。
關鍵詞：智慧城市;技術驅動反思;巨系統;廣義生態群落;可持續發展
一、引言
自2008年從“智慧地球”理念中派生出智慧城市理念，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智慧城市已經從一個前沿的產業理念、學術話題，演變為現代城市規劃和數字經濟領域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成為推進全球城市化、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破解大城市病、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發展數字經濟等戰略發展目標的關鍵選擇。
智慧城市概念誕生伊始，在IBM等全球領先信息技術私營主體的率先推動下，紐約、倫敦、新加坡、阿姆斯特丹等西方主要城市紛紛啟動試點，涌現了一批標志性的智慧城市案例。在我國，智慧城市進程正式開啟于2010年工業和信息化部的首批智慧城市試點建設，而后隨著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科學技術部等部委的層層推進和相關政策的不斷加碼，截至2020年4月，全國啟動智慧城市試點的城市已達749個，預計“十四五”計劃啟動的2021年，我國智慧城市市場規模將超過20萬億元[1]。可以說，中國在智慧城市建設規模與市場滲透上已實現了對先發國家的反超，成為全球范圍內智慧城市建設第一大國。
得益于我國所具備的政府積極推動、產業巨量投入和技術充分支撐等有利條件，智慧城市建設在過去十年中誕生了一大批創新模式和典型案例，然而在具體建設和推進過程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深刻反思的問題。最為突出的是，在應對此次新冠疫情的社會防控大考中，各地智慧城市建設成果與各界預期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應用成效并不突出。比如，城市一線防疫實踐的社區防控、人口排摸、疫情統計、通行管理等大量工作仍然依賴于打電話、填表格等傳統人工方式進行，這顯然與2014年發展改革委等八部委印發《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智慧城市應實現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鮮明的智慧城市，聚集和輻射帶動作用大幅增強，綜合競爭優勢明顯提高，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務、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網絡安全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不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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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伴隨著國家在5G、物聯網、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新基建”領域的政策升級，各地進一步加大了在數字基建領域的投入力度。截至2020年3月，已公布的各省市重點項目投資計劃清單中，明顯不同于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的數字化“新基建”項目占比較大，至少有6個省份相關投資總額超過萬億元人民幣。這無疑預示著我國城市智慧化進程又將迎來新一波的建設高潮。
站在新一輪智慧城市發展的關鍵起點和“十四五”開局之年的重要節點上，理論界和實踐界亟需結合我國社會發展實際，深刻反思此前智慧城市建設中偏離“以人為本”理念形成的技術驅動建設模式和缺乏管理學視角形成的單純“信息化”思維所帶來的種種隱患和問題，從系統化的理論視角出發，而非“應然”的建設角度，重新審視我國智慧城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短板和不足。這種反思與審視對提升我國智慧城市建設和推進水平、避免未來發展的“二次踩雷”，具有積極的理論價值和重要的實踐意義。
二、技術驅動的局限性反思
智慧城市的建設目的，旨在使用信息通信技術(ICT)將城市的系統和服務打通、集成，從而提升城市資源運用的效率，優化城市管理和服務，改善市民的生活質量。其中以人為本、全力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質量和滿意度已成為全球智慧城市領域的建設共識[2,3]。
“以人為本”是智慧城市建設的核心宗旨，而智慧城市治理也并非只是一項技術議題，這一認知已得到廣泛認同[4]。但在智慧城市建設的具體實踐中，信息技術卻一直扮演著核心作用[5]。究其原因，無外乎三點：首先，在客觀上，信息技術企業一直都是推動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力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智慧城市引領者的角色。這一現象不僅出現在我國，在全球范圍內都具有普遍性，比如谷歌的SidewalkLabs項目、微軟的CityNext項目等。其次，我國智慧城市建設脫胎于政務信息化，存在著強大的以系統建設和信息化為主導的思維慣性。再次，在現行的自上而下式智慧城市評價體系中，技術導向和數量偏好仍為主流[6]。上述因素都是導致我國智慧城市建設重“硬”輕“軟”的核心誘因，是近年來智慧城市建設發展的重要掣肘。以技術驅動為重的建設模式，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國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的頂層設計不強、數據協同不夠、城鄉和區域不均衡、共建生態缺失等一系列較為突出的問題[2]。針對上述模式的弊病，我國學者已經從城市規劃[7]、社會倫理[8]等多個角度開展了反思，但從當前國內智慧城市建設進程方向和建設結果來看，這些理論性的反思和對智慧城市建設“應然”的陳述仍然顯得不夠充分，較少有結合智慧城市實踐現實針對技術驅動模式造成的“實然”困境的系統論述和破解之道。
技術驅動的智慧城市建設模式困境和問題主要體現在技術的局限性、新興技術的同質性、建設主體的異化和人力資本視角的缺位等四個方面。
(一)技術的局限性
信息通信技術在互聯、感知領域的科技創新發展是“智慧地球”以及“智慧城市”等概念誕生的技術背景。然而，人類的聯系和活動是復雜的，居民對城市的需求同樣也是復雜的。當前，以網絡連接、智能感知、數據中心為代表的ICT技術，只是達成城市智慧目標、滿足市民需求的技術基礎，其自身并不等同于智慧。這意味著僅依靠ICT技術解決城市發展的復雜需求，必然存在局限性。因此只有要求技術與城市運行邏輯相結合，才有可能實現城市需求的智慧化應對和處理。在剝離城市業務邏輯的情況下，ICT技術投資與智慧城市建設之間并無直接關聯。
另一方面，ICT技術作為一種新興事物本身也是“雙刃劍”，大規模的社會應用需要人文社科領域的理論加以引導和支持。隨著城市中各種ICT技術的不斷應用深化，在助力提升城市治理效率與服務體驗的同時，其所產生的技術倫理、數據孤島、數字鴻溝、技術歧視、隱私濫用等矛盾也愈發激烈，這使“ICT技術是實現智慧城市必然路徑”的慣性思維開始受到質疑。
(二)新興技術的同質性
誠然，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代表了數字生產力的未來發展方向，但與成熟ICT技術擁有針對各類場景的諸多應用不同，處在探索期與驗證期的新興ICT技術往往表現出單一性、同質化以及較為苛刻的應用場景限制。
相較于平平無奇、“過時”的成熟方案，政績的功利動機往往促使地方政府熱衷于追逐更為“時髦”的技術和解決方案。近十年的智慧城市建設中，每隔一段時間就出現“一窩瘋”式建設，如WIFI覆蓋工程、智慧路燈工程、大屏工程等無不體現了上述沖動。這種只求技術最新、最熱，而不問現實需求和城市特色的同質化建設，成為造成我國智慧城市建設“千城一面”格局的重要誘因。同時，對于新技術的過度重視和追逐還會壓縮城市在智慧化過程中人本關懷和經濟價值的潛在張力與拓展空間，進而破壞技術應用和數字經濟的生長土壤。
(三)建設主體的異化
城市是居民和社會對于智慧化需求的集中承載，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設中城市應居于主體地位。在技術驅動模式下，居于客體地位的技術廠商卻因掌握了技術主導權而占據著更為主動的地位。這不僅導致了城市智慧化方案易為商業利益所左右的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向企業過多讓渡了對于行業標準、輿論導向的話語權。全球科技資本與數字寡頭在智慧城市這樣的新興領域展示了其非凡的商業游說手腕與價值觀輸出能力，IBM、微軟、思科等數字寡頭都通過出售其相關技術解決方案，在全球智慧城市建設中獲得了巨大的收益，成為左右各國城市智慧化進程的風向標。
當智慧城市建設在ICT廠商的推動下變成了一種商業模式，甚至一種商業噱頭時，城市智慧化的最終目標就會退化為一套具體技術解決方案，而不是面向更大范圍的社會需要[9]。在國內具體實踐中，一些上游技術廠商因為自身的市場目標，會通過捆綁銷售、產業承諾、免費服務等手段，強制推動其技術方案在特定城市落地，甚至形成技術壟斷。在這種異化的模式中，城市自身的真正需求被短視的功利目標所遮蔽。即便在隨后的智慧城市建設中，企業能夠達成其相應的商業目標，但城市智慧化的真實訴求卻不可能取得成功。2019年微軟CityNext敗走武漢[10]、2020年谷歌旗下SidewalkLabs宣布停止全球矚目的智慧城市項目SidewalkToronto[11]，都為“ICT企業掌控城市智慧化主導權”的智慧城市建設發展模式敲響了警鐘。
(四)人力資本視角的缺位
如同蒸汽技術、電力技術等劃時代科技進步成果一樣，技術改變人類生活的途徑通常并不來源于技術本身，而是來自對于技術應用的發掘和適應。智慧城市的最終目標是服務城市居民，因此城市智慧化目標的達成程度最終取決于居民在社會場景中獲得和使用適當技術的能力。由于現代城市生活場景的復雜性和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在適用性上的局限性，人與技術場景互動的必要性在不斷加強[12]，人力資本已成為城市智慧化過程中的核心基礎。概括地說，較高的人力資本是一個城市智慧化進程的前提條件;而加強城市居民的人力資本和其他必要技能發展，使居民獲得更高的技術力，也是城市智慧化進程中必不可少的內容，是智慧城市建設帶給城市居民的真正福祉。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人力資本提高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提升也是智慧城市建設推動社會經濟進步的重要體現。
在技術驅動的視角下，上述人力資本視角是易被忽略的因素。新冠疫情健康碼應用過程中凸顯的老年人數字鴻溝問題已在國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13]。在海外同樣存在類似的現象，例如學者Bunnell對馬來西亞智慧城市多媒體超級走廊(MultimediaSuperCorridor，MSC)建設所引發的社會邊緣群體歧視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14]。總體來看，相較于西方發達國家智慧城市項目對于社區人力資本等無形資源的重視程度，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智慧城市項目通常更聚焦技術和基礎設施等有形的功能建設[15]，這種差異會伴隨著智慧城市應用推進而不斷加劇，進而形成技術風險和社會風險的隱患。由于我國城鄉和區域間的巨大不平衡性，在智慧城市建設中更須細致考量城市自身的人力資本初始條件和實際需求，避免本就有限的城市資源被不合時宜的智慧城市投入擠占，人為制造出數字鴻溝與社會不公。
三、智慧城市建設的管理學視角審視
信息通信技術在我國智慧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先入為主”的“優勢”，結合智慧城市早期建設具備政府主導、信息化項目領銜的特征，導致智慧城市政策設計、話語體系與傳播環境均與“信息化”密切相關，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常表現為與數字政府、電子政務等概念混同的現象。我國十余年的發展實踐表明，智慧城市本身并不是信息化問題，而是一個以人為核心的、多元素、多主體、多學科融合的綜合系統。其中城市智慧化的最終指向是居民和企業需求的高效滿足，這與管理學的研究領域和思維體系有著較高的契合度。
針對我國當前智慧城市建設中無效投入高、信息孤島多、適應性差、社會效應低、可持續性不佳等問題，可以從管理學視角對其發展路徑進行重新審視和糾偏。無論從國際智慧城市實踐遭遇的“矛盾沖突”問題(如谷歌SidewalkLabs項目)入手，還是從當下國內“一網通辦、一網統管”的智慧城市治理模式展開分析，管理學理論和思維都能夠有效發揮作用，形成系統化方法論[16]。
具體而言，本文將城市的運行模式解構為：在城市發展愿景指引以及城市客觀稟賦制約下的城市居民群落與城市運行系統之間的交互模式。基于此，智慧城市建設的管理學視角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管理科學學科提供了反映城市運行系統業務邏輯的巨系統視角;二是產業經濟學科提供了反映城市客觀稟賦定位邏輯的比較優勢視角;三是工商管理學科提供了反映城市系統交互與運營邏輯的模式可持續視角;四是生態仿真理論提供了反映城市居民群落人際邏輯的廣義生態群落視角(參見圖1)。
(一)巨系統視角
城市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這是如何簡化描述或概念革新都無法忽視的事實。在復雜系統中，一個獨立子系統問題的解決并不意味著全局的優化，甚至還可能造成新的問題。鑒于城市的運行系統是由一組高度復雜、彼此相關的部件組成。巨系統視角在城市整體性邏輯、城市系統內部件連接方式以及部件要素的解釋力上，均具有更高的契合度和更強的解釋力，應作為城市運行系統業務再現的邏輯基礎。具體而言，巨系統視角可從以下具體三個視角展開。
⒈流程再造
業務流程(BP)是指為最終用戶帶來價值的一系列組織活動的集合。業務流程可以跨越職能部門的邊界，將人員、信息等各類資產聯系在一起，為最終用戶提供所需的產品和服務。在商業領域，企業通過對業務流程進行全面的、根本性的重新設計，以實現整體績效的顯著提升的管理策略被稱為業務流程重組(BPR)，這已成為企業開展信息化項目的基本前提。
在智慧城市建設中，流程思維和流程方法是打破部門壁壘、優化政務服務的重要手段，但流程優化恰恰是當前智慧城市建設中最易忽視的關鍵問題之一。正如中國工程院院士郭仁忠所指出的：“智慧工程在十分先進的建設理念下，用的還是十分傳統的工作模式，比如由這個部門負責這個系統、那個部門負責那個系統，但智慧城市的建設絕不是若干信息系統的集合。”[17]智慧城市建設并非原有政務流程電子化的信息化建設邏輯，而是基于智慧技術的特性，立足于城市巨系統的特性重塑整個城市管理機制與運行機制。ICT等智慧技術應被視為改變原有城市政務流程和社會治理模式的外部因素，并基于這一視角重新審視城市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近年由浙江首創的“最多跑一次”模式和正在全國推廣實施的“一網通辦”政務服務改革，其本質便是新技術語境下，通過業務流程再造實現政務服務效率提高和居民獲得感增強，是巨系統下流程再造思維的具體實踐。
⒉數據共享
數據整合與數據共享問題是智慧城市建設中的關鍵焦點。在我國政府智慧城市的“信息化”思維中，長期以來都存在著信息系統功能建設優先于數據分析和信息共享的慣性。雖然學界和業界始終強調數據整合和數據共享的重要性，“打破數據孤島”的口號也貫穿了我國數字政府時代到智慧城市時代的二十余年時間。但從實踐結果來看，數據共享的“初心”遠未實現，數據孤島仍然難以打破，建成項目缺乏充足實時數據支撐而淪為空殼系統的現象仍然存在。
歸根結底，這是數據思維的價值無法在信息化視角中得到充分重視和彰顯的一個外在表征。數據共享的必要性應拋開信息化思維而置于城市巨系統中進行審視，而其也將至少體現以下兩處獨特的關鍵價值。其一，城市各業務系統和功能板塊都是城市巨系統中不同的獨立子系統，數據共享作為各獨立子系統連接的交匯點，其缺失將使城市巨系統喪失獨立系統間的連通性，造成整個系統的復雜性缺失，進而與城市的現實形態假設呈現本質差異。其二，對于城市巨系統中貫穿各業務子系統的城市業務流程來說，數據必須能在整個流程上進行共享，以滿足檢查、監督和控制活動的要求。如果數據流出現堵塞則城市無法實現有效的流程管理和優化工作，建立于流程優化上的“信息化”也就無從談起。綜上所述，基于巨系統視角能夠更為充分及有力地闡釋——數據問題并非只是原本“信息化”功能建設的副產品，而是維持巨系統復雜性性質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這一觀點。近年各地紛紛將城市新一輪智慧城市的突破口集中于新建的獨立數據管理部門，并賦予其地方政務數據共享甚至政務服務改革的統管職能。這一從原有信息化功能累積轉向數據整合和共享的智慧城市發展新趨勢，是上述視角得以貫徹落實的具體實踐。——論文作者：錢學勝①② 唐鵬③ 胡安安**①④ 戴偉輝② 凌鴻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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