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7-24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中國作為一個轉型經濟體，其具有較為明顯的政府干預經濟特征，這會顯著影響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和產出績效。對此，本文以2007-2017年上市企業數據為基礎，分析了地方經濟增長目標管理行為如何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研究結果顯示，地方經濟增長目標越
【摘要】中國作為一個轉型經濟體，其具有較為明顯的政府干預經濟特征，這會顯著影響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和產出績效。對此，本文以2007-2017年上市企業數據為基礎，分析了地方經濟增長目標管理行為如何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研究結果顯示，地方經濟增長目標越高，則會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明顯的抑制作用，這種作用在較長的一個時間序列中會起到一個疊加效應。然而，不同屬性企業在面對地方經濟增長目標約束時，所展現出的績效是有所差異的。從影響機制來看，地方經濟增長目標越高，一方面，會驅動地方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并導致產業結構的優化滯緩;另一方面，會驅使企業脫實向虛，從而導致有效生產資源被擠出，這都不利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本文還發現，地方政府激勵結構顯著影響了地方經濟增長目標作用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路徑和效果。本文可以為理解中國政府經濟管理行為提供重要線索，并為政府制度優化和經濟增長提供相關啟示。
【關鍵詞】經濟增長目標;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長達40多年的時間里保持著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態勢，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進一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提供了新的經驗。這種經濟發展奇跡，不僅得益于富有洞見的改革開放，同時也同中國獨樹一幟的政府治理體系休戚相關。在全球經濟治理實踐中，各國政府均把促進經濟增長作為重點工作內容，對于中國而言也是如此。特別是在中國獨具特色的“中國特色聯邦主義”和“晉升錦標賽”的制度體制下，地方政府對于驅動地區經濟增長有著近乎本能的濃厚興趣。部分學者甚至旗幟鮮明地指出，當前的中國體制架構和激勵制度是地方政府推動其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1]。其重要的特征事實是，中國自上而下的政府部門都會通過各種政策文件對所轄區域的經濟進行管理。黨的十二大至十八大所頒布的施政綱領，均以“國民生產總值翻番”為核心要義，并將其落實在各層級政府的經濟實踐中。具體來看，各層級政府于每年年初發布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本年度的經濟增長目標，并動員轄區內的資源為其服務。徐現祥、梁劍雄[2]就指出，在“層次分包”的行政體制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目標管理體系能將資源優先引導配置至能有效提升經濟增長總量的項目上來，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中國長期以來的經濟增長現實。特別是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中國已經帶動7億多人口擺脫絕對貧苦，開拓了中國全面邁入小康社會的新篇章。
在經濟增長目標管理體系下，無論是全國還是地區層面，經濟的實際增速基本超越目標增速，意味著經濟增長目標超額完成度較高。但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增速與經濟質量間的相容性在某種程度上并不高[3]，片面追求經濟的高增速往往會衍生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等社會性問題，進而降低經濟發展質量及其可持續性。特別是當中國經濟處于全球產業鏈重構、國內經濟下行斜率增大等重要歷史節點交匯處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就顯得愈加迫切，在經濟實踐中將經濟增速放置在一個較高的優先級上已顯得不合時宜。黨中央、國務院已充分認識到此問題，并在經濟發展質量和經濟發展速度之間做出了革故鼎新的權衡選擇。黨的十九大創造性地做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歷史性判斷，從而將工作重心轉到“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上來，由此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激勵制度轉型的新格局。
微觀企業主體作為市場經濟的基石，其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是驅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因此，我們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是：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地區經濟增長目標管理體系是否能真正推動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以優化經濟增長質量?二者之間是否存在邏輯自洽的關聯和經濟解釋?這無疑都是非常有趣的研究議題。特別是，經濟增長目標管理并非中國的特殊手段，縱觀全球至少有49個國家和地區都采用(過)這種經濟管理模式，其中不單有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不乏英、德等發達國家[4]。不難發現，這種經濟增長管理是一種全球性的普遍政府管理行為，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就當前文獻來看，學者們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中國經濟增長目標的制定和管理策略[5]，以及地方官員特征[6]等方面，盡管也有文獻關注經濟增長目標設定對特定經濟要素[7]的影響，但研究重心下沉至微觀經濟結構的研究十分鮮見，而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對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和傳導機制進行深入探討是十分有必要的。此外，誠然已有不少研究探討如何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但多集中于財稅因素[8]、產業政策和結構[9-10]、貿易政策[11]等方面，鮮有從政治頂層設計等制度性層面進行探討的文獻。作為典型的“市場-政府”資源配置雙軌制的國家，中國企業的經營活動必然會深刻受到政府的影響和作用。有鑒于此，本文旨在經濟高質量發展背景下，著重探討“地區經濟增長目標-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為優化經濟增長目標制度體系，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供合乎邏輯的經驗證據與經濟解釋。
本文將地方經濟增長目標與高質量發展納入一個框架內，嘗試找出兩者之間清晰的內在邏輯關系。其中可能的創新點在于，第一，在現有眾多有關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的研究文獻中，本文清晰地將宏觀經濟增長目標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及邏輯線條進行了刻畫，對當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較好的現實價值，通過“宏觀-微觀”的垂直研究范式，極大地豐富了轉型經濟下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內容，具有一定理論意義。第二，本文貫通了宏觀至微觀的數據，研究了地方經濟增長目標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結構差異，并厘清了其中的傳導機理，這與大部分停留在省級和市級的研究文章來說，其原始數據本身的定量思維，就具有一定的補充性和創新性。第三，從根植中國實踐、講好中國故事的角度而言，本研究已考量到政府經濟治理工具中所天然具備的政府行為激勵現實(政績考核體系、“層層加碼”、地方政府跟隨策略等)，從中國實際出發，進一步為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約束與地方政府行為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找到了實際佐證，并對這兩種因素如何嵌合進而影響微觀結構主體的創新行為開展了理論探討。這將有助于在理解中國經濟實踐中一系列獨特行為及其表現的同時，輔助政府部門提升決策效率，為更好地開展經濟實踐工作提供經驗支撐，從而有效落實經濟增長目標約束管理的預定目標。這對于持續提升現代治理能力及完善經濟管理制度設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而言無疑具有高度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同時也能幫助其他國內外研究者更加深入地考量中國經濟轉型中的獨特特征。
二、制度背景、理論分析與假說提出
在現行的縱向政治集權體系下，央地間目標函數相異特征十分突出。中央政府為降低央地間信息不對稱以更好地對地方政府進行監督[12]，迫切需要構建一個行之有效的考核機制。這之中，由于經濟增長指標較為客觀且更容易量化，自然而然演變成為一個典型的績效考核指標。在此制度下，中央政府通過將經濟增長與地方官員晉升掛鉤[13]，進而激勵地方政府強化對實體經濟增長的關注度。在當前具體實踐中，一方面，上級政府制定具有一定強制意義的經濟增長指標，要求下級政府不折不扣地執行，并基于完成結果進行獎懲，具有一定“硬約束”意味;另一方面，在晉升錦標賽下，地方政府為傳遞其能力信號，以在同級別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往往偏向于主動在上級制定的目標上“層層加碼”[14]，具有一定的“軟約束”特征，由此形成“為增長而競爭”[15]的政治格局。
在“為增長而競爭”的體制下，地方政府為了完成特定經濟增長目標，往往會強化對經濟的干預偏好。這主要表現在：第一，爭奪地區間經濟資源。一方面，為更好發展轄區經濟以在區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地方政府往往會通過各種財政補貼、外資超國民待遇等手段形成資源洼地，開展經濟資源爭奪戰。另一方面，為降低本地區資源向臨近區域外溢的程度，地方政府極可能采取市場壟斷和分割等具有明顯地方保護主義的手段[16]，以阻斷外地對本地區資源的虹吸效應。第二，加大地區內經濟發展力度。遵循經濟增長目標導向，地方政府會優先將資源配置至在具有“短平快”特征的經濟項目上，而對那些具有長期現金流的項目賦予較低的權重偏好。第三，“經營”地區內微觀企業。為推動地區發展，地方政府不但會從宏觀和中觀層面對經濟施加影響，其還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介入轄區內企業的經營決策。部分學者也充分觀察到地方政府“企業化”的事實，并將其形象地概括為“地方國家法團主義”[17]。雖然近年來隨著中國政治經濟制度改革深化，政府對企業的直接干預已然逐漸淡化，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晉升錦標賽”的路徑依賴下，地方政府仍然有著較強的影響企業運營決策的內生動機。
那么，隨之而來的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在地區經濟增長目標情境下，地方政府的經濟目標管理是否能有效驅動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誠然微觀層面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圍繞特定的目標設定，個體有動機通過集中優勢資源、促進技能躍升等途徑[18]，改善自身的經濟效率。這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啟發性類推邏輯：地方的經濟目標設定理應會驅動政府對企業運營進行干預。但是，直接將微觀個體的目標激勵模式套用在宏觀政府層面，可能會存在一定偏差。特別是，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的經濟大國，有必要基于其獨具特色的政治機制進行更為全面細致的深入分析和探討。
從現有文獻來看，徐現祥、劉毓蕓的研究捕捉到了地區經濟增長目標設定與實際經濟增速之間的顯著正相關關系，從而為目標激勵驅動下的績效改善提供了宏觀層面的經驗借鑒。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只基于經濟增速維度進行分析，卻并沒有將經濟增長目標與經濟增長質量關聯起來，由此所得出的結論和政策框架無法回答新時代情境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大關切。特別是，地方政府出于向上級政府傳遞積極信號的原因，可能會選擇主動調高經濟增長目標。在經濟增長目標約束性和資源有限性的矛盾下，為達到既定目標，地方政府可能會扭曲資源配置路徑，乃至鋌而走險對數據進行“注水”，這無疑會折損經濟發展質量[19]。進一步地，囿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目標函數存在一定程度的背離，使得央地代理人問題難以從根本上破解。這就意味著，在財政分權制度的驅動下，地方政府具備了同中央持續博弈的基礎條件，自身的“經濟-政治”偏好特征得以逐步強化。在特定情境下，面對上級政府的政策要求，低質量的“變通”執行往往演變成為地方的占優策略[20]。這就使得地方政府會聚焦那些能較短時間提振經濟總量的項目，而對于較難量化的經濟質量等指標則理性忽略，特別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周期內愈發如此。
具體而言，當地區經濟增長目標設定較高，可能會對微觀企業運營產生一定負面影響，其表現在：第一，地區經濟增長目標設定越高，地方政府越有動機對地方經濟實行管理乃至干預，但地方政府的利益導向同轄區內諸多企業的發展目標往往存在不一致性，這種干預有可能會擾亂企業正常的經營路徑，從而降低了其自身生產效率[21]。第二，地方政府并非完全的市場主體，對市場“供給-需求”脈絡演進的完全信息掌握并不如企業充分，以至于地方政府的引導和干預措施，極容易落入低效率陷阱之中。甚至，地方政府為實現特定經濟增長目標，會通過財政補貼、減稅等各種手段來激勵企業，以期協助政府實現經濟總量目標。但在這個過程中，市場微觀經濟主體會通過“迎合手段”(從事一些自身所不擅長，但是地方政府卻高度關注的領域)來獲取政策紅利，從而扭曲自身的發展路徑。如此一來，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下降也就不難理解了。第三，有研究發現，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目標約束下，有著較強的動機限制轄域內的資源流動(特別是對于那些生產要素稟賦處于劣勢的地區更是如此)，由此造成的市場分割無益于經濟主體生產效率的提升[22]。第四，當地方政府的經濟治理能力同設定的目標之間存在較大差距時，往往會通過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的方式來擴充經濟總量，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等問題，進而擠占企業正常運營資源，抑制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更值得警惕的是，在現有的體制機制激勵下，地方政府的經濟治理行為存在著較大的路徑依賴，使得這種負面影響往往能在更長的時間軸中續存。有鑒于此，本文提出了第一個有待檢驗的假說。
假說1：地方經濟增長目標設定越高，越不利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在現有文獻中，大多數研究均充分肯定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23]，特別是對于中國這一長期實行“投資驅動”經濟模式的國家更是如此。具體而言，為了達到更高的經濟增速以完成經濟增長的“政治任務”，地方政府必須充分調動轄區內資源優先投資到那些GDP實現周期較短的項目中去[24]。其中，基礎設施建設作為經濟發展中的“穩定器”和“加速器”，能夠為區域經濟增長提供更多動力，因此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自然成為地方政府的占優選擇。然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正向關系并不直接，這主要是因為，在資源約束條件下，短期的基礎設施建設擴張同長期的微觀主體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往往不可兼得，二者之間更多呈現出此消彼長的關系：若要優先實現政府經濟增長目標，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代價是擠出企業可用金融資源，提升其潛在融資成本，乃至減少(放棄)對企業技術能力有裨益的項目投資，這都會對企業生產率形成抑制效果。類似地，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目標制度激勵下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偏好，也會影響當地的產業結構變遷軌跡。具體來看，一方面，地方對基礎設施的建設需求，往往會拉動水泥、公路、基建等第二產業的發展勢頭[25]，從而強化地方對第二產業生產發展的需求。另一方面，第二產業的收益回報周期相對更短，能夠在短期內貢獻大量的GDP產值和稅收[26]，這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驅動政府經濟發展政策向有助于短期擴張經濟總量的第二產業傾斜，以至于降低了對第三產業的關注度，使得產業結構出現了優化滯緩的問題。然而，囿于中國工業存在技術升級較慢、產能過剩等弊端，地方政府的“第二產業偏好”可能無益于整體產業鏈重構，從而不利于企業整體全要素生產率的躍增。有鑒于此，本文提出第二個待驗證假說。
假說2：地方經濟增長目標設定越高，會驅動地區加大基礎設施建設，使得地區產業往第二產業偏移，不利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地區經濟增長目標管理體系作為中國政府資源配置引導手段之一，其對微觀企業潛移默化的影響不容小覷[27]：一是在企業主動配合層面，企業會根據政府規劃需要，將資源優先配置到那些更為契合政府經濟發展偏好的項目;二是在企業被動接受層面，基于經濟增長目標導向的地方政府，會有更強激勵來干預微觀企業主體的投融資決策和生產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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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看，地方政府會引導乃至干預微觀企業主體來完成自身的經濟目標設定。其結果是，為迎合地方政府經濟戰略目標，企業只能加大生產的投入力度。然而囿于資源約束，企業單靠自身資源難以擴展生產可能性邊界，其不得不另辟蹊徑從外部獲取更多資源投入到生產中。這之中，加杠桿作為企業重要的外源融資方式，無疑成為企業擴張生產、契合政府經濟治理需求的重要選擇。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目標的驅使下，樂見企業通過加杠桿方式擴大產出，地方政府會為企業融資提供多方面的便利條件。特別是對于有著超額完成任務需求的政府而言更是如此，這也從側面賦予了企業杠桿率更大的正向加速度。然而，與高杠桿率如影隨形的是，企業的財務費用也水漲船高，一方面，管理層必將需要聚焦更多的精力維持自身長期財務穩健;另一方面，這種財務資源消耗也會擠占企業正常的運營和創新資源，由此擠出那些能長遠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發投入，從而無助于提振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有鑒于此，本文提出第三個待驗證假說。
假說3：地方經濟增長目標設定越高，越會驅動企業“加杠桿”，提升其財務費用率，減少研發投入，越不利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2007-2017年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并對原始數據進行了如下處理：第一，剔除金融類企業;第二，剔除ST和期間退市的樣本;第三，剔除IPO效應，由此得到了17004個“企業-年度”樣本點;第四，為了克服奇異值的干擾，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了1%和99%分位數的縮尾處理。企業層面的數據來自于Wind數據庫，地方經濟增長目標數據則來自于徐現祥、梁劍雄[28]的研究以及后續的各省政府工作報告。
(二)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
即企業全要素生產率(LP-TFP)。客觀來看，微觀企業主題的全要素生產率測算可由參數法、半參數法和非參數法得到。本文選取了較為通行的研究手法，采用半參數法(OP法和LP法)中的LP法進行測算[29]。LP法作為OP法的改進版本，能夠有效地克服數據遺失、截斷等問題，進而更好地反映出生產率的變化[30]。具體來看，在通過LP法計算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時，以企業營業收入作為產出變量的代理變量，勞動投入則以企業職工數代替，資本投入以“構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支付的現金與資產總額的比值”來測度，中間品則以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與資產總額的比值表示。對于LP法所計算出的全要素生產率，最后進行對數化處理，以LP-TFP來表示。
2.核心解釋變量
即地方經濟增長目標(ET)。借鑒王賢彬、黃亮雄[31]的研究，本文采用省級層面的政府工作報告所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進行度量。該增長目標是省級政府于年初公布的“事前指導”，并且具有一定的承諾性質，與本文的研究內容切合度較高。值得說明的是，在諸如余泳澤、劉大勇、龔宇[32]的研究中，采用了地級市層面的經濟增長目標數據來研究城市層面的投資與全要素生產率情況。本文認為，上述研究所采用的數據的確是契合研究主題的。但在本文的研究中，研究靶體為上市企業，這類企業的一個突出特征是，自身的經營規模體量較大，市場觸角分布較為廣泛，甚至還有著較為頻繁的異地投資行為[33-34]。企業所在地的地級市經濟增長目標管理行為，僅能部分影響這類企業的創新活動。本文認為，上市企業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高于地級市層面的政府意志影響。因此，本文選擇了省一級層面的經濟增長目標管理數據，來對上市企業行為進行更全面地覆蓋。
3.控制變量
為提高研究精度，本文加入了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了企業年齡(Age)、總資產(LnTota-lasset)、凈利潤增長率(Profit-growth)、每股收益(EPS)、資本密集度(Capital)、企業總收入(Income)、兩職合一(MEGA)、審計意見(Audit)等變量。——論文作者：任曉怡葉顯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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