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2-25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勞動關系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議題。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優勢轉化為勞動關系治理效能是推進勞動關系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勞動關系是生產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關系治理的基本依據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理論和歷史的雙重邏輯來看，
摘要：勞動關系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議題。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優勢轉化為勞動關系治理效能是推進勞動關系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勞動關系是生產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關系治理的基本依據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理論和歷史的雙重邏輯來看，現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決定了我國勞動關系治理的目標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現行的分配制度決定了我國勞動關系治理的原則是堅持共建共享、互利雙贏的原則。現行的經濟體制決定了我國企業勞動關系治理體制是在黨委領導下，企業、工會與職工共同參與的體制。
關鍵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生產關系;勞動關系治理
我國勞動關系從“蜜月期”進入“矛盾期”以后，關于勞動關系治理的研究便成為國內學界研究的熱點。有的學者從宏觀上總結了中國勞動關系治理的“四梁八柱”，強調勞動關系治理要和我國政治經濟制度等具體國情結合起來[1]。也有學者從勞動關系主體等利益相關者的微觀層面來分析勞動關系治理，如政府在勞動關系治理中承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2]。政府在勞動關系治理中應更加關注集體勞動關系的構建和調整[3]。應該高度關注集體協商在勞動關系治理中的重要作用[4]。還有學者從中國傳統法儒文化來分析勞動關系治理的文化基因[5];從中國推動改革開放的不同節點來闡述勞動關系治理的演變[6]。很多學者長期關注法治在勞動關系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強調將“勞動關系的建立、運行、監督、調處的全過程納入法治化軌道”[7]。
學界從不同視角對勞動關系治理展開研究，對于我們厘清勞動關系治理相關要素，建構中國勞動關系治理體系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已有研究對勞動關系治理還處于碎片化研究階段，尤其是尚未從經濟基礎的角度，特別是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勞動關系治理的決定性作用，將基本經濟制度優勢轉變為勞動關系治理效能的角度做深入系統研究。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經濟制度體系中處于基礎性決定地位，是勞動關系治理的基本依據，在推動勞動關系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有著顯著優勢。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勞動關系治理的內在機理
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勞動關系治理，是具有密切聯系的兩個不同范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內涵上具有生產關系、分配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體制規定性”[8]。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分配制度和經濟體制納入基本經濟制度的范疇，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概括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9]勞動關系治理是公司法人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本質上說，勞動關系治理是我國人與人關系在物質領域的調整、完善和修復，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勞動關系治理是依照勞動關系雙方互利雙贏、共同發展，勞動關系雙方平等參與，雙方利益最大化為基本理念進行治理的。其二，我國勞動關系治理是在黨的領導下，以勞動關系的三方主體參與為特征的，與西方的勞動關系“自治”不同。勞動關系自治是包括新自由主義在內的勞動關系治理的主張。這種主張不僅僅違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而且與中國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勞資力量極不平衡的現實相悖。中國勞動關系治理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維護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進行。其三，勞動關系治理是依據國家的法律、政府的法規和黨的政策前提下進行治理，與盲目的“照搬、照抄”西方勞動關系治理模式不同。勞動關系是生產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社會的本質特征。“基本經濟制度決定治理體系，又通過治理體系體現。”[10]西方國家的勞動關系治理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制度的體現，是為其基本經濟制度服務的。我國勞動關系治理的基本依據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服務的。
(一)勞動關系是生產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勞動關系是指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在實現勞動過程中所構成的社會經濟關系，體現的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是生產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之一”[11]。在現實生活中，每一個勞動者都要與用人單位形成勞動關系。不管是公有制企業還是非公有制企業，以及事業單位，都要形成勞動關系。勞動關系以勞動合同的形式，規定了勞動者在企業或者事業單位的義務和權利，即勞動者遵守、履行企業或事業單位相關規定和義務，享受企業或者事業單位的勞動報酬。勞動者在履行義務與享受相關待遇的過程中，既體現了勞動者在企業的經濟、政治地位以及所在單位的分配形式，也體現了該社會的性質——生產關系。就是說，一個社會勞動關系將該社會抽象的生產關系的重要內容顯性化，變成普通人都能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了。因此，一個社會的性質——生產關系，主要是通過勞動關系這個中介，這個生產關系的重要內容，讓億萬人民感覺到它的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是生產方式的社會形式。主要包括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產品如何分配以及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其中，三者的地位不是等量齊觀，處于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它決定著產品如何分配以及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當然，后者也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它對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之所以說勞動關系是生產關系的重要內容，是因為勞動關系所研究的是生產關系中的后兩個方面的內容，即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產品分配的形式。不言而喻，生產關系與勞動關系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勞動關系包含在生產關系之中。生產關系決定勞動關系，勞動關系反作用于生產關系。勞動關系治理的效果，直接關系到現實社會的生產關系，關系到人們對現實社會的認可程度。
(二)基本經濟制度是生產關系的主要體現
生產關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重要范疇，是馬克思對社會性質的抽象，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理論的抽象，建立在現實社會的基礎上。“基本經濟制度規定了社會中最核心的生產關系。”[12]每一個現實社會的生產關系，都是通過基本經濟制度體現出來的。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按資分配、市場經濟體制和雇傭勞動制度體現出來的。馬克思去世之后，資本主義從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主要方面都保留下來了，改變的是具體的制度、機制。如工會合法化、罷工合法化等。各國法律賦予工人組織工會、參加工會的權利以及罷工的權利，甚至政府作為勞資關系的第三方，“居中”調解勞資糾紛，緩解勞資沖突、矛盾。應當說，這也是勞動關系治理中的一個歷史性的進步。
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對立物，它的生產關系是與資本主義社會截然不同的。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社會是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在經濟上是由基本經濟制度保障的，即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等制度保障的。在這個社會，任何人都不能憑借生產資料的占有而占有別人勞動。每一個人只能依據自己給社會提供的勞動數量和質量獲取個人消費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
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對立物的社會主義社會，通過變革生產資料所有制鏟除了社會不公的根源，較好地解決了公平問題。至于效率方面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初，尚未充分表現出來。破解公平與效率這一難題的歷史重任，迫切要求包括我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探索新的道路。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和氣魄，順應中國發展之需，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期。經過艱辛探索，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方面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黨的十五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國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發生了新的變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生產、分配、交換一同上升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層面，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三大規律”認識的深化，同時為我國勞動關系治理提供了新的基本依據。
(三)基本經濟制度是兩種社會制度勞動關系治理的基本依據
縱觀各國勞動關系治理的實踐，我們發現，勞動關系治理的依據是多方面的，在不同時期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就西方發達國家而言，勞動關系治理的變化可謂是巨大的，工人組織工會、舉行罷工、游行示威的行動從法律禁止到法律許可，工人由“會說話的工具”到適度參與企業管理的“共決制”，由完全的雇傭工人到員工持股，由隨時都可能被“炒魷魚”到終身雇傭制等。但始終不變的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雇傭勞動制度、按資分配制度以及投資人對企業勞資關系的主導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勞動關系治理的變化也是巨大的。在計劃經濟時期，“資”是圍剿的對象，“勞”是黨和政府保護的對象。國家實行統一的用工制度，八級工資制、“兩參一改三結合”、“老三會”制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成為爭取的對象，招商引資成為各級領導的主要任務，引資多少成為衡量領導政績大小、能否晉升的重要指標。地方政府往往傾向于滿足資方的利益需求[13]。但是，黨中央始終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都是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不管兩種社會制度下勞動關系治理模式如何變化，它的基本依據是始終不變的。
二、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與中國勞動關系治理目標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所涵蓋的內容，首要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決定了中國勞動關系治理目標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從理論上分析，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不僅僅決定勞動關系治理的性質，也決定了勞動關系治理的目標。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是在黨的改革開放政策鼓勵、支持下催生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內生的。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不同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體現在：公有制企業(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民營企業等)共同發展，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勞動關系共同發展。就已有的、新生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來說，職工就是企業的所有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利益與職工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企業發展壯大，職工的工資待遇、勞動條件才有保證。企業發展不景氣，產品滯銷，利潤下滑，職工的工資待遇自然要隨之減少、下降。就這個意義來說，公有制企業勞動關系在本質上是和諧的，追求和諧勞動關系是公有制企業勞動關系的天然目標。至于現存的私有制企業勞動關系，情況要復雜一些。第一，私有制企業的首要目的是盈利。投資人投資企業的目的，就是要獲取利潤，實現利潤最大化。為此，它要想方設法降低成本，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加班加點成為常態，更有甚者壓低、克扣工資，甚至拖欠工資。第二，它是內生的私有制企業。企業主的行為有一個邊界，即在黨和政府政策的許可范圍以及國家法律法規的限定范圍之內。一旦逾越這個邊界，黨的政策、國家法律就要“引導”“干預”。另外，私營企業的勞動關系時刻受到公有制企業勞動關系的影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是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力的流向是以企業的勞動條件、勞動報酬為依據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條件好、待遇高，勞動力自然流向公有制企業。相反，則流向私有制企業。因此，公有制企業勞動關系的存在，對私有制企業勞動關系的狀況，發揮著重大的調節作用。第三，現行的私有制企業是在黨的改革開放政策鼓勵、支持下成長起來的。私有制企業的產生、成長是聽黨話，跟黨走的結果。私有制企業的發展、壯大也必須聽黨話，跟黨走。“在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性原則性問題上，要自覺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看齊，向黨中央決策部署看齊。”[14]在中國，離開了黨或者與黨的意志不一致，一切都無從談起。況且，黨和政府要構建和諧勞動關系，這不僅僅是黨的事業的需要，也是私有制企業做大做強做優的內在需要。沒有穩定和諧的勞動關系，企業的存在都是一個大問題，何談發展?
從歷史發展來看，不同所有制性質決定了勞動關系治理的不同目標。資本主義私有制是通過雇傭勞動制度、按資分配等勞動關系治理制度，服務于資本利潤最大化目標的。期間，盡管對工人成立工會組織、罷工、游行示威，采取過不同手段，但是，始終沒有改變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也沒有從根本上治理好勞動關系。中國共產黨執政初期，在“勞資兩利”原則的前提下，曾經采取過資方主導勞資關系、勞方主導勞資關系的階段，但是，目標是“興無滅資”，消滅資產階級，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我黨通過國家統一用工制度、八級工資制度、“老三會”、“兩參一改三結合”等勞動關系制度，其目標是建立人人平等的勞動關系，維護生產資料公有制。工業化的歷程表明，勞動關系或者說勞資關系的主體，是天生的一對“冤家”，總是處于矛盾、對立、沖突之中。勞資關系治理成效總是滯后于工業化發展的速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工業化與西方發達國家勞動關系的發展軌跡雖然不盡一致，但矛盾、糾紛依然存在。有時候，這種矛盾也是激烈的，“集體停工事件和群體性事件”也“時有發生”，難以避免。這些現象的存在，不僅僅直接損害勞動關系主體——勞方和企業方的利益，侵犯勞方的合法權益，瓦解企業做大做強做優的動力，也損害了當地政府的形象和利益，影響企業和社會的和諧穩定。更為重要的是，如果“集體停工事件和群體性事件”不能從根本上得到遏制、扭轉，將會使“共同發展”成為空話。因此，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勞動關系問題，把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題中之義，提出了“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宏偉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尤其重視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積極探索新時代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辦法和舉措，并于2015年3月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提出了和諧勞動關系建設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基本原則和領導體制等重大問題，邁出了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實質性步伐，取得了階段性成果。誠然，和諧勞動關系建設是一個歷史性的任務，需要解決的問題還很多，還需要我們依據現行的所有制結構，依據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新情況進行具體研究。——論文作者：趙軍1，邸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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