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02-13所屬分類：醫學職稱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在學校中建立疫情通報制度，能夠引起學校及學生的重視，對加強對艾滋病知識的宣傳教育、提高學生自我保護意識有積極意義。鑒于目前艾滋病社會歧視現象依然嚴峻和高校普遍缺乏艾滋病相關專業人員的現實，實行通報制度后容易出現一些倫理問題，如違反知情
摘要:在學校中建立疫情通報制度，能夠引起學校及學生的重視，對加強對艾滋病知識的宣傳教育、提高學生自我保護意識有積極意義。鑒于目前艾滋病社會歧視現象依然嚴峻和高校普遍缺乏艾滋病相關專業人員的現實，實行通報制度后容易出現一些倫理問題，如違反知情同意原則、信息保密原則和隱私保護原則，由此會導致感染學生受到嚴重的社會歧視，遭受不公正待遇，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精神受到傷害等。建議在通報制度中嚴格保護感染學生信息;學校要加強艾滋病健康教育師資力量的建設;學校、政府、醫療機構共同行動，努力消除對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視。
關鍵詞:艾滋病;疫情通報制度;生命倫理;信息保密
目前，我國艾滋病疫情仍很嚴峻，截止2015年10月，我國報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CHIV/AIDS)共計57.5萬例，2105年1至10月新增9.7萬病例[1]。盡管全國艾滋病疫情整體保持低流行狀態，但部分地區流行程度較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我國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增長較快，近5年我國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2013年中國報告學生當中發現感染者數量超過100例的有5個省份，但2014年僅截止到10月份，報告學生感染者超過100例的已經達到10個省份[2]。2015年1至10月份共報告2662例學生感染者和病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7.8%[1]。
為進一步加強學校艾滋病防控工作，控制艾滋病疫情在校園內的蔓延并實現信息溝通，2015年8月，國家衛生計生委、教育部制定并印發了《關于建立疫情通報制度進一步加強學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衛生部門至少每半年向教育部門通報轄區學校學生患病情況，學校要參與到感染學生的告知、隨訪、咨詢、干預等工作當中;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定期向學校通報學生艾滋病疫情;學校與疾控機構共同采取防控措施，并及時向教育部門報告[3]。通報制度能夠引起學校領導的重視，從而加強性教育及對艾滋病知識的宣傳教育;也能引起學生的重視，使學生提高自我保護意識，從而達到早預防、早干預、早發現、早治療的艾滋防控目的。
一、建立通報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從學校角度來看，建立通報制度有助于改變目前學校對艾滋病宣傳教育的缺失，對艾滋防控有積極意義。學校的領導和教師忙于教學和科研，關心的是學生的分數和成績，沒有關注過或極少關注艾滋病問題，認為艾滋病離自己和身邊的學生還很遠。盡管《艾滋病防治條例》要求高等學校、中學等將艾滋病防治知識納入有關課程，但在許多學校里并沒有專職的健康教育教師，健康教育或由生物教師兼任，或由校醫兼職，課程安排更是可有可無。近年來，學生成為艾滋病的高發人群，尤其學校成為重災區，其原因之一便是學校性教育的缺失。
建立通報制度后，學校領導和教師知道本校艾滋病疫情后，可能給予足夠重視，并根據疫情嚴重程度有計劃地組織開展艾滋病宣傳教育，讓學生通過校園內開展的教育活動學習艾滋病知識，知道如何保護自己。這對于在學校范圍內控制艾滋病疫情蔓延是有利的。增強學生艾滋病知識的最有效途徑是做好學校的艾滋病宣傳教育。當前情況下，學校有責任也有義務為學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學習艾滋病知識的機會。學校是教書育人的地方，更是確保學生身心健康安全的地方，防患于未然是防止疾病的基本原則。
從學生角度來看，建立通報制度可促使學生由被動接受改為主動學習艾滋病知識，增強學習效果，也有利于感染學生的早發現、早治療，對艾滋防控有積極意義。許多學生認為艾滋病離自己還非常遙遠，對艾滋病關注度不高。這樣，即使學校舉辦艾滋病宣傳教育活動，部分學生也會認為事不關已，對宣傳活動漠不關心。但是，隨著性觀念的開放以及社會對對婚前性行為的寬容，正處在性活躍期的學生因自制力和意志力相對不足而極易受社會中各種誘惑的影響，容易發生無保護性行為，成為潛在的艾滋病感染對象，這對于學生身體健康及艾滋病疫情控制非常不利。
建立通報制度后，學生會知道原來自己的身邊就有艾滋病感染者，從而引起重視，或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艾滋病宣傳教育活動，或通過網絡主動自學艾滋病相關知識。學生獲得艾滋病知識，提高自我保護意識，不僅使自己受益，還可以把知識傳遞給朋友、親人;同時，通過學習艾滋病知識，消除對艾滋病的恐懼，減少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視，因為歧視是當今阻礙艾滋病有效防治的最大障礙。
二、通報制度后會出現的倫理問題
通報制度要求建立信息交換溝通機制，衛生部門定期把學生感染艾滋病的疫情信息反饋給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使學校能第一時間了解學生疫情。這一舉措對進一步加強學校艾滋病防控工作有積極作用。然而，實行艾滋病疫情通報制度后，雖然國家計委和教育部強調疫情通報中將嚴格按照有關規定保護感染學生的個人隱私，但客觀上大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特殊身份仍有被更多人知曉的可能性。這就可能會違反尊重原則，導致對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視等倫理問題。
(一)違反尊重原則
生命倫理學是根據道德價值和原則對涉及人的生命和健康領域內的人類行為進行系統研究的應用倫理學學科。從生命倫理學角度來看，通報制度違反了生命倫理學的尊重原則。尊重是指尊重人格尊嚴和權利，尊重原則包括尊重自主權、知情同意權、保密和保護隱私權。尊重是人的基本需要，每一個人都應該得到社會和他人的尊重。從心理學角度來看，病人需要得到比常人更多的尊重。在醫療領域，保密是禁止醫生將患者病情及相關信息透露給其他人。我國《艾滋病防治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中有明確規定:未經本人或者監護人同意，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公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及家屬的身份信息。對個人艾滋信息保密是為了避免社會對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歧視。由于性傳播是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條例》規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應當履行將感染或者發病的事實及時告知與其有性關系者的義務，以保障性伴侶的知情權，使其注意防護，避免被感染。目前，普遍認為個人艾滋信息的告知范圍應嚴格控制在HIV/AIDS的性伴，同時要求HIV/AIDS的性伴必須嚴守秘密，不得泄漏，在告知方式上也主張盡量促使HIV/AIDS本人告知性伴[4]。然而，建立學校艾滋病疫情通報制度之后，艾滋病感染學生的身份信息，會在感染學生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直接通報給校方，實際上就等于擴大了個人艾滋信息的告知范圍，造成個人隱私的泄漏。這樣直接通報感染學生信息，違反了知情同意原則、保密原則和保護個人隱私原則。
關于學校參與艾滋病的防控，已有先例。2014年，河南省教育廳發布要求將艾滋病檢測納入大中專院校新生入學體檢范圍的通知[5]，就引起了許多質疑。有人認為這明顯違反了自愿檢測原則，侵犯了艾滋病患者的隱私，侵犯了人權。除了極個別情況外，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強制另一個人去檢測艾滋病。也有人認為入學檢測有利于早發現、早治療，有利于艾滋病的防控。但是，無論贊成方還是反對方都有一致的共識，就是必須嚴格保護好學生的隱私。
此外，目前學校缺乏艾滋病相關專業人員也會導致感染學生隱私泄漏。按照通知要求，學校要參與到感染學生的告知和隨訪工作中去。告知和隨訪工作要求告知責任人、隨訪責任人需熟悉《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艾滋病防治條例》等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以及艾滋病及其防治基本知識，告知或隨訪相關的工作技巧。但是，目前國內大部分學校缺少相關的專業人員來開展告知和隨訪工作。馬迎華在2014年對全國15個省的幾十所高校開展預防艾滋病教育工作調研時，就學校預防艾滋病教育問題指出:學校中預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方面的師資力量薄弱，缺乏專業師資培訓，師資隊伍專業性及穩定性不足[6]。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綜合管理工作手冊(試行)》可以看出，告知責任人和隨訪者都可以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知道他感染艾滋病的消息。然而，上述關于建立艾滋病疫情通報制度的通知并未限定學校的哪部分人可以參與告知和隨訪管理工作，這就意味著無論是老師、輔導員甚至是宿管老師，都可能成為告知責任人或隨訪責任人，而他們可能缺乏艾滋病防治知識以及告知或隨訪技巧，從而大大增加感染學生身份暴露的風險。
(二)艾滋病歧視現象嚴重
個人感染艾滋病信息的泄漏，會導致當事人受到社會各種各樣的歧視。目前，公眾對HIV/AIDS的歧視仍然很嚴重。歧視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艾滋病仍是一種病死率高的疾病;二是目前尚無有效疫苗可以預防;三是艾滋病感染常與吸毒、賣淫、嫖娼、性亂及同性戀等社會現象密切關聯。《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視狀況調查報告》顯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就業、就醫、保險、教育等方面受到明顯歧視，在被調查的1877位感染者中，有14.8%的人被拒絕雇傭或因此失業，12.1%的人至少有一次被醫療機構拒診，9.1%的感染者的健康子女被迫輟學[7]。
一項針對某高校大學生艾滋病認知態度的調研結果也表明，既使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部分大學生仍然對艾滋病以及艾滋病人存在一定的認知局限———63.16%的學生對艾滋病感到恐懼;不愿意與感染艾滋病的朋友或同學繼續交往的超過半數[8]。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感染學生的病情被公之于眾，就意味著他們有可能被同學孤立、無法正常學習和就業，并遭到旁人的歧視與排擠。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天津某大學生2013年查出HIV陽性，校方通知其父母后，勸其父母同意孩子自動退學，并代替該學生在退學申請上簽字。武漢某大學生2012年查出HIV陽性，校方得知后勸其搬出了學校宿舍[9]。江蘇某大學生2015年初在手術前血液檢測中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雖經過努力保住了學業，但其保送研究生資格被取消了，無法繼續深造。重慶的某感染學生表示，特別擔心以后找不到工作，因為現在很多入職體檢都會檢查HIV，被發現后就會被拒之門外，很多單位會歧視感染者。考公務員、進國企、當老師，這些對體檢要求嚴格的職業更是不敢奢望[10]。課堂難以重返，學業無法為繼，未來更是這些感染了艾滋病的學生們不敢想象的。由于艾滋病通常被打上“道德”的烙印，這些感染了病毒的學生除了要忍受病痛的折磨，還要忍受歧視帶來的精神折磨，這是艾滋病比其他病癥更可怕的地方。
歧視將導致艾滋病感染學生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精神受到傷害、遭受不公平待遇，這就違反了生命倫理學的公正原則。公正原則主張對人應該公平，不分性別、年齡、膚色、種族、身體狀況、經濟狀況或地位高低。在艾滋病防控領域，不能以保護多數學生的健康利益為由，而犧牲或剝奪少數感染學生的合法利益。對艾滋病的逃避、歧視、冷漠等會惡化艾滋病人與非艾滋病人及艾滋病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不但不能減少艾滋病的傳播，反而會引起社會的恐慌和不安定。
雖然《條例》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規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享有的婚姻、就業、就醫、入學等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但艾滋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及其家屬遭受歧視的現象仍時有發生。學校參與到艾滋感染者的告知、隨訪工作中之后，如何保障感染者的隱私權及其他權利，應引起學校及相關管理部門的高度重視。
三、關于學校艾滋病疫情通報的建議
在艾滋病可防可治的科學前提下，建立學校艾滋病疫情通報制度具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可以顯著提高學校重視程度，通過宣傳教育和行為干預減小傳播風險;另一方面有利于學生盡早掌握艾滋病預防知識以及感染學生盡早進入治療檢測系統，改善其生命質量。基于這一制度實施可能帶來的關于尊重與歧視等的倫理問題，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只通報人數，保護隱私
保護隱私的積極意義，一是出于人性化的考慮，對于艾滋病感染者的基本信息不公開、不宣傳、不通報，在不以外力(包括強制介入及公眾歧視)干擾其個人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尊重人的生存權與發展權，不以違反人性的方式對其造成實際的(包括生活中的與心理上的)困擾;二是出于對個人的尊重，在未經其允許的情況下不將其私人問題告之于眾，避免由此造成的因公眾、親人及朋友歧視或譴責而難以在其生活圈中獲得繼續正常生活和學習、工作的社會資源和空間，避免由此給其本人及其家人帶來不可預知的身心傷害;三是出于對艾滋病感染者未來生活的預期，保護其隱私便等于在不打亂其生活軌跡或干擾其個人日常生活的情況下使其獲得正常的人際關懷和人性關懷，為其未來積極貢獻社會提供了可能。
鑒于此，建議疾病防控部門在針對某學校進行艾滋病疫情通報時嚴格遵守保密原則，在尊重個人隱私權的前提下，對該校艾滋病感染者的姓名、性別、年齡以及所在院系、專業等信息進行保密處理。告訴學校感染人數，而不是通報某學校中艾滋病感染者的詳細名單，這種做法既保證了學校領導知道本校疫情，能夠對本校“校園防艾”引起足夠重視，根據疫情制定學校艾滋病宣傳教育策略，又能避免暴露艾滋病感染學生的身份，不會干擾其正常的生活與學習，并引起其對自身健康狀況和艾滋病防控的充分重視。
(二)加強師資培養及與社會組織合作
建議學校加強與艾滋病教育、性教育相關的師資建設;同時，加強與社會組織的合作，鼓勵社會組織和志愿者到學校開展宣傳教育、預防干預、檢測咨詢以及感染者和病人關懷救助等工作。因為社會組織更容易被人接受，能比較深入地接觸到政府和一般公眾難以接觸到的社會特殊群體，如男男性行為者、注射吸毒者和商業性性工作者等人群，更容易取得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及高危人群的信任，干預措施更容易實施。社會組織在提高抗病毒藥物的可獲得性、提高服藥依從性、提供社區支持和減少歧視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甚至在促進相關立法和政策倡導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11]。
當然，對于大學而言，也有學者認為其職責不應是做隨訪和艾滋病的管理工作，而是在學術研究等方面提供支持，通過跨學科合作(如在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公共衛生健康領域的跨學科研究)來支持艾滋病防治工作。例如，美國洛杉磯同志中心和斯坦福大學在美國政府的資助下曾推出一個種子計劃行動，該項目主要是針對美國的少數族裔尤其黑人和拉丁裔的同志社群去做一些HIV的預防工作，通過18個月的陪伴培養出一些社群的種子成員來做艾滋病預防工作[11]。
(三)消除歧視，保障合法權益
建議在學校內加強宣傳艾滋病防治知識和反歧視教育，開展形式多樣的健康教育，營造對艾滋群體友善的校園環境。在宣傳教育中突出艾滋病治療效果方面的內容，讓學生了解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艾滋病治療效果越來越好，患者通過抗病毒治療可以獲得長期而有質量的生存;患者可以享受國家的“四免一關懷”政策，獲得免費檢測、咨詢和抗病毒治療。只有知道艾滋病的治療效果，才會減輕對艾滋病的恐懼感，消除對艾滋病的歧視。實踐證明，在知識水平與接受能力較高、社會責任感較強的大學生中開展有關艾滋病防治知識的宣傳教育，再通過他們向同齡人及周圍人群宣傳艾滋病的相關知識，是預防艾滋病的有效途徑[12]。大學生是艾滋病防治的生力軍，開展大學生艾滋病反歧視教育，對降低整個社會的艾滋病歧視有積極作用。
期刊推薦：《中華傳染病雜志》1983年創刊，ISSN：1000-6680，CN：31-1365/R。是中華醫學會主辦的傳染病、 寄生蟲病專業學術期刊。主要報道傳染病與寄生蟲病(包括臨床各科內各種感染性疾病)領域領先的科研成果和臨床診療經驗及與傳染科臨床密切結合的基礎理論研究，交流中醫、中西醫結合的臨床經驗，介紹新理論、新方法、新技術和國際上有關傳染病(感染性疾病)研究的新進展。
就目前艾滋病患者在就醫和就業中受到嚴重歧視的狀況而言，建議國家進一步通過嚴格立法及嚴格落實有關法規的規定來保障艾滋病人享有平等的就醫權利和就業機會。因為平等的就醫權利和就業權是與生存權密切相關的權利。保障艾滋病人的就醫權利，首先要加強醫務人員艾滋病知識和職業暴露預防方面的培訓和教育，消除他們的恐懼和偏見，為艾滋病患者提供良好的醫療服務;其次，要適當提高相關醫務工作者的待遇和完善職業暴露補償機制，為他們解除后顧之憂。此外，還必須加強監督，通過投訴熱線、官方微博、郵箱等方式，監督醫療歧視現象的發生，接受群眾投訴，并及時有效地進行調查處理，對艾滋病患者就醫相互推諉的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實施處罰等，切實減少和消除醫療領域中的歧視。保障艾滋病人的就業權利，政府首先要對現行法律法規中有關艾滋病患者就業的歧視性規定進行清理，廢止歧視性的法律與政策條款，同時提供就業等方面的法律救助途徑，對遭受歧視的艾滋病患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現行的公務員體檢標準規定:艾滋病，不合格。政府機構、事業單位、央企、大型國企等錄用人員都參考公務員體檢標準，導致許多艾滋病感染者被拒之門外。已經證實的艾滋病傳播的三大主要途經是血液傳播、性行為傳播以及母嬰傳播，在日常工作和社會交往中的接觸并不會傳播或者感染艾滋病毒。呼吁取消公務員及事業單位錄用體檢表中抗HIV檢測項目。在此方面，廣東省率先做了改革，廣東省2013年修訂《廣東省教師資格申請人員體格檢查標準》就刪除了艾滋病不合格條款[13]。從2013年9月開始，廣東省教師行業不再將艾滋病毒感染者拒之門外，這一舉措被視為我國艾滋病平權事業的里程碑。
四、結論
在人類與艾滋病抗爭的歷程中，每個人都不應成為旁觀者，對學生這一群體而言更是如此。通報制度進一步明確了學校有責任和義務參與到艾滋病防控工作當中，保護學生身心健康。青年學生有責任和義務了解艾滋病，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鑒于目前艾滋病歧視現象依然非常嚴重、學校艾滋病相關專業師資隊伍尚未建立的現實情況，在疫情通報中要特別注意尊重感染學生的知情同意權、隱私權，嚴格為其保密，嚴禁發生因隱私泄漏而導致感染學生受到歧視、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情況發生。校園抗艾任重道遠，這不僅需要艾滋病防治領域專業機構及學校的參與，更需要來自社會多方力量的尊重、理解與支持。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