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12-09所屬分類：園林工程師瀏覽：1次
摘 要： 提要:基于內蒙古自治區336戶牧戶樣本數據，對牧區雇工放牧行為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雇工放牧的牧戶比例為29.2%，不同旗縣雇工放牧的牧戶比例有差異。草場承包面積、凈流轉草場面積和草料費支出對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家庭勞
提要:基于內蒙古自治區336戶牧戶樣本數據，對牧區雇工放牧行為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雇工放牧的牧戶比例為29.2%，不同旗縣雇工放牧的牧戶比例有差異。草場承包面積、凈流轉草場面積和草料費支出對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家庭勞動力數量對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有顯著的負向影響。現有政策對牧區雇工放牧行為存在制度缺失，建議加強政策調研和研究，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
關鍵詞:雇工放牧;二元Logistic;影響因素;內蒙古
飼草飼料和畜牧業勞動力是草原畜牧業發展的兩大核心投入要素，牧區雇工放牧行為在牧戶家庭勞動力的基礎上增加了畜牧業勞動力的供給。牧區雇工放牧行為研究是深入認識草原畜牧業發展的重要構成，為實現促進草原生態保護和促進牧民增收相協調奠定重要基礎。
雇工放牧，往前可以追溯到封建時期的"蘇魯克"，即牧工和牧主之間的生產關系[1]。20世紀50年代以后，廢除了封建制度，實行"三不兩利"政策，其中的"兩利"是指牧工牧主兩利，即牧工放牧分成[2，3]。牧工在實際中的通俗稱謂為"羊倌"、"牛倌"等。當前牧區雇工放牧行為非常普遍[4-6]，牧區雇工的戶數已經占到50%以上，雇工費用已經成為畜牧業發展的第二大影響因素[7]。牧區雇工群體，通常包含兩類，一類是來自牧區的少畜的貧困牧民，另一類是來自附近農區的貧困農民，他們普遍受教育程度比較低、家庭條件貧困[6]。貧富分化是牧區雇工群體形成的前提條件。導致牧區貧富分化的原因包括:牧民草地資源稟賦的差異，受到草場質量、初始分配政策和家庭人口變動的綜合影響[8];牧民應對牧區氣候變化(包括干旱、雪災等)的脆弱性和適應能力差異，體現在飼草料儲備、暖棚建設、防疫等方面[9];牧區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差異;牧區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差異等。從牧民雇工放牧需求出發，放牧生活太過艱苦、牧民部分家庭勞動力缺乏、市場化帶來的非農就業機會增加、牧民"小富則安"的心理、牧民沒有精打細算的習慣、牧民勤勞程度不夠等是牧民輕易雇工的可能原因[4，7]。牧區雇工放牧行為同時也面臨一些問題，包括為雇工而多養畜、短期雇工不珍惜草場等因素對草原保護產生負面影響，牧戶雇工使得畜牧業收益流失進而增加了牧區的人口壓力，雇工缺乏放牧經驗、責任性不強、雇工關系缺乏正式合同等因素產生雇工糾紛等[4，7，10]。
牧區雇工群體是一類特困群體，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牧區雇工放牧行為普遍存在，并對牧民生產、草原保護、牧區社會發展產生綜合影響，現有文獻對牧區雇工放牧行為的研究還非常少。文中試圖通過內蒙古自治區的實地調研數據，定量研究牧區雇工放牧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為后續完善和制定相關政策措施提供參考。
1材料與研究方法
1.1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來自調研組2014年7-8月對內蒙古自治區西部的阿拉善左旗、中部的四子王旗、東部的陳巴爾虎旗三個旗縣的實地調研，三個旗縣擁有不同的草原類型，分別是溫性草原化荒漠、溫性荒漠化草原和溫性草甸草原。調查以問卷調查為主，采取調研員和牧戶面對面交談的方式。共發放問卷498份，回收有效問卷490份，剔除154份全禁牧牧戶樣本，剩余的336份調查問卷作為本研究的有效樣本。336份有效樣本來自三個旗縣的29個嘎查村，其中阿拉善左旗85份、四子王旗108份，陳巴爾虎旗143份。為全面了解每個嘎查村的具體情況，調查人員對每個嘎查村的負責人進行了村級訪談。同時調查人員還先后與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陳巴爾虎旗的草原監理部門進行了深入座談。
樣本牧戶的基本信息(表1)。樣本牧戶中，男性占79%。從民族分布上看，蒙古族牧民占71%，非蒙古族牧民(以漢族牧民為主)占29%。從年齡分布上看，36-55歲的牧民是主體，占73%，牧戶的平均年齡為45歲。樣本牧戶平均受教育程度較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78%。家庭人口數3-4人的居多，平均家庭人口數為3.78人。平均家庭勞動力數量2.54人，平均從事畜牧業勞動力數量2.14人，平均從事非農勞動力數量0.40人。樣本牧戶的戶均草場承包面積為7096畝，進一步分旗縣進行統計，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陳巴爾虎旗的戶均草場承包面積分別為11580畝、4960畝和6045畝。
1.2研究方法
文中研究牧區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并分析牧戶雇工放牧行為的影響因素。牧區雇工通常包括長期雇工和短期雇工兩種，其中長期雇工是一年內相對持續穩定的勞動力使用，主要指放牧;短期雇工是一年內特定時期的勞動力使用，例如夏季剪羊毛、夏季打草、冬季接羔等。文中研究中的雇工放牧是指雇傭期限在半年以上、牧主雇傭牧工進行放牧的長期雇工行為，按照是否雇工放牧，可分為雇工放牧、不雇工放牧兩種情形。
2結果與分析
2.1雇工放牧行為
牧戶雇工放牧行為的統計結果(表3)。在336戶受訪牧戶中，共有98戶牧戶進行了雇工放牧，占到了樣本總量的29.2%。不同旗縣雇工放牧的牧戶比例有差異，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陳巴爾虎旗三個旗縣有雇工放牧行為的牧戶數量分別是7戶、39戶、52戶，各占旗縣樣本的8.2%，36.1%、36.4%。阿拉善左旗雇工放牧的牧戶比例顯著低于另外兩個旗縣，四子王旗雇工放牧的牧戶比例與陳巴爾虎旗相當。進一步詢問98戶牧戶雇工放牧的主觀原因，81%的牧戶認為是"自己養照顧不過來"，9%的牧戶認為是"養羊太累"，13%的牧戶認為是"有非農就業"。
調研中詳細詢問了雇工的基本情況，實際統計了91個雇工，基本信息如表4所示。從性別上看，雇工以男性為主，占95%。從民族上看，蒙古族占58%，非蒙古族(主要以漢族為主)占42%。從年齡結構上看，雇工的年齡偏大，平均年齡為51歲，45歲以上占74%。從受教育程度上看，雇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小學及文盲占85%。從雇工來源上看，34%的雇工來自牧區，來自附近農區的雇工比例更高一些，占66%。從雇工工資的支付方式上看，主要的支付方式是現金支付，少量牧戶會在現金支付的基礎上允許雇工在草場上養殖一定數量的雇工自己的牲畜(例如100只羊)，或者每年給雇工一定數量的幼畜(例如30只羊羔)。從雇工工資上看，工資最高的為5000元/月，最低的為1000元/月，平均工資為3065元/月。從雇傭時間上看，長期穩定的比較少，通常一年一換，有些半年一換。
2.2影響因素分析
應用Eviews6.0軟件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牧戶雇工放牧行為的影響因素。首先對所有的11個變量進行回歸得到一次回歸結果，然后經過逐步向后回歸得到二次回歸結果，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模型的似然比統計量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模型整體擬合效果較好。由表5可以看出，顯著影響牧戶雇工放牧行為的因素有7個，包括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草場承包面積、凈流轉草場面積、草料費支出、家庭勞動力數量、地區虛變量W1。具體情況如下:
(1)牧戶特征的影響。受教育程度在1%的統計上對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牧戶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傾向于雇工放牧，可能是因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牧戶，經濟狀況、家庭條件都更好一些。婚姻狀況在10%的統計水平上對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牧戶的婚姻狀況越好越傾向于雇工放牧。牧戶的年齡、民族以及是否村干部對牧戶雇工放牧行為沒有顯著影響。
(2)生產條件的影響。綜合體現牧戶畜牧業生產條件的四個因素，即草場承包面積、凈流轉草場面積、草料費支出和家庭勞動力數量，均與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顯著相關，并且影響方向均與預期方向一致。草場承包面積在1%的統計水平上對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牧戶的草場承包面積越大越傾向于雇工放牧。凈流轉草場面積在1%的統計水平上對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牧戶的凈流轉草場面積越大越傾向于雇工放牧。草料費支出在1%的統計水平上對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牧戶的草料費支出越大越傾向于雇工放牧。草場承包面積、凈流轉草場面積和草料費支出共同構成了牧戶的飼草飼料總量，進而決定了牧戶的牲畜養殖規模，當牧戶的牲畜養殖規模越大時，需要投入的畜牧業勞動力也越多，從而越傾向于雇工放牧。家庭勞動力數量在1%的統計水平上對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說明牧戶的家庭勞動力數量越少越傾向于雇工放牧。草原畜牧業帶有勞動密集型的農業性質，當牧戶的家庭勞動力數量不夠時，牧戶傾向于通過雇傭勞動力來增加畜牧業勞動力。
(3)地區變量的影響。地區虛變量W1在1%的統計水平上對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地區虛變量W2對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沒有顯著影響，說明阿拉善左旗的牧戶雇工放牧行為顯著少于其他兩個旗縣，而四子王旗和陳巴爾虎旗兩個旗縣的牧戶雇工放牧行為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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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討論
為進一步提升對牧區雇工放牧行為的認識，下面分別從牧區雇工放牧行為的趨勢、影響、政策三個方面進行簡要探討。
(1)牧區雇工放牧的未來發展趨勢。當前牧區雇工放牧已經非常普遍，調研統計顯示，四子王旗、陳巴爾虎旗雇工放牧的牧戶比例達到了36%。預計未來牧區雇工放牧的牧戶比例可能會進一步增大，主要原因在于，牧民草原畜牧業經營代際傳遞意愿總體較弱，僅有34%的牧民明確表示愿意子女繼續從事草原畜牧業經營[11]，同時牧民的后代都在城市接受教育，聽到、看到、切身感受到的都是城市文化，長期遠離牧區，已經基本喪失從事畜牧業生產的能力。
(2)牧區雇工放牧行為對牧民生產、草原保護以及牧區社會發展的影響。牧區雇工放牧行為對牧民生產的直接影響就是增加了牧民的生產經營成本。調研結果顯示，存在雇工放牧行為的98戶牧戶，2013年戶均畜牧業經營性支出12.05萬元，其中長期雇工費用3.68萬元，短期雇工費用1.02萬元，草料費支出為3.67萬元，雇工費用、草料費支出是當前牧民畜牧業支出最大的兩項開支。牧區雇工放牧行為可能對草原保護產生不利影響。結合調研數據來進行簡要分析，根據"草蓄平衡"的要求，用載畜率(即多少畝草場養1羊單位)來衡量草原保護的差異程度，統計結果如表6所示，三個地區雇工放牧的牧戶的平均載畜率都小于未雇工放牧的牧戶的平均載畜率，說明牧區雇工放牧行為對草原保護產生不利影響，增大了牧區草原的超載程度。牧區雇工放牧行為將對牧區社會發展產生綜合影響，大量雇工群體的存在，將影響草原社區的經濟結構、人口結構和人際關系，以及大量來自農區的雇工帶來農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融。
(3)已有的政策對牧區雇工放牧行為做出的規定。目前，在國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規、政策文件中，少有對牧區的雇工行為做出相關規定和說明，存在一定的制度缺失。僅有在少量盟市的文件中有所涉及，例如，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制定的《關于加快推進農村牧區改革發展的實施細則》(征求意見稿)指出"要加強牧區雇工管理，提倡在本嘎查內雇工，凡雇傭外來人口的，一律不享受盟旗兩級出臺的優惠扶持政策"。建議加強政策調研和研究，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文件，對牧區的雇工行為做出或鼓勵、或限制、或規范的相關規定和說明。
4結論
文中基于2014年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陳巴爾虎旗三個旗縣的336戶牧戶樣本數據，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研究了牧區牧戶雇工放牧行為及其影響因素。得出以下結論:
(1)雇工放牧的牧戶比例為29.2%，不同旗縣雇工放牧的牧戶比例有差異，阿拉善左旗雇工放牧的牧戶比例明顯低于四子王旗和陳巴爾虎旗。
(2)草場承包面積、凈流轉草場面積和草料費支出均對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牧戶的草場承包面積越大、凈流轉草場面積越大、草料費支出越大，越傾向于雇工放牧，三者共同構成了飼草飼料總量進而決定了牲畜養殖規模，從而牧戶的牲畜養殖規模越大，越傾向于雇工放牧。
(3)家庭勞動力數量對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即牧戶的家庭勞動力數量越少，越傾向于雇工放牧，草原畜牧業帶有勞動密集型的農業性質，當牧戶的家庭勞動力數量不夠時，牧戶傾向于通過雇傭勞動力來增加畜牧業勞動力。
(4)牧戶特征顯著影響牧戶的雇工放牧行為，牧戶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婚姻狀況越好，越傾向于雇工放牧。
牧區雇工放牧行為普遍且將長期存在，并對牧民生產、草原保護、牧區社會發展產生綜合影響。牧區雇工群體也是一類特困群體，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現有政策對牧區雇工放牧行為存在制度缺失，建議加強政策調研和研究，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文件，對牧區的雇工行為做出或鼓勵、或限制、或規范的相關規定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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