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12-09所屬分類：園林工程師瀏覽：1次
摘 要： 提 要: 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目的是通過給牧戶發放補貼鼓勵其減畜，并不斷拓寬牧戶增收渠道，保障其收入水平的穩定提高。為了科學的評價草原補獎政策的實施效果，基于內蒙古 8 個純牧業旗 511 戶實地調研樣本數據，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處理樣本選擇偏誤和
提 要: 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目的是通過給牧戶發放補貼鼓勵其減畜，并不斷拓寬牧戶增收渠道，保障其收入水平的穩定提高。為了科學的評價草原補獎政策的實施效果，基于內蒙古 8 個純牧業旗 511 戶實地調研樣本數據，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處理樣本選擇偏誤和內生性問題，實證分析了內蒙古草原補獎政策對牧戶收入結構的影響效果。研究結果表明:在控制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下，草原補獎政策的實施對不超載牧戶的總收入和非畜牧業收入有顯著提升作用，分別較其不參與政策情形下的收入增加了 49. 4% 和 142. 8% ，但對畜牧業收入的提升作用并不顯著，這表明政策仍需進一步完善�；诖搜芯拷Y論，草原補獎政策應調整補償方式，在原有資金補償的基礎上，更應注重提升牧民執業技能，提高牧民非畜牧業就業質量，進一步保障草原牧區牧民民生水平的穩定提高。
關鍵詞: 草原補獎政策; 牧戶收入; 傾向得分匹配法; 政策評估; 內蒙古
草原作為中國面積最大的陸地生態系統，是我國重要的畜牧業生產基地、生態安全屏障和食物安全的接續地。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提高和保障改善民生水平等重要戰略決策，因此，如何實現草原生態保護并穩定提高牧區民生水平是草原牧區可持續發展的重點及難點。從 2011 年起，國務院決定在全國主要草原牧區省區實施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 以下簡稱草原補獎政策) ，其目的是通過給牧民發放補貼，全面推行草原禁牧休牧輪牧和草畜平衡制度，鼓勵牧民減少牲畜以保護草原生態系統，同時拓寬牧民增收渠道，保障牧民收入水平穩定提高。草原補獎政策是我國目前最重要的草原生態補償機制[1]。因此，科學的評價草原補獎政策對牧戶收入的影響對完善我國草原生態補償機制、有效激勵牧民保護草原生態環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國內外已有較多評估生態補償項目( 或政策) 對受償主體收入影響的研究，其中，國外與我國生態補償相似的概念稱為環境服務付費(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 Services，PES) ，學者 Samii 等( 2014) 通過建立假設條件從已有關于 PES 項目的研究中( 1382 篇) 選出 20 篇文獻做進一步分析，研究結果表明 PES 可以減少森林砍伐率但對緩解林區貧困、提高收入等方面并不具有顯著效益[2] ; 而 Kagombe 等( 2018) 對肯尼亞 PES 項目實行的現狀和機遇進行了研究，其認為 PES 計劃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為當地社區帶來了顯著的益處和增加收入的機會，如增加農業收入、社會資產、就業和生物多樣性保護[3]。我國學者在評估草原生態補償政策對牧戶收入的影響時多采用定性研究通過對比牧民參與草原補獎政策后產生的機會成本與得到的補貼之間的差額衡量政策對收入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現行的補償標準偏低，不能夠完全彌補牧戶的機會成本，因此對牧戶收入不具有提升作用，相應的牧戶對政策滿意度也較低[4 - 6]。然而，草原補獎政策實施的初衷是實行草畜平衡制度，以草定畜，原則上牧民參與草原補獎政策是減畜不減收，現有的研究忽略了牲畜質量的變化、牧戶收入來源的增加以及其他可能影響牧戶收入變化的社會經濟因素; 此外，收入對牧戶在是否減畜的選擇中同樣具有一定的影響，較好的經濟狀況可能會促進牧戶減畜，保護自家草場的可持續利用，而草場質量提高又能夠增加牧民的收入。為了科學的評估草原補獎政策對牧戶收入的效應，需要把政策從影響牧戶收入的其他社會經濟因素中獨立出來，否則，研究的結論可能導致錯誤的政策含義[7]。
因此，文中選擇傾向得分匹配法，利用內蒙古 8 個純牧業旗實地調研數據，通過研究內蒙古草原補獎政策對牧戶收入的影響，試圖把該政策從其他影響牧戶收入的社會因素中獨立出來，定量的分析出草原補獎政策對牧戶收入變化效應及其穩健性，以期能為評價我國草原補獎政策保增收效果提供新的方法，同時檢驗現行草原補獎政策下牧戶的執行效果，在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背景下，如何最大化發揮草原補獎政策對草原牧區牧民民生的正向效應，從而為緩解草原生態保護與保障牧民收入水平之間的矛盾、完善我國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提供科學、合理的實證支撐。
1、材料來源及方法
1. 1 數據來源及分析
1. 1. 1 數據來源
內蒙古草原總面積 11. 38 億畝，約占全國草原總面積的 22% ，東西直線距離為 2400km，南北寬度 200 - 500km，跨越了溫帶半濕潤、半干旱和干旱三個氣候帶。內蒙古草原類型多樣，不同類型草原的載畜能力差別很大，若草原補獎政策僅考慮牧戶草場面積，對于草場質量好、載畜能力高的地區就容易造成補貼的不公平，為此內蒙古提出了"標準畝" ①的概念，各區域補獎標準由標準畝折算系數確定。2016 年 7 月起，調研小組連續兩年每年深入不同牧區開展實地調研，調研采用隨機抽樣與典型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共收集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市和鄂爾多斯市 4 個盟市、8 個純牧業旗、27 個蘇木 ( 鎮) 、57 個嘎查( 村) 545 份牧戶問卷，剔除缺失重要指標的樣本，剩余有效樣本 511 份，樣本有效率為 93. 76% 。有效樣本分布及調研地區草原補獎情況如表 1 所示。在問卷訪談過程中，我們對受訪牧戶同時記錄了草原補獎政策實施以前( 2010 年) 和實施后( 2015 年) 的個人情況、家庭稟賦、畜牧業生產特征等內容。其中，牧戶調查采用半結構式的問卷設計，本研究問卷調查的主要內容包括: 1) 牧戶基本信息，包括年齡、家庭人口、受教育年限、距離集市的距離等; 2) 草場基本情況，包括承包草場的面積、草場用途的劃分、草場流轉情況、草原投入建設費用等; 3) 牲畜養殖結構，包括羊、牛等主要家畜的養殖情況; 4) 畜牧業收入; 5) 補貼收入及非牧業收入，包括草畜平衡補貼、禁牧補貼、務工收入、個體經營收入、種植業收入、其他收入等。
1. 1. 2 數據分析
2011 年《內蒙古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實施方案》中明確指出補償對象為具有草原承包經營權證或聯戶經營權證，從事畜牧業生產的農牧民均可享受禁牧、草畜平衡等補貼。因此，調研樣本中 511 戶牧戶全部享受該政策補貼。但在實際調研過程中發現，有很大一部分牧戶并沒有按照禁牧、草畜平衡制度的要求逐年進行減畜，甚至有 52. 9% 的牧戶 2015 年牲畜存欄數量高于政策實施前( 2010 年) 的數量。因此，在驗證草原補獎政策對牧民收入的因果關系時首先應該從總樣本中識別出真實的草原補獎政策參與者，其余樣本則為政策的"偽參與者"即政策的非執行者。調研區域草原補獎政策補貼的原則是禁牧區完全禁牧，草畜平衡區以草定畜。在篩選時，第一，根據各旗縣 2015 年冬季草畜平衡標準核算出牧戶冷季理論載畜量; 第二，計算出牧戶冷季外購飼草量可承載的牲畜數量; 第三，將牧戶冷季實際存欄量①與前兩步核算的總量相比較，存欄量高于二者之和則意味著超載，沒有真正按政策要求實行草畜平衡制度，屬于" 偽參與者"，即本研究中的非政策參與者，反之則為政策參與者; 第四，對比參與完全禁牧的牧戶冷季存欄量與外購飼草承載牲畜的數量，如果存欄量大于外購飼草承載量，意味著牧戶沒有完全執行禁牧制度，屬于非政策參與者。通過以上篩選，草原補獎政策真實的參與樣本為 173 戶，占總樣本的 33. 8% ，反映出目前牧民按政策要求減畜的執行程度并不高。不超載牧戶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政策實施前不超載，占不超載牧戶樣本的 46. 8% ，另一種則是政策實施前超載，但通過減畜達到不超載，占樣本的 53. 2% 。
1. 2 研究方法
牧戶是否減畜不是隨機分配的，而是"自選擇"的結果，是由其資源稟賦特征變量 X 決定，這些變量在決定牧戶是否減畜的同時也決定其收入水平。此外，即使減畜與牧戶收入正相關，也很難區分是減畜增加了牧戶收入還是收入水平高的牧戶更可能進行減畜。因此，在研究草原補獎政策對牧戶收入的因果關系中最有效的方法是對比牧戶在執行政策狀態下和其在不執行政策狀態下的不同收入之間的差別。傾向得分匹配法(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 的基本思想是[8]: 對處理組( 不超載牧戶) 和對照組( 超載牧戶) 樣本根據傾向得分值的相近度進行匹配后，其他條件完全相同的情況下，通過政策參與者和" 非參與者" 在各項收入的差異表現上來衡量草原補獎政策與牧戶收入之間的因果關系。
文中在采用 PSM 法來衡量草原補獎政策對牧戶收入的影響中，根據草原補獎政策實施前后牧戶是否完全執行政策要求將受訪牧戶分為處理組和對照組兩組。其中，完全執行草原補獎政策( 即不超載牧戶) 定義為處理組，將超載牧戶定義為對照組。以此構造政策虛擬變量 dc，若牧戶 i 沒有超載( 處理組) ，則 dc = 1; 若牧戶 i 超載，則 dc = 0，假定傾向得分匹配值 P( Xi) 已知，則牧戶參加草原補獎政策的平均處理效應 ( ATT) 的估計式可以表示為:
式中，Y1i和 Y0i分別代表牧戶 i 在執行草原補獎政策和不執行政策兩種情況下的收入; Xi 是一組可觀測到影響牧戶各項收入的控制變量。通過對比牧戶在兩種狀況下各項收入的差別，即可得到草原補獎政策對牧戶收入的處理效應。但是，由于無法獲取執行政策的牧戶在其未執行情況下的數據，因此，想要得到一致估計量，則需要采用匹配法在控制其他影響因素的前提下，匹配出與參與樣本相似的未執行牧戶樣本，其樣本的統計值來作為執行牧戶在其"未執行"情況下的對照，即作為缺失的反事實樣本數據替代值。在匹配時，存在多種匹配方法，一般是通過采用不同匹配方法并比較匹配結果，如果各匹配結果相似，就可以說明結果是穩健的。文中參考以往相關研究以及本研究的特點，采用 k 近鄰匹配法、Kernel 匹配、Radius 匹配來進行具體匹配。
此外，文中調研樣本為純牧戶，因此，牧戶收入( Y) 是指牧區中以畜牧為主的家庭總收入，該收入根據其來源與畜牧業相關程度進一步可分為畜牧業收入( Ya ) 和非畜牧業收入( Yna ) [9]。其中畜牧業收入是指牧區牧戶出售牲畜以及附加畜產品的收入，而非畜牧業收入則是指畜牧業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因此，牧戶收入可表示為:
根據中國農村統計年鑒，收入按其性質不同可劃分為家庭經營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以及轉移性收入，公式( 2) 中畜牧業收入由家庭經營收入中牧業經營收入( H - is) 和轉移性收入中的草原生態補償收入( Tr - ic ) 構成。理論上轉移性收入應屬于非畜牧業收入，但由于草原生態補償收入是對牧戶為保護草原生態環境而產生的畜牧業經營機會成本進行的補償，因此文中將此補償收入計入執行牧戶畜牧業收入中進行評估。而未執行牧戶則剔除該項補償收入。公式( 3) 中非畜牧業收入包括除牧業經營外的其他家庭經營收入 H - ins( 如種植業收入、旅游餐飲業收入等) 、工資性收入 W - i( 如放牧工資、打草工資等) 、財產性收入 P - i( 如出售牧草收入、出租草場收入等) 以及除草原生態補償收入外的轉移性收入 Tr - inc ( 如貧困戶補貼收入等) 。
在指標選擇上，根據已有關于生態補償政策對收入影響的研究成果并結合本研究的特點[10，11]，選擇牧戶年齡、性別、家中勞動力數量、家庭負擔系數、受教育程度、草場總面積、草場退化程度、離市場距離、牲畜存欄量共計 9 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 X，畜牧業收入、非畜牧業收入、總收入共 3 個指標作為因變量，而自變量則為是否真實參與政策的虛擬變量 dc。表 2 給出了處理組和控制組各變量差異性檢驗結果。根據檢驗結果可知，不超載牧戶和超載牧戶存在顯著的差異。不超載牧戶和超載牧戶在非畜牧業收入、牲畜存欄數量、畜牧業收入、年齡、離市場的距離等方面具有統計學意義上顯著的組間差別。其中不超載牧戶距市場的平均距離比超載牧戶近 10. 2km，這樣更利于牧戶獲得市場信息，拓寬就業渠道，因此不超載牧戶的非畜牧業收入顯著高于超載牧戶( 高出 83. 9% ) 。實際調研中，不超載牧戶中發展旅游業、種植業以及其他個體經營業務的占總樣本的 46. 82% ，而超載牧戶中從事非牧業僅占 22. 39% 。不超載牧戶和超載牧戶可觀測變量的顯著差異從側面反映了牧戶減畜行為不是隨機選擇的過程，樣本存在選擇性偏誤問題。如果忽視這種樣本選擇性，簡單地對不超載牧戶和超載牧戶進行比較或者回歸分析必然會導致有偏的估計結果。
2 結果與分析
2. 1 傾向得分 logit 估計結果
基于以上對牧戶家庭特征變量以及收入變量的統計分析，采用 Logit 模型對牧戶是否執行草原補獎政策的概率進行估計，同時控制牧戶家庭特征變量 X，結果如表 3 所示。回歸結果表明，草場總面積、離市場距離、牲畜存欄量、草場發生嚴重退化對牧戶是否完全執行草原補獎政策產生顯著影響。其中草場總面積、草場嚴重退化與牧民是否完全執行草原補獎政策呈正相關關系。假定其他變量不變，牧戶草場總面積每增加一千畝，其完全執行草原補獎政策的概率增加 3. 97% ; 牧戶草場退化越嚴重，其完全執行政策的概率增加 19. 48% �？赡艿脑蛟谟谀翍舨輬雒娣e越大，得到的補貼收入越高，因此，更愿意執行草原補獎政策; 而草原退化程度越嚴重，牧戶保護草原意愿越高，則完全執行補獎政策的概率越高。而離市場的距離、牲畜存欄數量與牧民是否完全執行草原補獎政策呈負相關關系。假定其他變量不變，離市場的距離每增加一公里以及牲畜存欄量每增加一個羊單位，牧民完全執行草原補獎政策的概率分別降低 0. 15% 和 0. 16% �？赡艿脑蚴请x市場距離越遠，牧戶獲得的市場信息越少，牧戶的就業渠道減少，絕大多數牧民更愿意維持現有的生產方式; 牲畜存欄數量越多，參與草原補獎政策后減畜的機會成本越大，因此牧戶選擇完全執行草原補獎政策的概率越低。
期刊推薦：《干旱區資源與環境》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月刊)1987年創刊，內蒙古農業大學主管，中國自然資源學會干旱半干旱地區研究委員會;內蒙古農業大學主辦的綜合性學術刊物。本刊主要是反映國內外干旱區研究趨勢與動態，為干旱、半干旱地區的發展與建設提供有益經驗。本刊特點是綜合性強、審稿快、發文量大。有投稿需求的作者，可以直接與期刊天空在線編輯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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