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12-05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作者：馬 征 21世紀走過20年了。 這些年，中國崛起、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方案許多大詞每天環繞著我們，時時刻刻形塑中國人的認同和想象，而中國文學又如何面對瞬息萬變的現實景觀? 新世紀第一個10年時，在一篇對新世紀文學這一命名進行闡釋的文章中，作者
作者：馬 征
21世紀走過20年了。 這些年，中國崛起、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方案……許多“大詞”每天環繞著我們，時時刻刻形塑中國人的認同和想象，而中國文學又如何面對瞬息萬變的現實景觀? 新世紀第一個10年時，在一篇對“新世紀文學”這一命名進行闡釋的文章中，作者寫道：“‘新世紀文學’概念主要是用于對當下文學即‘新世紀以來’的文學的歸納研究，同時，這個概念更大的現實意義或許在于由此深入認識‘新時期文學’和‘20世紀中國文學’，并在得出‘文學新世紀’的思想上豐富對晚近30年來中國文學的認識，有望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五四新文學’傳統之后開啟一種新的文學史‘敘事’和‘論述’。 ”[12]這里內在地隱含探求文學新質、新變的深深渴望。 在新世紀文學走過20年的時刻，在早已習慣所謂文學邊緣化的同時，我們依然希望文學在當下文化結構中能積極作為，能夠以獨特的審美形式呈現生活內在的精神紋理，為被現代性挾裹前行的中國人提供精神慰藉和靈魂棲息地。 說到底，我們對文學這一古老藝術仍然抱有信心。
新世紀文學景觀令人眼花繚亂，新的文學現象層出不窮，長篇小說保持著驚人的增長速度，每年幾千甚至上萬部的長篇小說對每一位閱讀者來說都是不可能讀完的任務。 披沙揀金，我們還是能夠從一些好作品中發現新世紀文學的新變化。 從長篇小說來看，新世紀文學正在重構小說的倫理維度。 這種重構不僅體現在倫理話語與歷史、現實的交互碰撞，而且體現在小說藝術形式的精心構筑之中。 新世紀文學的倫理書寫，以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為重點，通過文學敘事反思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世界。 當代小說創作由此進入一個自覺建構和凸顯“倫理話語”的時代，開啟了新世紀文學的新空間。
一
自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歷史”一直是當代文學面對和處理的重要問題。 新世紀文學從多種角度切入歷史，一方面呈現歷史的復雜面向和多重意涵，另一方面注重以個體經驗重寫、改寫乃至解構舊有的歷史敘事。 長久以來，倫理關系在小說文本中往往成為歷史內涵的配角，其書寫的意義在于為歷史邏輯的展開作注腳。 如在“十七年文學”表現兩條路線斗爭的革命歷史敘事中，階級敵人在倫理道德上劣跡斑斑，代表著終將被歷史淘汰的惡的化身，不同階級之間的倫理關系本身就是體現文本“歷史化”的標識。 之后在解構舊的歷史敘事的作品中，以“弒父”為特征的文本顛覆和毀壞倫理關系，從而彰顯“去歷史化”的功能。 在新世紀長篇小說中，倫理關系的修復成為一個顯著特征。 小說的倫理話語不再被動地呈現歷史的想象、沖動和邏輯，而是以自身的生發、轉化和鋪展反顧歷史本身，使歷史在倫理關系的審視中打開更為豐富的意義空間，倫理書寫由此具有更為獨立的美學功能。
蘇童小說《河岸》描寫了一對漂泊在河上的父子。 父親庫文軒的革命身份受到質疑，被指認為是河匪的后代。 庫文軒期待上岸，希望重新回到革命秩序中，兒子庫東亮則難以忍受岸上的生活，越來越疏遠那些革命符號和景觀。 庫文軒因氣憤而喝藥自盡、庫東亮對父親的傷疤撒鹽……父子之間似乎存在難以彌補的裂痕。 但小說更令人感動的是父子的和解。 在以蘇童等作家為代表的先鋒小說敘事中，父子關系總是充滿了緊張感。 與父輩的沖突、斷裂表現了子一代對大歷史的困惑和逃離，象征了對歷史壓抑機制的反抗。 先鋒小說甚至刻意制造“弒父”的快感，顛覆代表歷史權威的父親形象。 新世紀以來，多篇小說在寫到父輩與子輩的沖突時，更著力描寫子女對父親的冷靜審視和真摯理解，借子一代的目光重新審視復雜的歷史。 小說中兩代人之間由緊張的沖突和對峙，轉化為難以言說的溫情、關懷、理解和同情。 父輩所象征的歷史在倫理關系的修復中得以重新認識和理解，子輩發現自身蘊含著父輩精神的印跡，他們開始清醒地評判上一代人所經歷的那段歷史。 在小說結尾，父子抱頭痛哭，感人至深。 兒子看到父親的身體好似垂死的白鰱，這引起他深深的憐憫和悲傷。 他為行將就木的父親凈身，用盡全力將烈士紀念碑拖回船上，盡力安撫父親精神的創痛和內心的絕望。 而父親也恢復昔日的慈愛和溫情，為兒子鋪好睡覺的床鋪。 小說以父子之間的倫理關懷填補了沖突和裂痕，在大歷史的邏輯之外建立起倫理親情的維度。
艾偉小說《風和日麗》同樣寫到父女之間剪不斷的精神紐帶。 當尹澤桂將軍去世時，楊小翼意識到：“她在內心深處一直沒有取消過‘父親’的形象，這形象一直以來以某種方式作用在他的精神深處，成為她潛意識的依靠。 ”[13]楊小翼一生在和父親對抗，但父親所代表的歷史終究無法輕易告別，已經刻寫在子輩的人生軌跡中，子輩和父輩有著精神和血緣上難以割舍的聯系。 通過父女二人的糾葛，小說將主人公的尋父之旅與反思歷史、探究歷史相結合，展現共和國幾十年的歷史變遷，以及革命與個體選擇的復雜關系。 小說借由創傷性的倫理體驗不斷反觀歷史的豐富意涵，描繪歷史長河中最為動人心魄的時刻。 正如王德威所說，“在‘后歷史’的階段，我們的作家再一次地提醒我們的歷史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后’過去了，我們的歷史仍然是在一種艱難的、混淆不清的情況之下逼使著我們在生活的實踐里很艱難地、一點一滴地去體會它美好的一些片刻，或者大多數絕對不美好的時間”。 [14]
從《風和日麗》《河岸》等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新世紀文學通過書寫倫理關系進行歷史還原的努力。 作家不是簡單地批判歷史的瘋狂與不義以及帶給倫理的創傷，而是力求從兩代人倫理關系的修復中尋找與歷史對話的路徑，打開歷史褶皺深處的秘密，這一切都建立在對父輩的復雜倫理情感之上。 新世紀小說通過對倫理關系的書寫，一方面展示出兩代人之間的對立和差異，另一方面又以倫理情感穿透歷史的堅硬外殼，探究歷史在人們精神記憶中銘刻的種種痕跡。 在重新理解父輩的過程中，細微而又多層次的倫理情感慢慢滲透出來，頑強而倔強地生長在歷史的風暴中，撫慰歷史留下的傷痛。 在某種程度上，新世紀文學正是通過文本中倫理關系的重構，以情感結構取代歷史邏輯的中心地位，從而超越“歷史化”與“去歷史化”的二元對立機制，以此拓展歷史書寫的維度，使文學在歷史和未來之間打開新的生活面向。
二
新世紀文學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倫理與現實的互動。 近年來，一些長篇小說呈現了一個顯著特征，就是種種現實事件直接進入文本，特別是經由新聞媒體或互聯網被大眾所熟知的新聞事件、新聞報道。 對此有過不少爭議，有的人認為這使小說變成各種新聞和段子的集合，有的人則認為這樣增強了小說的現實感。 作家和我們一樣生活在這個世界中，接觸各種新聞事件，特別是那些轟動一時的社會新聞。 因此，新聞事件進入小說并不奇怪。 關鍵在于，新聞事件能否真正融入小說整體敘述結構之中。 對這一問題，我們以余華的小說《第七天》為例，看小說如何以新聞事件來建構和表現倫理維度。
早在2006年余華《兄弟》的下部里，我們可以看到大量來源于媒體的光怪陸離的社會新聞。 到了2013年的《第七天》則更加“變本加厲”，小說人物幾乎都與近年的熱點新聞事件有關，他們死亡的原因可以與這些新聞事件對號入座。 李青、譚家鑫一家、房子被強拆的夫婦、李月珍和27個嬰兒、警察張剛和李姓男子、鼠妹和伍超等，這些人物出現在楊飛死后的七天中，鬼魂與鬼魂的交談串聯起人生的不幸遭遇。 新聞事件與人物的命運糅合在一起，我們看到的是背叛、欺騙、屈辱、仇恨、不義等扭曲變形的倫理關系。 由于死后沒有安息的墓地，他們停留在“沒有貧賤也沒有富貴、沒有悲傷也沒有疼痛、沒有仇也沒有恨、人人死而平等”的“死無葬身之地”。 如同《兄弟》以宋鋼和李光頭的對位結構隱喻中國兩個時代的巨大差異，《第七天》把生與死進行了互換對比。 人物生存的世界是冰冷殘酷的，而死后的聚集地則充滿了溫情和關懷。 顯然，“死無葬身之地”是一個另類的“伊甸園”，成為永生的希望之所。 正如余華在一次研討會中所說，“我寫《第七天》的時候，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把現實世界作為倒影來寫的，其實我的重點不在現實世界，是在死亡的世界”。 [15]《第七天》正是以這樣的空間對比結構凸顯倫理關系的巨大錯位，現實世界處處面臨倫理絕境，只有在死后游蕩的地方才能獲得倫理親情的慰藉。
從倫理敘述的角度來看，《第七天》將新聞事件納入敘事有這樣兩個目的：一是文本與讀者之間建立了更為親密的閱讀關系。 讀者攜帶熟知的新聞事件進入小說文本，與人物命運遭際粘連，就會在閱讀中喚起似曾相識的感覺，更容易建立起一種倫理關懷; 二是在增強文本現實感的同時，建構特殊的敘事結構來表達超越政治批判、社會批判的倫理內涵。 小說的批判性必須建立在文學性的基礎上，并以特有的形式美學傳達倫理批判的目的。 在此基礎上，《第七天》所塑造的“死無葬身之地”就不僅僅是為了批判現實倫理關系的畸形和扭曲，更是為了召喚死者應得的生命尊嚴和人與人之間應有的倫理關懷，同時也象征著“死亡”與“新生”跨越界線的形而上意義。
劉震云的小說《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同樣是把大量新聞事件編織到小說中。 牛小麗在異鄉出賣肉體、李安邦的腐敗、楊開拓成為“微笑哥”“表哥”等事件，都有新聞事件的影子。 小說以牛小麗千里追蹤宋彩霞而引發一連串故事，將上至省長下至底層平民看似毫無聯系的人物關聯起來，勾勒了一幅當代社會倫理百態圖。 可以說，這里的人物既是非正常倫理關系的受害者，同時也是加害者，從而揭示了整個社會的倫理困境。 小說第一部分第三章和第二部分前言的標題都是“你認識所有人”，內容都只有寥寥一語：“一年過去了”。 這里文本直接與讀者對話，它運用閱讀營造出一種當代社會的“圍觀”模式。 小說由此提醒每位讀者反思網絡時代自身的角色和態度，當這些新聞發生時，你是否就是看熱鬧不怕事大和無關痛癢的“吃瓜群眾”? 是否意識到一種新的“看”與“被看”的方式四處蔓延并破壞我們應有的倫理關懷? 小說通過這一特殊章節結構的設計，既辛辣地反諷了當代社會的“吃瓜群眾”，也凸顯了當代社會的倫理危機。 這種危機不僅體現在小說描寫的人物關系中，同時也體現在各種“圍觀”所折射出的社會心態中。 從整體結構來看，小說故事主體從牛小麗離開故鄉找宋彩霞開始，緊接著引出李安邦的事件，然后由楊開拓事件牽連出牛小麗，最終又以牛小麗回故鄉后事發被警察逮捕而告終，內在地形成一個閉環結構。 牛小麗一念之差，在異鄉出賣肉體獲取金錢，卻似蝴蝶效應一般引發官場地震，盡數曝光種種丑聞。 有意味的是，小說最后一部分“正文：洗腳屋”，寫馬忠誠因嫖娼遭遇釣魚執法，卻意外得知在洗腳屋給自己服務的竟是省長李安邦的老婆，于是回想新聞中的宋彩霞(牛小麗)事件，感嘆世事荒唐。 這樣一個結尾，借馬忠誠的思考表現人物倫理關系的互換、錯位和荒誕性，所謂“正文”實是對現實的巨大嘲諷。 “前言”與“正文”的對照，使我們想起古典小說《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所描寫的倫理道德和因果報應，活生生地映射出當代社會“幾個素不相識的人”上演的似非而是的離奇故事。 而“你認識所有的人”表明，這些故事也不過是“吃瓜群眾”不停消費并遺忘的各種新聞，這不禁使人感嘆：難道從古至今我們仍然無法跳出一幕幕荒唐的倫理鬧劇?
三
新世紀文學借由新聞事件的文學性書寫映射現實的倫理狀況，上述小說的結構設計無疑形象化地表征了時代的倫理關系，成為小說倫理維度的鮮明標識，在此基礎上建構起文本強烈的現實感。 美國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分析了文學研究中倫理之維消失的狀況，并作出這樣一個構想，“未來，我們所談論的那種文學將會逐漸回到對實踐性的關切之中——回到那些在我們的生活中可以給予文學高度關注的倫理和社會問題”，并且“將會詢問文學作品關于這些問題究竟表達了什么——這種表達既憑借‘內容’，也憑借密不可分的形式與結構”。 [16]顯然，努斯鮑姆認為通過文學來探討重要的倫理問題，本身即是一種實踐性維度，它指向“人應該如何生活”“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等最為根本性的人生問題。 正如亞里士多德對文學這一功能的確認以及許多偉大的文學作品所秉持的倫理關懷和倫理探究，我們不應遺忘文學這一重要的維度。 中國文學何嘗不是如此? 那些流傳久遠的作品有著倫理的精彩描摹和道德的鄭重勸諭，直抵人類生存的內核。 新世紀小說中的倫理維度重新浮出水面，文本充滿了敘述上的探索和實驗，在小說敘述、倫理關系和時代癥候之間搭建起互通的橋梁。 在此，我們以一部公認的比較成功的小說來看這一問題。
2009年，劉震云推出了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小說滿篇盡是市井人物、販夫走卒、蕓蕓眾生，而他們卻找不到能說話的朋友。 “說”的欲望和沖動在小說中構成了最強勁的敘事動力。 正如小說寫到的“噴空”，“說”往往帶來的是空，而“聽”同樣沒有對象，人物陷入了話語的虛無。 劉震云把鄉土中國最為根本的生活狀態揭示出來，直面我們民族最深處的東西。 一萬句是個障眼法，那一句才是關鍵所在，但那一句到底是什么，小說巧妙地留白，于是就剩下了一萬句，但這一萬句可能是一腔廢話，背后顯現出中國人生存的憂郁和孤獨。 小說不是依靠歷史事件和社會政治的變動推進敘事，而是在鄉民的柴米油鹽和婚喪嫁娶中袒露日常生活的苦澀和艱辛。 正是在這個層面上，小說是對中國人生存狀態的寓言式書寫，“在這樣的文化結構中求生存，每個人都不但在物質上忍受著螻蟻式的殘酷的生存競爭，在精神上也承受著孤獨與隔膜”。 [17]
作者緊緊貼著人物的言語和行動推進敘事，人物的生活空間不斷變換，用“出”和“回”的對位結構布局謀篇。 小說集中書寫鄉土中國小人物的喜怒哀樂，細致描繪日常生活倫理狀況，在各種倫理關系中展現生活的困境。 “劉震云這回是徹底拆除了‘元歷史’，他讓人與人貼身相對，就是人性赤裸裸的較量與表演。 人們的善與惡，崇高與渺小，再也不能以歷史理性為價值尺度，就是鄉土生活本身，就是人性自身，就是人的性格、心理，總之就是人的心靈和肉身來決定他的倫理價值。 ”[18]小說中殺人的念頭反復出現。 楊百順丟了家里的羊，在父親的責備和打罵中離家出走，夜宿打谷場，卻無意中阻止了剃頭匠老裴去殺人; 楊百順因為被父親和兄弟愚弄上不了新學，酒后想殺出餿主意的老馬，無意中撞見被后母虐待的來喜而打消念頭; 吳摩西在吳香香唆使下去找姜龍姜狗報仇，差點拿刀殺人; 吳摩西欲拿刀殺老婆和銀匠老高，結果老婆和情人出逃; 牛愛國因為龐麗娜出軌想殺妻子，向馮文修等吐露心意，但酒醒之后就放棄了行動。 在驚心動魄的緊要關頭，人物終究放下屠刀，在對個人或家庭的倫理責任觸動下打消了可怕的念頭，心中的善壓倒了惡。 劉震云利用這一重復的情節在文本中終結了中國文學長久以來的一個敘事法則，那就是報仇雪恨、快意恩仇。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表達了鄉土百姓內心深處的善念，以及這種善念瞬間爆發的強大力量。
《一句頂一萬句》以重復和對位的結構書寫底層百姓的倫理困境，呈現人的孤獨和無話可說、無家可依，這本身就是對幾千年來倫理文化癥結的一種反思和批判。 但正是在倫理絕境中，我們看到了日常親情和家庭責任所具有的力量，看到邪不壓正。 倫理關系的雙面性奇異地結合到小說中，使敘事充滿震撼心靈的力量。 由此，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把《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看作《一句頂一萬句》的當代版，兩者顯然在倫理書寫上具有了一定的形而上意味。 真正的朋友在哪里? 中國人如何才能不孤獨? 我們能不能找到指引生活方向的那一句話? 經過20年的發展，新世紀文學已經開始探索和思考這些問題，用文學的方式頑強地尋找超越倫理困境的可能性。 這或許是當代文學“回歸古典”的一種更為有力的方式，同時也是向現實召喚新的倫理實踐的呼喊。
注釋：
[1]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6769060/answer/317952019。
[2]“底層”含義參見李云雷：《新世紀文學中的“底層文學”論綱》，《文藝爭鳴》2010年第11期; 吳重慶：《中國當代史與底層社會研究》，《社會科學》2013年第6期。
[3]張韌：《從新寫實走向底層文學》，《文藝爭鳴》2004年第3期。
[4]孔范今：《重識現實主義》，《小說評論》2008年第3期。
[5]查特吉：《關注底層》，《讀書》2001年第8期。
[6]蔡翔：《底層問題與知識分子的使命》，《天涯》2004年第3期。
[7]〔美〕韋勒克著，劉象愚選編：《文學思潮和文學運動的概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頁。
[8]〔美〕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華明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36頁。
[9]閻連科、梁鴻：《巫婆的紅筷子》，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頁。
[10]謝湘南：《關于打工詩歌，我為什么欲言又止》，http：//bbs.cnhubei.com/thread-56543-1-1.html。
[11]陳平原：《走出“五四”》，《學者的人間情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34頁。
[12]張未民：《“新世紀文學”的命名及其意義》，《文學評論》2009年第5期。
[13]艾偉：《風和日麗》，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376頁。
[14]王德威：《眾聲喧嘩之后：當代小說與敘事倫理》，《漢語言文學研究》2012年第2期。
[15]張清華、張新穎等：《余華長篇小說〈第七天〉學術研討會紀要》，《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第6期。
[16]Martha C.Nussbaum，“Perceptive Equilibrium：Literary Theory and Ethical Theory”，in Garry L. Hagberg and Walter Jost，eds.，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Oxford：Blackwell Press，2010，p.241.中文內容為筆者翻譯。
[17]張清華：《敘述的窄門或命運的羊腸小道——簡論〈一句頂一萬句〉》，《文藝爭鳴》2009年第8期。
[18]陳曉明：《“喊喪”、幸存與去歷史化——〈一句頂一萬句〉開啟的鄉土敘事新面向》，《南方文壇》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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