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05-18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本文從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出發，分析了娥蘇拉勒瑰恩的《道德經》英譯本，文章認為娥蘇拉勒瑰恩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從對原文的闡釋和重寫和譯者身份重塑兩個方面對《道德經》進行了翻譯，譯作的實際呈現與原作相比有不忠的部分，也因此使譯作煥發新生。
摘要本文從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出發，分析了娥蘇拉勒瑰恩的《道德經》英譯本，文章認為娥蘇拉勒瑰恩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從對原文的闡釋和重寫和譯者身份重塑兩個方面對《道德經》進行了翻譯，譯作的實際呈現與原作相比有不忠的部分，也因此使譯作煥發新生。
關鍵詞娥蘇拉，《道德經》，女性主義
1.引言
道德經是我國古代偉大哲學家、思想家老子的傳世著作，承載著中國深厚的傳統哲學文化。同時道德經也是中國譯介到國外出版版次最多的一本名著。國內研究道德經英譯本的角度不斷推陳出新，涉及語言、哲學、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道德經共81章，分《道經》和《德經》，主要從論道、治國、修身三個方面來闡述老子的思想體系。
道德經所用的詞句簡練卻所含萬象，語義含糊使得每一個版本的翻譯都有自己的闡釋空間。老子用詩韻的語言，睿智的哲學探討了宇宙的形成，君子的品德和治國齊家修身的策略。《道德經》中使用了豐富的女性主義意象，如“玄牝”“谷神”等，提出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重要哲學觀點。劉靜(2009)[1]指出《道德經》的英譯經歷了三個高峰：16世紀理雅各以歸化為主，旨在將《道德經》與西方文化相融合，為基督教的傳播鋪平道路;后期亞瑟·韋利傳播中國文化以攻克西方宗教中的漏洞與弊端，極大程度地保留《道德經》原文的意思，不惜犧牲其本來的詩;第三次翻譯高峰中以林語堂為代表，兼顧詩學和內容。而在第三次翻譯高峰中，馮家富與其妻簡·英格里希翻譯的《道德經》首次有女性譯者參與。隨后開始有女性譯者獨立翻譯《道德經》，如陳張婉辛(EllenMarieChen)、娥蘇拉·勒瑰恩(UrsulaLeGuin)等[2]。本文旨在結合女性主義翻譯的角度，從對原文的闡釋和重寫以及譯者身份重塑兩個方面分析勒瑰恩《道德經》英譯本，進而探尋《道德經》英譯本在誤讀和強調譯者主體性的前提下的重生之路。
2.譯者簡介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KLeGuin)是美國著名的科幻小說家，其作品《黑暗的左手》(TheLeftHandofDarkness)與《一無所有》(TheDispossessed:AnAmbiguousUtopia)均獲得了雨果獎與星云獎。《黑暗的左手》中娥蘇拉描述了一個沒有性別之分的星球，人人皆可受孕，也就沒有了男權主義和俄狄浦斯神話。強/弱、支配/服從，主宰/奴役等等西方的二元對立現象，都通過娥蘇拉巧妙的性別解構而弱化甚至改變[3]。
娥蘇拉在其英譯《道德經》的序言里寫道她的父親，美國歷史上有名的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克魯勃(AlfredKroeber)經常閱讀保羅·卡魯斯(PaulCarus)的《道德經》譯本，并常常為自己喜歡的章節備注，希望在自己的葬禮上紀念誦讀。《道德經》對娥蘇拉的影響在其作品中有非常明確的體現，比如在《黑暗的左手》中艾斯文(Estraven)直接使用了“陰”和“陽”的概念做了一首詩，里面寫到“光明與黑暗，互為左右手，生存與死亡，本來就同源”;《地海傳奇》系列中“無為而治”的大魔法師;科幻小說《傾訴》中的女主人公通過道家的“對話性思想”，與警官這一“他者”的形象進行溝通，才克服偏見，走向成熟[4]。其他的作品中都多次使用道家思想。
《道德經》中雖然有較大篇幅的對女性和生殖崇拜的描寫，老子有意使用“雌性”隱喻解釋宇宙的規律和人類社會的運行，表明這些隱喻不僅具有描述性意義，也有規范性意義[5]。因此《道德經》中的“雌性”隱喻與性別的二元對立無關，只是為了使老子的哲學更加形象和圓潤。然而歸根結底，《道德經》的寫作對象始終是針對掌權者，也就是男人，只是老子使用“雌性”的隱喻使自己的哲學更容易被接受[6]。
《道德經》并不是一個女性文本，卻因為娥蘇拉積極主動的闡釋而有了新生。這也是娥蘇拉對“道”的追求，而她對“道”的追求與她的女性主義理念息息相關。娥蘇拉的《道德經》英譯本在美國取得了巨大的反響，筆者認為用女性主義的角度解讀其《道德經》的英譯本可以更深刻理解其翻譯思想和創作理念，同時勒瑰恩的誤讀與創造也為“道”增添了新的內容，使得其在西方以及現代社會煥發新生。
3.女性主義翻譯理論
結構主義的哲學基礎是中心論和二元論，因此一直以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觀點都認為譯者應該是中立隱身的。譯本是原作的附屬物，同女性一樣被推到低等、貶斥的邊緣地位。女權主義本身是政治行為，是女性為爭取政治、社會、文化上的平等而發起的連續的歷史活動。它激烈地批評已存的寫作方式和使用語言，使用新詞，新隱喻和新排版、注解等遠離原本的男性主義文本。
女性主義對翻譯也持同樣的立場，認為如果重復講男人故事，使用男權中心的語言，那么女性依舊是他者，女性的語言依舊是邊緣化的。傳統譯論中，譯者由原作之“源”所決定，所以譯者是依附性而非創造性的。譯者在傳統女性角色中獲得了自己的反照，同時女性也在譯者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對應。[7]相對的概念因此產生，并且造成了固話的意象。
現代的女性主義翻譯思想更大程度的強調差異性，以及彰顯女性作為譯者的主體性。解構大師德里達曾經創造一個詞“延異”(differance)，包含“相異”與“延遲”兩個意思。“相異”是空間概念，表示符號的差別和分裂;“延遲”是時間概念，表示符號的替代被無限制的推后。語言是符號，而符號的不斷變化運動導致中心論的穩定性遭到質疑，不同的中心持續替換取代，延異則是一種闡釋替代另一種闡釋的動態過程。該詞對原本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結構的解構，深刻動搖了結構主義對“意義”的確定。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以此為基礎，倡導差異哲學，通過強調差異，否定單一權威和權力中心，重新構建性別[8]。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目的在于(1)消除原文乃至譯文中對女性和女性譯者的貶低。(2)重新定義譯作和原作的關系。根據互文理論，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本，譯文和原文相輔相成，包括原文都不是絕對的原創[9]。譯文和原文地位平等，譯文絕非附屬，而是原文生命的跨時空延續[10]。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強調通過翻譯重塑女性形象，對傳統的“忠實”定義進行解構，以積極姿態對文本進行干預，挪用、操縱甚至重寫。譯者凌駕于原文之上，對原文使用篡改手段。旨在提高女性社會地位和女性意識。“重寫”或“劫持”(hijacking)雖然是最富爭議的翻譯手法，也是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極力倡導的翻譯策略，因為其對“忠實”的理解與結構主義不同，它解構了意義，認為意義本身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需要考慮到譯者的主觀意識，可以進行再創造。
4.娥蘇拉勒瑰恩女性主義在道德經中的彰顯
作為女性作家且深受《道德經》哲學思想的影響，娥蘇拉在其作品中總是融入了女性主義的觀點和道家思想。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教授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DMurphy)在其開啟了生態女性批評與實踐的集大成之作《文學、自然與他者：生態女性與批評》中極力贊揚了娥蘇拉的女性主義作品。并在其訪談中指出娥蘇拉的《一無所有》中所倡導的“對話”的方法也是他所強調的。因為在對話之中，“支點”在不斷的變化，和以往的二元對立完全相反。在《道德經》的翻譯中，娥蘇拉增添了大量的副文本，凸顯了其女性譯員的主體性，并對譯本進行有意識的刪減添加，創造性地使用詩的語言形式，并巧妙地變換主觀意義，使得其《道德經》的譯本成為具有鮮明女性主義色彩的新生文本。娥蘇拉女性主義理念指導下的《道德經》譯本解構了傳統譯論中對“忠實”的定義，也是對現代翻譯標準的革新，這種革新在其譯本中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4.1.打破翻譯的從屬地位——對原文進行重塑
香港教授劉笑敢曾經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證明《道德經》是一部用男性語言寫給男人看的書。然而隨著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在西方的發展，娥蘇拉等女性譯者包括部分男性譯者如史蒂芬·米歇爾(StephenMitchel)開始使用女性主義翻譯理論這一新的視角來闡釋《道德經》。現代闡釋學認為人文科學必然具有歷史局限性和差異性，不同的作者或者譯者由于歷史時代不同和角度不同，所理解的文本意義也不盡相同。娥蘇拉在《道德經》譯本中以其父鐘愛的保羅·卡魯斯(PaulCarus)的譯本為底本，并參考了數十種英譯本[11]。娥蘇拉本人并不通中文，也在開篇說自己的這一譯本其實并不是翻譯，而是摹寫(rendition)。受個人女性主義思想的以及多種譯本的影響，娥蘇拉在摹寫的過程中，大膽的對原文進行了闡釋、重寫，這樣的例子在文中句法、語義和文本中均有體現，可歸納如下：
4.1.1.譯本內容的闡釋和重寫——消除二元對立
不同于其他譯者，娥蘇拉在每一章《道德經》的譯文中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命名，有些章節的命名是對譯文的概括總結，比如第三章為“安靜(hushing)”;而有些章節的命名給出了作者的解釋，比如第十九章“素綢與樸木(RawSilkandUncutWood)”，娥蘇拉在腳注中說“素與樸通常指的是簡單與自然。”除了對章節進行創作型的命名之外，娥蘇拉在部分章節中也進行了闡釋和重寫，如第61章，原文意思是：大國要有海納百川的氣度，以女性的雌柔對小國包容，因為雌柔就是因為其安定且柔弱，屈于雄強之下，才能勝過雄強。大國對小國懷柔，則能控制小國;而小國對大國附耳順從，則能為大國所容。大國不要過分想統治，小國也不要過分順從，兩國各取所需，最好還是大國對小國包容。
從《道德經》原文可以看出，老子的哲學思想是和平反戰的，因此老子對掌權者的規勸都是希望他們能有女性的溫柔。然而在娥蘇拉的譯本中，她明確在引言中說明盡管大部分學術性譯者的譯本都強調“圣人”的權威和男性力量，將道德經作為統治者的行為準則，自己卻希望自己的譯本更適用于現代，適用于并不聰明，并沒有掌權也不是男性的讀者，她不追求內行的秘密，只尋找靈魂的聲音。娥蘇拉認為《道德經》可愛迷人，熱誠且讓人感覺新鮮，所以在第61章具有明顯治國理念的章節中，娥蘇拉選擇了刪減和增補，除了第一節用了政體(polity)，第三節使用了兩次“country”，其他地方都沒有出現國家的明確字眼。而最后一節老子對于執政的總結，認為兩種類型的國家各取所長，而大國應該包容小國為佳，被娥蘇拉直接刪除，直接闡釋為“居下流者為高位，處高位者居下流(lielowtobeontop,beontopbylyinglow)”。娥蘇拉對原作的闡釋和重寫使得這一章節不像是男權主義為中心的勸諫方，而是適用于每個人的處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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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蘇拉在其《道德經》的譯本中打破了原有的翻譯與原文之間的關系。兩性關系的二元論是女性主義的重要議題之一，娥蘇拉曾在其小說《傾訴》中打破性別登記，勾畫了一個沒有特別性別要求，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阿卡星。可以看出娥蘇拉認為萬物平等，傳統的二元對立價值觀會導致沖突和不平等。因此在《道德經》的譯文中，娥蘇拉通過闡釋和重寫，巧妙的轉移了原文固定的“男性”或主導意象，展現了其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即承認差異并在差異的基礎上追求和諧與平等。
4.1.2.譯本語言形式的模仿和突破——娥蘇拉的整體論思想
老子在《道德經》中強調的哲學就是“知雄守雌”的整體觀，而西方的女性生態主義與老子的哲學的最高追求是一致的。女性主義在批判二元對立之外，強調從整體出發，認為世界是“宇宙之鏈”，一個平等多元且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系統需要每一個環節的和諧統一，因此在這個“宇宙之鏈”中每一環節都直接或間接地緊密聯系[12]。
娥蘇拉在自己所參考的十多種《道德經》譯本中發現，《道德經》部分是散文，部分是詩節。大部分她所閱讀的譯本都只有《道德經》的內容和意義，卻流失了詩的美。英語譯者由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或宗教目的，將《道德經》的意義截取并按自身需求塑造西方的《道德經》思想，以求通過老子的精神來解釋或解決西方文化或宗教中出現的問題。這樣的譯本往往不會注意到中文本身的語言美，從而也就丟失了《道德經》中重要的詩學。然而對于詩來說，美不是裝飾，而是核心，也是《道德經》思想的重要一部分。同為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代表人物的史蒂芬·米歇爾(StephanMitchell)評論《道德經》言辭優美，是世界一大奇跡。對于中國古代哲學家來說，傳播其哲學思想的最好方式就是以詩一般的語言。劉小楓在《詩化哲學》上指出，中國的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詩化哲學。在此的詩化哲學并不只是孔孟老莊的哲學中的詩意，更是詩文中的哲學思考，哲學應該和詩一樣，賜予有限生命中最重要的特征。
娥蘇拉也認為詩學并不只是韻律、音步或者語言的特定緊密組成形式，而是綜合統一在一起的所有即是詩學。因此她在《道德經》的譯本中，充分發揮女性譯者的主體性，重新定義忠實。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認為譯者的理解是原文的延伸，因此解構了對原文忠誠的一元論。然而娥蘇拉參照的底本—保羅·卡魯斯的譯本卻極度忠實，完全直譯，甚至不考慮英語寫作的習慣，并且在漢字旁注明英語對應詞與注音和解釋。卡魯斯本人是虔誠的基督教教徒，因此譯本及注解也充滿了濃重的宗教情懷。娥蘇拉的譯本模仿與突破交織，形成了自己譯本風格的統一，以第62章為例，娥蘇拉命名為“道的禮物(Thegiftoftheway)”，在其中娥蘇拉采用詩的形式進行分節，并且用了“對話”的方法解構了原文中“二元對立”的男權語言。原文本意為“天子加冕，設置三公的時候，有拱璧在前駟馬在后的獻禮儀式，還不如把‘道’獻給他們”，而娥蘇拉巧妙地使用了第二人稱，并將焦點集中在第二人稱，坐進此道的男性形象，被解構成了不如獻道給天子的，不分雌雄的形象。且在最后“有罪以免”中沒有使用男性語言，如“罪”或“逃”，而是以另一個視角，選擇使用“庇護(shelter)”。
原章節42個字，英譯版43個詞，緊密貼合原文的同時也做了自己的調整和修改，對仗工整，有詠嘆一般的詩感。娥蘇拉通過緊密貼合原文的詩學并巧妙創造自己的詩韻，展現了其女性主義的整體觀。
4.1.3.意義可變——使用中性語言解構男性形象
女性主義認為“原文和譯文都是不同的能指符號”，原文是譯文的延伸，因此也不同的譯者有不同的闡釋方法，老子所處的時代為春秋時期，當時戰亂頻頻，老子看著生靈涂炭，悲天憫人，于是塑造出一種理想化的完美人格——“圣人”《道德經》總共81章，共出現過32次圣人，大部分情況代指統治者，也是老子實施教化的對象，只不過老子使用大量的雌性隱喻以期統治者能夠懷柔，減少戰亂。娥蘇拉所參照的保羅的譯本以及亞瑟·韋利的譯本都認為《道德經》是西方世界基督教的填補，因此在他們的譯文中多次將“圣人”譯為sage、theholyman、thesaint等等具有明確基督教意象的詞。對此在開篇娥蘇拉即指出sage不是她所理解的圣人，她也不想強調圣人的男性化以及統治權力。因此在娥蘇拉的譯本中，主要使用了中性的語言，將sage翻譯成thewisesoul，或者thewise，部分章節還翻譯成復數，從而解構了圣人獨一無二的形象，變得親切而大眾。在第七十二章中尤為明顯：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譯文：“Whenwedon’tfearwhatweshouldfear,weareinfearfuldanger.Weoughtnottoliveinnarrowhouses,weoughtnottodostupidwork.Ifwedon’tacceptstupidity,wewon’tactstupidly.So,wisesoulsknowbutdon’tshowthemselves,lookafterbutdon’tprizethemselves,lettingtheonego,keepingtheother.”
老子撰寫《道德經》其實是給掌權者闡述自己的理念，這里在描述“民”和“圣人”的時候明顯用了區別化的處理，所指的圣人也是男性，體現了當權者無可置疑的地位。娥蘇拉作為一名女性主義譯者，將“民”譯為we，圣人則用了復數“wisesouls”，不帶任何性別和權力中心論的意味。除此之外，娥蘇拉還使用了劫持(Hijacking)的手法，原文指的是如果逼迫人民不得安居樂業，壓迫人民，會導致他們反抗統治者，而在此處娥蘇拉使用第一人稱，以人民自己的口吻表達需要安居樂業的愿望。“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更是翻譯成如果不接受愚蠢行為，那我們也不會做蠢事。娥蘇拉操控語言，將原本勸誡掌權者懷仁的男性語句翻譯為強勢的女性語句，圣人不再是獨一無二且具有唯一權力的形象，而是具有自知之明，毫不自夸的評價對象，這樣強烈的女性主義用語在娥蘇拉的《道德經》中比比皆是。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