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10-19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 東坡謫居對儋州有著深遠的影響，具含豐富的人文地理學意義。由是，儋州具備東坡居儋的文化意涵，由其 往昔感構成鄉村/城市自然/文化之間的中間景觀。由之可推導出把握往昔感維持中間景觀形塑東坡居儋氛圍三個以東坡居儋為主的旅游形塑原則。 關鍵詞:
摘要: 東坡謫居對儋州有著深遠的影響，具含豐富的人文地理學意義。由是，儋州具備“東坡居儋”的文化意涵，由其 “往昔感”構成“鄉村/城市”“自然/文化”之間的“中間景觀”。由之可推導出“把握往昔感”“維持中間景觀”“形塑東坡居儋氛圍”三個以“東坡居儋”為主的旅游形塑原則。
關鍵詞: 東坡; 儋州; 人文地理; 旅游形塑
引言
無論古今，人生不如意皆十常八九，在生活壓力下都可能會產生“離開”的念頭，“離開”有多種不同的形式，例如歸隱、獨處、山水行旅、到訪樂園，甚至戴上耳機獨自聽段音樂都是某種形式的“離開”。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在《遞避主義》一書中說：“一個人受到壓迫的時候，或是無法把握不確定的現實的時候，定會非常迫切地希望遷往他處，我也曾如此。"[13段義孚的主張可適用在大多數人身上，但東坡卻有另一種不同層次的哲思。當東坡被貶謫到天涯海角的僧州時，他沒有逃避苦難，反而是迎向苦難，故清代溫汝說道：
東坡謫居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酒盡米竭，時見于詩歌。至俄官舍數橡，復遭迫逐，無地可居，偃息于恍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此元符己卯間事也。是詩之作，應在此時，跡其遷謫景況，蓋比湖明窮困為甚。而處之泰然，嘯詠自得，則又千載一轍。
回東坡面臨“盡賣”"酒盡米竭”“迫逐”“無地可居"“偃息于枕榔林中"“摘葉書銘”的生活窘境，可是卻能“處之泰然，嘯詠自得”。在壓迫生命中展現心靈的超越。由是“東坡”成為一個典范形象，感動無數人。如王水照先生說：
蘇軾算不得擅長抽象思辨的哲學家，但他通過詩詞文所表達的人生思想，比起他的幾位前賢如陶淵明、王維、白居易等來，更為豐富、深刻和全面，更具有典型性和吸引力，成為后世中國文人競相仿效的對象，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后繼者的人生模式的選擇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設計。
東坡以其人格特質成為“后世中國文人競相仿效的對象”。在他一生中謫居游宦多處，俗州與黃州、惠州同被自舉為重要經歷，故“東坡居俗”是其人格中最重要的組構成分之一。而要探討東坡的哲學、文學、人格特質，就無法排除傍州這個場域。即東坡以文學與人格描繪出文化歷史中的美麗風景，引人向往，但這道人文風景并非完全抽象難以捉摸，而是可以結合地景進行把握，將文學與人格落實在傍州這塊土地立說。
這就是觀看“東坡居俗”的另一面：人文與地景的會通。而東坡居婚時面對苦難不逃避，呈現出的超越曠達樣貌，反而讓“東坡居儋”形象成為萬世百代的心靈歸鄉，儋州也成為我們逃避現實的夢土。
東坡居儋逾 920 年，其形象深植人心。對此已有許多的討論與研究。這些豐碩的成果已經將東坡居儋時期的文學創作、哲學理念、活動行跡等方面進行過深入研究，而東坡的影響甚至遠及韓國。[4]本論文以既有前行研究成果為基礎，以“逃避主義”為思考起點，將“東坡居儋”視為一個景觀，探討其在旅行上的意義。首先探討東坡居儋時對儋州的形塑; 其次，探討“東坡居儋”隱含的“中間景觀”特質; 最后，探究“東坡居儋”在旅游上的意義。
一、東坡對僧州的形塑
東坡謫居海南僧州的苦難遭遇，筆者于《苦難的詩意化--東坡居僧的書寫與接受》中對此有過敘述。文中曾探析東坡通過詩意心靈將苦難轉化為超曠。此處并不再重復論述，而是進一步從苦難轉化為超曠的過程中離析出“分離""融入”到“改造”的不同層次。
(一)文化的分離
我們有必要討論蘇東坡與陶淵明的相關問題，因為蘇東坡居于嶺海時期大量和陶，必然是因為二者有相同之處“蘇軾之所以引陶淵明為同調，是因為陶詩兼有向往歸隱、贊美田園和關心現實的雙重內涵。”回當然二者也存在著差異。
人們往往借由走出城市、接近自然，來返歸質樸。陶淵明“歸去來兮”的安適便是此種典范。但是，一般認為“自然”與“文化”似乎是光譜的兩端，兩者之間雖沒有一個標準或絕對判斷值的界線，但仍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
不過同樣是走向自然，東坡與陶潛卻有明顯不同，陶潛是“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田園閑適自得。
但東坡居僧的生命實存情境則是相當艱辛，如他在《書海南風土》一文中提道：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海，而海南為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
嶺南的“卑濕，“蒸源”天氣已然令人難受，海南又是嶺南之最。潮濕、暑熱的交迫，在考驗著東坡這位異鄉人。除了天氣難耐，貶謫的窮苦又是另一道難，《與程秀才三首》中云：
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唯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橡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賞矣。1238東坡居傍時，無肉、無藥、無房、無友、冬冷夏熱，這讓他走向自然之路顯得艱苦。他與陶潛雖都是走向自然，東坡多了被貶謫的心理挫折，以及海南島的特殊環境。
由東坡與陶潛對自然的感受不同，即可對應段義孚所說的“文化無處不在”，自然與文化并非光譜兩端，即便是原始的采集狩獵者也“幾乎完全生活在一個沒有任何自然概念的文化世界當中"[2，也就是自然世界雖然真實存在，但人們眼中的自然世界卻是被文化所形塑。自然世界如此，原始部落、六朝柴桑、宋代俗州也都是不離觀看者的文化眼光。
陶潛與東坡不同，陶潛是歸田園居，回到熟悉的地方，那是他的家鄉，是在為五斗米折腰時心心念念的夢土，加上陶潛頗有家業，生活無虞。故躬耕南山，不但逃離了官場生活，更逃向陶潛自身文化眼光中一種“更澄清的生活”[12，東坡則不同，他是被追離開習以為常的生活場域，貶居到陌生的海南。來自環境與心理的壓力讓他想要逃避，但四面環海的島嶼有如牢籠，如他在試筆自書》中就說道：
吾始至海南，環視天水無際，凄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王敏仲》云：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
這時的自然與鄉村不是厭倦文明的遁逃地，反而是他更亟欲遞離的所在，甚至已有埋骨之念。因為南海之濱，已經是海角天涯，逃無可逃，這時候東坡的還能逃向哪呢?
以此時的東坡對比陶潛，可以看到一種逃避思維上特色：官場不順，想要逃向自然，但必須是符合己身文化眼光的自然。一旦自然與自身主體文化迥異，那就不是逃避，而是另一場挑戰，或是另一個逃避的起點。東坡雖然覺得海南居住窮苦，但他沒有選擇逃避，或是說被貶謫的他沒有逃避的選項，只能正面迎向這個艱困的生活，這也正符合東坡的性格。
(二)自然的改造
東坡沒有逃避與己身生命慣習扦格不入的海南的風土，他展現出超曠的精神人格來面對，如唐玲玲、周偉民云：
蘇軾有獨立的精神和人格，處厄運時，思想沒有崩潰，并善于使自己在艱難困苦的生活環境中獲得精神上的自我超脫，讓自己領悟到生的希望，敢于超然地面對人生。在海南島的生活，與以前黃州生活比較更加艱苦。處于這一境地，他也能自如地讓自己的精神從絕境中擺脫出來。
東坡之所以成為中國歷史文化中的人格范型，就在于遇到困境超脫、放曠的人格特質，展現出"何妨吟嘯且徐行”的瀟灑態度。然而東坡不只是心理層面的坦然，他更企圖，將這個自然改造成符合己身文化的世界。
東坡在海南興農講學，都是對海南進行改造形塑。如東坡在《和陶勸農六首》詩序中云：
海南多荒田，俗以貿香為業。所產航稱，不足于食。乃以薯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予既哀之，乃和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回
這是試圖對海南飲食習慣進行改造。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將中原文風引入海南，如《縣志》卷十三《選舉志序》即云：吾偏自蘇文忠公開化，一時州中人士，王、杜則經術稱賢，應朝廷之征聘;符、趙則科名濟美，標瓊海之先聲，[a信州縣志將東坡視為海南文風的開端，結合清代戴肇辰《重修東坡書院并修洞酌亭記》來看：宋蘇文忠公之謫居儲耳，講學明道，教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啟之。
其中“講學明道”是東坡的改造方式“教化日興“人文之盛”則是改造結果，東坡對海南文風起了積極作用，而且是影響深遠。這時的海南婚州就被賦予了另一層文化意義。
由是，東坡的傍州生涯從苦難提升轉化至融會，不僅是詹州進入東坡的生命，成就了他所稱的“平生功業";倍州更吸納了東坡，成為文治之鄉。李景新在論述東坡居儲功業時說：“東坡先生的流風余韻不僅未民，而且愈趨具有活力。今天的婚州市，仍是海南文化格局的重要板塊。詹州市成為中華詩詞之鄉、中國楹聯之鄉、中國書法之鄉、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并非偶然，因為這塊地方具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在這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中，我們仍然能感受到蘇東坡的流風余韻在發揮著積極的作用。東坡先生流風余韻不僅在儋州沒有泯滅，在今天的整個海南也仍然濡染著學術界、文學藝術界、教育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滋乳著還在求學路途中的莘莘學子們。”[12]有力說明了“東坡居儋”的影響，也顯示出東坡與這塊土地的緊密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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