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06-05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北京前門是歷史性形成的城市文化空間，在歷經重大空間變革后，前門迎來了城市文化空間的當代性重塑。重塑后的前門空間爭議不斷，文化如何重塑城市空間在這一案例中便具有重要的理論啟示意義。 關鍵詞：前門,城市空間,文化空間,空間重塑,啟示 在民間通
摘要：北京前門是歷史性形成的城市文化空間，在歷經重大空間變革后，前門迎來了城市文化空間的當代性重塑。重塑后的前門空間爭議不斷，“文化”如何重塑“城市空間”在這一案例中便具有重要的理論啟示意義。
關鍵詞：前門,城市空間,文化空間,空間重塑,啟示
在民間通俗性稱謂中，北京“前門”不僅是正陽門城樓的俗稱，而且已經成為一個地域性概念，泛指前門周邊的生活空間、文化空間與商業空間。從最初的城樓名稱到區域代名詞，“前門”本身就彰顯出一個城市的空間變遷與空間屬性，這個空間又因與無數的文化故事、商業傳奇、歷史風云、生活哀樂交融共生而成為北京城市史話的活教材與城市傳統特色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
但是，歷史在毫不吝惜地賦予前門地區諸多發展機遇的同時，也讓前門經受了命運的多舛，在經歷了四次被燒，一次被炮轟后，幾經重建的前門已經逐漸失去其本原面貌。時至21世紀，北京的大型現代商業圈已是星羅棋布，前門昔日的“商業帝國”地位在新時代商業文化的圍合中被不斷蠶食，歷史性形成的前門城市空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現代化發展困境，以“前門文化”重塑“前門空間”成了一種“新空間生產”的重要策略。“前門大街”的改造和前門城市文化空間的重塑是新時期前門地區“空間變革”的開端，但重塑與再生后的前門卻是問題連連，爭議不斷。
一、麗正門與前門：從城樓名稱到地域概念的空間性轉變
從城樓名稱到地域概念，“前門”在歷史進程中發生了種種變遷，前門地區的商業空間與文化空間就是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生產與建構起來的，空間的變遷始終與商業的繁榮、文化的豐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而形成了北京城市記憶的歷史象征，構成了北京城市文化符號與城市文化資本。元十三年(1276年)，大都城的建設基本完成，其南面三座城門中正中的城門為麗正門，這便是“前門”最原始的蹤跡與最初的雛形。相傳，“麗正”之名是元初政治家、元大都設計者劉秉忠所命。“麗正”之麗不取美麗之意，它來自于《易經·離卦》中的“日月麗于天，重光以麗正”，大意為：日月附著于天，因而光明;皇帝正大光明，方能成就大業。
關于麗正門的形制、規模等，由于較少歷史記載，現已無從追尋，但可以確定的是，麗正門處于現在天安門前長安街一帶，為正陽門之前身。麗正門外南北走向的“麗正門大街”上“不但有菜市、草市等日常集市，還有太平樓、德興樓、狀元樓等茶肆酒樓，已然一派興隆景象，”[1]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前門商業空間的歷史原型。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從永樂四年(1406年)開始，到永樂十八年(1420年)，歷時15年，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對都城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與改造，北京城的空間格局遂為之一變。在這次改造中，原都城南面的城墻被南移了近1公里，原來南面的三座城門均被保留，正中間的麗正門也仍保留著原有的稱謂。明正統元年(1436年)，明政府開始修建內城的九座城門，直到正統四年(1439年)全部完工，此時，麗正門改名為“正陽門”。
司馬相如《封禪書》中有“正陽顯見，覺悟黎烝”之句，“正陽”乃興旺發達之意。改建后的正陽門“除正樓外，還有一座箭樓。箭樓原有弧形月城，與箭樓合抱，形成甕城，兩側城墻名叫‘東西月墻’。其甕城之寬闊，正樓與箭樓之高大，非其他八門可比”。[2](P50)在之后的歷史發展中，正陽門城樓雖然經歷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毀壞，但包括大柵欄、鮮魚口和珠市口地區在內的正陽門一帶卻借助“天子腳下”的地勢之便與交通之捷，居民稠密，商賈云集，百肆居之，會館眾多，梨園薈萃，熱鬧非凡，逐漸形成了北京城最為繁華的商業區之一。
在官方話語體系中，“出前門”是皇帝出宮到先農壇、天壇祭祀時的“規劃路線”，然而，在另一套民間話語體系中，一直到民國時期，“逛前門”都是老北京人經濟文化活動中的重要選擇。新中國成立后，1952年，北京市對民國時期的20個區進行了重新劃分與調整，以數字為編號，設立了十六個區，其中的第六區名為“前門區”。這便是“前門”二字作為地理名稱在北京城市歷史中的首次出現。
到了1958年，在對北京城市區域進行新一輪規整之時，“前門區”又被撤銷了，作為地理概念的“前門”又重新回到民間生活中。如今，“前門大街”是唯一一個用前門正式命名的地理范圍。但是，在更真實的日常生活意義上，“前門”依然是一個區域性、空間性的概念。從麗正門算起，前門已有700多年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前門”不僅指北京城中一座具體的城門建筑，“同時也是一個輪廓從模糊到逐漸清晰起來的區域范圍”。[3](P9)
在很大意義上可以說，前門從一個城樓名稱到地域概念的轉變本身，就預示著一個城市空間的強勢崛起，一個融合了商業文化、梨園文化、會館文化等的城市商業文化空間的“登堂入室”。在鼎盛時期，前門一帶開設了數量極大的藥店、金店、綢緞莊、鞋鋪、食品店、酒樓、錢莊等店鋪，內聯升的鞋、馬聚源的帽子、會仙居的炒肝、通三益的海味、普云齋的醬肘子、三洋金店的金飾、同仁堂的藥、便宜坊的烤鴨等，都頗具名氣。在從一個城樓名稱到地域概念的轉變過程中，“前門”不僅生產了獨特的城市空間，而且同時生產了這個城市空間中獨有的文化形態與生活方式。
以正陽門為核心，八大胡同、菜市口、大柵欄、鮮魚口等周邊街巷與胡同不斷繁榮，產生了一種“產業鏈”式的共存共榮的集群效應。在歷史發展的基礎上，前門地區的生活不斷變得豐富，早在元代，麗正門外就成了市井繁榮的商業區，明朝在正陽門外建房招商，清朝實行滿漢分城而居，將漢人經營的店鋪趕到正陽門外，并因“城內開設店座，宵小匪徒易于藏匿”將戲院等娛樂場館遷往外城，不僅“導致清初北京的居民區格局發生變動，隨之引起北京商業中心發生變遷……正陽門外一帶成為京城繁榮的商業街區”，[4](P209)由此形成了娛樂場所、名優店鋪云集且充滿生活氣息并體現出特殊文化內涵的城市空間。
不同的時代共同生產著“前門”城市空間，不斷積累、融合、建構著具有內在關聯的文化品格與生活情調，“前門”地區遂成為百年京味文化與宣南文化的縮影。在這里，可以看到最生動的商業傳奇與商業文化，它們是平民化的，是脫離于宏大敘事的日常性、民間性的“親民故事”。
這個區域集中了同仁堂、全聚德、都一處、內聯升、瑞蚨祥等馳名天下的老字號，也有物美價廉、京韻十足的大前門香煙和大碗茶。這里有最恣意、最活泛的平民生活。張恨水對前門生活情有獨鐘，在大柵欄購置宅邸，“其居所有大小七個院子，各種花木果樹繁茂一場，可謂鬧市中的世外桃源。他在這里品茗會友，飲酒賦詩，許多佳作就是蘸著丁香花的香氣落筆成章的。”[5]
(P122)在魯迅日記中，關于前門地區的記錄就多達四百多處。沈從文的《棉鞋》記下了他在前門買鞋的尷尬經歷。蔡鍔與青云閣名妓小鳳仙的愛情故事跌宕起伏，名傳千古。這里還是京劇的誕生地，以及中國電影的發源地。前門一帶匯聚了眾多京劇科班，這里不僅走出了一代代京劇大師，如王瑤卿、梅巧玲、馬連良、梅蘭芳、程硯秋等，“去前門看戲”更成為一種時尚，構成瑣碎生活的不盡樂趣。
1905年，任慶泰拍攝的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在前門大亨軒茶園即現在的大觀樓上映，一時之間萬人空巷。世事更迭中，前門的老字號店鋪、娛樂文化活動與那些唾手可得的廉價物品始終貫穿在老百姓平淡的日常生活中。雖然很多老字號正在逐漸失去市場，在現代商業品牌更新浪潮中已經風光不再，但是，它們的意義對于老北京人，對于北京城而言，卻是永不褪去的。老字號的古舊情調，喝大碗茶、吸大前門、踩內聯升、穿瑞蚨祥、欣賞京劇等，似乎才是令人感到最溫暖最親近的北京生活。它們已然成為前門風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構成其悠長韻味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而且在對前門日常生活事物的隱喻性領會中為漂泊無依的“老北京情結”找到依傍，獲得一種“戀鄉情緒”的歷史性延綿。
二、前門城市文化空間的
當代性重塑及其爭議在歷史的不斷淘洗中，前門大街作為北京城不可分割的城市文化空間，在經歷了多次重大“變革”后發生了“致命”的變遷。第一次是因為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大地震。前門大街上自明代以降修建的商鋪被毀于一旦，新建的商鋪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基本完成。第二次是因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大火。這次大火燒毀約4107間房舍，“前門大街兩側二三十米以內盡成焦土……災后恢復，沿街仍是一層鋪面。”[5](P17)
第三次是因為1900年義和團運動。前門地區共4000多家店鋪毀于大火。第四次是因為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炮轟了正陽門箭樓。在1900年的浩劫之后，前門地區花了大約10年時間進行自我修復。到了20世紀80年代，老店鋪改建，房屋整合，多棟現代鋼筋混凝土大樓的出現使前門大街原有的空間風貌被徹底破壞，原有的文化形態逐漸模糊，原有的商業空間功能與文化空間功能也不斷弱化。在幾次具有顛覆性、毀滅性的城市空間“解構”與“重構”中，原有的具有濃郁北京地域特色的“中國商業發源區”和“老北京民俗生活集中展示區”逐漸演變為一個“中西雜糅”“不土不洋”的城市空間。至此，原有的城市空間形態幾乎被另一種讓老北京人感到陌生與惋惜的空間形態所取代。
前門大街一帶日益老邁，在越來越年輕化、活力化的現代城市空間中似乎有些舉步維艱、停滯不前，一些“角落”空間甚至被城市進程遠遠落下，淪為了窘迫不堪的“破敗”空間，抑或“貧民區”。在前門歷史變遷中，雖然空間面貌、文化形態、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變化，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卻積淀了帶有鮮明象征意義與歷史記憶的文化底蘊。
因此，對前門地區進行整改，利用前門文化重塑前門城市空間，恢復原有街區的傳統風貌就不僅是一項事關民生的重大課題，也是城市文脈延續與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環節。2006年，北京市政府開啟了對前門大街歷史文化空間再生產的規劃工程。這是歷史上對前門大街進行的第五次重大修復，與前四次不同，2006年的治理“不是店鋪的個體行為，而是一次有完善計劃的修復、重建”[3](P17)，是涉及危房改造、歷史文化風貌修復、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環境品質等的綜合性整治。
在此之前，北京市政府曾于2003年確立了前門歷史文化特色商業街區主題的改造工程和恢復前門大街清末民初歷史風貌的修繕方案，在保護歷史建筑及其原始風貌的基礎上，重塑以商業、文化、旅游、休閑為主，具有濃厚老北京文化底蘊和鮮明地域特色的多元化、功能化城市文化空間。2006年，前門大街危房改造和歷史風貌修復工程全面開啟，2007年，前門大街開始進行封閉修繕。2008年，在奧運會開幕式的前一天，前門大街開街儀式隆重舉行。
2009年，前門大街全面開市，103家商鋪開戶迎市，全聚德、內聯升、吳裕泰、都一處等81家中華老字號和國內知名品牌與優衣庫、H&M、星巴克等22家國際品牌匯聚于此。此次修復保存歷史建筑9處，恢復41處老字號門面和4處老牌樓、老牌坊，保留仿古建筑4處，76%的歷史建筑風貌得到再現，最大限度地還原與重構了前門大街的街巷格局、歷史建筑形態和傳統空間風貌。
的確，從北京市的歷史傳承、現代建設與未來發展這一縱向的時間性層面，以及北京現代城市空間與傳統城市空間的綜合性規劃與治理這一橫向的空間性層面來看，對前門大街及周邊胡同街巷的空間重塑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事實上，前門大街在開街后的一段時間里，尤其是奧運期間，其修復成果曾獲得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認為古樸的建筑風貌、厚重的歷史文化涵養、濃郁的民俗氣息有效地營造與還原了一種“老前門”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空間。
但是，好景不長，人們對于新前門大街的熱情很快便淡了下來，前門大街中段和南段不僅人流稀少，南段的一些店鋪甚至都沒有開張。據2016年的統計數據來看，整條前門大街有近30%的店鋪處于關閉狀態，優衣庫、NewBalance等品牌已撤出，肯德基、麥當勞等關閉了二層用餐廳，即便是一些老字號也是門可羅雀。“前門都是贗品”“前門大街是商人戰勝文人的典型”“前門修繕整治成公認敗筆”“前門大街新不新、舊不舊、洋不洋”等負面評價接踵而至，“前門熱”降到了冰點。實際上，關于前門大街的改造以及如何改造的問題，在全面修繕之前一直都存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歷時三年，經過30多次的論證才最終確定了修繕的總體規劃與方案。
但即便如此，在具體設計方案上仍然是聚訟紛紜，膠著難解。而最終的改造方案也是諸多爭論調和的產物，即北段的前門大街以明清風格為主，南段突顯現代風格，而中間段則兼顧古今、融通中外。雖然在修繕前，乃至修繕中，關于前門大街的不同意見和爭論是無法避免的，但修繕后的前門大街被公開斥為“敗筆”，卻是令設計者與實施方始料未及的。改造后的前門大街，似乎一直處在輿論的旋渦之中，不間斷的唇槍舌劍讓前門無所適從。
概括來說，質疑之聲主要來自這樣幾個方面：ZARA、H&M等國際時尚品牌占據較大比例，與其他商圈的同質化使前門大街失去了特色與文化魅力;前門大街因缺少一個共同的主題，而無法將各色元素統一、貫穿起來;充斥著大量的仿古建筑;外來文化、品牌與原生文化之間的不協調等。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在參與生產地域文化與組織日常生活的實際過程中，前門已經從實體性、具象性、實用性功能中慢慢退卻，逐漸呈現出一種文化的、紀念的、記憶的性質，演變為人們想象與體驗“皇城根下”故事與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情感因素與記憶碎片。
關于城市空間的集體記憶與情感體驗是城市想象與城市生產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它們在背景中逐漸凸顯，走向前臺，并構成了群體認知中比真實的城市物質空間更加真實的“城市情感空間”與“城市記憶空間”，由此，“城市變成了一個充滿記憶和希望的如夢似幻的地點。”[6](P91)在時間流轉中，在影視劇、歌曲、文學作品的反復渲染中，前門具有了一種似乎不可磨滅的“靈韻之光”，象征著一個集體、一種歸屬、一抹鄉愁、一種回想的“靈光”。
從這個層面來說，前門的被冷落、被嘲諷，或許和那些仿古建筑，和那些現代品牌沒有太直接的關系，畢竟一個城市的真實及其感知“既是物質的問題，也是情感的問題;既是可見的，也是不可見的;既是不斷加速的，也是緩慢移動的;既是相互連接的，也是偶然并存的”。[6](P5)忽視細節與情感的城市宏觀規劃與整治實際上低估了城市生活的情感運作在城市空間與城市文化再生產中的重要性。
夾雜著地域感知、情感經歷、私人生活、文化認知的前門記憶也許在個體上有細微差異，但總體上卻形成了一種共同的前門回憶，它就像是一種“期待視野”，借助于這樣一種“期待視野”，人們以自己的方式去凝縮與轉移前門的空間意義，渴望著前門的改造能勾勒、還原與復制出心中的前門，但面對缺少生活氣息、情感與記憶回溯的“新前門”，即便歷史建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修復，也依然無法喚起人們對前門的綜合印象與感受，人們心中的前門，人們記憶中的“真實前門”似乎再也回不來了。
三、前門空間重塑的啟示意義
關于重塑后的前門空間，雖然存在諸多不同看法，甚至是負面評價，但不可否認的是，通過傳統景觀的整治，前門至少在物質形態上恢復或生產了一個傳統的、歷史的城市空間，沿襲了北京中軸線的建筑形態與空間格局。不過，物質性景觀的重塑與總體性情境的再生、空間重塑的功能性定位與空間整體的文化性主題、地方性文化空間的生成與全球性品牌文化的引進、地方性文化知識體系與全球化邏輯等，種種問題之間的矛盾與錯位，始終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前門的發展活力，以致在開街10年之后的2018年，前門仍然在為如何挽回逐漸消失的人氣而不懈努力。
前門空間重塑這一案例對當代城市文化空間功能的定位與重塑具有典型意義，也帶給我們幾點啟示。首先，在一個現代化的城市中再生或重塑傳統的城市空間與文化空間，需要一種綜合性、整體性的把握與規劃。修復與重建的對象不應僅僅局限于狹義上的歷史建筑或文化景觀。只有以“空間”為場域，促進與地方性文化相關的場景、傳說、民俗、人文在整體上的情境式復現與再生，才是文化空間保護與利用過程中具有戰略性眼光的重要舉措之一。
大致來說，一座具體的城市，尤其是一座具有豐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城市，可以從邏輯上分為物質性的建筑環境與人文性的文化空間兩個層面。前者在歷史性發展中逐漸成為一個獨特的城市空間，并在時間的積淀中與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樣態不斷融合，物質空間的歷史性生成與文化空間的歷史性建構因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物質性的歷史建筑，物質性的城市空間在空間文化化的過程中，不斷根植在當代原住民那不可割舍的“戀鄉情結”之中，成為具有文化認同性與地域標志性的重要載體。
一座城市，或一個城市空間，因此就不僅僅意味著“建筑環境”，對于能反映城市風貌與地方特色建筑物的保護、恢復抑或重建雖然在建筑形式與空間形態上還原了城市空間的歷史風貌，但將建筑環境的恢復與人文空間的再現割裂開來，卻是眾多歷史文化街區改造和城市文化空間重塑的策略性缺失。前門城市空間是歷史性生成的商業空間、文化空間與生活空間，物質性景觀的重塑在很大程度上還原了歷史語境下的物質性空間構架。
但是，從另一個層面上來看，屬于“人文景觀”意義上的前門，即與前門具體的建筑、景觀相關的傳說故事、歷史事件、人物風云、民風民俗等，在人們的記憶中尚且清晰地存在著，作為文化背景且代表地域文化主流的“人文前門”依然承載著歷史文脈，具有極強的文化認知性與文化凝聚力，而對這一軟性意義上的前門空間的忽視勢必會造成前門“重塑空間”與前門“記憶空間”之間的認知錯位。因此，在文化空間重塑過程中，有必要通過合適的物質或非物質載體，如場所、活動、表演、儀式等，將此類“人文景觀”進行情境式再現，通過還原商業盛況、生活場景等歷史畫面，將人、建筑、場景、活動等有效地組織起來，以實現地方性文化的再生與“文化空間”的有機再造。
其次，前門城市文化空間重塑后所遭遇的是是非非表明，在當代城市空間中再利用和生產歷史文化空間需要統籌考慮商業與文化、消費與體驗的有機融合，在空間重塑的功能性定位上實現與空間整體文化性主題的有效對接，以文化的有機性、活泛性、空間性、統一性帶動商業、旅游、休閑、觀光的聯動發展。
在文化空間的重塑與建設上，眾多的歷史街區改造都追求一種混合式發展態勢，具體表現為，在功能定位上尋求文化、商業、居住、旅游、文創等方面的交融與混合。對于城市空間的持續性發展來說，考慮到社會、經濟、旅游等城市其他維度的文化發展策略，這種做法無疑具有方法論上的正確性，但是，如果缺少現代產業與傳統商業形態、商業形態與文化符號之間的恰當統一，重塑后的歷史文化空間便極有可能淪為千篇一律的商業步行街，如重慶磁器口古鎮、湖南鳳凰古城等國內著名歷史文化區都難逃太過商業化的口誅筆伐。
從“打造香榭麗舍名品街”到“文化體驗式消費街區”，從“快時尚聚集地”到“非遺文化體驗中心”，重塑后的前門大街城市空間一再經歷功能意義上的轉型。功能定位上的不清晰直接導致前門大街商業業態上的混亂，即在文化體驗、時尚消費、北京本土與國際品牌之間徘徊不定，廉價且無特色的旅游紀念品店和化妝品專賣店就堂而皇之地出現在文化體驗店的旁邊，全聚德烤鴨店旁是東風汽車體驗館，老北京布鞋店對面則是時尚服裝品牌H&M。
多種不同質的商業業態在同一城市空間中的局促共生，不僅使得前門大街在整體上處于一種缺乏統一性的“四不像”尷尬境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該城市空間在文化意蘊上的總體性與連貫性。在沒有充分突顯“老北京特色”的情況下，外來品牌與外來文化的“強制性入駐”，便極大地破壞了本土文化氛圍的協調性，文化傳承與商業業態的脫節就成為前門大街城市空間缺少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前門大街城市空間的重塑表明，在全球化邏輯中，地方性文化空間的規劃與生產，與地方性文化和知識體系直接相關。重塑后的前門之所以被公認為一大敗筆，就是因為沒有充分認識到地方性文化知識體系在城市文化空間規劃中的重要價值，沒有正確處理好地方性邏輯與全球化邏輯之間矛盾的必然結果。“文化的知識體系是在一個特定的文化或亞文化中普遍盛行的某組觀念，這組觀念為關于世界或世界之任何一方的信息提供了一種方式。這種意義上的文化的知識體系就包括世界觀、哲學、神學、政治意識，以及科學理論，只要這些體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是盛行的。”[7]
(P65)地方意義上的文化知識體系，作為一種具有“地方感覺”的認知情境，不僅僅存在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而且還構成一種地域性的“文化共同體”，并與多元性的“文化全球化”之間形成一種無形的張力和對抗。在日益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城市中，地方性文化空間的復興和打造可以說是治療同質化傾向下城市歷史文化失語癥的重要手段之一。地方性文化傳統和知識體系“與規劃有直接關系，特別是在需要承認多種知識類型和來源的前提下，注重當地知識的價值……未能將當地知識納入規劃則從一開始就有損于公共權力的實現與公開宣布的公眾參與目標”。[8]
(P12)從這個角度說，前門城市文化空間的再塑造便是一例沒有將地方性文化知識體系合適地、合理地納入城市空間規劃中的典型，在這里集中體現了中、西、土、洋各色商品與各類文化無特色、無條理的“混糅”，獨具特色的“前門文化”與“老北京風味”反而被無情地沖淡。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城市的快速發展中，全球與地方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城市空間的“去地方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將“當地知識納入規劃”就成了最為明智的文化發展戰略與城市規劃方案。當地文化與知識在城市規劃中的價值還原因此就不僅僅具有文化層面上的意義，它更體現了一種在全球化邏輯中充分尊重當地文化機理的綜合性城市發展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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