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04-23所屬分類：農業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在野外調查的基礎上對鄭州地區現代的地貌類型進行劃分，以現代地貌數據作為聚落分布的基礎平臺，結合已有的調研成果，從不同時代遺址分布的地貌特征與生存環境需求、聚落分布變化與河湖地貌變遷的關系等方面，對鄭州地區西周前古聚落的生境選擇與自然環
摘要:在野外調查的基礎上對鄭州地區現代的地貌類型進行劃分，以現代地貌數據作為聚落分布的基礎平臺，結合已有的調研成果，從不同時代遺址分布的地貌特征與生存環境需求、聚落分布變化與河湖地貌變遷的關系等方面，對鄭州地區西周前古聚落的生境選擇與自然環境變遷進行剖析。結果表明:水源是先民生存繁衍的基礎，但水環境的優劣在鄭州文化遷徙中是一種辯證的關系。在鄭州地區先民們聚落的選址位置與湖泊消亡變遷也十分微妙。全新世以來，裴李崗的聚落只能選址在老湖積高地上。到了仰韶時代，聚落開始向湖沼邊岸地帶擴散。從龍山時期到商代，隨著西部湖泊的萎縮消亡而向東發育，人類逐漸向低處轉移，直至占據湖積平原。聚落的分布密度和范圍逐漸從鄭州西部擴遷到東部，尤以商代的遺址分布特征最為明顯。
關鍵詞:古聚落;分布特征;河湖變遷;鄭州地區
0引言
鄭州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是三皇五帝活動的腹地及中華文明軸心區。舊石器晚期以來，發育了燦爛的人類文化，在中華民族形成演化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1]。然而，自然環境演變決定了生命的演化過程，制約了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2-3]，尤其是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階段，環境變化對人類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許多學者對中原地區進行了聚落分布與環境關系的研究。21世紀初，楊瑞霞等針對中原地區典型區域開展了遙感環境考古、環境考古數據庫、史前聚落空間及虛擬現實等方面的數字環境考古研究[3-9]。繼而，研究者們以遺址空間分布為基礎，開展了該地區史前人類遺址時空變化與地貌、河流、地質構造、氣候等自然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10-13]，取得了一系列有意義的研究發現和成果。
中原文化的傳播和輻射受到區域水系、湖泊演化的重大影響[14-16]。而鄭州地區是古代黃河與洛水交匯地區，孕育了龍山文化、仰韶文化之黃河文明，集成為河洛文化[17]，以此奠定了夏、商、周三代中華文明之基石。已有研究多利用GIS技術，通過計算史前聚落與現代水系的瀕河性來探究先民與水源地的關系。然而，河南省一些大河的支流和平原上的河流在全新世時才開始慢慢發育[18]。這個時期，一方面黃河下游南北遷徙改道，另一方面河湖水網在不斷變遷，并且黃淮水系格局不斷變化，尤其是滎陽中東部、中原區南部丘陵水源形成的河流最為明顯。因此，利用現代水系來分析聚落的空間分布，有時會缺乏一定的科學性和真實性。本研究在野外調查的基礎上，以現代地貌數據作為聚落分布的基礎平臺，結合已有的調研成果，從不同文化時代對西周以前鄭州地區古聚落空間分布變化與河湖變遷的關系進行剖析，為揭示中國華夏文明的形成發展和演化提供一定的理論和實踐支持。
1研究區域與研究方法
1.1研究區域
鄭州地處華北平原南部、黃河下游，居河南省中部偏北，北臨黃河，西依嵩山，東南為廣闊的黃淮平原。地理坐標為112°42'～114°14'E，34°16'～34°58'N，地勢西高東低，由西北向東北傾斜。鄭州地區橫跨中國二、三級地貌臺階，西南部嵩山位于第二級地貌臺階前緣，東部平原為第三級地貌臺階的組成部分[19]，山地與平原之間是低山丘陵帶。鄭州地跨黃河、淮河兩大流域，過境河流主要有黃河、伊洛河、賈魯河等水系。
1.2研究方法
1.2.1野外調查和實驗測試。在整理收集基礎地層資料的基礎上，對鄭州所屬區域內的綜合自然地理環境，特別是對沉積環境和水文環境演變進行深入的調查，重點對滎陽-鄭州地區進行了黃河汊道和湖沼地層的調查(圖1，表1)。通過沉積相、孢粉和測年分析等手段對沉積環境地層剖面進行系統的研究，把原有的地貌分區的過渡地段及較復雜的微地貌形態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其中，古河道地層的調查沿滎陽槽狀洼地自西向東取工程鉆巖芯6個，分別為:①馬寨東(MZD)、②西馮(XF)、③西司馬(XSM)、④大廟(DM)、⑤大師姑(DSG)、⑥小雙橋東(XSQD)，鉆孔深24～40m，取樣位置位于各層頂部，采集釋光測年樣品20個，重礦樣23個。根據鉆孔和出露的地層，對鄭州地區發育的古湖沼進行巖相、古生物(水螺和孢粉)和C14測年分析，調查點位共計23個。其中，孢粉采樣位于各層發育較好的中部。大部分剖面測年取樣位于中部，有時為了調查區域湖沼發育的時間段，取樣位于湖沼層的頂部和底部，共計28個。其中，釋光測年由中國地震局地殼應力研究所檢測，孢粉測試由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第四紀生物遺存實驗室和河北師范大學泥河灣考古研究院完成。AMSC-14由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測定。重礦成分測試由河北三河冶金地質測試中心完成，根據吳忱對黃河故道的重礦物研究[19]，重點對鋯石、磷灰石、綠簾石、石榴石、角閃石、褐鐵礦、鈦鐵礦、磁鐵礦按照極穩定礦物、較穩定礦物和穩定礦物分類進行分析。
相關期刊推薦：《地域研究與開發》本刊是由河南省科學院地理研究所主辦的地理學綜合性學術刊物。本刊1982年創刊，主要刊載地域研究與開發方面的理論、方法與實踐性的最新研究成果。讀者對象主要是地理學研究、可持續發展研究、區域研究等方面的科研工作者及大中專院校相關專業的師生。
1.2.2遺址的地貌分析。根據2016年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的“鄭州地區古遺址(遺跡)考古調查一覽表”，按時代將各遺址的坐標點疊置在鄭州地區地貌圖上。從舊石器到商遺址點共計809個。根據遺址點在地貌圖上的分布特征，結合對河湖地層的調查，按不同時代分析先人對生境的選擇與河湖發育的關系。
2聚落變遷與河湖地貌變化的關系
水環境是先民們不可或缺的基本生境條件，水環境的演變與文化的遷移密切相關。考古學者總結先民“逐水草而居”，《國語·周語》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同時，先民與河流的關系還有“避洪水而居”。因此，水環境的優劣在文化遷徙中是一種辯證的關系[20]。野外調查發現，鄭州地區在地質歷史時期存在黃河汊道和眾多的古湖沼，并且這些河湖水系的存續變遷與古聚落選址的分布變化密切相關。
2.1古聚落分布與河流變遷的關系
葉青超等根據地貌和沉積物特征，推測滎陽夾槽可能是晚更新世時期的古黃河汊道[21]。本研究發現，在滎陽的槽狀洼地內有黃河流經的地層(圖2)，該地層主要是一套呈灰黃色質地均勻的粉砂或黏土質粉砂，有時可見薄的水平層理。古河道距地表埋深約5～18m，存續時間從晚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早期。對該套河流相地層每層的重礦物進行分析發現，從西北到東南沿黃河汊道流向，重礦物按照穩定性相對高低，極穩定重礦物和穩定重礦物的含量變化分別介于1.89%～3.86%和23.80%～33.58%，相對穩定重礦物和不穩定重礦物的含量變化介于49.15%～56.99%。在約40～10kaB.P.(距今)，同一剖面穩定礦物隨著深度增加而呈減少趨勢(圖3)。古河道流經區沉積物與鄰近區劉溝村(LG)同一時期的黃土相比，雖均為粉砂質沉積物，但重礦物類別含量和變化趨勢明顯不同(圖4)。劉溝黃土重礦物中的穩定礦物含量高，極穩定礦物和穩定礦物的含量分別為5.45%，46.06%，約是古河道的2倍，而不穩定礦物僅占14.22%，且各層重礦物含量隨著深度增加基本沒有變化。由此，在晚更新世末約40～10kaB.P.，鄭州西部滎陽、廣武地區有一條古黃河汊道在廣武山西部，從汜水東岸或廣武嶺一些嶺口、溝峪口如汜水口、牛口峪和宋溝口，進入滎陽腹地和鄭州市區的西部，東南而下。
在舊石器時期滎陽槽狀洼地內曾有黃河汊道，不適宜人類居住，廣武東平原區也不適宜人類居住。因此，當時的遺址分布在槽狀洼地南北的黃土丘陵地區。但黃河汊道帶來肥沃的沖淤土成為后期人類聚落選址的重要地方。全新世中早期末，新構造運動轉為劇烈上升，滎陽地區的抬升[22-23]致使自孟津東流的黃河流到汜水附近時難于穿過滎陽槽狀洼地東流，而是沿現在的汜水-官莊峪黃土嶺西側流向東北，從而形成大的改道[24]，給山東的龍山文化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同時抬升的廣武山庇護了鄭州西部地區以免遭受黃河的全面侵擾，從廣武山西部到鄭州市，肥沃的沖淤土及適宜而穩定的環境使得聚落遺址逐漸趨于密集。滎陽槽狀洼地總面積約為340km2，僅占鄭州地區總面積的5%，但自舊石器時期以來，該地貌區中的遺址數量占鄭州地區遺址總量的比例呈逐漸增加趨勢(表2)。從舊石器無遺址點到新石器裴李崗的3個遺址點，該地貌區的遺址點數量占比從裴李崗文化的7.0%增加到二里頭、商的20%左右，龍山時期遺址數量占比甚至達30.4%。
4kaB.P.前后黃河的改道[24-25]使之重新流向河北平原和渤海，鄭州地區的洪水風險程度大大降低，在3.6kaB.P.左右，鄭州商城在此崛起。鄭州商城位于鄭州偏東的黃土臺地上，不但比伊洛河夾河灘寬廣得多，而且其間還有濟水和當地眾多水流穿越、河湖貫通。同時，商城遺址所處地勢高亢，屬于黃淮海泛濫平原中相對穩定的區域，選址的地勢和水源條件優越，聚落臨近河旁高地選址，穩定的水源成為先人們的優選條件，但大的河流改道和洪水又會給先人們的生產生活造成巨大的威脅，成為近毀滅性的自然因素。
2.2古聚落分布與湖泊發育的關系
鄭州地區古聚落的選址與湖泊消亡變遷的關系也十分微妙。自晚更新世以來，鄭州地區不同區域發育了許多湖沼地層。這些湖沼相地層并非典型的青灰色粘土，而是以灰黑色或灰褐色為主呈菱塊狀的粘土或亞粘土，常含有蚌、水螺等生物。藻類植物含量較高，其與孢粉含量的比值最小值為1.22，最大值達17.18，常見綠藻、多刺藻、環紋藻、狐尾澡等，還有香蒲等水生植物。像仰韶中晚期的青臺、點軍臺、站馬屯等重要遺址或其附近都有超過20km2的湖沼地層(圖5)，該套地層有些地方厚度超過2m并伴有碳質透鏡體，大量水生、濕生植物孢粉和水生動物指征了當時的潴水環境。
分析西周前鄭州地區古聚落時空演化特征(圖6)。在舊石器時期，人類受當時生產力水平的限制，遺址一般分布在低山丘陵區(圖6a)。在山地丘陵區的東端劃出一個總計面積144km2的區域A區(圖6a)，擁有遺址166個，占鄭州地區總數的55%。在山地丘陵區東端，先民們容易找到棲息之地，他們仍然住在洞穴內。許多已經發掘遺址的“活動面上”多為石器生產和較短暫的活動場所，而未見到居住跡象。這塊區域分布了較多晚更新統湖沼相地層，時間集中在30～10kaB.P.。當時這里存在大大小小的湖泊與沼澤，舊石器時代晚期人們在這里不僅可以在陸上采集和狩獵，還可在湖泊與沼澤中捕撈魚類和軟體動物作為食物來源。因此，舊石器晚期遺址在這里較為集中。進入新石器第一個時代裴李崗，遺址只分布在河流階地或稱河旁高地上(圖6b)，雖有湖泊分布，但臨湖旁潛水層較淺不能滿足當時人們半地穴的居住要求。因此，在裴李崗時期湖泊旁無聚落分布，但在已消亡又臨水源的老湖積高地上有聚落分布，像鄭州南早全新世初期發育的湖沼區即是(圖1)。鄭州西部的滎陽地區進入全新世后逐漸發育了許多湖沼，時間主要集中在中全新世早期;而在鄭州市東北大河村地區的湖泊發育時間為早全新世到中全新世早期(9.0～5.5kaB.P.);在鄭州的東部圃田地區中全新世中晚期湖沼非常發育(6.0～2.9kaB.P.)(圖1)。到了仰韶時代，遺址開始向湖沼邊岸地帶擴散，在7～5kaB.P.的湖沼旁常有遺址坐落(圖6c)。隨著自然環境的演化和人類生產力的提高，人類逐漸遷移和擴展到接近河畔、湖濱的低地。5.5kaB.P.和4.2～4.0kaB.P.的氣候事件[26]造成黃河中下游湖泊面積縮小，龍山后期到早商時鄭州四周的湖沼群多數已趨于消亡。但鄭州地區東北部地勢低下，始終得到黃河枝津的補給，此區域諸水補充的鄭州東圃田澤、鄭州北部的滎澤得以延續到歷史時期。因此，從龍山時期到商代，隨著西部湖泊的萎縮消亡而向東發育，人類逐漸向低處轉移直至占據湖積平原，聚落的分布密度和范圍逐漸從鄭州西部擴遷到東部，尤以商代的遺址分布最為明顯(圖6e，圖6d，圖6f)。由于東部、東北部地區繼續有較為穩定、適宜的水源滋養和良好的生態環境，因此，具有支撐建立王都的較高環境承載力。這是鄭州地區文化持續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環境條件。
此外，在商代聚落分布圖的沙崗沙地中劃分出了一個區域B區(圖6f)。野外調查發現，B區當時的地貌形態與山前沖積扇較為相似。現在當地是一片連綿不斷的沙崗，而這片沙崗是近兩千多年形成的，在其下的砂層下分布著不少的小湖泊，這些湖泊發育時間在全新世早中期，推斷沙崗沙地之下或許將來會發現更多的商代遺址。
3結論
鄭州地區的綜合自然環境是非常適宜于人類繁衍生息的。鄭州地區位于中國第二、三階梯的過渡區，擁有豐富而多樣的地貌類型，給不同時代的先人們提供了多選擇性生產生活場地。處在東亞季風區中緯地帶的鄭州，自晚更新世以來，盡管氣候波動變化但一直適宜人類生存發展。該區域黃河、淮河、古濟水等水系演化復雜，不同時代湖沼發育變遷不一，但發達的河網和星羅棋布的湖沼給先人們提供了豐富的水源和食源。
水源是先民生存繁衍的基礎，水環境的優劣在文化遷徙中是一種辯證的關系。鄭州地區晚更新世末期黃河叉道不僅促成了滎陽槽狀洼地的形成，而且帶來的肥沃的沖淤土成為后期人類聚落選址的重要區域。全新世中早期末，黃河在滎陽地區改道，給山東的龍山文化帶來的了巨大的影響。黃河改道重新流向河北平原和渤海，使鄭州地區的洪水風險程度大大降低，在3.6kaB.P.左右，在鄭州偏東的黃土臺地上鄭州商城崛起了。
鄭州地區“山地丘陵區的東端”分布了較多晚更新統湖沼相地層，時間集中在30～10kaB.P.，舊石器晚期的遺址(遺跡)在此相當集中。全新世以來，裴李崗的聚落只能居住在老湖積高地上，到了仰韶時代，遺址開始向湖沼邊岸地帶擴散，從龍山時期到商代，隨著西部湖泊的萎縮消亡而向東發育，人類逐漸向低處轉移，直至占據湖積平原，聚落的分布密度和范圍逐漸從鄭州西部擴遷到東部，尤以商代的遺址分布特征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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