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5-08所屬分類：教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 高等教育生態是高等教育理論研究中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其中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更是一個嶄新的視角，它的切入，使高等教育理論有了一個全新的解釋。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研究起源于高等教育大發展所帶來的生態平衡問題，引發從生態的視角對其關注和探討
摘要: 高等教育生態是高等教育理論研究中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其中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更是一個嶄新的視角，它的切入，使高等教育理論有了一個全新的解釋。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研究起源于高等教育大發展所帶來的生態平衡問題，引發從生態的視角對其關注和探討。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其內涵理解為高等教育生態系統的自我維持、自我調節能力，以及教育資源與環境子系統對具有相應質量標準的發展規模所能承載的供容能力，它是衡量高等教育發展速度和規模的一項重要指標。從生態承載力這一視角來研究高等教育時，必須把握其客觀性、可變性和多層次性的特征。運用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理論，可以從高等教育系統的生態彈性力、資源和環境承載力、承載壓力度等三方面對區域高等教育進行測算和評價，從而更好地從宏觀上來把握高等教育辦學規模和質量之間的內在關系。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研究，是高等教育理論的一種創新，在理論方法、實踐應用、生態評價、人才培養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發展前景。
關鍵詞：高等教育生態;生態承載力;生態彈性力;資源和環境承載力;承載壓力度
伴隨著新時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許多新的現實問題也同時出現。這些問題的解決，迫切需要來自高等教育理論創新的支持。高等教育理論創新是指對高等教育創新進行系統化的理性認識。 “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賀祖斌教授多年來關注于理論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為此，廣西師范大學博士生楊婷婷對賀教授進行了專訪。
一、概念溯源：“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 的生成
楊婷婷：賀教授好，我們知道您是國內較早研究“高等教育生態”的學者，同時您還對其中“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的理論進行了論證。這個理論的提出為高等教育研究增加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也對高等教育系統進行了新的解釋。請問您是在怎樣的背景下提出這一命題的?
賀祖斌：關于關注“高等教育生態”研究，這要追溯到2002年。我當年正在華中科技大學攻讀高等教育學專業博士學位，準備做博士論文，但選題一時未定下來。我的導師文輔相先生是我國高等教育學界的杰出學者，是華中科技大學高等教育學科的重要奠基者和開創者，是華中科技大學高等教育學博士點首位博士生導師，也是國內最早提出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主要學者之一，并擔任教育部首屆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對于學術，他要求非常嚴謹，對學生要求也很高。因此，我的博士論文，曾經三次易題。第一次，我提出做高等師范教育方面的選題;第二次，我提出做高等教育評價方面的選題，都被他一一否定。他的理由就是，我從事多年師范教育，比較熟悉，難有理論創新;教育評估政策性很強，評估方法、評估技術難以突破，同樣難有方法上的創新。這兩方面，都是我熟悉的領域，但都被他以“難有理論和方法創新”為由予以否定。他叫我回來“再想想”，就這樣，我回來“再想想”了半年。我認為，必須打破原有的思維習慣，推翻既定的方向，重新開始思考。我靜下心來，在浩如煙海的論著中尋找學術靈感，挖掘智慧火花。我本科學的是生物科學專業，碩士學的是教育學專業，是否可以從生物、教育之間找一個交叉點?于是我閱讀了大量的有關社會學、教育學、生態學方面的書籍和文獻，再加上我原有的生態學的底子，發現原來這是一個嶄新的世界：教育生態。我從閱讀的中外文獻中，進一步了解教育生態的研究狀況。
一方面，在國外的教育生態研究領域，有兩位學者對我影響較大，一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院長勞倫斯·A·克雷明(Gremin.L.A.)。學界認為， “教育生態學(ecology ofeducation)”這一術語于 1976年首先由克雷明提出。其在所著《公共教育》中列專章探討了教育生態學問題。克雷明認為：教育生態學的方法就是“把各種教育機構與結構置于彼此聯系中，以及與維持它們并受它們影響的更廣泛的社會之間的聯系中來加以審視”。貫穿克雷明教育生態學思想的核心在于把教育視為一個有機的、復雜的、統一的系統，教育生態系統中的各因子(學校及其他教育者)都有機地聯系著，這種聯系又動態地呈現為一致與矛盾、平衡與不平衡[1]。另外一位學者是英國教育學家阿什比(Ashby，E.)。早在1966年，阿什比在他著名的《英國、印度和非洲的大學：高等教育生態學研究》中討論了“高等教育生態”這個概念[2]。他運用生物學“遺傳”的內涵從中世紀大學的世界主義的理想、19世紀歐洲大學的主要區別以及歐洲大學向外的早期移植的歷史背景中進行分析，發現英國的高等教育輸出到印度、非洲后在文化差異、觀念沖突、教育體制、課程設置等方面最初遭到了本土文化和觀念的抵制;但隨著引進的高等教育與植根于本土文化教育環境的不斷適應、改進，以及新政策的不斷推出，使歐洲的高等教育模式結合印度和非洲的環境不斷地發展和壯大。因此，他得出了 “大學構造必須繼續使它們自身適應變化的大學環境”的結論。阿什比經過對歐洲高等教育在印度和非洲國家的移植和發展的研究，提出“任何類型的大學都是遺傳與環境的產物”的著名論斷，為高等教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
當然，除了以上兩位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外，還有其他學者從教育與環境的關系入手來探討教育生態問題，其共同特點是強調生態學的基本精神：綜合、聯系、平衡。研究的內容主要側重于微觀教育生態學、教育生態因子、宏觀教育生態學等幾個方面。因此，他們關于教育生態研究的思維和方向給了我很多的啟示。
另一方面，從我國的教育生態學研究來看，20 世紀60年代，臺灣師范大學教育學系方炳林教授最早涉足教育生態研究，并出版《生態環境與教育》一書;到80年代，李聰明著的《教育生態學導論》在臺灣出版[3]。我國大陸學者對教育生態學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時，有幾位學者進行探索并出版了相關成果，諸如吳鼎福的《教育生態學》[4]，任凱等所著的《教育生態學》[5]，華東師范大學范國睿所著的《教育生態學》[6]。這些早期教育生態學專著的出版以及一些相關論文的發表，標志著教育生態學研究已開啟一個新的教育研究領域。從總體上看，我國的教育生態學，特別是高等教育生態研究還剛剛起步，在如何將生態學的原理運用于對教育現象與教育問題的分析與研究上，尚有待進一步加強，該領域研究還有很多空間和空白點，值得探索。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我國高等教育自1999年起連續幾年的大擴招在社會上也一度引起關注和議論，認為高校“辦學條件不足”“質量下降”“生態平衡被破壞”等等。這些認識正涉及教育生態方面的問題，也是我下決心做這方面研究的外部動因。我堅信，對剛剛起步的高等教育生態研究，只要堅持深入下去，勢必有所突破。
因此，我帶著近五萬字的開題報告《中國高等教育系統的生態學分析》，十分有信心地再次向文先生匯報，最后他一錘定音：好，很好!就這樣，我又經過兩年的艱苦努力，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中國高等教育系統的生態學分析》，并順利通過答辯，答辯委員會對其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給予了充分肯定。我博士論文答辯主席、華中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董澤芳教授認為：該研究首次提出并論證“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等新概念，具有十分有意義的創新價值。之后，我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完成的專著《高等教育生態論》出版[7]。對此，我國高等教育學科奠基人、廈門大學教授潘懋元先生評價說：該研究，一方面可以豐富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理論，同時為高等教育問題的分析增添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運用了一種新方法，有助于對高等教育問題進行更為系統全面的觀察和研究。另一方面，本書研究所得出的有關高等教育大發展所引發的生態承載力問題，必須通過提高承載力與適度控制發展來解決;高等教育區域生態失衡的問題，必須通過區域資源合理配置和優化予以改善等結論，都可為有關部門和高等學校的決策提供參考[8]。
這就是當年我研究高等教育生態的動因背景。至于高等教育生態問題的提出和研究，當然與自然生態環境保護意識增強、生態哲學應用于社會科學的興起、生態學與教育學的結合等大背景和學科交叉融合相關聯。
二、話語分析：“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 的內涵
楊婷婷：在國內高等教育學術界，高等教育生態研究本身是一個新命題。在研究中，您首次提出 “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理論，并在2005年第2期《高等教育研究》發表《高等教育系統的生態承載力研究》一文，可以說，這奠定了關于“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研究的基礎。“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這個全新的、原創性的概念，它有哪些內涵和意義?
賀祖斌：在自然生態系統研究中，一個避免不了的話題就是生態承載力問題的研究。“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是一個全新的概念，過去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沒有涉及，我是從自然生態系統中“生態承載力”的內涵延伸而來的。我們知道，在自然生態系統中存在生態承載力問題，由高等教育系統與其生態環境共同構成的高等教育生態系統既然具有生態系統的一些特有規律，那么，屬于社會生態系統的高等教育生態系統自然也有“生態承載力”問題。以生態系統形式存在的高等教育系統，它具有生態系統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規律。高等教育系統像自然生態系統一樣存在相應的承載力，一旦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超出一定教育資源和相應環境的承受能力，那它的資源供給和再生能力就會受到破壞，系統將失去平衡。因此，高等教育的承載力是衡量高等教育發展速度和規模的規劃尺度和重要指標。把生態承載力引入高等教育研究，可以更好地從宏觀上來把握高等教育的辦學規模和相應的辦學條件之間的內在關系，是另一種新的視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根據自然生態系統中承載力概念的界定原則以及高等教育系統的特點，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應理解為高等教育生態系統的自我維持、自我調節能力，以及教育資源與環境子系統對具有相應質量標準的發展規模所能承載的供容能力[9]。它是衡量高等教育發展速度和規模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也是在一定時期內確定高等教育發展規劃的尺度，對區域高等教育是否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可量化的評價指標。這是我對“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內涵的首次界定。
如何進一步理解這一新理論?我認為，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以生態系統的持續承載為基礎，以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為承載目標。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建立在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基礎之上。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可從資源承載力、環境承載力兩個方面來理解。高等教育資源承載力，是指一定質量和規模的高等教育所需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資源。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有三個方面：教育經費的財政投入、高校的基礎設備和設施、高校師資配備。因此，高等教育的規模發展勢必會影響投入高等教育系統的教育資源，從而將影響教育質量。高等教育環境承載力，是指一定時期政治、經濟、文化水平為一定質量和規模的高等教育所能提供的能力。它是支撐高等教育發展的外部環境，政治、經濟、文化水平的發展為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平臺。而高等教育的發展依賴于一定的外部環境，當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外部環境的承載力相適應時，它能促進其政治、經濟、文化水平的發展;反之，高等教育的規模超過外部環境的承載力時，將打破高等教育系統與其環境的生態平衡，環境承載力將限制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因此，環境承載力是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的約束條件。“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的概念提出及其內涵界定具有相當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高等教育發展無論從靜態的發展狀況還是從動態的發展進程來看，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是體現在高等教育的規模上。高等教育發展是按照自身規律，以長期、持續、穩定地維護數量、質量、結構、效益協調發展為目標，以最大限度地與高等教育生態資源供給能力和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相適應為準則來選擇高等教育發展道路。一方面，高等教育系統的環境支持力度，即社會經濟的規模和水平是由低到高、由不發達到發達遞進發展的，它對專門人才的需求和對人才培養的投入也是由少到多、由小到大漸次提高的;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資源本身在一定時期內有限，其吸納能力和發展程度是由弱到強逐步演進的。一個國家或因政治經濟的急劇變革，或因外來文化思潮的沖擊，其高等教育會沿著“指數振蕩式上升”的路徑發展[10]。但不管受外界的影響和壓力多大，高等教育系統中數量被動增長是有限度的。
高等教育的發展并不是無限制的，它也受到高等教育系統的教育資源(投入、師資、設施等辦學條件、生源質量和學術氛圍等)供給能力和高等教育發展環境(政治、經濟、文化和對高等教育的需求等)的支持能力的限制。一旦高等教育的規模發展超出一定教育資源的承受能力，那就像自然生態系統一樣，它的資源供給和再生能力就受到破壞，系統將失去平衡，其高等教育的培育質量將難以維持。同樣，若高等教育的規模發展缺乏其生存環境相應的財力投入、政策支持和文化發展需求的外在壓力，也很難使高等教育得到均衡持續的發展，其質量標準也將受到影響。也就是說，高等教育要維持一定質量標準和規模的發展，必須要有相應的教育資源和能支持其發展的辦學環境，這就是高等教育系統能夠維系平衡的生態承載力。——論文作者：賀祖斌 楊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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