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05-11所屬分類:教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以金融行業從業人員為樣本,考察其人格特質對職業倦怠的影響,并探究工作滿意度的中介作用。680名被試同時完成了中國人人格量表簡版(QZPS-SF)、明尼蘇達滿意度短式量表以及職業倦怠量表;貧w分析結果表明,大七人格的人際關系與情緒性維度均可以負向有
摘要以金融行業從業人員為樣本,考察其人格特質對職業倦怠的影響,并探究工作滿意度的中介作用。680名被試同時完成了中國人人格量表簡版(QZPS-SF)、明尼蘇達滿意度短式量表以及職業倦怠量表;貧w分析結果表明,“大七”人格的人際關系與情緒性維度均可以負向有效預測職業倦怠水平。中介分析結果顯示,工作滿意度在人際關系與職業倦怠之間發揮著部分中介作用,而工作滿意度在情緒性與職業倦怠的關系中不存在中介作用。因此,可以通過提升工作滿意度來降低金融從業人員的職業倦怠水平。
關鍵詞職業倦怠;“大七”人格特質;金融從業人員;情緒性;人際關系
1問題提出
伴隨我國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金融業迎來了重要的發展窗口期(陳華,張敏,2016)。云技術、移動支付等新技術的出現為金融行業注入了新的元素,但同時也使得以銀行、保險、證券為三支柱的傳統金融行業受到沖擊,面臨重要的戰略轉型,因而從員工到管理層都面臨巨大的職場壓力(王瑞華,2006)。職業倦怠是指個體在持續且長久的高工作壓力情況下,因為自身的能力、資源、精力無法匹配工作本身的過度要求,而導致挫敗感、身心疲潰,進入情緒衰竭的狀態(Freudenberger,1974)。
職業倦怠的產生會給個體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使員工消極怠工、自我效能感降低、情緒衰竭、身心受損,進而使得組織的競爭力降低(陸昌勤,2004)。目前國內關于金融從業人員職業倦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傳統的銀行工作人員(黃勛敬,胡曄,2007;蔣獎,張西超,許燕,2004),對于保險、證券行業人員,特別是新興的互聯網金融行業還關注甚少,本研究試圖以更廣泛的金融行業(包括銀行、保險、證券、互聯網金融、信托以及基金等)從業人員為樣本,考察其職業倦怠的狀況并探索可能的干預措施。
盡管研究者一直以來更強調情境因素對于職業倦怠的影響,但面對同樣的情境,并非所有個體都會出現職業倦怠。人格作為影響個體職業倦怠的重要因素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證實,包括堅韌性人格、內外控、A型人格、自尊以及成就動機等(曹威麟,彭傳虎,梁樑,2013;陸昌勤,2004;Bakker,Van,Lewig,&Dollard,2006;Judge,Jackson,Shaw,Scott,&Rich,2007;Mills&Huebner,1998)。工作緊張模型指出,對自己的工作控制感更強的個體所面臨的工作緊張水平更低,更容易把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和困難看作是挑戰,感受到更低的工作壓力,從而出現較低水平的職業倦怠(王曉春,甘怡群,2003)。
隨著“大五”人格模型(McCrae&John,1992)在人格心理學領域被廣泛接受和認同,很多研究探討了“大五”人格與職業倦怠的關系,結果發現神經質維度是預測職業倦怠最強且最為穩定的人格維度,被認為是預測職業倦怠最好的人格指標(Alarcon,Eschleman,&Bowling,2009;Bakkeretal.,2006;Kim,Shin,&Umbreit,2007;Swider&Zimmerman,2010)。
國內很多研究也證實了這一研究結果(杜飛,周奕欣,周明潔,張建新,2017;葛平,2008;徐寧,周明潔,2011;曾垂凱,時勘,2007)。此外,公正嚴謹性(曾垂凱,時勘,2007;Zellars,Perrewe,&Hochwarter,2000)、外向性(Bakkeretal.,2006;Francis,Louden,&Rutledge,2004)、愉悅性(葛平,2008;Deary,Watson&Hogston,2010)等對于職業倦怠的預測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的支持。
至于人格為什么會影響員工職業倦怠水平,研究者(Connor-Smith&Flachsbart,2007;Swider&Zimmerman,2010;Watson&Clark,1984)認為,具備某些人格特質一方面可能使得員工對于壓力的感受比他人更加敏感,另一方面可能會使得員工無法有效應對職業壓力從而出現更高水平的職業倦怠。王登峰和崔紅(2004)在人格研究的詞匯學假設基礎上,確認了中國人的人格結構共包括七個維度,即外向性、善良、情緒性、人際關系、行事風格、才干以及處世態度,并建立了相應的測量工具———中國人人格量表(QZPS,王登峰,崔紅,2004)。
與“大五”模型相比,“大七”人格模型更加具有文化契合性,能夠更有效地描述中國人的人格。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中國文化下采用中國人人格量表探討人格對職業倦怠的影響,這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同時在“大七”人格框架下,研究者已經發現外向性、行事風格和處世態度可以有效預測大學生在求職面試之后所采取的回避應對方式(高興翔,楊燁,王登峰,2006),同時外向性、行事風格和處世態度還可以通過影響回避應對方式,從而導致個體出現更多的心身癥狀(童永勝,王登峰,李建平,程愛麗,2010)。
人格與應對方式的這種密切關系,為我們在“大七”人格框架下探索人格與職業倦怠的關系提供了一定的支持(Connor-Smith&Flachsbart,2007)。工作滿意度是個體對于工作本身及其周圍環境的態度和情緒反應(Hoppock,1935)。大量研究表明人格是影響工作滿意度的重要因素,Judge,Heller和Mount(2002)通過元分析發現,神經質和工作滿意度相關程度最高,其次是公正嚴謹性與外向性。
張洪(2006)以國有企業員工為研究對象,發現“大七”人格的情緒性和外向性顯著影響著個體對“共事環境”的滿意度,才干維度影響個體對于滿足個人“成長需要”的滿意度,而行事風格對于工作滿意度的各個維度,包括“領導”“共事環境”“成長需要”以及“薪酬福利”均有顯著影響。同時,工作滿意度作為個體對工作情境的主觀體驗,可以有效預測其職業倦怠水平(張建人,陽子光,凌輝,2014;Visser,Smets,Oort,&DeHaes,2003)。
基于人格、工作滿意度以及職業倦怠三者之間的關系,有研究者考察了工作滿意度在人格與職業倦怠之間的中介作用。葉寶娟等人(2017)對258名農村小學校長的研究發現,工作滿意度在職業韌性與職業倦怠之間發揮著中介作用,職業韌性越強,在職場中越容易產生職業成功感,進而產生更高的工作滿意感,而對工作越滿意,越愿意投身到工作之中,越不容易出現職業倦怠。李雪(2017)的研究也發現,核心自我評價也可以通過工作滿意度影響護士的職業倦怠水平。因此,考察工作滿意度在人格特質與職業倦怠之間的中介作用是本研究的另一個目的所在。
2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采用方便取樣法在上海、江蘇和北京三個地區的金融行業發放問卷700份,回收有效問卷680份,有效率為97.14%。其中男性322名(47.4%),女性358名(52.6%);25歲及以下被試82名(12.06%),26~35歲449名(66.03%),36~50歲149名(21.91%);未婚292名(42.94%),已婚367名(53.97%),離異或喪偶21名(3.09%)。高中文化程度者20名(2.94%),大專177名(26.03%),本科401名(58.97%),研究生82名(12.06%);被試來源涵蓋了銀行、保險、證券、信托、公募基金、第三方財務管理以及期貨和貴金屬等不同金融領域。
2.2測量工具
2.2.1職業倦怠的測量
本研究采用李永鑫和吳明證(2005)編制的職業倦怠量表測量被試的職業倦怠水平,該量表共15題,分別測量職業倦怠的三個維度:耗竭、人格解體和成就感低。量表采用7點計分,得分越高代表倦怠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總體和各維度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76、0.84、0.81和0.77。
2.2.2人格的測量
采用王登峰和崔紅(2005)編制的中國人人格量表簡版(QZPS-SF)測量被試的人格特質,該量表共包含82個題目,測量中國人人格的7個維度:外向性、善良、行事風格、才干、情緒性、人際關系以及處世態度。被試就每一個項目描述自己的程度做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的評定。
2.2.3工作滿意度的測量
采用England(1967)編制的明尼蘇達滿意度短式量表測量被試的工作滿意度,該量表共20道題,分別測量工作滿意度的三個維度:總體滿意度、內部滿意度和外部滿意度。該量表采用1~5等級評分,得分越高代表工作滿意度越高,該量表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黃夢茹,2011)。本研究中該量表的總體和三個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89、0.93、0.90和0.91。
3結果
3.1共同方法偏差與共線性檢驗
由于本研究中所有變量均采用問卷法進行測量,因此根據Harman單因子檢驗法對共同方法偏差問題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21個,第一個因子的解釋方差百分比為15.31%,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龍立榮,2004)。同時,計算所有可能影響因變量的自變量、調節變量、中介變量、控制變量以及自變量與調節變量的交互項的方差膨脹因子VIF,結果表明其中最大的VIF為3.42,遠小于10,也表明本研究中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很強的共線性(馬雄威,2008),各變量之間的關系是可信的。
3.2金融從業人員職業倦怠的特征
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以及受教育程度的金融行業員工的職業倦怠水平不存在顯著差異。但不同工作領域的員工職業倦怠水平存在顯著差異,LSD事后檢驗發現,銀行從業人員的職業倦怠水平顯著高于第三方財富管理組(MD第三方=0.39,p<0.001),95%的置信區間為[0.19,0.58];與保險(MD保險=0.25,p=0.06)、證券(MD證券=0.30,p=0.23)、公募基金(MD公募=0.18,p=0.48)等領域人員的差異不顯著,95%的置信區間分別為[-0.01,0.51]、[-0.19,0.78]、[-0.29,0.63]。除銀行之外,其余四組之間的差異均不顯著。
3.3描述性統計的結果
可以看出職業倦怠與“大七”人格的善良、才干、情緒性以及人際關系維度顯著相關,工作滿意度與外向性、善良、行事風格、才干、人際關系以及處世態度相關顯著。
4討論
本研究發現,銀行員工的職業倦怠水平顯著高于第三方財富管理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傳統金融行業在金融體制改革中遭遇沖擊、面臨巨大職業壓力的客觀現實(王瑞華,2006)。同時也與銀行業的工作性質有關,銀行業以網點服務為主要渠道,客戶的依賴性較強,對于從業人員的服務水平要求很高,容易產生職業倦怠(黃勛敬,胡曄,2007),這也符合職業倦怠的工作要求模型(Schaufeli&Taris,2014)。
此外,本研究還發現,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和受教育程度的金融行業員工職業倦怠水平不存在顯著差異。除銀行業以外,其他金融行業,特別是公募基金、第三方財務管理以及期貨和貴金屬等金融領域都屬于新興行業,員工的同質性水平相對較高,流動性較高,經歷較嚴重職業倦怠的個體可能已經離開了這一領域(蔣獎等,2004),繼續從事這一領域工作的員工可能都是一些“幸存者”。
職業倦怠的平均數為3.69,標準差為0.74,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職業倦怠問卷采用的是7點計分,因此金融行業員工的職業倦怠水平整體并不高,這也許就是造成他們的職業倦怠水平在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和受教育程度方面不存在顯著差異的重要原因。未來研究中可能需要考慮將離職人員納入到研究之中,以確保能夠更加完整地體現金融從業人員的職業倦怠特點;貧w分析的結果表明,“大七”人格的人際關系與情緒性維度均可以負向有效預測金融行業員工的職業倦怠水平。
從整體上看,這一研究結果支持了人格特質是預測員工職業倦怠水平的重要因素的觀點,符合資源保存理論(Hobfoll,2001),在“大七”人格模型框架下確認了“個人資源-職業倦怠”作用機制模式。但在“大五”模型框架下,神經質、愉悅性、公正嚴謹性以及外向性等維度都是有效預測職業倦怠水平的人格維度,因此,本研究的結果再次表明了中西方人格結構的系統性差異(王登峰,崔紅,2004),同時也確認了采用文化契合性水平更高的“大七”人格模型研究人格特質與職業倦怠關系的必要性。
具體來講,情緒性總分反映的是個體在做事和處理人際關系時的情緒穩定性特點,不同于單純的消極情緒,低分者情緒穩定而平和,情緒的表達委婉而可控(王登峰,崔紅,2004),這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研究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鼓勵直接的情緒表達,強調“平和”與“含蓄”,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個體會對自己的情感與行為進行更多的控制和壓抑(王登峰,崔紅,2008a),而長期的壓抑顯然不利于個體的身心健康,因此,情緒性被看作是個體心理健康的“抑制者”(王登峰,崔紅,2007),從而出現更高的職業倦怠水平。
人際關系維度反映的是個體對待人際關系的基本態度,其中高分者待人友好、溫和、與人為善并樂于溝通和交流,而低分者把人際交往看作是達成個人目的的手段、自我中心、待人冷漠、斤斤計較(王登峰,崔紅,2004)。研究表明人際關系維度得分高的個體自我效能感水平更高、主觀幸福感水平也更高、心身癥狀更少(王登峰,崔紅,2008b),因此職業倦怠的水平也會更低。
5結論
(1)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以及受教育程度的金融行業員工的職業倦怠水平不存在顯著差異。
(2)不同工作領域的員工職業倦怠水平存在顯著差異,銀行從業人員的職業倦怠水平顯著高于第三方財富管理組。
(3)金融從業人員人格的人際關系維度可以直接預測其職業倦怠,同時也可以通過工作滿意度的中介作用間接預測其職業倦怠。
(4)金融從業人員人格的情緒性維度可以直接預測其職業倦怠水平。
參考文獻
曹威麟,彭傳虎,梁樑(2013).國外工作投入與工作倦怠研究述評與展望.科研管理,34(11),154-160.
曾垂凱,時勘(2007).大五人格因素與企業職工工作倦怠的關系.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15(6),614-616.
陳華,張敏(2016).金融發展新業態、金融深化新趨勢及其發展前瞻.東岳論叢,37(6),146-155.
杜飛,周奕欣,周明潔,張建新(2017).團隊認同對保險營銷員人格與職業倦怠關系的跨層調節作用.湖南社會科學,(1),147-151.
高興翔,楊燁,王登峰(2006).大學生求職面試后應對方式及其與人格的相關.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14(5),49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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