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4-11-12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為了理解米塞斯在那場計算辯論中的地位，我們必須認識到他的論點不是專門(甚至不是主要)針對社會主義，而是關于資本品價格的作用。企業家基于未來價格的預期和當前價格中所包含的信息而作出有關資源配置的決策。為了獲得利潤，他們需要所有價格信息，
摘要：為了理解米塞斯在那場計算辯論中的地位，我們必須認識到他的論點不是專門(甚至不是主要)針對社會主義，而是關于資本品價格的作用。企業家基于未來價格的預期和當前價格中所包含的信息而作出有關資源配置的決策。為了獲得利潤，他們需要所有價格信息，不僅包括消費品價格信息，而且包括生產要素價格信息。若沒有資本品市場，這些商品便沒有價格，企業家因此無法對這些要素的相對稀缺性作出判斷。簡而言之，資源不能被有效率地配置。因此，在任何環境下——不論是不是社會主義——只要生產要素沒有市場價格，該要素的潛在使用者就不能作出理性的使用決策。從這種角度看，米塞斯的觀點實際上是：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需要有一個運轉良好的資本市場。然而，由于學者們對米塞斯的“真正所指”存在不同理解，所以有必要在這里對那場辯論作一簡評。
盡管教科書中的模型在某種意義上也有可取之處，但已被證明不能解釋許多實際商業行為。經濟學家們開始拋開企業的生產函數觀點，轉向另﹁類文獻，把企業看作一種組織，認為企業本身就應該成為經濟分析的對象。這些新文獻是所謂的“新制度經濟學”中發展最快的部分。其中的新觀點大大提高和豐富了我們對企業及其他組織的理解。
根據標準的解釋，在1920年以前，社會主義理論家大都注意馬克思提出的避免“烏托邦”式推測的警告，卻很少注意到社會主義經濟在實際中如何運行。后來，當時主要以金融理論家聞名的米塞斯發表了他那篇轟動性的論文，后被翻譯為《社會主義共和國中的經濟計算》(1920)Q)。米塞斯聲稱，若沒有生產工具的私人所有權，就沒有資本品的市場價格，因此決策者就無法評價各種生產技術的相對效率，從而無法作出決策。米塞斯指出，即使存在消費品市場，中央計劃者也不能把有意義的價格“歸因于(impute)”生產消費品的資本品，這預見了后來的“市場社會主義”觀點。簡而言之，若沒有資本品和消費品的市場催生價格，即使最具奉獻精神的中央計劃者也將發現，根據消費者需要去配置資源是“不可能的”。
對米塞斯觀點作出最重要的回應是弗雷德·泰勒(Fred Taylor，1929)、H.D.狄根森(H.D.Dickinson，1933)、阿巴·雷勒(Abba Lerner，1934)和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1936-37)發展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或“數學解”，這一回應得到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認同。在市場社會主義系統中，資本品是集體財產，但個人可以自由地擁有和交換最終產品和服務。該系統是這樣運行的：首先，中央計劃委員會為消費品和資本品任選一組價格;各類國有企業的經理以該價格去生產一個最優產量，使每一最終商品的邊際成本等于它的價格;然后再選擇一個使該產量下的平均成本最小的投入組合;然后，允許消費品價格波動，并且中央計劃委員會根據最終產品的短缺和過剩調整資本品的價格。于是，通過一個基本上等同于資本主義企業經理那樣的“試錯”過程，資源將根據供給和需求進行配置。
市場社會主義不僅可以被看作是回答了米塞斯的計算問題，而且可以看作是回答了哈耶克(Hayek)和里昂·羅賓斯(Lionel Robbins)所提出的“可行性(practicality)”觀點。在哈耶克和羅賓斯看來，社會主義組織的失靈是由于機制設計問題，因為計劃者不能獲得關于消費者偏好和資源可獲性的完全信息，從而不能有效配置資源。更進一步，即使計劃者通過某種方式能夠獲得這些資料，也需要花幾年時間去計算現代經濟中的數百萬種價格。蘭格—雷勒—泰勒方法聲稱通過試錯可以解決偏好顯示問題，因此實際計算是不必要的。
隨著市場社會主義被廣泛接受，形成了關于社會主義計算辯論的“正統脈絡(oahodox line)”。阿博拉姆·博格森(Abram Bergson)的著名綜述《社會主義經濟學》(1948)和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1942，pp.172—86)對此作了完整的總結。根據這一脈絡，是米塞斯首先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計算的可能性問題;然后哈耶克和羅斯巴德“撤退”到社會主義計劃在理論上能夠計算，但實際中的信息問題將使這一計算太困難;再后，市場社會主義者證明，計劃者可以采取試錯方法，并不需要完全信息。因此，爭論還在繼續，經濟理論本身不能對中央計劃有效性作出任何結論，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選擇必然是純政治性的。
計算與激勵之間的差異是重要的，因為關于組織設計的現代經濟學文獻——從企業規模的交易成本解釋，到官僚科層的公共選擇理論，再到關于市場社會主義和“軟約束”(Komai，1986)的最近研究——主要集中于激勵問題(可能受到蘭格關于官僚科層的著名警告的啟發)。激勵理論研究的是，在一個特定關系中，委托人如何使代理人去做合乎委托人意愿的事。然而，米塞斯的問題不同：委托人如何知道告訴代理做什么?也就是說，應該從事什么樣的活動?應該作出什么樣的投資?哪條產品線應該擴張，哪條產品線應該收縮?計算辯論中產生的思想意味著，當組織大到足以使所有活動都在內部進行時——以至于沒有外部市場作為參照——將同時面臨計算問題和激勵問題。
有人對米塞斯的觀點作了如下描述：我們沒有理由期望，社會主義企業的經理會像與企業利益唇齒相關的私人企業經理一樣地“玩市場游戲(play market)”。這可能是米塞斯的觀點。但米塞斯主要關心的卻是，企業家沒有獲準“從事投機和投資”(Mises，1949，p.705)。他堅持認為，這不是下屬經理(代理人)的激勵問題，對他們來說要解決的問題是給定的，而是投機者和投資者(委托人)的激勵問題，他們決定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蘭格、雷勒和泰勒以嚴格靜態的新古典視角來看待市場，這時所有的系統參數都被給定，剩下的只是一個計算問題。其實市場經濟是一個動態的、創造性的演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企業家——利用經濟計算——使產業增長和萎縮，導致新的、不同的生產方法被嘗試，另一些生產方法被放棄，不停地改變可獲產品的范圍。在私人財產所有權缺失的情況下，損失掉的正是市場資本主義的這些特征，而不是代理人努力工作的激勵。
不通過經濟計算，便無法確定任務是否已被有效率地完成。因此，沒有實物和金融資本市場——其決定將要完成什么任務以及是否已被充分地完成——經濟系統便難以產生新事物，從而必須依賴于外部參照去確定做什么。當然，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從來沒有完全在世界范圍內建立社會主義，因此他們可以參照世界市場價格去確定他們內部買賣商品的隱含價格(Rothbard，1991，pp.73—74)。用米塞斯的話說，這些經濟不是孤立的社會主義系統。它們運行于價格體系仍然有效運轉的環境中。它們能夠基于國外價格進行經濟計算。若沒有這些價格的輔助，它們的行動將變得盲目和無計劃。如果它們能夠計算、記帳以及準備它們常談到的計劃，僅僅是因為它們能夠參照這些國外價格。(Mises，1949，pp.698-99)
羅斯巴德對企業理論的主要貢獻是：他把米塞斯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資源配置問題的分析擴展到垂直一體化和組織規模的研究中。羅斯巴德在《人、經濟與國家》中寫道，達到某一點時，企業規模決定于成本，如教科書中的模型所示。但是“最終限制企業相對規模的是，針對每_種要素都必須存在市場，這樣企業才有可能計算其利潤和損失”(Rothbard，1962，p.536)。這一觀點的關鍵在于“隱含成本”的概念。要素服務的機會成本的市場價值——即羅斯巴德所說的“隱含收入的估計”——只有存在那些要素的外部市場時才能被確定(Pp.542—44).例如，如果企業家自己管理他的業務，那么企業的成本中就必須包括他自己勞動的機會成本;如果企業家不能度量自己勞動的機會成本，那么他的平衡表將更加不精確。
在具有多階段生產的企業中，也會存在同樣的問題。大型的﹁體化企業被典型地組織成一些半自主業務單位或“利潤中心”的集群，每一單位或部門專業化生產某一特定的最終產品或中間產品。企業的中央管理層利用各業務單位的隱含收入(在部門利潤和損失的財務報表中反映出來)，在各部門之間配置實物和金融資產。盈利多的部門被擴張，盈利少的部門被收縮。
像中央計劃經濟一樣，企業需要市場信號來指導其行動;沒有這些市場信號，企業便不能生存。注意，一般來說，羅斯巴德描述的只是企業的最高邊界，而不是擴大企業活動的附加成本(當存在外部市場參照時)。然而，一旦企業的擴張取代了至少一個外部市場(指某一個中間品外部市場——譯者)，經濟計算問題便會出現。當越來越多的外部市場消失時，這種計算困難變得愈加嚴重，因為隨著不可計算性的領域增加，非理性、不當配置、損失、貧困等問題將變得越來越嚴重(p.548)。換句話說，企業受到內部配置商品的外部市場存在程度的限制。若沒有這些商品的市場價格，企業就必須依靠相對成本較高且沒有效率的方法去確定自己的會計價格，以完成內部計算。
重要的是，在《人、經濟與國家》中，羅斯巴德正是在上述觀點上開始了對社會主義計算辯論的討論，明確指出這兩個問題是內在相通的。社會主義經濟不能計算的原因不在于社會主義本身，而是因為一個代理人擁有和指揮著所有資源。在1976年的論文《路德韋格·馮·米塞斯與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計算》中，羅斯巴德對此作了擴展，他解釋道：
令人吃驚的是，羅斯巴德對米塞斯的擴展在奧地利主義文獻中基本上沒有引起注意，盡管這種觀點在《人、經濟與國家》(p.536，p.543，p.547—48和p.585)中出現了四次，并且在1976年的論文中又出現了。這種觀點需要進一步發展和精煉，這將是一項有益的研究，因為關于企業規模的現代文獻對組織的限度缺乏一個充分的解釋。羅斯巴德的分析還意味著商業戰略領域里的一種研究思路：所有其他情況相同時，在長期來看，能夠利用基于市場的轉移價格的企業，將比利用行政的或內部協商的轉移價格的企業，表現得更好e。但這方面的經驗研究很少，盡管可能出現一個“奧地利主義戰略學派”(Jacobson，1992)。然而，已經引起極大關注的相關問題是，很難在各部門之間分配一般管理費用或固定成本。如果一種投入品基本上是不可見的(或不可排他的)，那么就無法計算某一特定部門所使用的那部分投入品的機會成本(見羅杰森[Rogerson]1992年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因此，一般管理費用高的企業相對于能夠在各業務單位間更精確地分配成本的企業，具有劣勢。事實上，在成本會計文獻中，已有人開始討論“市場模擬會計”(Staubus，1986)，認為企業可以基于觀測到的市場價格和相關信息，通過市場模擬會計去確定某一價格，使其等同于資產在活躍的市場上交易的價格。企業規模限度問題上的羅斯巴德主義觀點意味著，市場模擬方法將會成為一種有用的會計技巧。
可以擴展科斯教授對企業規模的市場決定因素的著名分析(或者說，對企業使用內部計劃與使用交換和價格機制的相對程度的著名分析)�？扑怪赋觯@兩種模式都具有遞減的收益和遞增的成本，用他的話說，這導致了自由市場系統中的一個“最優的計劃數量”。我們要補充的是，只要資本品市場開始消失，內部公司計劃的成本就立即變得極高(prohibitive)，所以自由市場最優永遠不會是一個大企業取代全世界的市場，也不會是任何特定市場的消失從而那種產品或資源的經濟計算的消失。(Rothbard，1976，p.76)
這值得注意，因為甚至到了1972年，科斯仍然在說他1937年的論文“引而不用”(Coase，1972.p.62)。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的《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一文在1972年才發表，威廉姆森的《市場與科層》一書在1975年才出版。因此，羅斯巴德也是擴展科斯主義觀點的最早的作者之一。
當前對現代企業理論的許多研究都集中于代理問題。在什么條件下經理能夠采取自由決斷的行為?可以設計什么規則或機制去結合經理與所有者的利益?若沒有有效的規則，經理將采取什么行動?早期的應用是所謂的現代公司中“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伯利和米恩斯(Bedeand Means，1932)爭辯道，現代企業不是由股東這樣的所有者經營，而是由拿薪水的經理經營，經理的利益包括執行官額外津貼、聲望之類的報酬，這與股東的利益不同。如果公司股票被分散持有，那么單個股東便沒有足夠的積極性去(耗費成本地)監督經營決策，因此自由決斷得以盛行，導致企業市場價值的損失。
最后，針對伯利—米恩斯教義，米塞斯在《人類行動》中解釋道，“全能的(omnipotent)經理階層的出現不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現象，”而是政府政策的結果(Mises，1949，p.307)。在該書中，米塞斯擴展了他早期在《官僚主義》(1944)一書中的分析，在早期的那本書中，他批評了企業增大必然導致官僚主義的觀點。米塞斯把官僚主義想象為與逐利(profit-seeking)相對的規則遵循(rule-following)行為。他用“官僚主義管理”這一術語來表示對沒有市場現金價值的活動的治理(govern)。只要企業的投入和產出被買賣，企業的中央管理層就可以獲得市場價格中的信息，評價企業內各分部和部門的效率。于是，企業就可以讓下屬經理對日常經營決策擁有廣泛的自由決斷權。如果組織生產一種沒有市場價格的商品或服務——比如，政府機構的產出一一那么下屬經理必須得到如何完成任務的具體指示。
如上所述，米塞斯對金融市場重要性的分析，也是他在《人類行動》中最后反駁蘭格、雷勒和其他社會主義者對其計算觀點的批評的關鍵之處(Mises，1949，pp.694—711)。他爭辯道，市場社會主義者不能理解，市場系統所執行的主要任務不在于消費品定價，而在于資本在各行各業的配置。社會主義者的分析焦點在于給定資本結構中的生產和定價決策，從而忽視了資本市場的關鍵作用。羅斯巴德(1993)年認為，可以對教科書進行同樣的批評，在企業的生產函數模型中，資本是給定的。“新古典微觀理論談論‘經理’把生產推至MR=MC的那一點，而從來不談是誰或什么把資本配置給他們(指經理——譯者)。簡而言之，新古典理論隱含地假定，一個固定的資本量配置給了經理……經理只是用這些資本投資于自己的企業而不是其他地方。因此得出荒謬的結論，即每個企業的經理將努力攫取最后一份利潤，把生產推至MR=MC的那一點。”幸運的是，關于合約關系的交易成本決定因素的新文獻，已經開始把資本帶回到公認的微觀理論中。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