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4-06-12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論文摘要：在國際金融中心圈層體系中，一般性信息技術進步意味著區域系統內部各個金融中心之間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得以改善，金融技術進步則意味著金融產品先進性的提高，兩者都能有效地降低交易費用也即提高金融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的任何一次提高都會使金
論文摘要：在國際金融中心圈層體系中，一般性信息技術進步意味著區域系統內部各個金融中心之間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得以改善，金融技術進步則意味著金融產品先進性的提高，兩者都能有效地降低交易費用也即提高金融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的任何一次提高都會使金融中心分工效率增加。
引言
回顧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歷史軌跡，“金融爭霸”長期以來成為主導全球金融中心體系演化和更替的動力，即在“金融戰場”的角逐中，某一金融中心的興起往往伴隨著其它金融中心尤其是地理鄰近金融中心的衰退，金融中心之間的替代和競爭關系十分明顯[1]。依此觀察，金融中心幾乎都被界定在單個城市乃至城市內部某個狹窄的范圍之內，如Porteous(1995)指出金融中心通常是一個城市，更多時候是城市中更小的地域，如華爾街、倫敦金融城等[2]。Dufey & Giddy(1997)同樣認為金融中心是一個金融機構高度集中的大都市，是一個地理面積不大的區域[3]。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風起云涌，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下，區域金融合作和一體化取得顯著成效。在此進程中，國際金融中心出現了一些新趨勢：一方面，各金融中心尤其是相鄰金融中心逐漸告別以競爭求生存的思維和行動，轉向謀求合作分工，為共同打造更具競爭力的金融中心區域而努力;另一方面，傳統相對孤立封閉的金融中心城市，受困于要素經營成本的提高和金融產業鏈的延長，把金融產業鏈所有金融機構集于一身，已經不再是明智之舉，因此迫切需要進行金融產業鏈空間分離和再布局，向周邊城市轉移部分金融資源。在此背景下，國際金融中心已經超越單個大城市走向城市群，即從點式金融中心發展模式向圈層金融中心發展模式轉變。總之，國際金融中心不再是單個城市，更可能是一個協作分工的區域，這對傳統認知的金融中心概念提出了挑戰。
一、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新趨勢及全球觀察
追溯到中世紀的佛羅倫薩、布魯日和威尼斯，在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各類金融中心雖然不斷涌現，但是彼此之間相互封閉，聯系并不多[4]。因此，全球范圍內金融中心布局顯得相對零散，這種空間模式下的金融中心實際上就是點式金融中心，即主要依托單個城市而存在，與周邊城市并未形成金融分工與合作關系。然而，隨著全球經濟金融資源競爭的加劇，點式金融中心腹地受限的負面效應日益顯現，金融中心尋求與周邊城市合作的愿望愈為強烈。在此背景下，金融資源在更大的區域范圍內持續進行集聚和擴散，形成領袖型金融中心和支撐型金融腹地相互依賴、分工互補的發展格局。不僅如此，支撐型金融腹地中一些二線城市通過不斷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在反復向領袖型金融中心輸送和承接金融資源的過程中，逐漸找到自身定位和特色，發展成為專業型金融中心，與領袖型金融中心一道構建形成金融中心圈。與傳統點式金融中心相比，圈式金融中心系統性、層次性、開放性和動態性等特征更加明顯，它不僅使領袖型金融中心競爭力放大數倍，也是整個區域的金融密度驟然提高。目前，圈式金融中心的輪廓在全球一些主要金融密集區已經初現。
在歐洲，倫敦金融中心正逐漸拓展成為更具競爭力的大倫敦金融中心圈。從歷史演變的軌跡來看，大倫敦金融中心圈發源于不到一平方英里的倫敦金融城;隨后由于集聚的金融和商務機構越來越多，金融城土地租金成本不斷爬升，金融資源開始向外擴散，在倫敦金絲雀碼頭、西敏寺區等形成了新的金融集聚區，分擔了金融城的壓力，并被稱為新金融城。隨著時間的繼續推移，倫敦金融資源集聚和擴散并沒有止于市內，而是逐漸與同在英倫城市群的曼切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利茲等城市發生金融合作分工關系，目前曼切斯特已經成長為英國除倫敦以外最大的金融中心城市、利物浦則是英國第二大資產管理中心、伯明翰是英格蘭中部的區域金融中心、利茲即是倫敦金融后院和后臺基地也是英國北部區域金融中心。從整個歐洲來看，大倫敦金融中心圈的范圍以倫敦為中心，已經擴展到包括澤西島、根西島、馬恩島、都柏林和愛丁堡、盧森堡、蘇黎世、布魯塞爾等次級金融中心在內的更大區域，形成了由綜合型金融中心和專業型金融中心等不同層次金融中心構成相互合作的金融中心體系：澤西島、根西島、馬恩島是全球著名的離岸金融中心，來自世界的眾多企業和金融機構紛紛將之作為進入倫敦金融市場的跳板。愛丁堡以基金管理而聞名，它是全球基金運營機構最鐘愛城市，擁有世界最龐大的基金經理群。都柏林是倫敦金融中心重要金融后臺服務基地，公司財務管理業務最為活躍，其在舊海關碼頭倉庫區規劃建設的金融服務中心，基本服務于世界50強銀行及20強保險公司，擁有60多家基金后臺服務公司和30余家托管機構;盧森堡是歐洲最大、世界第二的投資基金管理中心，是全球第一的基金分銷中心。全球領先的私人資本服務商和私人股權經營管理人都在盧森堡，65%的全球跨國基金屬于盧森堡，并且全球頂級前五十名跨國基金集團中的80%利用盧森堡這個平臺來開展業務。布魯塞爾是世界著名的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所在地，致力于建設卓越的世界級金融交易處理中心。蘇黎世則以私人銀行而聞名世界。在金融中心圈形成以后，通過證券交易所、銀行業和其它金融機構的兼并，歐洲金融業規模經濟更加明顯，金融資源空間配置效率更好，如今歐元區逐漸成為世界最大的債券市場和第二大股票市場，銀行信貸、債券和股票發行量增長速度大大提高。
在北美洲，幾乎在同一時期經歷了同樣的變化，即紐約國際金融中心逐漸成長為大紐約金融中心圈，后者以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區城市群和加拿大多倫多城市群為依托，范圍橫跨美國和加拿大兩國。從發展過程來看，大紐約金融中心圈發跡于紐約的華爾街，隨著狹小空間集聚過多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從業人員，導致擁堵和經營成本的急劇上升，美國信托、美國大通、摩根大通等金融巨頭逐漸將其總部遷出。特別是“9.11”事件發生后，金融機構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似乎是一項頗具風險的行為。因此，摩根史丹利把其全球總部遷到了時報廣場，高盛的總部則落戶于距離曼哈頓更遠的新澤西州[5]。如今，大紐約金融中心圈以紐約為領袖，形成以波士頓、新澤西、華盛頓以及芝加哥、蒙特利爾、多倫多次級金融中心的區域金融中心群。在大紐約金融中心圈中，新澤西與紐約隔著哈德遜河相望，依靠相鄰的區位優勢、優的商業環境以及相對充裕的經營空間成為紐約國際金融中心后臺服務基地，德意志證券等大型證券、銀行和保險金融機構不約而同選擇在此建立后臺服務支持和備份系統。如今，新澤西的金融發展模式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形成標桿，影響力巨大。波士頓地處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歷史上曾經是美國最大的金融中心，但在“金融爭霸”年代被紐約超越并開始走向下坡路。隨后在20世紀中葉，波士頓在紐約“金融光環”的籠罩下又開始復興，依托作為全球基金發源地的歷史淵源和優勢，持續強化在基金行業的競爭力，如今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基金管理中心、美國第三大金融中心和全球重要的金融管理中心。芝加哥則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心，衍生品交易總量占據美國金融衍生品市場交易總量的65%，居全球第一位。華盛頓是美國乃至全球金融體系的監管中心和信息中心，美國絕大部分金融監管和服務機構和重要國際金融組織的總部都設立于此。蒙特利爾和多倫多雖然相對遠離紐約，但是卻在壽險、礦產、能源和金屬等貿易金融行業和銀行業沉淀出新優勢，與大紐約金融中心圈的其它金融中心形成互補之勢。
在亞洲，香港一直謀求坐上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的頭把交椅，成為可以和倫敦、紐約齊驅并駕全球金融第三極。在倫敦金融城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報告中，香港已經名列全球金融中心第三位，且其綜合得分不斷上升。香港金融中心競爭力的持續提升為全球金融中心圈層發展的重要性提供了又一有力證據。事實上，近年來在與東京、新加坡的競爭中香港的金融地位是伴隨粵港澳金融合作的深化而得以增強，目前渣打銀行、中國銀行(香港)、東亞銀行、匯豐銀行、花旗銀行(香港)等銀行金融機構已經紛紛把后臺服務中心布局到珠三角地區，兩地正從制造業“前店后廠”模式升級到金融業“前店后場”新版本。隨著CEPA服務貿易自由化和大珠三角金融一體化的持續推進，圍繞以香港為中心、以廣州和深圳為增長極、以澳門和珠三角其他城市為重要支點、連通中國與世界金融市場、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珠三角國際金融中心圈已具雛形。從分工格局來看，在大珠三角國際金融中心圈中：香港作為全球領袖型的國際金融中心，是世界第三大銀行中心、第四大外匯交易中心、第五大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心、第五大股票市場、第五大黃金交易中心、亞太區最大的保險市場和第二大基金管理中心、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各類金融業務都十分發達。深圳則是全球重要的資本募集市場和中國領先的財富管理中心，前海地區作為深港合作區，正以離岸人民幣業務和資產管理業務為重點深度開展金融合作。廣州正致力于鞏固提升區域金融管理營運、銀行保險、金融教育資訊和支付結算中心功能，加快形成并重點發展區域財富管理、產權交易、股權投資、和商品期貨交易中心，形成與深圳錯位發展的金融功能。與此同時，通過南沙國家級新區，廣州正與香港深入開展以航運金融為重點的金融合作。澳門則通過橫琴加強與珠海合作，旨在共同打造特色鮮明的中葡商貿合作金融平臺。依托廣東金融高新技術服務區，佛山正努力成為大珠三角國際金融中心圈的現代金融產業后援服務基地，打造亞洲版的“新澤西”。作為世界著名制造業基地，東莞同樣在大珠三角國際金融中心圈中逐漸找到屬于自己的“領地”，即依托臺資經濟的深厚基礎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需要，打造珠臺(珠三角與臺灣)金融合作區、區域科技金融中心和產業金融中心，以及金融支持產業轉型升級的示范區。珠海、中山、江門、惠州和肇慶等市作為支點型金融中心，憑借相對接近中小城鎮和農村地區，著力發展地方性特色金融業務，填補高等級金融中心對城市群外圍地區的服務真空，形成合作互補發展格局。
總體看來，在全球區域金融發展格局中，“金融一體化”已經逐步取代“金融爭霸”，在早期，各國或者各城市更多時候體現為金融競爭關系，試圖爭奪區域金融霸權。但是隨著金融一體化推動金融中心圈作為一個大方向前進，各城市之間逐漸開展實質性金融合作。在這一過程中，“集聚”、“整合”、“分工”成為金融資源空間運動和布局的關鍵詞。即區域內金融資源持續向中心城市集聚到一定程度后，又具有向外擴散的沖動，一些外圍城市如果能把握住這一機會，金融業將重新得以復蘇和發展。經過反復集聚、擴散和整合之后，圍繞中心城市，次級城市往往能更好地發現和發掘自身的優勢，找準金融發展的切入點和突破口，逐漸縮小金融業務的“寬度”，集中精力做優做強具有歷史基礎和比較優勢的某一類金融業，重獲金融專業化、特色化和規模化優勢。一旦各個城市結合自身條件和外部環境形成專業化和空間分工明確化之后，相對合理的金融資源空間配置格局就形成了。此時，金融資源空間配置效率必定要高于運動前的金融資源空間配置效率，這就是金融中心圈的生命力所在。
二、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新趨勢的原因
國際金融中心呈現圈層發展新動向，對傳統金融中心概念和理論提出了挑戰。長期以來，主流金融理論諸如金融地理論、金融區位論、金融集聚論等都只關心單個金融中心，試圖就單個金融中心而論金融中心。這一研究思路在傳統“點式”金融中心時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隨著“圈式”金融中心的出現，其局限性就變得非常明顯。原因在于金融中心的形成已經不再只關乎單個城市或者單個城市內部的某一小塊區域，而更多是由該城市所在區域或城市群的經濟金融實力決定。因此，撇開區域而論金融中心，研究思維顯然是缺乏系統性和開放性的。只有跳出金融中心，從更大的區域范圍才能有效把握金融中心形成的機理。
(一)金融機構區位選擇和空間運動是國際金融中心圈的微觀基礎
根據金融產品和服務類型，金融產業鏈大致可以分為前、中、后臺業務，不同產業鏈環節的要素投入密集存在差異，因此就具有不同的區位偏好性。在早期，金融產業鏈比較短，集中于大城市有利于實現全產業鏈的空間整合和協調，提升金融產業整體效率。但是隨著金融創新導致大量金融衍生品的出現，金融產業鏈不斷延長，產業鏈同環節要素投入比例的差異也越來越大。此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大城市的交通成本、地租成本、人力成本和公共資源使用成本也逐漸提高。大城市本身的變化和金融產業鏈的變化，使得不同要素投入類型的金融機構開始考慮重新，智力密集型和關系密集型的金融產業鏈環節將向大城市集聚，而勞力密集型等金融產業鏈環節將向周邊外圍城市轉移。除此之外，從大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圈和大紐約國際金融中心圈的發展經驗來看，以分散化規避安全風險和競爭風險也是推動國際金融中心實行金融產業鏈跨城市重新組合的重要因素。
(二)信息空間的變化是金融中心圈式出現的誘因
回顧整個金融中心的發展史，全球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夠持續集聚大量的資金，與其作為全球信息交匯地息息相關，倫敦、紐約至今都是世界城市的典型代表。進入21世紀以后，各個城市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得到了改善，城市與城市之間信息能級差距得以改善，信息空間外延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減小了來自實體空間的影響，金融資源集聚與擴散隨之呈現出新趨勢，即某些金融活動仍然持續向傳統金融中心集聚，而另一些金融活動則從傳統金融中心向外擴散。事實上，金融產品具有多樣性，其對信息的要求也不盡相同，有特殊信息要求的金融交易活動具有在地理上集聚的趨勢，相反對于標準化的金融交易活動則對成本更為敏感，往往具有向外擴散的趨勢。在此背景下，金融中心周邊二線城市因具有良好的信息技術設施而成為金融資源新的聚集地。
(三)國際金融中心圈層體系是傳統點式金融中心演化的客觀結果
回顧區域空間結構演化理論和現實經驗，可以清晰看到點式金融中心走向高級化的四個重要階段：第一階段，區域內存的若干不同等級的金融中心，這些金融中心各自堅守屬于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彼此之間相互孤立缺乏聯系，即純點式金融中心發展階段。第二階段，區域內金融中心開始金融“金融爭霸”時代，即金融中心之間相互競爭，而競爭的優勝者將通過極化作用集聚區域內的金融資源，并逐漸在區域中占據主導地位;與此同時，一些金融中心開始在競爭中走向衰退，開始以其它產業為發展重點。第三階段，在經過持續的單向極化過程之后，居于核心地位的金融中心因集聚過多金融機構而開始呈現出某種“不適”，于是開始向外擴散金融資源，外圍城市抓住契機承接轉移出來的金融業務，實行差異化和專業化金融發展戰略，金融業開始重新復蘇;第四階段，點式金融中心走向區域化發展，圈層金融中心體系最終形成。在該金融中心系統中，既有綜合性金融中心又有專業性金融中心，兩者之間通過優勢互補與分工合作，共同打造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金融密集區。
(四)國際金融中心圈層體系具有相當高的自我發展和優化調整能力
在國際金融中心圈層體系中，一般性信息技術進步意味著區域系統內部各個金融中心之間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得以改善，金融技術進步則意味著金融產品先進性的提高，兩者都能有效地降低交易費用也即提高金融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的任何一次提高都會使金融中心分工效率增加。在路徑依賴效應的影響下，分工結構將在一定時期內得以不斷穩固和加強，從而使系統的穩定性大大增強，也更能抵御外部波動帶來的風險。由于金融產品交易所需的信息和專業化要求不同，國際金融中心圈層系統內的分工結構往往表現為：透明的也即標準化的金融產品將主要集中在國際金融中心圈層體系中的領袖型金融中心;半透明的金融產品將主要集中在次級金融中心進行生產和交易;不透明的金融產品因其需要更接近需求者，因此主要集中在數量眾多、分布廣泛的更低層次的金融中心之中。
總之，“點式金融中心”即分散化、孤立化的金融中心由于受城市本身及腹地支撐所限，其影響范圍相對狹小。“圈狀金融中心”能更好實現金融資源沿著城市網絡體系流動和配置，進而更有利于提高區域金融資源空間效率和競爭力。
三、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新趨勢的展望和啟示
一直以來，國際金融中心都以單獨個體存在，人們更多關注國際金融中心如何集聚和極化金融資源，進而輻射全世界。然而，諸如紐約、倫敦這樣頂級的全球國際金融中心卻已經悄然向外擴張，從城市內部的某個狹小區域走出去攜領大區域構建國際金融中心圈，不斷強化與周邊次級金融中心的分工和協作，形成更具全球競爭力的金融中心區域。鑒于金融中心圈比單個金融中心更具有優勢，有理由相信在可預見的未來時期國際金融中心“圈式”發展將逐步成為一種主流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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