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7-27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運用熵權法、耦合協調度評價模型和空間計量模型分析了山東省地區創新能力與經濟質量的耦合協調演變特征及影響因素。結果表明：①山東省地區創新能力與經濟質量演變表現出同步性和耦合性的特征。②地區創新能力與經濟質量的耦合水平以低度耦合為主，空
摘要：運用熵權法、耦合協調度評價模型和空間計量模型分析了山東省地區創新能力與經濟質量的耦合協調演變特征及影響因素。結果表明：①山東省地區創新能力與經濟質量演變表現出同步性和耦合性的特征。②地區創新能力與經濟質量的耦合水平以低度耦合為主，空間上的擴散效應較弱;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的協調水平以輕度失調為主，空間上形成了以濟南和青島為雙核的中心—外圍結構。③研發經費投入、高校教師數量、專利申請和利用外資等對創新能力與經濟質量的協調發展有顯著正向影響，而經濟水平、產業結構和城鄉協調狀況對其呈負向影響。
關鍵詞：創新能力;經濟質量;耦合協調;影響因素;山東省
科技創新能夠提升勞動生產率，且是保持國家和地區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1]。當前，發達國家紛紛試圖通過科技創新進一步鞏固在全球競爭中的優勢地位，我國也確立了新發展理念，試圖通過創新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長期以來，山東省經濟大而不強，2018年獲批為中國第一個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也是落實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的重要區域，經濟發展質量亟待提升。因此，探究山東省地區創新能力與經濟發展質量的耦合協調規律具有現實實踐意義。20世紀90年代以來，區域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得到持續關注[1,2]。國外研究大多以國家為基本單元，學緣多為經濟管理專業，通常基于經濟增長和創新投入產出的少量指標開展研究，證實了創新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2,3]。近年來，相關研究表現出新的特征和趨勢：首先，研究尺度微觀化，學者們開始關注城市甚至更小尺度地區創新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DevinsD、LodorfosG、KostopoulosI等研究發現，創新活動顯著地促進了利茲城地區的經濟增長[4]。其次，研究對象多樣化，中小企業[4]、國家創新體系[5]、企業家網絡[6]等成為研究對象。第三，研究內容持續深化，由研究創新與經濟增長的單向關系向研究二者的雙向關系轉變，Aristizabal-RamirezM、Canavire-BacarrezaG、Rios-Avila研究發現創新與經濟增長并非存在線性關系[7]，MaradanaRP、PradhanRP、DashS等研究表明，創新與經濟存在雙向因果關系[8]。然而，當前全球經濟競爭更多地訴諸于技術創新對經濟結構甚至是經濟質量的驅動作用，小尺度地區創新能力與經濟質量間的關系仍不明確，影響地區創新能力與經濟質量協調發展的因素也有待探討。經濟學視角的研究側重于從整體上檢驗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對其空間異質性關注不足[9]。基于此，國內地理學者開展了相關研究。牛方曲、劉衛東研究了中國省區科技資源與經濟水平的協同性及空間異質性[10]，其他研究也多從全國視角以省區為尺度單元開展研究[11,12]。李二玲、崔之珍以地級市為單元探討了中國地區創新能力與經濟水平的耦合協調性和空間異質性[13]，許曄暉、李百歲研究了內蒙古盟市尺度的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性[14]。總體上，對其演變規律的探究還有待深入。此外，在中國推進實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背景下，地區創新能力與經濟質量間的關聯性研究更具有現實和理論意義。相關研究探討了創新能力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單向效應，驗證了二者間的相關性[11,15]，但對于二者間的耦合協調規律以及影響因素的研究仍有待深化。本文以極具典型性的山東省為案例地，結合地區實際，構建評價地區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的指標體系，分析地區創新能力與經濟質量的時空耦合協調演變規律，進而探究主要影響因素，試圖深化既有相關研究，為該省經濟結構轉型和新舊動能轉換提供參考。1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1.1指標體系構建既有評價區域創新能力的指標體系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從區域創新體系要素的視角構建指標體系[16-18]，另一類則是從創新活動發生過程即投入產出的視角構建指標體系[12,13,19]。本文采用投入—環境—產出的邏輯思路，結合山東省國有企業經濟貢獻較大這一實際情況，同時吸收區域創新主體多元化的觀點，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增加人均規模以上企業R&D經費支出、規模以上企業科技人員占地區科技人員比、R&D經費政府/企業支出比值等反映企業創新的指標。經濟高質量發展理念提出以來，經濟質量評價成為國內研究的熱點，但當前國家層面尚未發布權威的評價方案，也缺乏公認度較高的研究成果。宋明順、張霞、易榮華等提出從競爭質量、民生質量和生態質量等3個維度評價宏觀經濟質量[20];李胭胭、魯豐先從增長穩定性、增長結構、科技創新、社會福利和生態環境等方面構建了省域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指標體系[21];師博、任保平從經濟增長的強度、穩定性、合理化、外向性以及社會成果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等兩個維度評價了中國省區經濟發展質量[22];李博、田闖、史源釗等從經濟規模、產業結構、社會福利和生態環境等4個方面構建了省域海洋經濟評價的指標體系[23]。借鑒以上成果，依據“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本文從著重反映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投入產出的質量、城鄉協調以及綠色發展等方面選取指標反映地區經濟質量。除遵循科學性原則以外，指標體系要體現地區實際。山東省經濟總量長期穩居全國省區前三位，但人均GDP僅排在8—10名左右，經濟大而不強;傳統產業比重大，國有企業貢獻大，創新能力不強，質量效益不高;地區創新能力和經濟規模差距明顯[24]，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矛盾十分突出。針對以上實際情況，盡量選取比值和人均、地均等指標，保證地區間數據的可比性，構建包含35個觀測指標的評價指標體系(表1)。
1.2研究方法熵權法：指標體系評價的關鍵是權重賦值。鑒于層次分析法、特爾菲法等方法可能帶來一定的主觀性，本文使用基于指標數據特征自動確定權重的熵權法。評價步驟是：首先，使用極差標準化方法對指標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其次，計算指標信息熵，確定指標權重;最后，計算各地區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指數。
1.3數據來源本文以地級市為基本單元，研究時段為2006—2016年，選取2001年、2006年、2011年、2016年等國家“十五”到“十三五”的4個“五年計劃”的起始年為代表性年份開展研究。借鑒相關研究[25]，指標“中文期刊論文發表數量”通過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以地市名稱為單位關鍵詞進行高級檢索獲得。其他指標數據來源于各年份《山東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各地市統計年鑒和官方發布的統計數據。2創新能力與經濟質量的分析2.1省域尺度的測度與分析首先從整體上即省域層面上分析山東省的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狀況。如圖1和圖2所示，山東省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均呈不斷提升的態勢。2001—2016年，山東省創新能力從2001年的4.537增長至2016年的5.518，經濟質量則從5.481增長到7.101。但4個年份的經濟質量指數均高于創新能力指數，表明山東省的創新能力仍有待進一步提升。相比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對創新能力的貢獻較低。從圖1可見，2001—2016年，山東省創新投入穩步增加，且在創新能力評價中占據了較大份額;創新環境自2006年以來也不斷改善，促進了創新能力的提升;而創新產出自2006年以來卻呈下降的趨勢。由此表明，山東省創新投入產出效率不高，如何將增加的創新投入轉化為更多的產出并推動經濟高質量增長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山東省經濟發展呈現協調綠色化的趨勢。從圖2可見，研究期內，山東省經濟質量顯著提升，但各時點的構成存在較大差異。2001—2006年，主要來源于投入與產出的增加，2006—2011年則是協調與共享，2011—2016年表現為協調與共享、投入與產出以及綠色化發展三大力量的共同推動。由此說明山東經濟發展已經初現協調綠色化的態勢。但總體來看，研究時段內經濟質量指數提升的幅度不大，這與山東省實施新舊動能轉換工程的事實相符。
2.2地區尺度的比較分析計算各年份各地區的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并制圖(圖3)。如圖3所示，地區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存在顯著差距。各地區4個年份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的均值中濟南創新能力指數(0.763)最大，是最小值菏澤(0.090)的8倍多，青島的經濟質量指數最大(0.694)，接近菏澤(0.238)的3倍。各年份的差異上，2016年地區間創新能力極差值最大(0.767)，該差值大于除濟南、青島以外其他地區的創新能力指數;2006年的經濟質量指數極差最大，威海(0.750)與菏澤(0.203)的差值僅小于威海、青島和煙臺等3個地區的數值。地區的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及其演變呈現顯著的同步性特征，且大部分地區的創新能力滯后于經濟質量。創新能力強的地區經濟質量水平一般也較高，地區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的變化在年際上也表現出較強的一致性。對比各地區的創新能力與經濟質量，濟南各年份的創新能力均高于經濟質量，東營、萊蕪、濱州等地區個別年份創新能力高于經濟質量，其他地區的創新能力均滯后于經濟質量。總體來看，相比經濟質量，大部分地區的創新能力仍有待進一步提升。
地區間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呈現分化的趨勢。濟南和青島穩居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水平的第一梯隊;威海、東營、煙臺、淄博等地市稍低，處于第二梯隊;濰坊、泰安、濟寧、萊蕪、日照、濱州等6個地市經濟質量水平較高，創新能力稍弱，為第三梯隊;棗莊、臨沂、德州、聊城、菏澤等5個地區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均較低，為第四梯隊。另外，地區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的多年份變化表現出馬太效應趨勢，尤其創新能力方面，如菏澤的創新能力持續下降，2016年達到最低點，而濟南和青島的創新能力穩步增長。
3創新能力與經濟質量的耦合協調計算各年份各地區耦合度和協調度指數(表2)，耦合度數值在0.4—0.5之間，均處于低度耦合階段，基于ArcGIS軟件自然斷裂法并結合地區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的結構特征，進一步劃分為3類：0.40—0.44為極弱耦合，0.44—0.48為較弱耦合，0.48—0.50為低度耦合。3.1耦合度分析地區耦合水平總體不高但呈上升趨勢。從耦合度數值和類型上看，2001—2016年，各地區耦合度數值均在0.4—0.5之間，數據分布較為集中。參考既有研究[13]，各地區處于耦合水平的提升階段，耦合水平不高。從各地區的平均耦合水平來看，4個年份的耦合度指數均值分別為0.469、0.482、0.484、0.474，呈上升趨勢;各類型的占比方面，4個年份低度耦合類型地區占比分別為41.2%、58.8%、76.5%、58.8%，也表現為不斷提升的態勢。地區耦合度與經濟水平的空間分布呈現出一致性的特征。如圖4，青島、濰坊、淄博、萊蕪和東營等地區均處于低度耦合階段，濟南雖然在2006年和2011年處于較弱耦合類型，但耦合指數接近低度耦合閾值，這些地區主要分布在膠濟沿線。另外，耦合度指數較高的煙臺、泰安、濟寧、德州、威海等地區也處于或緊鄰膠濟和京滬鐵路線。膠濟和京滬鐵路線是山東省經濟發展和空間分布的重要軸線。地區耦合水平的演變表現出空間擴散的趨勢。結合分析各地區各年份耦合度指數(表2)和耦合度空間格局圖(圖4)發現，2001年低度耦合類型的地區集中分布在膠濟沿線，2006年則以魯中地區為中心，向西北和西南兩個方向擴展，2011年進一步向魯南和魯東兩個方向延伸，2016年低度耦合類型地區雖然又回歸至膠濟和京滬鐵路沿線，但外圍地區耦合度指數仍表現出增長的態勢。由此，耦合水平表現出由中心地區向外圍地區擴散的特征。
3.2協調度分析協調度水平總體不高且地區差距大。從表2可見，各地區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的協調度指數處于0.2—0.6之間，進一步劃分為中度失調、輕度失調、瀕臨失調和勉強協調等4個類型，沒有地區達到初級協調(D>0.6)以上水平;各類型地區的數量上，4個年份達到勉強協調水平地區的數量為3—4個，屬于輕度和中度等失調程度較高類型的地區數量為10—11個，表明地區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的協調發展程度不高。另外，4個年份協調度最大的地區和最小的地區的差值均在0.26以上，地區協調度差距較大。地區協調度的空間分布呈顯著的中心—外圍結構。表2和圖5顯示，4個年份穩定處于勉強協調狀態的地區僅有濟南、青島和威海三個地區，且青島和濟南的協調度數值遠高于威海，說明青島和濟南是山東省創新能力和經濟質量協調發展的雙核心。協調水平僅次于勉強協調的地區有煙臺、淄博、東營等地市，這些地區處于濟南和青島兩個核心城市連線即膠濟鐵路沿線附近，此線以西和以南的魯西、魯南各地區協調水平總體偏低。另外，2001—2016年，地區協調度水平以濟南和青島為核心向外逐步降低，距離越遠，協調度越弱。——論文作者：姚振飛a，張學波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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