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4-03-19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經濟全球化全新而復雜的運行機制要求我們運用新的理論與方法去分析其內在的利益機制，從而認識全球化沖擊的性質。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相對不利性，也必須從對新的運行機制的分析上進行解釋。也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趨利避害的戰略對策。 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不僅是
經濟全球化全新而復雜的運行機制要求我們運用新的理論與方法去分析其內在的利益機制，從而認識全球化沖擊的性質。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相對不利性，也必須從對新的運行機制的分析上進行解釋。也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趨利避害的戰略對策。
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不僅是貿易自由化的提升，而且更重要的是生產要素國際流動的增強。喬治·華盛頓大學普拉卡什和印第安納大學哈特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一系列導致要素、中間與最終產品以及服務產品市場的經濟活動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統一整體，并使跨國界價值鏈在國際循環中地位不斷上升的過程。”國際貨幣基金第一副執行董事、經濟學家費希爾(Stanley Fischer)認為：“全球化是在商品和服務跨國界交易及國際資本流動數量和形式不斷增加、在技術擴散廣度和速度不斷提升基礎上所形成的日益加深的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因此，全球化經濟與知識經濟的新要素結構，要素國際流動的增強，要素收益服從稀缺度的規律，決定了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機制。
一、國際競爭與全球化的隱性沖擊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沖擊是廣泛的，也是深刻的。它既會導致發展中國家的嚴重經濟困難，也可能造成發展中國家長期落后。在對這種沖擊的研究中，人們往往更容易注意到它的直接顯現形式，而忽略它的間接隱蔽形式。研究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隱性沖擊，不僅有利于在更深層面上把握全球化，而且有利于發現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中的不利性，從而正確制定長期發展戰略。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沖擊，首先是易于看到的顯性沖擊，如由市場開放帶來的本國產業的生存危機。發展中國家的弱小的現代制造業在強大的國際競爭壓力下可能迅速崩潰;由企業破產與產業倒閉而導致的失業迅速增加;由本國生產萎縮引起的政府收入的嚴重下降和政策對本國經濟調控能力的明顯削弱;由競爭失敗導致的本國產業結構的長期落后，從而使工業現代化目標的喪失;由金融開放和金融危機導致的全面經濟混亂，其中包含著國民財富的大量流失，等等。
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道路上走到今天，使我們已經不能僅僅從貿易競爭上看全球化的沖擊，從而不能僅僅從產業生存上看發展中國家所受的沖擊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跨國公司全面進入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中形成了一大批現代產業。如果從國際分工的角度看，這些國家也已經在一個新的層次上參與了國際分工，因為出口產品的產業結構已經提升。但是很明顯，除了就業以外，發展中國家沒有真正獲得產業進步的主要利益。至少發展經濟學所指出的各種好處，如技術進步、人才培養、外部經濟、學習曲線等等，在許多產業中是不明顯的、或者是有限的，經過較長時期才逐步體現的。因此，出口商品結構的進步夸大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利益。全球化的直接沖擊絕不是發展中國家所受沖擊的全部。
在要素稟賦理論提出以后，國際分工的結構以勞動和資本富裕度的差異為依據，不再以比較優勢論以勞動為單一要素的勞動生產率為依據。要素富裕是獲得國際分工利益的原因。然而正是這一正確的理論，隱含了各國國際分工地位的差異和全球化條件下的隱性沖擊。
以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分工體系決定以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利益分配，由不同要素國際組合形成的國際生產要求實行以要素為基礎的分配結構。要素價格取決于該要素的稀缺程度。微觀經濟學的這一基本概念是完全正確的，也是仍然有意義的。但是如果我們運用這一方法，從企業經營的角度看，從全球經濟運行的角度看，就可以從新的概念上來定義要素，為全球經濟分析提供一個比較規范的研究方法。由此我們需要分析的生產要素，不僅是勞動力、資本，而且更重要的有國際銷售渠道、國際經營管理和全球企業網絡等等。
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關系中，這種以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分配至少表現出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富裕而資本稀缺，資本收益必然高，而勞動力收益必然低。發達國家資本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中處于比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更為有利的談判地位，這決定了其獲得更高收益的有利地位。發達國家資本從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收益，必然高于其在本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的收益，否則跨國公司不會冒巨大的國際政治經濟風險進行國際投資。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的大量供給使得其價格只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從而為資本收益創造了巨大的擴展空間。雅克?阿達認為，發展中國家在涉及它們與國外的金融關系時，沒有任何類似的調節手段，只有拒絕償債，但這就意味著被淘汰出國際金融體系。由于當地儲蓄不足或沒有足夠的出口能力而需要外來資金，這些國家客觀上要依賴貸款。不論是所需資本數量、投資性質或貸款條件，所有這些決定北南資本流動的參數都不受發展中國家自己左右。杰伊·梅熱也認為：全球貿易和投資規則的制定權控制在發達國家手中，且又完全是為掌握資本要素的跨國公司服務。
第二，對于從封閉走向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國際銷售渠道即市場要素是特別稀缺的。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發展起出口加工型企業，跨國公司以掌握國際銷售渠道實行與發展中國家東道國的合作方式。發展中國家獲得的只是勞動力價格收入，政府稅收也因為了吸引外資而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甚至完全減免。跨國公司通過產品包銷控制著出口價格，國際市場銷售渠道使跨國公司獲得了巨大的利潤。從生產經營的廣義要素上講，這是跨國公司擁有國際市場要素的結果。
第三，國際經營管理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一個日益重要的要素。發展中國家缺少市場經濟的經營管理經驗，特別是面對國際市場的經營管理經驗。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經營管理人員的收益遠高于東道國職工和一般管理者，是國際經營管理要素在發展中國家稀缺性的結果，因此使企業的收益向跨國投資者轉移。在合資企業中，跨國投資者的各種非現金投入中大量實現了國際經營管理的收益。在外商獨資企業中外資則更加限制了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收入而大量獲得了國際經營管理收入。
第四，全球企業網絡是另一種特殊要素，這一網絡是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掌握的。對于東道國單個被投資企業來說，這是一種企業的外部合作關系，是發展中國家所沒有的資源。與國際銷售渠道一樣，跨國公司也要求獲得與這種自己所擁有的網絡相對應的收益。轉移價格就是獲得這種收益的形式。通過高進口、低出口的轉移價格，跨國公司把利潤從東道國轉移出來，獲得了更高的收益。企業網絡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在產品的價值鏈上，跨國公司自己完全控制了高增加價值的生產環節，而把低增加價值的環節放到了發展中國家中，使整個全球生產網絡的增加價值結構向發達國家有利的方向傾斜。
以上分析表明，從由要素稟賦決定的國際分工中可以看到，國際投資越是發展，跨國公司與發展中國家的收益分配差距也越大。試設想國際要素流動的另一種形式：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向發達國家流動。由于發達國家勞動力的相對稀缺，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可能獲得遠高于在本國的收入，發展中國家由此可能獲得比現在更有利的地位。盡管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也影響到發達國家非熟練勞動收入的下降，但其程度相對較小。據克魯格曼測算，美國非熟練工人收入的下降，其中只有20%是由于貿易自由化造成的，主要根源是美國國內生產率增長緩慢和技術進步導致對非熟練工人需求的下降所決定的。事實上發展中國家的優秀人才不斷向發達國家流動，獲得了較高的收入，而發展中國家卻付出了人才流失的代價，導致了發展的更大困難。一般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畢竟不是現行國際要素流動的主要形式。發達國家的政策基本上限制了發展中國家一般勞動力的流入，而鼓勵本國充裕要素向國外的流出和優秀勞動力的流入。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只鼓勵人才和基礎人才的流入，這不僅增強了發達國家的優勢要素，還大大加劇了發展中國家人才的稀缺程度。其他要素的以上分析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結論。在這個意義上完全可以說，國際投資越是發展，國際收益分配的差距也將越大。
克魯格曼還指出，作為全球化動力的技術進步導致勞動力需求結構發生變化，即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增加，而對非熟練勞動力需求下降。羅德瑞克指出，全球化所導致的貿易和投資壁壘的減少加重了能跨國流動的要素(如資本和熟練勞動)與不能跨國流動要素(如非熟練勞動)的不對稱，削弱了后者相對前者的議價能力導致其需求彈性增大。馬修·斯勞特通過對1961-1991年間美國制造業各行業對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需求彈性的實證分析，證實了羅德瑞克的觀點，從1960年代初期至1970年代中期，非熟練勞動的需求彈性在0.5%左右，而到1991年上升到1.0%，而熟練勞動的需求彈性始終在0.5%-0.8%之間，并呈缺乏彈性的趨勢。雖然這些分析是針對發達國家而作出的，由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力結構上的顯著差別，加上熟練勞動力的流動性，這一影響顯然也成為不同國家間收入差別的重要原因。與全球化的隱性沖擊相比，發展中國家所受到的隱性沖擊是不易注意的、長期作用的和影響更為深遠的。但是，隱性沖擊正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主要形式，因為國際投資和跨國經營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而產品的貿易和競爭只是國際經濟的傳統形式。全球化的隱性沖擊最終會通過收入差距的擴大反映出來。收入差距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表現得尤為明顯，且不斷拉大。在過去的40年間，最富的20個國家與最窮的20個國家的收入差距已翻了一番，在過去的30年中發達國家人均GDP增長率始終高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所占有的全球財富總值也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盡管從總體上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的比重已經下降，收入低于1美元/天的人口比重從1987年的28.3%下降到了1998年的24%，收入低于2美元/天的人口比重從1987年的61%下降到了1998年的56%，但仍有40個發展中國家的40億人口在過去的30年中人均收入增長為負數或接近于零，而且除東亞和中東外，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還在不斷增加。
當然，對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中隱性沖擊的分析，絕不意味著開放更為不利。相反，開放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仍然獲得更好的發展。全球化通過對增長的影響，在發展中國家的減貧中發揮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比較開放的國家和較為成功地加快一體化步伐的國家，其增長業績最好，而實施內向政策的國家，其增長率不佳。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貿易對GDP的比率提高1%，收入水平將提高1.5%-2%。一體化通過促進增長提高，能夠對減少貧困發揮強有力的積極影響。
二、知識經濟的要素分布與發展中國家的弱勢地位
由于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平行發展，知識經濟的要素結構也同樣通過全球化的分工變化影響著利益分配，從而使發展中國家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
知識經濟對于工業化經濟是一場歷史性的變革。這場變革導致了經濟運行中占主導地位的要素的重大變化。與工業化經濟相比，知識經濟使某些要素凸現，其中包括：1.知識型勞動力要素。直接生產過程中勞動力具有的是“知”，而在研究與開發中的勞動力更多具有的是“識”。正是一個國家知識型勞動力質量與數量的區別構成了這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特征。2.知識要素。研究與開發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它從作為企業生產的一部分中分離出來，成為社會分工進而國際分工的一部分。3.信息要素。經濟的信息化不僅會改變一國的產業結構從而改變其國際分工地位，而且會改變該國的經濟運行方式，從而改變該國的經濟運行方式及其在國際競爭中的整體競爭力。4.金融要素。由于風險投資成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主要投資形式，社會對這些產業的金融支持力決定了這些產業發展的可能性，一個國家風險投資的能力決定了這個國家發展知識經濟的能力，從而在長期中影響著其國際分工的地位。5.創新能力要素。創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制度的產物，經濟制度可能激勵創新，培養出大批企業家，也可能抑制創新，使大量具有創新才能的人被埋沒。創新能力會從根本上改變一國在國際經濟分工中的地位。6.核心技術要素。分工的深化已經使一個產品的核心部件的生產與其他部件及整體產品的生產相分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國的分工地位。與此同時我們也發現，工業化時代經濟要素地位的下降或在性質上發生變化：一般勞動力因全球化而過度供給更甚，土地與自然資源要素在知識經濟下不再重要，資本在國際市場上已易于獲得，生產性管理已有了規范流程。
對知識經濟要素的分析指出了國際分工的發展趨勢和發展中國家的另一種弱勢地位。例如，在知識型勞動力方面，國際差異是顯著的。發達國家的這一資源優勢明顯高于新興市場經濟體、轉型經濟和發展中國家(地區)。每百萬人中平均從事研究與開發的科學家、工程師人數，日本為4909人、瑞典為3826人、美國為3676人、澳大利亞為3357人。遠高于中國的454人、泰國的103人、印度的149人、巴西的168人。事實上，在這一數量統計的背后也還存在著質量的差異：在發展中國家中的工程師平均水平一般還會低于發達國家，所以實際的差距更大。
又如，在知識要素方面，研究與開發的支出占GDP的比重，發達國家普遍高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發展中國家與轉型經濟國家。例如1985至1995年統計，按百分比算美國為2.5、日本為2.9、英國為2.2、法國和德國均為2.4，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中除韓國2.8，新加坡1.1外，其余均低于1。無論是居民還是非居民的專利申請數，發達國家也普遍高于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非居民在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中申請的專利數較高，顯然是發達國家進入這些市場，需要得到保護的體現。這不構成后者的科學技術要素。
再如，教育是形成知識要素的基礎。公共教育的支出和預計受教育的年數在發達國家一般高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尤其顯著的是高等教育占相應年齡組的百分比發達國家大大高于其他國家和地區，世界平均為19%，高收入國家平均為58%，低收入國家平均為5%，中等收入國家平均為15%。
同時，在信息化的發展水平上國際差距也是巨大的。1996年，每千人擁有的電話主線數量，高收入國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低收入國家的49倍;1997年，每千人擁有的移動電話數，高收入國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倍、低收入國家的189倍;同年，每千人擁有的個人電腦數，高收入國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低收入國家的120倍;每萬人互聯網用戶數，高收入國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9倍、低收入國家的3391倍。當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指標中，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比發達國家的差距并不是很大，按單個國家、地區看有些甚至高于發達國家，新加坡、韓國和馬來西亞都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是信息革命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特點。互聯網是現代信息經濟的一個標志，一個國家所擁有的互聯網網站數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這一國家進入信息經濟狀況。1998年，每萬人擁有的互聯網網站數，芬蘭為996.56、美國為974.97、新西蘭為468.73、澳大利亞為413.92，遠高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轉型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地區)：中國香港為108.02、匈牙利為73.15、捷克為9.79、韓國為33.95、中國為0.16。
在對國際分工關系的一般分析中，理論上往往指出發展中國家從事農業、一般制造業，而發達國家從事現代工業，因而發展中國家處于國際分工的不利地位。但是這一分析在今天已經不能完全說明問題了。由于經濟發展的成就，不少發展中國家已經形成了現代制造業并有了較強的出口能力，而發達國家經濟結構提升的結果是現代服務業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形成，研究開發成為發達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主要方式。因而在一個新的意義上，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國際分工的低層次的弱勢地位。
在世界工業生產的國際分工中，高科技產品出口占全部工業產品出口的比重，反映了一國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國際分工地位。1998年新加坡這一比重為58.95%、愛爾蘭為44.55%、美國為32.96%、荷蘭為29.99%。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有的十分令人矚目，其中包括菲律賓71.45%、馬來西54.49%、泰國30.62%(1997年)、韓國26.77%、中國香港20.61%。但大部分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轉型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水平很低：中國14.53%、俄羅斯9.15%、印尼9.74%。
從通信和計算機服務的出口占服務總出口的比重看，發達國家一般在40%以上，其中日本和德國在50%以上，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轉型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地區)除了少數幾個以外，一般均在40%以下。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馬來西亞為55.06%、菲律賓為82.02%、巴西為55.57%，反映了發展的重要動向。
從保險和金融服務的出口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1998年比利時的保險和金融服務出口占服務總出口的17.52%，英國為15.82%、加拿大為11.2%、美國為6.32%，同年中國僅為1.71%、韓國為0.8%、印度為1.97%、俄羅斯為0.75%。由于發達國家的服務出口在總出口中的比重本身較高，所以保險和金融出口在服務出口中的較高比重意味著其在總出口中的更高比重。
國際分工發展史表明，體現先進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要素始終表現出其較高的稀缺性。新的生產力總是要以新的生產要素為支撐的，而生產力發展的永恒需求和內在動力使新的生產要素表現為稀缺。生產力發展的需求決定了后進國家對體現先進生產力要素的強烈需求，從而使這種生產要素因其更高的稀缺性而在國際分工中居于有利地位。美國對世界經濟的主導地位是建立在知識經濟要素基礎之上的。知識經濟的發展是多種新的經濟要素作用的結果，美國因為這些要素的充裕而贏得了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跨越。由于資本要素作用的相對下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轉型經濟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盡管發展起了資本密集型產業，甚至積累了資本但仍然不能在世界經濟中占有主導地位。當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又證明，擁有知識經濟要素是實現國際分工中主導地位的原因。知識經濟的成就大大加強了美國的國際地位，而這種國際地位的基礎是其在國際經濟結構中的主導地位。持續10年多的經濟增長增強了美國的國力，但更重要的是經濟結構的提升。經濟的信息化顯然是世界各國的發展方向，在信息產業中的領先地位決定了美國在當代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中的國際經濟主導地位。最后我們也看到，知識經濟的生產要素在當代具有顯著的稀缺性。各國在知識經濟發展中與美國的差距表明，這些國家在發展知識經濟中存在著嚴重的要素不足。
與要素結構不均衡相聯系的，是國際分工結構的不均衡。新興的附加價值高的產業只掌握在一部分國家手中。在全球化經濟中，產業結構的國際差異比以往更大。因為全球化經濟是信息經濟、服務經濟，也是高技術產業經濟。這些新的經濟成分的附加價值大大高于傳統產業，而這些知識經濟成分卻一般集中在發達國家，或者集中在投資于發展中國家的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手中。高科技產業由于其高附加值，使國際間發展差距將進一步擴大，并形成更深刻的不平等的依存性;信息產業是知識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它使經濟運行方式發生革命，更強化了信息革命發生國家的國際主導地位;金融業的巨大國際發展差距使美國的金融力量對世界居于強大的統治地位。現代意義上的國際分工，不再是淺層次上的產業的國際分工，而且包括大量深層次上的產品分工，即一產品的各個零部件由各國生產制造。但是，發達國家往往控制著具有核心技術意義的主要零部件的生產制造，而發展中國家即使形成了最終產品的生產線與生產能力，有最終產品較高的本地化水平，也仍然不擁有對產品的主導地位。
三、全球化經濟的要素收入分配
根據以上的分析，這里試提出“全球化經濟的要素收入分配論”來指出發展中國家相對不利的性質。
要素價格決定于要素稀缺性的要素收入論和生產結構決定于要素稟賦結構的要素稟賦論，在全球化經濟中至少發生了下列幾個重大變化。
第一，要素收入的分配轉變為國家之間分配。經濟學上的要素收入論是一般微觀經濟分析的原理，它并不涉及國際經濟問題。因此，它指的是某一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和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而不是國家之間的分配關系。從國際經濟分析來講，收益仍然是要素所有者的，但是不同的是每一要素所有者都是一定國家的所有者。要素所有者轉化為以國家區分的要素所有者群體。當要素擁有情況的差異表現為國家差異時，要素收益的差異也就成為國家收益的差異，要素收入分配也就成為國際分配。
第二，開放經濟改變要素供應量從而改變要素價格。在要素收入論中，決定要素收益差異的要素稀缺性是由一國的要素總量所決定的，在封閉經濟中和在一定時期中這是一個不變量。因而要素價格也就相對決定了。全球化使國民經濟成為開放經濟，要素具有國際的流動性。
第三，要素收入的國際分配是通過要素的國際流動實現的。一國的充裕要素流到另一個該要素稀缺的國家，獲得比在本國更高的收益。典型的是，資本從資本富裕國家流到資本稀缺國家會獲得更高的收益，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流入發達國家也可以獲得高得多的收入。
第四，要素的國際流動不會完全消除要素收入的國際差異。要素的國際流動會改變各國原有的要素稟賦結構和要素的稀缺性，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要素的價格，但這不會從根本上改變要素收入的國際差異。對經典要素稟賦理論的一項著名的推論，是要素價格的國際均等化，即要素國際價格差別的消失。這一推論是完全科學的，但這只表明一種長期的趨勢，而不表明只要有要素的國際流動就會消除要素價格的國際差。正因為有要素價格的國際差，才會有可持續的國際要素流動。一方面，經濟發展不斷創造出新的要素需求結構，使要素差異不可能消除。另一方面，財富積累的國際差異不斷加大著發達國家的資本富裕度和發展中國家的相對稀缺度，使國際要素流動成為持續的需要。
第五，要素的國際流動并不完全消除國際貿易。僅僅從要素稟賦論出發，一個邏輯的結論是要素一旦流動，國際貿易就會消除。國際投資在現實中常常是跨越貿易障礙的途徑。在全球化經濟中，國際要素流動下的生產面對的是全球市場，所以要素流動是生產的國際配置，從而在一個新的國際生產布局下形成新的國際貿易。即使就本來意義上的國際貿易而言，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產品的不斷更新始終創造著新的國際要素流動的必要性。
第六，全球要素價格由全球要素稀缺性決定。在全球化經濟系統中，一定的時刻具有相似于封閉的國民經濟的要素比，從而有一定的要素稀缺性和要素價格。
第七，要素收入轉變為國民收入。經濟學隱含的假定是一個經濟主體是一種要素的所有者。在全球化經濟中我們并不假定一個國家只是一種要素的所有者。每個國家都可能擁有多種要素。重要的是，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決定了這一國家在全球化經濟中的要素地位，從而這一國家在全球化經濟中基本的分配地位。
“全球化經濟的要素收入分配論”試圖從一種角度回答經濟全球化挑戰的實質。可以看到，這一理論解釋了為什么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是相對不利的。由于這一分析是從經濟學的規范分析和被公認的重要理論原理中得出的，因而是可靠的和可信的。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由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全球化挑戰的嚴峻性在于：
第一，要素結構是由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所決定的，它不是在短期中可以輕易改變的。在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研討中，經常有人提出實現動態比較優勢以改變發展中國家的分工地位。這一思路顯然是正確的。但是，新的產業優勢必須基于另一種要素供給。于是問題又歸結為要素供給的改變。但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環節。在從勞動力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變的過程中，由于資本流動的相對便利，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可以改變資本不足的狀況，但其中的收入分配關系沒有本質的變化。因為不論采用國際貸款還是采用直接投資的辦法，資本總是要獲得其相應的收入。在知識經濟條件下，不僅各種新要素的稀缺性大大增強，拉大了要素分配的差距，同時這些要素有些難以流動(例如國民經濟信息化、經濟制度)，擁有這些要素是發達國家的特征在短期內還不會改變。
第二，要素稟賦的差異決定了各國參與全球化體系的利益的大小。由于全球化經濟遵循按要素稀缺性分配收益的原則，而發達國家擁有主要稀缺要素，因而獲得更高的收益，發展中國家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
第三，全球化挑戰的核心在于與全球化同時發展的知識經濟。全球化經濟的要素收入分配論是從知識經濟的特征上提出的。顯然，知識經濟不是美國的專利，但現實卻顯然由美國所主導。以美國為首的少數發達國家在擁有知識經濟的核心要素上具有絕對的優勢，使得發展中國家面臨全球化的挑戰歸結為知識經濟的挑戰。
第四，由知識經濟所決定的國際分工新格局將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知識經濟是人類生產力從農業經濟進入工業經濟后的又一次巨大的歷史性跨越。正如在工業革命中落后的大部分國家處于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曾長達數百年一樣，在知識經濟革命中落后的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也將延續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而難以改變。
第五，要素收益的國際分配規律中存在著發展的國際差異的正反饋機制。可以發現，除了發展戰略上的原因外，由知識經濟所表現出來的要素稟賦的國際差異是國家發展水平差異的結果。然而可怕的是，知識經濟核心要素的國際差異會由于收益的國際差異而進一步增強。因為這些要素本來就是一國經濟較發達而有更多教育科研投入的結果。按要素稀缺性的國際分配會加強國際財富積累的差異，從而進一步增強發達國家在知識經濟核心要素上積累的速度，本文旨在為探索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發展戰略提供理論依據。分析表明，全球化經濟與知識經濟的特殊要素結構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處于利益分配的不利地位。要改變這種地位，必須致力于改變自己的要素結構，按照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特征規劃生產要素的全球組合與發展戰略，而不是簡單地持續傳統的富裕要素密集型的產業發展與國際分工戰略。
這一走出傳統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結論與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是相似的，以上要素分析與其“鉆石理論”所指出的國家優勢的關鍵要素也是一致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否定了以勞動生產率和要素稟賦為基礎的比較優勢戰略，強調來自于“集群”和政府的國家競爭優勢。集群是一群相互關聯的公司、供應商、關聯企業和專門化的制度和協會;公司競爭力的微觀基礎層面是指公司戰略的性質、制度環境、基礎設施和政策等。政府不應致力于產業政策，而應改善生產率增長的環境比如改善企業投入要素和基礎設施的質量和效率，制定政策以支持企業的升級和創新。國家優勢關鍵要素包括企業戰略、企業結構、同業競爭;相關與支柱性產業;生產要素;以及需求條件。本文從新的廣義要素觀揭示了發展中國家的弱勢地位，從而否定了傳統的比較優勢戰略。要素廣泛涉及企業制度、企業經營環境、國家競爭力的制度因素、國家創新制度、知識經濟的核心要素和信息基礎設施的供給，等等。發展中國家只有從這些意義上的要素出發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國家競爭優勢，改變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中的弱勢地位。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