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04-20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在我國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資本收益遞減現象越來越嚴重，如何提高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就顯得尤為重要，資源錯配會導致經濟活動中生產要素的價格扭曲、配置效率低下以及經濟損失。以現實困境為切入點，通過文獻資料研究方法，深入觀察和研
摘要：在我國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資本收益遞減現象越來越嚴重，如何提高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就顯得尤為重要，資源錯配會導致經濟活動中生產要素的價格扭曲、配置效率低下以及經濟損失。以現實困境為切入點，通過文獻資料研究方法，深入觀察和研究我國資源要素配置扭曲的起因、作用機理和經濟影響效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經濟的增速下降與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不斷上升，經濟結構和發展動力都亟待調整與重塑。為保障中國經濟健康發展，需要全方位優化和提升資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不斷尋找新的經濟競爭優勢和增長點。
關鍵詞：資源錯配;全要素生產率;價格扭曲;所有制歧視
自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長期保持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經濟増長，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邁入到“新常態化”階段，加之外部環境世界經濟周期的下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出現了明顯下滑，給中國社會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引發社會各界的討論和爭議。雖然現有研究對當前經濟增速下行的原因尚未有一致的結論，但全要素生產率(TFP)是解讀中國經濟下行的重要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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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開始關注資源錯配對經濟效率的影響機制。Restuccia&Rogerson(2008)通過異質性企業的要素錯配模型，首次構建了“微—宏觀”的資源錯配理論分析框架，并基于多國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1]。具體到中國經濟增長現實情況，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已由改革開放初期的勞動、資本和TFP平衡拉動，轉變成資本投入與TFP反向角力的態勢，尤其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國TFP表現出斷崖式下降的趨勢[2]。借此，本文以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轉型經濟體的現實困境為切入點，深入觀察和研究我國資源要素配置扭曲的特征、起因、作用機理、經濟影響效應，以及如何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矯正資源配置扭曲的政策措施等問題，以期補充和推動該領域的研究工作。
一、資源配置扭曲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TFP)水平，一方面取決于企業研發投入水平、采納新技術的能力以及使用既定技術的效率，另一方面取決于資源要素在不同生產單位、不同區域之間的配置效率，或者資源配置扭曲。根據Wei等(2017)所提供的數據資料，中國過去6年間實際GDP增長的下降對應年份的TFP增速也呈現下降，從2009年開始中國全要素生產率(TFP)對GDP增長的貢獻為負，2015年已經達到-34.6%。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我國研發投入(R&D)占國民經濟GDP的比重呈現快速增長態勢，由金融危機當年的1.46%上升到2015年的2.05%[3]。中國2010年研發投入占國民經濟比重已經達到OECD國家的中位數水平，隨后2012年就已超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國整體TFP水平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下降甚至為負向影響，而創新研發經費投入水平卻在不斷攀升，這初步說明我國資源配置扭曲、生產要素利用效率惡化嚴重。
一般而言，市場經濟主要包括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兩大市場。中國市場化經濟改革進程表現可謂是極度不對稱的：商品(產品)市場幾乎已全面放開，基本實現自由市場化交易;而在生產要素市場上，包括資本、勞動、土地等要素市場化程度較低、利用效率低下。學術研究者普遍認為資源配置扭曲已經成為阻礙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約束力。理論上，給定生產技術是凸性的，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是使得企業之間的邊際報酬相同。那么，資源配置扭曲或錯配指的就是資源的配置方式背離了效率最優化的原則，資源的邊際報酬在橫截層面上出現差異。資源配置扭曲會造成整體全要素生產率(TFP)和經濟總產出水平的損失，相應的資源要素從低邊際報酬的企業向高邊際報酬的企業再配置則能夠實現既定技術水平下總產出和TFP的提升。
二、資源配置扭曲產生的主要原因
資源配置扭曲的產生通常與市場不完備、政策不恰當以及制度性等因素相關，主要有如下的幾個原因：
(一)“所有制歧視”“規模歧視”與資本錯配在我國，長期以來生產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部門占據著大量的資本要素，而生產效率較高的私營企業部門則面臨著嚴重的資本“瓶頸”。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銀行體系的資本配置較為有效，資本要素更多地流向了效率更高、盈利能力更強的企業，然而，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銀行承擔救市職能的日益增強，銀行信貸與國有企業盈利能力之間的相關性逐漸消失。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研究發現我國的銀行體系在信貸過程中表現出明顯地“所有制歧視”與“規模歧視”現象，國有企業從銀行體系所獲貸款額要大于其他所有制類型企業，并且信貸成本也明顯低于私營企業。
所有制歧視是導致我國資本錯配與TFP損失的主要因素之一。Ferri&Liu(2009)基于2001—2005年中國企業微觀數據，實證研究表明，即使控制了企業個體特征等因素后，國有企業的銀行信貸成本依然顯著低于非國有企業部門[4]。同樣，Hale&Long(2010)通過對中國工業企業數據(2000–2006年)和中國企業普查數據(1997，2000，2002，2004，2006年)，實證研究表明，與中小型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更容易從外部獲得資金，并且國有企業的利息成本僅是民營企業的1/2[5]。同時，Poncet等(2010)在基于所有制獲得信貸資金的假設條件下，構建了信貸約束的實證模型，并采用1998—2005年中國20000多家的樣本數據，發現中國的私營企業面臨著嚴重的“規模歧視”，并且國有企業融資行為抑制了私營企業的信貸途徑(“擠出效應”)[6]。戴靜和張建華(2013)構建了金融“所有制歧視”下的兩廠商生產模型，發現金融“所有制歧視”下的資本錯配誘使了廠商的創新產出偏離其均衡狀態，進一步，其利用中國地區工業部門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指出減少金融“所有制歧視”有助于提升國有經濟的創新活動和產出[7]。
另外從企業規模、經濟周期的角度來看，我國制造業上市企業的數據顯示，雖然小企業擁有較高的資本邊際生產率，但卻比大型企業面臨著更嚴重的資本錯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市場配置的國有偏好，認為政府對國有企業部門的隱性擔保刺激了信貸資金的“逆向流動”，資本要素“錯配”給低效率企業，抑制了我國經濟TFP的提升。我們可以通過數理模型及日本企業層面的樣本數據，進一步研究了“僵尸企業”誘使金融扭曲的影響效應，“僵尸企業”所屬產業表現出較低的就業率、生產效率與“產能過剩”，最為重要的是，“僵尸企業”的增多顯著抑制了投資、就業的增加，以及生產率更高的新型競爭者盈利能力的提升。
(二)勞動力市場與資本錯配
我國資本要素“所有制歧視”與“規模歧視”，進一步誘發了勞動力市場結構的非均衡，對我國技術進步方向表現出制約作用。時磊和田艷芳(2013)基于世界銀行2003年投資環境調查數據，通過實證研究發現，資本要素扭曲顯著降低了企業雇傭技能員工的比重，資本要素扭曲的受益者(國有企業部門)表現出抑制技能員工雇傭的特征，而資本要素扭曲的受害者(中小企業部門)技術水平低下，且未擺脫“去技能化”階段[8]。因此可以認為我國產業之間勞動要素錯配的根源在于資本要素配置的不合理，資本的快速增長與配置效率低下。
(三)特殊制度安排與資本錯配
特殊的制度安排與設計是扭曲資本要素有效配置的重要原因，產能過剩與我國的金融結構、金融監管體制有關。Allen等(2005)實證考察和對比了中國正式的法律、金融制度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推論出主要是中國銀行業體系的資本有效促進了國有經濟部門增長[9]。Dollar&Wei(2007)以中國120個城市12400家企業的微觀數據為實證研究樣本，發現中國的信貸制度誘使了資本要素配置扭曲，其認為減少信貸市場的制度扭曲，更加高效地配置資本要素，并提高國有企業資本存量的利用率，將使中國GDP增長5%，若能消除資本錯配，將資本要素配給高效率的私營企業，我國GDP增長可提高2%-8%，并通過構建一個分割的二元信貸市場結構模型，探討出體制因素與產權結構是造成我國信貸市場扭曲的根本原因[10]。Brandt等(2012)通過1998–2007年制造業部門的非平衡面板數據實證考察了中國TFP，指出如果消除信貸市場的制度因素，資本要素將從國有企業流向高效率的私營企業，中國產業層面的TFP則會得到顯著提升[11]。靳來群等(2015)在異質性企業壟斷競爭模型框架基礎上，通過利用中國微觀企業數據庫，實證分析表明，政府行政權力與國有企業壟斷結合而成的行政壟斷才是導致資本要素錯配的根本所在[12]。
三、資源配置扭曲對應的策略
(一)適時調整政府政策在政策
方面對資本錯配的影響，主要是研究政策、制度等方面的扭曲效應。我們可以基于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的理論分析框架，考察了政策性補貼對我國經濟的作用效應，也通過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定量分析了偏向國有企業政策所導致的經濟效率損失。經研究發現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補貼直接扭曲了企業的資本要素成本。另外，基于我國制造業企業微觀數據的校準模型發現政策性扭曲所誘致的資本錯配造成了極其高昂的經濟效率損失。
Restuccia&Rogerson(2008)通過異質性企業的生產要素錯配模型，發現企業稅收優惠或補貼政策會使得企業間的要素價格出現差異，導致資本要素錯配發生，同時，其利用美國數據進行校準實證考察，扭曲性的政策會導致資本累積、TFP水平下降30%-50%，其認為引起資本要素錯配的這些扭曲政策會對TFP、產出產生巨大損失[1]。Guner等(2008)通過拓展跨度控制模型，考察企業規模決定政策對生產率、均衡數量與規模的影響效應，指出稅收或補貼政策會嚴重扭曲資源配置方向和效率，政府不合理的資本稅收政策平均會縮小企業規模20%，導致總產出和企業平均產出分別下降8.1%、25.6%[13]。由此政府和銀行需要從自身利益的考慮，有動力對僵尸企業實施延期信貸政策，毫無疑問，這使得稀缺的資本要素更多地錯配于低效率企業，嚴重損害經濟效率。
(二)監控和協調資本要素價格
扭曲的資本要素價格并不能形成均衡的資本供求狀態，其必然導致資本的盲目、過度形成，加劇資本報酬遞減，同時，進一步惡化資本錯配的程度,所以資本要素配置扭曲主要是受到產業內或產業之間的資本要素價格差異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資本投資所導致的低效率問題就已凸顯，資本過度擴張、投資收益顯著惡化致使我國的技術路徑偏離均衡狀態，而中國的資本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干預的支配，尤其是存貸款利率限制。
秦朵和宋海巖(2003)通過1989—2000年間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認為我國的資本要素價格信號尚不能反映真實的資本要素供求平衡狀態[14]。Hsieh&Klenow(2009)在標準壟斷競爭模型的基礎上，通過引入資本價格扭曲所導致的邊際產出差異來反映錯配程度，將微觀經濟活動與宏觀經濟效率做了較好的融合，開啟了資源錯配理論的實證研究，并通對中國(1998-2005)和印度(1987-1994)4位代碼制造業企業數據的實證研究，認為消除對資本、勞動要素的錯配，我國TFP將提高25%-40%，印度則可提高50%-60%[15]。王林輝和袁禮(2014)構建了不完全競爭下的資本錯配模型，探討了信貸市場資本要素價格扭曲引致的資本錯配對TFP和產出的影響效應，基于1978-2010年我國八大產業面板數據的實證結果顯示，資本價格扭曲引發的資本錯配使得我國TFP平均下降2.6%[16]。因此，在當前的復雜的市場環境下，只有通過監控和協調資本要素價格才能有利于經濟良性發展，促進資源有效配置。
(三)積極完善信貸市場
信貸市場不完善性時，初次財富分配在長期和短期上都會顯著地影響總產出和投資活動，其認為信貸市場不完善導致了資本錯配，進而對跨國間持續存在的人均資本產出差別產生顯著作用效應。信貸市場會存在三種缺陷，即借貸約束、利率的差異以及投資不可逆性。
Midrigan&Xu(2010)通過數理模型及韓國、哥倫比亞制造業微觀數據，定量研究了不完善的信貸市場導致的資本錯配所產生的TFP效應，表明如果哥倫比亞的信貸市場與韓國趨同，則能使TFP增長40%。并通過構建了一個定量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信貸市場的不完善扭曲了資本配置和企業家才能，從而造成TFP的下降[17]。與此相似，朱喜等(2011)通過一個完全競爭的理論模型分析了農村生產要素配置扭曲對TFP的影響機制，并基于2003-2007年中國農村微觀數據，實證分析表明信貸市場的缺陷是資本要素錯配的主要原因[18]。隨后，張佩和馬弘(2012)構建了一個僅考慮資本扭曲的壟斷競爭模型，并基于中國微觀企業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的TFP損失主要是源自企業微觀層面上的信貸錯配所引致的，即信貸成本的大小并不依據微觀主體的盈利能力和風險水平的差異，其明確指出，此前的相關研究低估了信貸市場缺陷在發展中國家的作用[19]。信貸市場不完善所導致的資本錯配可以能夠解釋的生產率損失，信貸市場的缺陷能夠直接導致資本要素錯配現象的發生，指出信貸市場不完善的國家存在著嚴重的資源錯配現象，所以積極完善信貸市場也是解決資源配置扭曲問題的有效手段。
(四)積極完善土地要素市場
我國土地流轉市場發展滯后，土地利用效率偏低，抑制了土地要素向高效率生產部門的流動，阻礙了土地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因此需要進一步促進土地經營權的流轉，這樣才會有利于土地資源向高效率農戶手中流動，進而推動我國農業生產率的提升。只有完善土地要素市場才能獲得高效的土地資源配置，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從而增加農民的收入。土地制度變革對我國農村人口流動的影響效應也是比較大的，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顯著促進了農村人口流動。土地市場完善程度越高，越能促使農村土地資源向高效率農戶轉移，進而提高土地要素的配置效率，土地經營權流轉有助于優化土地資源配置、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勞動力市場轉移。
四、總結
對于資源配置扭曲問題的研究，不僅能為政策評估提供可參考的框架和基準，而且也能帶來重要的啟示：即當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物質資本、人為資本積累不足，并且技術創新能力較弱時，其可通過改善資源配置扭曲程度來獲得TFP的提升和經濟的增長。從歷史經驗來看，資源要素配置扭曲是一把“雙刃劍”。在市場經濟轉型過渡過程中，市場扭曲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其并不必然意味著對地區經濟增長的阻礙，例如：二戰后的日本、亞洲“四小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非市場化力量使經濟發展成績斐然，然而，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終究是不可持續的。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轉型經濟體，經濟發展已步入到一個新的轉折階段。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政府迅速采取了大規模的刺激經濟復蘇和增長計劃，這些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遺癥在現階段已暴露出來，當前我國經濟體中出現了大量的低端無效產能過剩、庫存積累、企業盈利能力下降、杠桿率高企、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等現象，致使我國經濟的供需結構失衡、經濟增速下降與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不斷上升，增長速度、經濟結構和發展動力都亟待調整與重塑，尋找新的經濟競爭優勢和增長點。在此背景下，加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步伐，培育新模式、新結構，破除諸多體制機制障礙，全方位優化和提升資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將成為中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能源泉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