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08-16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基于成都市主城區各街道的流動人口數據，分析2010-2015年流動人口規模的空間分布格局及居住空間分異程度，并從流動人口行為決策的視角選取影響變量，分析其對居住自選擇的影響程度及其空間差異，據此揭示居住自選擇中的空間權衡過程，探討流動人口的空
摘要：基于成都市主城區各街道的流動人口數據，分析2010-2015年流動人口規模的空間分布格局及居住空間分異程度，并從流動人口行為決策的視角選取影響變量，分析其對居住自選擇的影響程度及其空間差異，據此揭示居住自選擇中的空間權衡過程，探討流動人口的空間權衡對其居住自選擇和居住空間格局形成的作用。結果表明：2010-2015年，成都流動人口在主城區南部和城市中心快速增加，其集聚態勢為西高東低;流動人口相較于本地戶籍人口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居住空間分異性;流動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居住區面積、房租、公交、企業及生活服務設施對流動人口居住自選擇有明顯影響，且流動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居住區面積和房租影響顯著，但影響關系受流動人口空間自相關影響顯著;地理加權回歸結果顯示不同變量對居住自選擇的解釋能力存在空間差異性，流動人口通過不同變量空間分布的差異性權衡不同區域，以此完成居住自選擇并最終形成居住空間格局。
關鍵詞：居住自選擇;空間權衡;流動人口;地理加權回歸;成都市
1 引言
居住自選擇可被理解為個體對居住地的偏好態度，并能充分表達自身特征和選擇態度的行為決策[1] 。居住自選擇多被用在交通[2,3] 或出行行為[4] 同建成環境關系的研究中，來探討其在建成環境和行為關系[5] 間的作用，以及同土地利用[6] 和公共政策的關系[7,8] 。研究證明社會經濟屬性、主觀態度及生活方式都是居住自選擇的成因[7,9] �？臻g權衡指對空間不同區域進行權衡比較，選擇更適合的區域[10] 。城市空間的異質性決定同一區域在不同變量的衡量下或不同區域在同一變量衡量下空間特性的差異化，使得城市中少有完美區域可同時滿足多個變量的衡量[11] ，所以居住自選擇具有空間性，即不同變量對居住自選擇的影響在空間上不一致[12] 。這種不一致使得城市不同區域在滿足居住自選擇時表現出差異性，所以要求居住自選擇的主體對不同區域進行空間權衡，其權衡過程受不同變量影響。
流動人口成為現代大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居住空間格局對城市發展和社會融合意義重大[13,14] 。自1998年中國改革住房商品化制度以來，城市流動人口可以更自由地根據收入、工作、家庭和個人偏好選擇居住地[15,16] ，流動人口個體的居住自選擇共同構成總體的居住空間格局。關于流動人口居住空間格局的研究可以分為三類：一是研究職業、收入、教育、家庭構成等流動人口自身特征對居住空間選擇的影響[17,18] ;二是闡述住房價格和城市空間對流動人口的“過濾”和“篩選”作用[6,19,20] ;三是根據普查數據分析國家或區域層面流動人口居住空間分異格局及驅動機制[16,21,22] 。但對流動人口居住空間格局形成的過程研究較少，缺乏對城市特征的考量和影響因素空間差異性的探討。
城鎮化背景下，大量流動人口進入城市，租房成為流動人口主要的居住方式[23] ，居住成本也就成為影響居住自選擇的重要因素。同時流動人口還參加通勤、就業和享受城市生活環境[14,16,21] ，以實現自我發展，城市活動構成其對空間環境的感知并影響他們的空間權衡，在此基礎上完成居住自選擇，個體的居住自選擇反映總體的居住空間格局[24,25] 。因此本文試圖尋找表征流動人口對城市空間環境感知的變量，分析其對空間權衡的作用，揭示居住自選擇中的空間權衡過程。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研究視角
對居住空間分異的研究主要有三種視角，以社會—空間理論、社會生態學為代表的結構主義[26] ;以自選擇理論、家庭生命周期為代表行為主義[27] ;以公共政策和制度為代表的制度主義[25] 。結構主義主要分析居住空間格局及其影響因素，行為主義則更多從個體選擇和行為決策的視角分析居住空間分異形成原因，有利于分析在城市轉型中流動人口對城市空間的感知、權衡的過程，認知個體的空間權衡和空間選擇在居住空間格局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所以本文以城市流動人口行為決策為視角，基于影響流動人口對城市空間環境感知的變量，分析流動人口居住自選擇的空間權衡過程，試圖揭示不同變量對空間權衡的影響作用，闡述流動人口如何根據影響變量對城市空間不同區域進行空間權衡，以完成居住自選擇，并最終形成居住空間格局。嘗試構建空間感知→空間權衡→空間選擇 (居住自選擇) →空間格局的研究流動人口居住空間分異的邏輯架構，深化對流動人口居住空間分異的認識，以期為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和城市管理提供參考，促進宜居城市建設和城市競爭力的提升。
2.2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為成都市中心六區構成的主城區(圖1)，包括青羊區、錦江區、武侯區、金牛區、成華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高新區)，共計77個街道辦事處。成都市作為四川省省會和西南經濟、文化中心，大量流動人口涌入推動了全市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 2000年的34.13%上升到2015年的67.51%，其主城六區已實現100%的城鎮化。2015年成都主城六區常住人口為644萬人，其中流動人口304萬人;2010年常住人口511萬人，流動人口270萬人。5年間常住人口增長25.91%，流動人口增長12.57%，流動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由2010年的52.79%降到2015年47.2% (數據源自2016年成都統計年鑒)。成都市地處成都平原腹地，是成渝城市群核心城市，市內無大型河流、山脈割裂城市空間。在歷史發展進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心圈層式的空間格局，并對城市布局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其中心圈層式的空間格局完全由社會經濟力量所塑造，更能體現城市空間和要素特征的空間差異，有利于研究城市空間分異性對流動人口居住自選擇的影響。
2.3 數據來源及處理
2010 年、2015 年的戶籍和流動人口數據分別來自 2011 年、2016 年的 《青羊年鑒》《金牛年鑒》《成都市錦江區年鑒》《成華年鑒》《武侯年鑒》《成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年鑒》六本年鑒中各街道所統計的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其中流動人口指市區外流入到所在街道半年以上的人口，戶籍人口指居住在本街道的且擁有本地戶籍的人口，對于街道間、城區內的人戶分離人口計入戶籍人口中，二者共同構成街道的常住人口。居住區面積來自成都市 2015 年 1∶10 萬土地利用類型圖，住宅價格、房租及出租房數量來自安居客(http://chengdu.anjuke.com/)、鏈家網 (http://cd.lianjia.com/) 和房天下 (http://cd.fang.com/)，數據截至2016年末。住宅價格為商品房出售單價，單位為元/m2 ，出租房數量以小區可出租房屋套數計算，出租價格根據房屋面積和月租金換算為元/m2 /月。公交站及線路、醫院、藥店、商場及餐館數據來自百度地圖(http://map.baidu.com/)，企業數據來自順企網(http://www.11467.com/chengdu/)，全部整理為空間矢量數據，統一投影和坐標。
住宅價格和房租均按街道統計其單價的平均值，出租房數量以街道計算總量，分別表示每一個街道的平均住宅價格、房租和可出租房屋總套數;居住區面積來自各街道的居住用地面積之和;以每個公交站的公交路線數為權重，對各街道公交站點數加權求和，計算不同街道的公交優勢度;計算企業、醫院、藥店、商場、餐館點矢量數據的核密度，然后提取各街道核密度的均值。最終形成研究區77個街道的常住人口、流動人口、居住區面積、住宅價格、房租、出租房總數、公交、企業、醫院、商場、藥店、餐館的數據集。
2.4 實證方法
2.4.1 居住空間分異測度 運用國際通用指標分異指數(index of dissimilarity)對成都市主城區流動人口居住空間分異性進行測度。分異指數衡量流動人口的居住分異性程度，能比較不同群體均勻居住而需重新進行空間選擇比例。
2.4.2 多元線性回歸 回歸分析被認為當今最受歡迎的探索變量間影響關系的數學分析方法，其中以線性回歸最為普遍。為考慮變量間的空間相關性，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空間滯后模型和空間誤差模型[29] ，空間滯后模型中的滯后變量說明鄰近空間變量間存在擴散或溢出等空間作用，其大小反映空間擴散或溢出的程度，如果系數具有顯著統計意義，說明變量間存在一定的空間相關性;而當空間相關性是通過忽略的變量產生作用時，通過不同區域的空間協方差來反映誤差過程的空間誤差模型就能較好擬合變量間的關系。
2.4.3 地理加權回歸 多元線性回歸只能探測整體區域上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作用，但缺乏區域尺度上對影響作用的空間變異性的感知。而地理加權回歸(GWR)在線性回歸模型基礎上進行擴展，通過使回歸方程盡可能地適應局部空間要素，其回歸系數β不再是全局性的統一值，而具有空間差異性，從而可以更好地反映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作用隨空間位置而變化，用以探索空間數據的非平穩性和空間特征的異質性。
3、結果分析
3.1 流動人口居住空間分異
3.1.1 流動人口規�？臻g分布 2010-2015年間，成都市主城區流動人口增加了34萬人，其中重點增長區域位于高新區和錦江區南部、城市中心區、金牛區北部及成華區中部(圖 2a)，成都主城區南部增長率整體上高于北部，而在二環附近區域流動人口有所減少，三環至繞城區域多為流動人口增長區。增長趨勢的空間分布說明2010-2015年間，成都主城區的流動人口顯現出外圍和內核增加、中環收縮的趨勢。從2015年流動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的空間分布來看 (圖2b)，主城區的西北部，即武侯區、青羊區和金牛區流動人口集聚度最高，其占比多超過50%。相比之下，成華區的流動人口集聚度最低。表現出明顯的西高東低的集聚特點，這和成都市城市空間格局緊密相關。西部是傳統的居住區和教育文化區，北部為小商品集散批發區，東邊為工業區，南部為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流動人口的居住自選擇明顯受到城市空間結構和要素特征空間分布的影響。
3.1.2 居住空間分異程度
將常住人口分解為本地戶籍人口和流動人口，用分異指數測度流動人口相對于本地戶籍人口的居住分異性。結果表明2010年流動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規模分異指數為0.260，2015年為0.215，即成都主城區存在一定程度的居住分異，但分異程度有所減小。將分異指數按街道進行可視化(圖3)，發現流動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分異性較高的區域集中于三環外，如武侯區西部、金牛區和成華區北部，這些區域流動人口集聚度較高，其數量超過本地戶籍人口。流動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居住分異性較低的區域多在城市中心及錦江區和高新區等東南方，其流動人口占比較低。2010-2015年，成都主城區的居住分異性有所減小，尤其是金牛區和成華區的北部，而武侯區流動人口的居住空間分異性仍較高。同2010-2015年流動人口的增長趨勢 (圖2a) 結合分析，可發現流動人口快速增加的區域居住空間分異程度較低，且有顯著降低，如高新區、錦江區南部等。而武侯區西部流動人口減少，導致其居住空間分異性維持在較高水平。反映出流動人口有從居住分異性較高區域向較低區域流動的趨勢，即新增流動人口傾向于流動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分異性較小的區域，也可以認為流動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流動人口的居住自選擇。
摘 要：流動性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的出現是由我國正處于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期導致的，這是發展過程中必須面臨的一個難題，當前我國教育結構比較滯后，難以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因而導致這些子女受教育權受到侵害。所以，政府應當關注流動子女的教育問題，切實保障他們的受教育權，打破教育城鄉二元結構，致力于實現教育公平，縮小城鄉教育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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