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20所屬分類：醫學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目的了解四川省涼山州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患者(簡稱HIV/AIDS患者)污名化與焦慮、抑郁的關系。方法采用自制一般資料問卷、簡版污名化量表、廣泛性焦慮障礙量表(GAD-7)、抑郁癥篩查量表(PHQ-9)對751例HIV/AIDS患者進行問卷調查。采用線性
摘要：目的了解四川省涼山州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患者(簡稱HIV/AIDS患者)污名化與焦慮、抑郁的關系。方法采用自制一般資料問卷、簡版污名化量表、廣泛性焦慮障礙量表(GAD-7)、抑郁癥篩查量表(PHQ-9)對751例HIV/AIDS患者進行問卷調查。采用線性回歸進行統計學分析。結果本次研究有效樣本量729人。其中男性368人(50.48%);平均年齡(38.16±8.58)歲;彝族723人(99.18%);已婚/同居占77.50%;從未上學者536人(73.53%);578人(79.29%)不識字;329人(45.13%)漢語交流困難;年收入低于10000元占83.54%。污名化總分為(24.60±8.48)分，調整人口學變量后分析顯示，個人恥辱(β=0.710，P<0.001)、擔心公開(β=0.413，P<0.001)、公眾態度(β=0.715，P<0.001)、負面自我形象(β=1.003，P<0.001)、污名化總分(β=0.306，P<0.001)是HIV/AIDS患者焦慮癥狀的正相關因素。個人恥辱(β=0.659，P<0.001)、擔心公開(β=0.215，P<0.001)、公眾態度(β=0.739，P<0.001)、負面自我形象(β=0.685，P<0.001)、污名化總分(β=0.236，P<0.001)也是HIV/AIDS患者抑郁癥狀的正相關因素。結論涼山州HIV/AIDS患者所遭受的污名化與其焦慮、抑郁癥狀呈顯著性正相關，應加強對艾滋病知識教育，減少艾滋病歧視，提高HIV/AIDS患者心理健康水平。
關鍵詞：涼山州;艾滋病;污名化;焦慮;抑郁
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患者(簡稱HIV/AIDS患者)面臨歧視與偏見，容易出現各種心理問題[1-2]。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又會影響HIV/AIDS患者的服藥依從性，且與不安全性行為和多性伴等有關，因此是艾防工作中亟待研究的問題[3-4]。前期研究表明，艾滋病相關污名化與HIV/AIDS患者的焦慮抑郁癥狀相關，其污名化越強，焦慮和抑郁的程度越高[5-6]，抗反轉錄病毒治療依從性越低[7]。而針對涼山州HIV/AIDS患者焦慮、抑郁狀況的研究較少。本研究旨在了解涼山州HIV/AIDS患者污名化和焦慮、抑郁狀況，分析污名化與焦慮、抑郁癥狀的關系，為減少艾滋病歧視，提高HIV/AIDS患者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據，從而提高抗病毒治療服藥依從性，減少艾滋病的進一步傳播。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間，布拖縣和美姑縣高流行和中等流行15個鄉鎮中所有HIV/AIDS患者。納入標準：①HIV/AIDS患者;②屬地為目標縣的常住居民;③年齡≥14歲;④知情同意、自愿參加調查。排除標準：①調查時不在本地、失訪、死亡、羈押等;②患者有嚴重的身體和精神疾病;③調查時離開目標鄉鎮的對象。
1.2方法根據鄉鎮HIV感染人數選取研究地區和研究對象。在調查對象知情同意的原則下，對所有納入研究的調查對象采用自行設計的調查問卷進行調查。調查以面對面訪談的方式進行，在訪談過程中，經過培訓的調查人員由一名當地彝族醫務人員陪同幫助翻譯，以保證訪談交流通暢;調查內容包括一般人口學資料、艾滋病污名化情況、心理健康狀況(焦慮、抑郁)等資料信息。本研究經四川大學華西第四醫院(華西公共衛生學院)醫學倫理學委員會審查通過，同意該研究的相關工作按計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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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艾滋病污名化情況采用簡版污名化量表(12-itemshortversionoftheHIVstigmascale)[8]，該量表由Berger恥辱感量表改編而成，其中文版[9]信效度良好，共12個條目，每個條目評分為1~4分，總分為12~48分。分為個人恥辱、擔心公開、負面自我形象和公眾態度四個維度，其中個人恥辱維度包含三個條目：“你在意的人得知你得艾滋病后就不再聯系你”“你失去了告訴他們你感染了艾滋病的朋友”“(如果)別人知道你有艾滋病，會減少和你的接觸”，總分為3~12分;擔心公開維度包含三個條目：“你對得艾滋病這個事情保密”“把自己感染艾滋病的事情給別人說是很冒險的事情”“你在告訴別人自身的病情時都會非常小心”，總分為3~12分;負面自我形象維度包含三個條目：“感染艾滋病讓你有負罪感”“別人對于艾滋病的態度讓你感覺自己很糟”“有艾滋病讓你覺得自己不如別人”，總分為3~12分;公眾態度維度包含三個條目：“多數人認為艾滋病是行為不端才得的”“艾滋病感染者會被排斥”“多數人和艾滋病感染者在一起都會感覺不舒服”，總分為3~12分。各維度分值越高，表示調查對象感受到的艾滋病相關污名化越強。
2)焦慮狀況采用廣泛性焦慮障礙量表(GAD7)[10]，該量表總分范圍為0~21分，分值越高，表示調查對象的焦慮癥狀越嚴重，評分標準：0~4分沒有焦慮;5~9分輕度焦慮;10~14分中度焦慮;15~21分重度焦慮。抑郁狀況采用患者健康問卷抑郁量表(PHQ-9)[11]，該量表總分范圍為0~27分，分值越高，表示調查對象的抑郁癥狀越嚴重，評分標準：0~4分沒有抑郁，5~9分輕度抑郁，10~14分中度抑郁，15~19分中重度抑郁，20~27分為重度抑郁。兩個量表內容簡單，國內外研究[12-14]已證實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3統計分析采用EpiData3.1軟件錄入數據，SPSS22.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以焦慮、抑郁總分為因變量，采用線性回歸分析與焦慮、抑郁相關的因素。首先使用單因素線性回歸模型來檢驗每個社會人口學變量和焦慮、抑郁之間的相關性，然后納入單因素分析中P<0.10的社會人口學變量作為調整變量構建多重線性回歸模型，分析污名化與焦慮、抑郁的關系。多重線性回歸模型以逐步法篩選變量，變量進入的標準為P<0.05，排除的標準為P>0.10。α=0.05為檢驗水準。
2結果
2.1社會人口學資料本次共發放問卷751份，回收有效問卷729份，其中男性368人(50.48%);平均年齡(38.16±8.58)歲;人口學資料詳見表1。
2.2HIV/AIDS患者污名化情況被調查HIV/AIDS患者污名化總分為(24.60±8.48)分，各條目均分為(2.05±0.71)分。個人恥辱維度得分(5.06±2.60)分，各條目均分為(1.69±0.87)分;擔心公開維度得分為(6.05±3.20)分，各條目均分為(2.02±1.07)分;公眾態度維度得分(6.11±2.34)分，各條目均分為(2.04±0.78)分;負面自我形象得分(7.38±3.05)分，各條目均分為(2.46±1.02)分。
2.3焦慮、抑郁癥狀檢出情況被調查HIV/AIDS患者焦慮狀況總分為(6.78±6.45)分，380人(52.13%)有焦慮癥狀，115人(15.78%)表現為重度焦慮;抑郁狀況總分為(5.96±5.10)分，366人(50.21%)有抑郁癥狀，9人(1.23%)表現為重度抑郁。詳見表2。
2.4HIV/AIDS患者污名化與焦慮、抑郁癥狀的相關性單因素線性回歸模型顯示，社會人口學變量中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年收入、識字情況是焦慮和抑郁的影響因素。此外，受教育程度、語言掌握情況也是抑郁的影響因素。詳見表3。
以單因素線性回歸模型中P<0.1的社會人口學變量作為調整變量，即焦慮癥狀分析時，以“年齡”“性別”“婚姻狀況”“識字程度”“家庭年收入等級”作為調整變量;抑郁癥狀分析時，以“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識字程度”“語言掌握情況”“家庭年收入等級”作為調整變量，構建多重線性回歸模型。多重線性回歸結果顯示：個人恥辱(β=0.710，P<0.001)、擔心公開(β=0.413，P<0.001)、公眾態度(β=0.715，P<0.001)、負面自我形象(β=1.003，P<0.001)、污名化總分(β=0.306，P<0.001)是HIV/AIDS患者焦慮癥狀的正相關因素。個人恥辱(β=0.659，P<0.001)、擔心公開(β=0.215，P<0.001)、公眾態度(β=0.739，P<0.001)、負面自我形象(β=0.685，P<0.001)、污名化總分(β=0.236，P<0.001)也是HIV/AIDS患者抑郁癥狀的正相關因素。詳見表4。
3討論
本研究中，HIV/AIDS患者污名化總分為(24.60±8.48)分，污名化各維度加權平均得分中，負面自我形象維度得分最高。負面自我形象測量的是HIV/AIDS患者對自我的負面感覺，表明本研究的調查對象存在較強的自我排斥和負罪感。有調查顯示[15]負面自我形象是抑郁的主要預測因子。艾滋病導致的免疫力下降及抗病毒治療產生的不良反應可能導致HIV/AIDS患者身體的缺陷，降低HIV/AIDS患者對自我價值的認識，產生負面自我形象，影響其污名化狀況，進而影響心理健康。
本研究焦慮、抑郁癥狀調查顯示，一半以上的HIV/AIDS患者存在焦慮癥狀和抑郁癥狀，明顯高于長沙市門診HIV/AIDS患者焦慮癥狀和抑郁癥狀的發生率[16-17]，這可能與涼山州的經濟和教育發展水平較為落后有關，人們對艾滋病沒有正確的了解和認識，也無法尋求更多的途徑來排解自己的負面情緒。同時，調查發現，涼山州HIV/AIDS患者焦慮癥狀和抑郁癥狀的發生率低于經濟、教育水平較為相似的云南省農村地區[18]，這可能與涼山州的民族文化有關，本次調查對象以彝族居民為主，家支作為彝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為其提供經濟、勞動、情感和發展等各方面的支持[19]，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負面情緒。
本研究多重線性回歸模型顯示，HIV/AIDS患者的焦慮、抑郁癥狀與污名化總分及污名化劃分的四個維度(個人恥辱、擔心公開、公眾態度、負面自我形象)呈顯著性正相關(P<0.001)，提示HIV/AIDS患者污名化越嚴重，焦慮癥狀和抑郁癥狀的程度越高，與國內外研究結果一致[20-23]。社會大眾對于HIV/AIDS患者歧視普遍存在，表現為對HIV/AIDS患者感到恐懼或厭惡，拒絕與其接觸。Dahlui等[24]研究顯示，只有一半的人愿意在感染HIV的商販店里購物;近一半的人不同意感染HIV的女教師繼續從事教學工作。有約1/3的醫務工作者認為自己會區別對待HIV/AIDS患者，向HIV/AIDS患者提供有別于其他患者的醫療服務[25]。這些來自家庭、朋友、社會的污名化體驗會增加HIV/AIDS患者的心理壓力，并且污名化越嚴重，心理壓力越大[26]，再加上疾病本身所帶來的身體缺陷，構成了HIV/AIDS患者的雙重壓力，使其產生負面情緒的風險增加，繼而引發了焦慮、抑郁等各種心理問題。
綜上所述，HIV/AIDS患者所遭受的污名化與其焦慮、抑郁癥狀呈顯著性正相關，污名化越嚴重，焦慮和抑郁的程度越高。因此，提高HIV/AIDS患者的自我認同、減少社會公眾的歧視行為，對改善HIV/AIDS患者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義。研究表明[27]，開展艾滋病知識的教育干預能減少社會對于艾滋病的恐懼、歧視和譴責，改善HIV/AIDS患者的污名化。所以，政府部門應完善相關政策，開展持續性健康教育，引導社會公眾正確認識艾滋病，消除因對艾滋病的錯誤認知導致的歧視行為。增強醫務人員溝通能力，向HIV/AIDS患者宣傳艾滋病相關知識，使其充分認識艾滋病，減少消極情緒的產生。同時，醫務人員應致力于使用簡短有效的工具，如本研究中使用的負面自我形象等條目來主動評估HIV/AIDS患者的內在污名化，必要時提供認知行為療法和同伴支持等來減少內在污名化。響應國家對艾滋病防治的“四免一關懷”政策，使HIV/AIDS患者得到真正的關懷，促進HIV/AIDS患者心理健康。——論文作者：劉越男1，陸浩楠1，鐘世勇2，吉克爾沙2，劉虎2，王子昕3，黃玉玲4，吉克春農5，余剛5，王菊5，余彬1，韓佳禹1，楊淑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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