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02-17所屬分類：醫學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輔助生殖技術是治療女性不孕的一種手段，但是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在患者中普遍存在，筆者旨在了解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患者的焦慮、抑郁現狀，并分析其影響因素。隨機抽取300例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的患者，在治療周期前采用一般情況調查問卷、
摘要：輔助生殖技術是治療女性不孕的一種手段，但是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在患者中普遍存在，筆者旨在了解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患者的焦慮、抑郁現狀，并分析其影響因素。隨機抽取300例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的患者，在治療周期前采用一般情況調查問卷、焦慮自評量表、抑郁自評量表進行橫斷面調查，以分析相關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在治療周期前，進行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患者的焦慮、抑郁人數比例分別為39.3%和62.3%。其中經濟因素、不孕不育因素以及家庭因素是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患者焦慮、抑郁情緒的主要影響因素(p<0.05)。焦慮、抑郁情緒普遍存在于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的女性患者中，還受到諸如文化程度等因素影響。因此，建議醫務人員幫助患者及家屬樹立治療的信心，并強調家庭支持系統的重要性，讓患者可以隨時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從而減少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的發生。
關鍵詞：體外受精;胚胎移植;焦慮;抑郁
1引言
隨著城市人口的逐漸增多，工作方式的改變、生活壓力的增大，以及環境的污染等，不孕癥患病率也逐年增高。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到的全球不孕癥發病率呈上升趨勢[1]。據報道，全世界約有13%的夫婦患有不孕不育癥，約3000萬至1.68億[2]。目前，我國不孕不育患者已超過4000萬，發病比例占育齡夫婦的12.5%，并呈遞增趨勢。因此，對大多數女性來說不孕會造成心理創傷，從而導致患者焦慮和抑郁癥狀的產生[3-5]。郭啟云等[6]調查認為，分別有86.7%和46.28%的女性不孕患者存在焦慮和抑郁的癥狀。程建云等[7]在2016年就有研究得出，康奈爾醫學指數測評異常者，其妊娠成功率也較低。1978年，隨著世界首例試管嬰兒路易斯·布朗的誕生，“體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invitrofertilization-embryotransfer)”就被當作是不孕癥的有效治療手段，據國內多個生殖中心的調查顯示，成功率達到40%以上[8]，但該技術高昂的醫療費用、復雜的技術操作過程容易導致患者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的產生，進一步影響治療成功率的高低[9]。心理狀態特別是負性情緒在一定程度上對體外受精-胚胎移植結果有著極大的影響，而臨床上最容易忽視的就是心理因素與不孕癥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本研究旨在探討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患者焦慮、抑郁的現狀及其影響因素，為臨床實施有效的護理干預提供理論依據。
2對象與方法
2.1研究對象
隨機抽取2018年3-10月在武漢市某三甲醫院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的300例女性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年齡≥18歲;②醫學上確診為不孕癥;③有完整的就診記錄;④無精神疾病史;⑤無憂郁、自閉癥者;⑥無重大疾病者;⑦在該院進行IVF-ET治療;⑧自愿參與本研究。
2.2調查工具
2.2.1一般情況問卷
自行設計，包括年齡、民族、婚姻狀態、文化程度、職業、費用支付方式、家庭平均月收入、家庭類型、飲酒史、吸煙史、不孕原因等。
2.2.2焦慮自評量表SAS[10]
由Zung于1971年編制，主要用于測量患者近一周的主觀焦慮感受，總共包括20個條目。所有條目從“沒有或很少時間”到“絕大部分或全部時間”分別賦值1～4分，正向選項進行反向計分。焦慮標準分(取整數)=粗分(所有選項得分之和)×1.25，50分為分界線，50～59分為輕度焦慮，60～69分為中度焦慮，≥70分為重度焦慮。
2.2.3抑郁自評量表SDS[10]
由20個條目組成，從“沒有或很少時間”到“絕大部分或全部時間都有”分別賦值1～4分。抑郁度=粗分/80，以0.50為分界值，0.50～0.59為輕度抑郁，0.60～0.69為中度抑郁，≥0.70為重度抑郁。
2.3調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橫斷面調查，調查問卷由研究者本人依次發給納入標準中的助孕女性患者，對文化程度較高、理解能力較強的患者可采用自評方式，對文化程度較低且對問卷內容理解有困難的患者可逐條講解再記錄。患者用15～20分鐘填完問卷之后可當場回收確保問卷的完整性和回收有效性。
2.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2.0分析數據，數據以頻數、百分比及均數±標準差描述。檢驗水準α=0.05，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3結果
3.1IVF-ET術前女性患者焦慮、抑郁的情緒
300例IVF-ET術前女性患者焦慮評分>50分的有118人，患者抑郁度>0.5的有187人。其中輕度焦慮者有90人(30%)，中度焦慮者有21人(7%)，重度焦慮者有7人(2.3%);輕度抑郁者有90人(30%)，中度抑郁者有89人(29.7%)，重度抑郁者有8人(2.7%)，見表1。
3.2IVF-ET術前女性患者焦慮、抑郁情緒的影響因素
將準備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療的女性患者按文化程度、職業、費用支付方式、家庭平均月收入、家庭類型、不孕不育原因、輔助生殖次數等特征進行分組，比較患者焦慮、抑郁的評分，得出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兩兩比較結果顯示：大專、本科及以上兩個組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的女性患者中，焦慮標準分均低于中學組(p<0.05);有工作的女性患者焦慮標準分低于沒有工作的女性患者焦慮標準分(p<0.05);有醫保報銷的女性患者焦慮標準分低于醫療費用自費的焦慮標準分(p<0.05);家庭月收入<2000元的焦慮標準分高于其他三組的焦慮標準分(p<0.05);不孕不育是由女方原因導致的女性焦慮標準分高于男方原因、雙方原因、不明原因三個組的焦慮標準分(p<0.05);生殖次數1次的焦慮標準分低于生殖2次以上組的焦慮標準分(p<0.05);夫妻二人單獨居住的焦慮標準分低于其他三組的焦慮標準分(p<0.05);丈夫對IVF-ET治療態度關心組的焦慮標準分占比低于一般組、冷漠組的焦慮標準分(p<0.05);公婆及其他家屬對IVF-ET治療態度關心組的焦慮標準分低于一般組、冷漠組的焦慮標準分(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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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組、本科及其以上學歷組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女性患者的抑郁指數均低于中學組女性患者的抑郁指數(p<0.05);有工作的女性患者的抑郁指數低于沒有工作的女性患者的抑郁指數(p<0.05);有醫保報銷的女性患者的抑郁指數低于醫療費用自費的女性患者的抑郁指數(p<0.05);家庭月收入<2000元的女性患者抑郁指數高于收入高的其它三組抑郁指數(p<0.05);不孕不育是由女方導致的女性抑郁指數高于男方原因、雙方原因、不明原因三個組的抑郁指數(p<0.05);生殖次數1次的抑郁指數低于生殖2次以上組的抑郁指數(p<0.05);夫妻與公婆居住的抑郁指數高于夫妻單獨居住組的抑郁指數(p<0.05);丈夫對IVF-ET治療態度關心組的抑郁指數低于一般組、冷漠組的抑郁指數(p<0.05);公婆及其他家屬對IVF-ET治療態度關心組的抑郁指數低于一般組、冷漠組的抑郁指數(p<0.05)。
4討論
4.1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女患者的焦慮、抑郁發生現狀
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不孕不育雖不是致命性疾病，但可能比致命性疾病更加讓人痛苦，給患者帶來身心疲憊及家庭突變。Che的一篇研究報告指出，不孕不育夫婦的婚變率比正常人群高2.2倍[11]。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已經被當作是不孕不育癥的有效治療手段，成功率雖可達到40%以上，但這項技術并不能保證每位患者均能并且一次性成功受孕。不孕癥被認為是女性患者生活中一個最突出的心理應激事件之一，患者的情緒表現與其生殖系統功能密切相關，生育能力的下降可能使患者產生抑郁、焦慮、內疚、社會孤立、性滿意度降低等心理問題，導致生活質量下降、婚姻沖突，從而影響治療效果[12-14]。因此，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的女性患者普遍存在焦慮、抑郁等多種負性情緒[15-16]。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從300例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的女性患者中得出焦慮、抑郁篩出率分別為39.3%和62.3%，這可能與我國的傳統觀念有關。中國的傳統思想老舊，認為“一個女人的重要使命是必須為男方家族延續香火”，否則女人就會受到譴責，這個家庭也是不完整的。而且不孕婦女在家中很難立足，因為她們難以得到家中長輩的認同。一個孩子對一個家庭的凝聚力至關重要，不只在中國是這樣，在國外可能更為明顯。在巴西，婚姻關系的質量在沒有孩子的生活中被認為是不確定的[17]，在印度，70%的不孕婦女因“生育失敗”而受到身體暴力的懲罰[18]。因此不能生育給女性患者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
4.2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女性患者焦慮、抑郁的影響因素
4.2.1經濟因素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無工作及費用支付方式是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患者焦慮、抑郁情緒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p<0.05)。從有無職業及費用支付方式都可以看出來，沒有工作、自費的助孕女性患者患焦慮、抑郁癥的人數高于有工作、有醫保報銷的女性患者(p<0.05)。究其原因都是屬于經濟問題，家庭經濟情況較好的患者經濟壓力相對較小，不用過于擔心治療費用的問題，自然焦慮、抑郁情況會較低一點。不孕婦女焦慮和抑郁癥狀的加重可能與她們較低的生活質量有關[19]。因此，家人應盡量給患者更多的關心，幫助患者放松身心，減少焦慮、抑郁情緒的產生。同時，為了增強患者治療的信心，醫務人員可以制作相關視頻和宣傳手冊以幫助患者認識和了解這項技術。
4.2.2不孕不育因素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孕不育是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女性患者焦慮、抑郁情緒的另一主要影響因素(p<0.05)。女方原因組焦慮、抑郁人數均高于男方、雙方及不明原因組(p<0.05)。分析可能有以下幾種原因(見表3)：①女方為自己沒法替男方家族生兒育女深感抱歉，因此一味地責怪自己;②女方擔心男方及其家族因其無法生育小孩而受離婚的威脅，擔心家庭不和甚至破碎;③男方家族對有一個小孩的期望，讓女方倍增壓力。焦慮影響受精率和胚胎的有效性[20]。因此，針對病歷上顯示不孕不育為女方原因的家庭，醫務人員可以密切觀察患者的情緒變化，采取有效的護理干預措施進行情感疏導。家屬及其陪伴人員應該多給患者家庭溫暖，不要一味地強調結果，避免增加患者心理壓力。
4.2.3家庭因素
本研究結果顯示，丈夫、公婆及其他親戚對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療的女性患者的態度是其焦慮、抑郁情緒的第三大影響因素。家屬對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療的女性患者越關心，患者的焦慮、抑郁程度越低(p<0.05)。中國女人“以夫為天”的傳統文化思想是認為自己嫁到男方家庭就要以男人為天，以男方家庭為重，為對方生兒育女。加上女性情感較豐富，對丈夫依賴性強，公婆及親戚的態度決定了自己在家中的處境和地位，因此，家屬及其他親屬的積極態度可以影響女性患者的態度，增強女性對治療的信心，減少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的產生幾率。針對這種情況，建議醫務人員增加對陪同患者就診家屬的健康教育次數，幫助家屬詳細了解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方面的知識，并盡可能給患者更多的關心，不要將悲傷、失望的情緒在患者面前表現出來。
綜上所述，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的女性患者的負性情緒較普遍，如焦慮、抑郁情緒，其影響因素有文化程度、職業、支付方式、經濟收入、不孕不育原因、家庭類型、丈夫態度及公婆態度。因此，醫務人員可以從患者進入治療周期開始就時刻關注患者的心理變化。對于文化程度低、經濟條件較差的患者，要加強疏導來緩解負性情緒。由于接受調查的患者是來自武漢市某三甲醫院，科室醫務人員繁忙，雖然有一整套關于生殖方面的知識宣講，但是需要患者付費之后才能得到知識手冊。因此，由于醫務人員繁忙導致健康宣講不到位是常有的事，知識手冊覆蓋不全面也導致了很多患者對不孕不育了解不全面。
本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僅在武漢市一家三甲醫院的生殖中心選取樣本進行研究，可能存在選擇性偏倚。在不同地區不同級別的醫院進行分層抽樣，可進一步了解接受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患者的心理狀況及其影響因素。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