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2-17所屬分類：計算機職稱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內容摘要】 在媒介技術變革的語境下，中國鄉村社會呈現出重新部落化的趨勢。通過對進城務工人員和市郊鄉村居民的深度訪談，發現信息傳播技術( ICTs) 的可供性，以及鄉村人口對技術所提供機會和潛力的感知、采納，改變了鄉村的交往格局，塑造了數字技術時代的鄉村社會
【內容摘要】 在媒介技術變革的語境下，中國鄉村社會呈現出“重新部落化”的趨勢。通過對進城務工人員和市郊鄉村居民的深度訪談，發現信息傳播技術( ICTs) 的可供性，以及鄉村人口對技術所提供機會和潛力的感知、采納，改變了鄉村的交往格局，塑造了數字技術時代的鄉村社會關系，重現并延伸了在城市化浪潮中遺失的“部落體驗”，進而推動了中國鄉村“重新部落化”的進程。“部落化”的鄉村正成為一個融合現實與虛擬兩種向度的文化空間，但作為熟人社會的鄉村是否會重蹈城市的“覆轍”，在技術中介的離身性交往中逐漸轉向“陌生人社會”，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關鍵詞】 信息傳播技術; 鄉村; 重新部落化; 部落場景; 社會關系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在作為鄉土社會的中國，鄉村的轉型與變遷是各界關切的話題之一。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鄉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在謀生壓力嚴峻、空間距離區隔和傳播媒介缺席的情況下，他們與家鄉的聯系、和同鄉的交往大幅度減少，鄉村空心化問題日益嚴重。另一方面，城市的擴張也改變了鄉村居民的生存環境，他們離開故土、搬入樓房，原有的社會網絡面臨破碎重組。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鄉村千百年來的社會關系和文化觀念受到沖擊，“鄉村消失了”“鄉愁不在了”成為人們的普遍擔憂，“重建鄉村”的希冀日漸強烈。
但近幾年來，信息傳播技術(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的普及，既為進城務工人員與遠方家鄉的親朋建立即時聯系、開展跨越時空的交往提供了技術支持，也為那些住進“新村”的市郊鄉村居民重組社會關系創造了條件。借助互聯網、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人們不僅可以通過文字、圖像和音視頻等多模態符號進行自我表達，亦能在線上建立和親朋、同鄉交往的空間，卷入同步的時空場景中，維系并拓展社會關系網絡，在云端實現“重建鄉村”的愿景，守護家鄉的文化記憶。
信息傳播技術為我們尋覓“失落的鄉村”帶來希望之光，亦有望重構鄉村社會的發展格局，傳承鄉村的文化傳統，重塑鄉村社會關系。有學者認為，在新媒介賦權的背景下，個體的自我意識和能力被激發、被釋放，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被顛覆、重構，多元主體在動態博弈平衡中共同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鄉村逐漸呈現出重新部落化的特征。① 作為重新部落化的一個關鍵之維，鄉村人際交往方式和社會關系的變化既受到信息傳播技術的深刻形塑，也深受主體技術采納與使用的影響。那么，信息傳播技術與主體對技術的感知和采納如何作用于重新部落化趨勢? 媒介技術的變革如何為離鄉者提供“重歸部落”和“守護鄉愁”的機會? 本文希望通過媒介環境學的視角，探索信息傳播技術與鄉村人口對技術的采納如何推動鄉村重新部落化進程，反思“部落化”的鄉村在技術中介的離身性交往中如何維系情感、是否會重蹈城市的“覆轍”而轉向“陌生人社會”等議題。
二、相關文獻梳理
近些年來，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新媒介技術在鄉村社會的“下沉”，改變了鄉村以往的人際交往方式和社會組織形式，并重塑了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方式，從而引起社會關系的變化。以鄉村人際關系為主線的社會交往格局變遷，正是考察鄉村社會發展變遷的一個重要線索。
( 一) 信息傳播技術與鄉村交往方式的變遷
作為一種變革性的力量，信息傳播技術打破了空間和地點對鄉村人際交往行為的制約機制。村民的交往行為和交往對象日漸突破血緣、地緣關系的邊界，走向更廣闊的社會空間。維持社會關系所需要的寒暄、閑聊和娛樂活動將不再強制要求身體的物理在場，基于社交媒體的云端互動使鄉村的交往實踐轉向數字化和“超地域化”。以鄉村年輕人的網絡游戲實踐為例，他們在玩游戲的過程中，不論是“連麥”互動還是在現實中“靠”在一起，都能通過這種“組團”與“互相幫助” 的模式，增進朋友之間的團結和信任，透過網絡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共在和參與氛圍。②
在公共交往和社會組織的層面，由于我國鄉村正處于從傳統鄉土社會向現代鄉村轉型的過渡期，鄉村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鄉村公共空間的發展面臨著嚴峻的公共性危機③ ，實體的公共空間日漸衰落。但微信和微信群嵌入鄉村社會所營造的“虛擬型公共空間”在一定意義上重新勾連了鄉村關系。通過移動互聯網實現村民跨越時空地參與鄉村公共事務、介入鄉村公共輿論、傳承鄉村傳統習俗④ ，這為鄉村公共空間的重構和鄉村共同體的再造提供了新的可能。
對于離開家鄉的進城務工人員而言，信息傳播媒介也改變了他們和家鄉親友以及其他離鄉伙伴之間的互動方式，同時影響著他們建構社會關系和謀求城市融入的策略選擇。信息傳播技術的采納、使用與城市移民創建和管理自己的社會網絡密切相關，并以此形成了自己的多重身份認同。⑤ 互聯網技術和通訊手段的飛速發展和革命性擴張，為新生代農民工搭建了一個理想的虛擬交流空間，使其有機會建構起更加豐富多元的社會關系網絡，獲取城市生存與自我發展所需的社會資本。⑥ 除了參與構建新的社會關系，新媒介技術也實現了離鄉者和家鄉的重新勾連，保持了和遠方家鄉的連接，從而參與到鄉 村 社 會 的“部 落 體 驗” 之中。
( 二) “重新部落化”概念及其分析維度
作為媒介環境學派的核心人物，馬歇爾·麥克盧漢曾對媒介技術與人類文明演化的關系作出深刻論斷。麥克盧漢認為，電子媒介作為人類中樞神經系統的外化和延伸，其瞬息萬里的速度抹除了時間和空間的差別，塑造了即時交互、相互作用的領域，個體知覺與公共經驗之間的差別得到彌合，人類的感官平衡重新恢復，任何人都有卷入全球舞臺的機會，世界成為一個“地球村”⑦ ，人類由此進入“重新部落化”( retribalization) 的時代。在麥克盧漢看來，技術媒介將通過聚合人與人之間的連接并讓我們保持“電子式地”( electrically) 卷入他人的生活，以將人類重新部落化。⑧ 重新部落化被認為是一個通過“電子手段”重新喚醒神經系統的過程，通過電子媒介實現緊密、實時和同步的參與。⑨
既然重新部落化的出現與技術媒介的革新有顯豁關聯，那么媒介進化的理論也能為理解這一概念提供線索。保羅·萊文森曾提出媒介進化的人性化趨勢模型，他認為技術媒介進化的趨勢是重現和延伸前技術情境下的傳播環境，以重拾在以往的技術延伸中遺失的人性化要素，修復對現實的扭曲和失真。⑩
麥克盧漢和萊文森的觀點啟示我們，重新部落化并非意味著讓人們回到田園牧歌式的鄉間村寨，而是 “部落體驗”在媒介技術變革驅動下的重現與延伸，是人類的感知系統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和關系結構在信息傳播技術的催化下，以某種征服時空的方式被重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信息媒介的技術制式重新組合了部落成員生活和交往的時空場景，即“部落場景”，也引起了一系列社會關系的變化。以往被區隔的人們將重新卷入時空同步的、去中心化的交往場景之中，彼此共享信息、經驗和感覺，其實質是“部落體驗”在嶄新技術條件下的重現與延伸。因此本文認為， “部落場景”和“社會關系”是研究重新部落化問題時必須關注的兩個層面。
基于上述文獻梳理，本文從“部落場景”和“社會關系”兩個維度切入，采用質化的深度訪談法，通過對話和觀察來考察鄉村人口基于信息傳播技術的交往行為和關系實踐，以及他們對新媒介技術可供力的感知、采納和體驗，從中管窺鄉村社會重新部落化的形成機制。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收集
考慮到重新部落化可能同時發生在不同的鄉村情境之中，本文從兩類不同的鄉村情境入手。
一是以進城務工人員與其家鄉親友的交往和互動為線索，重點關注因時空條件變化、傳播媒介缺席而被區隔的離鄉者與留守者之間如何實現重新連接。訪談工作在河南省鄭州市展開。鄭州是全國的交通樞紐和工業重鎮，匯聚了來自省內鄉鎮和全國其它地區的務工人員。2020 年 4 月中旬至 5 月底，研究者分別在鄭州的西部和東部地區選取 15 名在農貿市場、社區和餐飲場所工作的務工人員作為訪談對象，受訪者信息見表 2( 編號為 A01 ～ A15) 。
二是以城市近郊鄉村為田野考察地點，重點關注市郊鄉村被納入城市體系之后面臨的困境和信息傳播技術所具有的改變這些困境的潛力。本研究選取鄭州市西郊的冉屯新村作為田野調查的場所。冉屯新村是原冉屯村拆遷后新建的安置社區，居民以原冉屯村民為主，也包括外來務工人員和租戶，村莊常住人口的構成及特征在市郊村莊中有一定的代表性。2020 年 8 月，研究者通過入戶調研的方式訪談了 15 位居民，詳情見表 1( 編號為 B01 ～ B15) 。
四、重建部落場景: 信息傳播技術與鄉村交往時空的重組
任何形式的傳播實踐都發生于一定的時間和空間關系之中，媒介與傳播技術的進化也傾向于重新“書寫”時間序列和空間結構，重塑我們對于時空的感知和體驗。本部分將結合訪談文本，從時間和空間的維度勾勒信息傳播技術重建鄉村部落場景的邏輯。
( 一) 交互的時刻: “集體時間”的重現與回歸
在近現代的中國鄉村社會中，信息傳播媒介的采納與擴散同國家權力關系密切，這一點集中體現在媒介的宣傳用途及其所有制結構方面。作為集體所有制的結果，村民對媒介和技術裝置的使用行為通常是集體化而非個人化的。這種集體化的媒介接觸以及同時伴生的種種交談、互動，往往是鄉村記憶和鄉村社會部落體驗中的重要元素，媒介使用的“集體時間”也成為人們對故鄉的追憶和“鄉愁”的構成部分:
受訪者 A13: “大喇叭( 指廣播) 和電影對我們的集體生活還是蠻重要的。當年經常和隔壁的聚在大喇叭下嗑嗑瓜子，邊聽邊聊，說說這戶那戶的趣事兒。”
受訪者 B14: “在我小時候，感覺大家都特別親近，說白了就是人都挺好嘞。和同村的朋友買點吃的，等著人家放電影、唱戲，很懷念那種感覺。”
當被問及現在是否經常去電影院觀影時，B14 表示: “片子的質量雖然上來了，種類也更多，但那種大家一起看電影的感覺就沒有了，都是和陌生人坐一起，所以我不經常去。”
“集體時間”涉及部落化情景下家人、親友、鄰里和同鄉之間的交往、互動以及其他部落集體活動( 文化活動、傳統儀式等) 的時間，反映的是一種集體化的 “信息處理”和交往實踐。在較長一段時間內，鄉村居民每個人的時間結構從總體上看并無顯著差別，“集體時間”也占據一定比例。到城市化飛速發展時期，鄉村人口流向城市，他們的時間結構和序列趨向割裂、分離，用于互動和集體交往的“集體時間”減少，由此帶來人們對時空區隔和關系疏離的憂思。不過，信息傳播技術為改變這種現狀提供了技術支持。受訪者 A01 和丈夫目前在鄭州經營著一家川菜館，夫妻二人的孩子和父母都住在周口的鄉下老家。她向我們述說了信息傳播技術的革新為自己交往場景帶來的改變，這為我們理解傳播技術如何重塑“集體時間”提供了啟示。
在 A01 的經歷中，公用電話是早年和遠在家鄉的人進行聯系的主要方式，但基于公共傳播工具的交往具有明顯的時空局限性，“無法隨時隨地使用”“不能想聊多久就聊多久”是最突出的問題。同時，因為空間區隔、工作忙碌以及有限的媒介使用機會導致“集體時間”缺失，也為遠離家鄉的她帶來了焦慮和孤獨:
“我大概是 2003 年出來打工的，最早去的是廣東那邊兒，那時候都還沒有手機，想聯系家里人是不容易的。當時工廠宿舍外邊只有一部公用電話。做完每天的工作后，最期待的就是聽到有人喊我，說我家人來電話了，然后趕緊跑過去接。不只是我，其他工友也是這樣的，我們都很想家，特別懷念和家人還有老家的親戚朋友在一起的時候，大家經常一起玩，一起去逛逛鎮上集市。出來打工后這種分開的感覺很難受。”
購買第一部手機之后，這種情況有了變化: “我最早買的是諾基亞手機，沒有特別的功能，就是用來打電話、發短信，跟咱們現在的手機肯定沒辦法比的。”
這位受訪者的案例啟示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信息傳播技術如何改變人們離散的時間結構、進而重新創造“集體時間”。一方面，智能數字裝置的社交可供性允許使用者建立實時、同步的連接，為分隔在不同地域的人創造了更多交互的時刻，也提供了更自由、靈活的時間選擇。另一方面，紛繁的數字媒體應用革新了在場交流的形式，作為部落體驗的“集體時間”回歸日常生活，共時性的交往重拾部落時代的記憶。
對于分隔在不同地方的人們而言，缺席家鄉的傳統節日和慶典通常是無奈的選擇，但媒介技術的發展為傳統儀式的云端展演提供了契機，地點在信息傳遞中的決定性意義亦被改變。受訪者 A08 講道:
“去年我和一起在鄭州打拼的女朋友結婚了，當時我就想著怎么讓不方便到現場參加的親人、朋友也能跟我們分享喜悅、一起見證。我決定開個直播間，這樣就讓外地的親友加入進來。事實證明效果不錯，我們順利完成了婚禮。設置了一些直播互動環節，里面的弟兄們為我和她送出真摯的祝福，有人還刷了禮物。”
對于居住在冉屯新村這種由原市郊鄉村拆遷改建而來的地方的村民來說，居住環境改變造成的集體時間減少，并未為他們的人際交往帶來困境。受訪者 B01 說，她和原來的朋友們已經通過微信和其他社交軟件建立了穩定的連接，不僅會進行諸如游戲“開黑”、搶紅包等線上集體活動，同時也將媒介作為征服空間距離、組織線下交往的技術工具: “我個人不太喜歡在手機上說話，但如果他們叫我打游戲，我也陪著一起玩。但我更喜歡面對面的聊天，所以經常用手機和大家聯絡，叫他們出來。”
此外，研究者亦觀察到冉屯新村周圍也有人搭臺唱戲、載歌載舞、打麻將，這則是部分老齡居民找尋集體時間的方式。
上述幾位受訪者的案例表明，不論是玩游戲這種新型在線娛樂社交活動，還是結婚、出嫁這種傳統儀式的云端展演，都表明信息傳播技術為人們重新找回“集體時間”創造了機會和條件。而人們有意識地、創造性地“征用”技術的可供力，不僅讓遺失的部落體驗重新煥發生機，也帶來了互動和交往形式的創新。
( 二) 共享的領域: “三重部落空間”的技術與社會建構
在部落化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空間的共享”指涉了參與、親密和集體等概念范疇，是部落意識得以形塑和維系的條件之一。數字傳播技術的可供性和技術的社會采納，為鄉村部落空間的重建帶來了機遇，促進了 “三重部落空間”的生產與建構，推動了信息、經驗和知覺在部落空間的共享。
1. 家庭交往空間
背井離鄉的務工者與家人珍貴的團聚時刻在每年春節檔電視新聞的視覺呈現中屢見不鮮，這表明鄉村家庭成員缺少共處空間這一問題已經為社會所關注。而傳播媒介的創新與擴散，正在云端重新建構鄉村家庭的交往空間。學者認為，對于出國打工和遠嫁的村民而言，移動網絡具有維系基于血緣和地緣的關系網絡與家庭空間再生產的功能。瑏瑡 家庭交往空間并不是意指客廳、起居室和臥室這樣的物質場所，但也絕非抽象的概念想象，家庭空間可以通過社交群組來維系，依賴持續性的互動相處進行維系，并依靠其他媒介允許的連接形式嵌入日常生活。
受訪者 A11 表示: “我和家人一般都用微信聯系。我建了個群，把爸媽、老婆和弟弟一家人都拉進去了。現在微信用起來很簡單，爸媽學學就會了。”微信作為一個提供親密、溫馨氛圍的家庭交往空間，讓外出務工者隨時與家庭成員保持互動，對于家庭關系的維系至關重要。基于微信群的中介化互動可能是面對面交談的“替代性滿足”，但這種社交群組確實能夠創造“家庭的體驗和感覺”，實現家庭共享空間的再生產。
2. 鄉村/族群空間
中國鄉村是基于血緣和地緣的共同體，共享著相應的文化觀念、道德傳統，生活在“時空同步”的部落場景中。隨著時間的變遷，媒介和交通技術的革新改變了傳統共同體賴以存續的空間和場所，人口外流、土地拆遷令后，“時空同步”的場景趨于松散、瓦解，鄉村共同體面臨生存危機。但這種情景在智能媒介普及后有所改善。人們可以利用智能媒介建構屬于鄉村和族群共同體的交往空間，共享信息、生活和經驗，加強彼此間聯系。
訪談發現，某些鄉村已經在村民提議下建立了諸如“鄉村大家庭”“鄉里鄉親”這類允許全體村民加入的社交群組，打造了即時互動的鄉村空間。據受訪者 A01 介紹，她所在村落的大部分人都加入了“鄉里鄉親”群。其中，青壯年占比最大，村里的老者和長輩也被邀請進群。從互動狀態來看，群組中的信息交流在特定節日或事件發生之時最為頻繁，平日也有一些重要通知發布。村里的青壯年是主要發言群體，長輩更多地扮演著“觀看者”的角色，發言頻率偏低。冉屯新村的社區和大隊也建有微信群，這些群組主要作為居民接收通知和重要信息的渠道存在，具有明顯的工具屬性，而非情感交流的場所。這說明要想真正建立“深度卷入”的云端鄉村空間，既需要鄉村多元主體的積極參與，也離不開對交往空間的準確定位和氛圍營造。
3. 個性/趣緣空間
與集體化時代村民在身份、興趣上呈現的趨同屬性有所不同，如今人們發揮個性、以趣為緣，打造基于個性或興趣的交往空間，推動了部落領域在嶄新技術語境下的重塑與再造，進而形成新鮮、多元、共享的部落經歷。
受訪者 A02 在訪談中說起了自己加入的趣緣群組———“爺們兒紅包群走起”:“這是村里附近幾排關系比較近的朋友建的群。雖然名字叫紅包群，其實也沒有天天發紅包，更多的是聊一些彼此感興趣的事兒，或者喝酒了之后給里邊兒吹吹牛啥的，畢竟大老爺們嘛。如果村里其他人想加進來，我們也持開放態度。” 此外，有幾位受訪者也表示他們會和親友、同鄉一起創建或加入“游戲開黑”“帶貨”“農產品推廣”和“房屋租賃”等基于個人興趣、需求的線上主題群組。
“集體時間”的重現與回歸，以及“三重部落空間” 的技術與社會建構，表明鄉村的交往時空正在技術與人的雙重作用下實現重新組合，身處異地的人們逐漸卷入“時空同步”的部落場景，再現、延伸了遺失在歷史浪潮中的部落體驗，也讓重建鄉村的愿景變得清晰可見。
五、重塑社會關系: 信息傳播技術與鄉村社會關系的變革
部落場景在云端的重建并非意味著鄉村的重新部落化已經完成，相反，這是一系列社會關系變革的開始。鄉村作為涉及信任、團結、認同等概念的熟人社區和多元共同體，在社會文明變遷中面臨著關系疏離、代際隔閡和認同缺失的困境。本部分將圍繞支持、溝通和認同，探討信息傳播技術與鄉村社會關系的變革，從而揭示社會關系層面的重新部落化。
( 一) 重建支持網絡: 社會資本在云端的流動與共享
社會資本是社會組織的特征，如網絡、規范和信任，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運行的效率。瑏瑢對于具有雄厚社會資本的社區而言，關系緊密、互動性強、信任程度高的交際網絡可降低成員的交際成本，成功的合作經歷也為將來的合作奠定基礎。社交媒體在社會資本的整合中展現了潛力，對于鄉村這種在社會現代化轉型中衰落的熟人社區而言更是如此。
受訪者 A12，一位在鄭州管理火鍋店的經理表示，加入微信群組為自己提供了支持網絡:
“微信群里主要是老家的鄉親，有些熟悉，有些關系比較淡。不過，如果你在里面求助的話，大家會盡可能幫你出力。在鄭州的時候，會請大家幫我推廣一下火鍋店，然后群里人分享的新聞能讓我更好地了解家鄉的發展和現狀。之前還有人請大家找人，估計是經商的緣故吧，后來有鄉親在群里把那個人的微信名片發給他了。我們自己能力有限，但如果依靠大家的力量，有些問題也就不那么難了。”
透過 A12 的表述可以看出，微信群在此作為信息技術的一種表征，整合、收編了離散的資本，為社會資本在云端的流動與共享提供了穩定的場所。成員在鄉村社交群組中通過來自他人的情感支援、信息支持和關系分享獲得安全感、歸屬感，體驗到個體與部落之間、與其他成員之間的緊密聯系，強化了部落信任與團結。
在技術與社會力量重構的時空場景中，不僅以往遺失的人際關系能夠重新連接，個體也可以實現自身關系網絡的延伸與拓展，進而實現社會資本再生產。受訪者 A09 說道:
“自從 5 年前來鄭州打工，我和陽哥也就沒再有什么聯系了，聽說他去了別的省。后來大家都買了新手機，微信也會用，就有人提議建一個大群，我看陽哥也進群了，和他加好友后說了很多。當然，還有一些之前不怎么玩的老鄉，因為吃雞( 即《和平精英》游戲) 成為了朋友。”
( 二) 助力代際溝通: 技術反哺與鄉村數字代溝的彌合
信息傳播技術嵌入社會后引起新的社會分層和不平等，數字鴻溝便是其中之一。在家庭層面，數字鴻溝則表現為“數字代溝”，即父母( 親代/傳統世代) 和子女( 子代/E 世代) 在新媒體采納、使用以及與之相關的知識方面的差距。瑏瑣 作為鄉村社會的初級單元，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同樣可能影響村落的團結和凝聚力，因此，如何彌合日益擴張的數字代溝成為鄉村重新部落化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
在“數字溝”面前，日新月異的媒介技術往往被視為一種區隔性因素，在本已存在隔閡的代際之間又筑起技術鐵幕。媒介技術確有“區隔”的一面，但同時也具備“連接”的力量，而來自青年一代的技術反哺正是發揮這一力量的關鍵。作為一個知識傳遞、共享和探索的過程，技術反哺既體現在晚輩幫助長輩掌握數字裝置的功能和基本知識上，也體現在助力長輩有意識地運用傳播媒介改善自身的信息環境、進而提高生活質量的努力上。
受訪者 A14: “為了能更方便地和爸媽聯系，我給他們買了一部還算操作簡單的手機，兩位老人家共用。一開始我教他們使用電話、微信等功能，后來他們也自己尋找感興趣的東西看，有時會分享給我。雖然大家說老年人都是健康養生文章的忠實粉絲，但也不全是這樣的，我爸媽有時會跟我分享一些家鄉的新聞、新變化，或者鄭州的一些事兒。”
受訪者 B10: “不久之前給我媽買了這個手機，然后教她如何發微信、怎么打微信電話、看公眾號，還有搜索軟件、視頻軟件的使用我也會跟我媽說，不過她對視頻不太感興趣，還是喜歡看公號文章。雖然她還沒有完全掌握手機的操作，但這對老人和孩子之間的溝通還是有明顯幫助的。”
透過訪談文本可以看出，在重新部落化的語境下，技術反哺正在作為一種溝通和團結機制發揮著作用，它勾連了鄉村不同代際之間離散的知識結構和媒介體驗，為信息、知識和經驗在代際間的共享創造了條件，這有益于塑造部落成員之間的親密感和團結感，從而提升鄉村作為“部落化社會”的內部凝聚力。
( 三) 守護鄉愁記憶: 鄉村文化與部落認同的再造
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中，城鎮化以摧枯拉朽之勢瓦解了鄉村社會的地域形態和空間格局，撕裂了鄉民的生活空間和儀式空間，進而使得鄉村記憶的承載媒介及其穩定性的時空機制就此失效，城市規則和文化話語對鄉村歷史、傳統的排斥也割裂了鄉民與其過去的連接，中青年主流群體的高度“缺場”則中斷了記憶的傳承實踐。
但新興媒介技術為鄉村記憶的書寫、傳承與再造提供了“庇護之所”。在對受訪者 A03 的訪談中，研究者發現微信朋友圈正在作為“部落記憶的流動展板” 發揮著作用: “像我們這樣身在外地的人肯定都很想家吧。用了微信之后，就加了老家的很多親戚朋友，他們有的現在也給外邊打工，所以我們都挺忙。雖然沒有太多的時間經常說話，但我會默默關注他們的朋友圈，尤其是他們發的家鄉的圖片、視頻。沒事的時候看看他們拍的這些東西，能讓我想起很多家鄉的事。”
在此，微信朋友圈作為“部落記憶的展板”，組織、呈現了記憶的信息流，實現離群個體與部落記憶的再勾連，將務工、遠嫁的成員重新納入“鄉愁”的神話敘事中，喚起個體對部落的情感和回憶。
受訪者 A02 說: “我一年和媳婦回不了幾次家，很擔心會把老家的感覺逐漸忘掉……在店里比較閑的話，我會刷刷抖音，特別希望看到講我們老家的視頻，或者是在我們村里拍的。有時候我也主動搜索，在百度和快手上面……如果能在最美鄉村評選中看到我們村，那我一定很開心，而且會想辦法拉票。”
從另一方面來看，媒介技術所具有的存儲、檢索與表征功能，也使其成為了再現和延伸鄉村記憶的數字裝置。受訪者 A05———42 歲的社區保安，向研究者講述了他的看法:
“現在我的記憶力沒有小時候好了，記東西沒那么清晰了。不過還好，現在我可以把家人的照片存到手機相冊里，平常發的信息、語音只要不刪，也就不會丟。有時候想兒子了，但他還在忙，我會聽聽之前的語音。這不，前幾天給我發了一長段生日祝福，雖說現在歲數大了，不愛過生日了，但我還是很感動……家庭和我們村的群里也有一些視頻，這都能幫助我記住家鄉。”
研究者在訪談中還發現，信息傳播技術也作為鄉村文化符號的傳承載體發揮著作用。冉屯村地處鄭州西郊，保留著帶有地方特色的方言，但由于口語的易逝性和使用主體的減少，方言曾經一度面臨著傳承的困境。村民 擁 有 手 機 之 后，情 況 發 生 了 改 變。受 訪者 B03:
“我們這兒有不少人喜歡發語音，說著外人可能聽不懂的方言。我和朋友聊天打字的時候，也會刻意地用一些代表方言發音的文字，比如要跟別人說‘沒有’，可能會打一個‘牟’，諸如此類。” 由此可見，借助媒介技術，人們把速朽的部落經驗轉換為數字記憶，從而克服了記憶的易逝性，使鄉村記憶在時空中延伸，為社群所共享，進而促進文化和認同層面的重新部落化。——論文作者：鄭素俠 楊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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