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2-06所屬分類：建筑師職稱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為梳理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發生機理，對相關文獻資料進行分析，基于建筑工人個體視角確定相關影響因素并構建不安全行為發生機理理論模型。結合現場訪談對模型進行修正后，采用結構方程模型處理問卷數據并對假設進行驗證，最終確定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發生
摘要:為梳理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發生機理，對相關文獻資料進行分析，基于建筑工人個體視角確定相關影響因素并構建不安全行為發生機理理論模型。結合現場訪談對模型進行修正后，采用結構方程模型處理問卷數據并對假設進行驗證，最終確定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發生機理。結果顯示:安全認知與安全能力對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影響關系顯著，安全意識對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影響關系不顯著，且安全能力的影響程度要高于安全認知。
關鍵詞: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發生機理;結構方程模型(SEM)
0引言
建筑安全事故嚴重干擾工期、影響現場管理并帶來高額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同時引發系列的社會危害[1]，因此建筑安全形勢對建筑業的發展至關重要。然因建筑業的行業特點和建筑工人的群體特點，使得安全事故發生率顯著高于其他行業[2]。而由人的不安全行為造成的安全事故占比超過90%[3]。人為失誤是在組織管理環境下對風險的不當處理，組織和個體被認為是引發事故的關鍵因素[4]。當前學者將個體因素分解為理解誤差、錯誤判斷、操作失誤等意識、能力層面[5]，以及工作壓力[6]、情緒態度[7]等生理、心理方面，將組織因素分解為教育培訓、工友交流等[6]。而影響因素在不安全行為形成鏈條中的位置、作用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便是不安全行為發生機理，KarenA.B等[8]通過構建危險情況、安全文化、生產壓力與安全態度和安全能力的關系構建社會、組織、個人的行為績效機理模型;JohnsonS.E[9]在計劃行為理論的基礎上，探究組織管理與個體行為影響因素的關系機理;FogartyGJ[10]研究群體規范、群體態度、工作壓力等安全氛圍的不同維度與個體影響因素的關系機理。現有行為發生機理模型過于側重心理學的表達，且與組織管理等交互作用，與建筑工人的特點結合較少，從而使發生機理復雜化，且缺少現場的實踐論證，對于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為治理非常不利，亟待加強對行為機理的研究。
基于上述研究分析，筆者通過文獻資料分析和專家訪談梳理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的個體相關影響因素，構建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發生機理模型，并進行驗證，為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的治理提供理論依據。
1理論框架與研究假設
建筑工人行為的個體影響因子是行為邏輯關系的基礎，是組織治理、社會管理等的基礎[6]，其不安全行為的外在表現受內在的心理活動支配[11]，心理的調節處理會作用于工作倦怠[11]、工作壓力[6]、工作情緒[7]、工作態度[7]等。心理受外界環境的影響作用較大，因此建筑工人主體間的差異不明顯，而安全能力作為主體差異化的主要特征，在不安全行為發生原因中占重要地位，此外年齡、人格特質等的差異也會引起不安全行為的不同。這些不同的前介因素便形成安全意識和安全動機的差異從而影響行為選擇。而安全行為績效有安全參與行為和安全服從行為[12]。根據這些因素的影響作用和關聯性，從而搭建建筑工人個體不安全行為機理模型。該模型由三層系統構成，分別為外界系統、傳遞界面和個體系統。外界系統為整個行為機理模型的輸入層和輸出層，傳遞界面為外界系統與個體系統之間的過渡，個體系統即為行為判斷選擇系統。建筑工人行為的產生首先受社會環境以及物態的影響，如作業場所面積、氣候、作業器械等，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受傳遞界面的選擇處理，從而輸入行為選擇信息，供個體系統進行判斷。傳遞界面主要指建筑工人對行為的認識深度，這種認識與工人的個體系統又有密切關系。而在個體系統中，其判斷、選擇的路徑是較為復雜的，不但受個人自身特征的影響，例如年齡、性別、性格等，同時還與后天的安全教育培養有關，其知識水平、技能水平使行為反饋結果均不同，其他還有工作習慣、行為意識等，最終在內部系統處理后產生行為動機，即傳遞界面，然后產生指導最終行為的選擇，作用于外界系統即安全行為績效。其具體機理模型圖如圖1所示。
不安全行為發生機理中處于核心地位的是個體系統，而相關要素眾多，本文通過對6個施工現場的安全檢查記錄進行分析，并結合安全管理專家及現場一線管理人員對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的核心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歸納得出安全認知、安全能力和安全意識在整個行為鏈條中處于核心位置。
1.1安全認知
安全認知是建筑工人對安全管理、技術規范以及事故防范的認知[13]，是個體基于安全感知層面下自身心理、態度、情緒等的變化情況[14]，是對現場安全的綜合反應。現場因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引發的心理、態度、情緒失穩的安全隱患眾多，例如臨邊防護搭設時，建筑工人按照班組長的要求對臨設防護設施搭建，但整體的質量以及構件的完整性建筑工人缺乏縝密的心理對其進行全面檢查，因此出現受力桿件無剛性連接等安全隱患，而現場用電及腳手架安拆均有此方面的問題。此外，建筑工人在作業區休息以及未佩戴完整的防護設施進行高空作業，最根本的錯誤即閑散的工作態度。而這種現象與建筑業作業特點密不可分。建筑工人不具備全面的專業能力和職業素養，其行為有較大的自發性，且建筑行業復雜的工序造成建筑工人業務能力的缺失，難以讓每一個建筑工人熟知各項的安全作業要求;其次建設項目從無到有，現場物品的混亂使得建筑工人的注意力分散，或對安全重視程度降低，產生認知上的偏差;第三，不完備的安全監督檢查使得建筑工人的安全認知異常重要，需要自發性的認識到現場作業的風險及危害。
這種行業背景使安全認知對工人的心理、意志等產生一系列影響，從而作用于最終的行為選擇。據此假設H1a和H1b為安全認知對安全參與行為和安全服從行為均具有顯著影響作用。
1.2安全能力
安全能力是個體價值觀、知識技能、自身穩定性等保障生產活動順利進行的風險應對能力[15]。幾乎所有的專家認為缺乏技能是現場不安全行為的主要原因[16]。安全認知是由于建筑工人的自身屬性造成的，而這種體現在安全能力方面更為明顯。例如上文分析的臨設搭設和腳手架安拆，其最核心的原因是建筑工人不具備該方面的技術知識，此外，基坑邊坡防護、大型設施吊裝等對建筑工人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術的要求更高，看似簡單以勞力為主的建筑施工作業，實則有復雜的規范標準要求建筑工人嚴格執行，而此方面與航空、交通及煤礦均有明顯的差異，主要是由于建筑行業涉及專業多、界面復雜造成的，因此對于建筑工人的知識、技能、風險處置能力要求也較高[6]。而知識、技能、風險處置能力、應激能力等互相之間的連貫性較強，可綜合概括為安全能力，代表建筑工人對不安全行為的處置能力，或對安全行為的選擇能力，此因素能夠直接影響最終的行為選擇。據此假設H2a和H2b為安全能力對安全參與行為和安全服從行為均具有顯著影響作用。
1.3安全意識
安全意識是指生產活動中對安全現實的認識和表現[15]。習慣性、無意識的行為表現在施工現場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分析時經常出現，例如電箱未關閉、電纜浸水、木工作業區留易燃物品等。這部分行為與安全認知和安全能力存有部分交叉，但又不能完全用兩部分進行解釋。安全意識在建筑業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因其主要由習慣性行為引起，因此類似一顆定時炸彈，在任何場所均有可能發生危害。對于工人而言，這一部分行為特征屬于習慣性、無意識性的，是長期工作形成的定勢，該定勢能夠有效指導工人的作業方式，因此存在行為績效好壞兩方面的引導。據此假設H3a和H3b為安全意識對安全參與行為和安全服從行為均具有顯著影響作用。
1.4其他因素
安全心理、安全意志、安全情感等在對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原因分析中出現的頻次較少，但此結果不能代表安全心理、安全意志、安全情感對建筑工人安全行為的產生不重要，只是受限于建筑安全管理水平以及建筑工人的自身特點，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明顯優于此。在實踐認知方面，建筑工人在自然開放的環境中作業，對自身心理、意志、情感等的穩定性較好，此類因素在安全事故中的影響體現較小，而態度、情緒等能夠產生局部影響作用，在此包含于安全認知。而安全知識、安全技能、應激能力、風險處置能力均是建筑工人對安全隱患或事故的防護應對能力，結合上文分析包含于安全能力。安全意向、安全習慣等是建筑工人習慣性的作業方式、作業步驟等歸納綜合，包含于安全意識。
綜上分析，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的核心因子如表1所示。
2數據來源與量表設計
2.1研究樣本
問卷調查選擇重慶、安徽、山東等6個處于不同施工階段、不同自然環境下的施工現場一線生產工人和基層管理人員為調研對象，同時選擇12位安全管理專家及教授參與調研。選取分層隨機抽樣法對調研人員進行選擇，共發放問卷共計400份，回收問卷337份，問卷回收率達84.25%，除去無效問卷42份，本次調查問卷共收回295份有效問卷，有效率為87.53%。
2.2量表設計
安全認知、安全能力、安全意識并沒有統一的概念，在進行量表設計時參考已有的研究成果根據建筑工人個體行為機理需求進行調整，并通過與6位安全管理專家逐一進行論證，最終確定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個體影響因素初始量表。
安全認知(SP):指建筑工人對施工現場不安全因素的個體反應，因本文研究對象為建筑工人個體的內在行為機理，不考慮外界組織、環境對行為的影響機理，而將重點置于對建筑工人情緒、態度、心理等引起的變化。參考HayesBE等[17]的研究，以不安全因素對工人個體內在特征的變化為依據，選取安全心理(SP1)、安全情緒(SP2)、安全態度(SP3)、工友關系為(SP4)為測量安全認知的量表。
安全能力(SA):指建筑工人對施工現場不安全因素的處置能力，也基于建筑工人個體內在特征，參考ReA[18]等的研究，選取工作經驗(SA1)、理論知識(SA2)、技術能力(SA3)、學習能力(SA4)為測量安全能力的量表。
安全意識(SC):指建筑工人將安全與生活工作的融合程度，參考ZhangJingyu等[19]的研究，選取行為習慣(SC1)、安全的關注程度(SC2)、安全的判別程度(SC3)、作業冒險程度(SC4)為測量安全意識的量表。
安全服從行為(PB)與安全參與行為(CB)的相關量表非常成熟，結合本研究對建筑工人個體的影響，參考NealA[12]選取規章制度的執行情況(PB1)、安全作業習慣(PB2)、安全防護習慣(PB3)、安全服從反抗(PB4)等為測量安全服從行為的量表。安全參與行為(CB)為日常工作管理(CB1)、公司戰略管理(CB2)、管理參與主動性(CB3)、管理參與影響性(CB4)等為測量安全參與行為的量表。
3量表檢驗與模型驗證
3.1信度與效度分析
為保證問卷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對問卷進行試測，選取相關系數和內部一致性值進行判定，相關系數在0.3以上且顯著性水平在0.01以下的合理并給予保留。通過試測保留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測量量表的所有題項。然后通過運用SPSS18.0分析問卷變量數據的有效性與可靠性。安全認知、安全能力、安全意識、安全參與行為、安全服從行為的Cronbach’sα取值分別為0.845、0.914、0.845、0.804、0.730，總體信度系數為0.903，各觀測變量的Cronbach’sα取值均大于0.7，說明該問卷指標的數據可靠性得到認證。另外，除安全服從行為數據信度位于0.7～0.8區間內之外，其他變量均高于0.8，數據高度可信，屬于可信區間，而且總數據信度大于0.9，可信度極高，故該數據可信。變量數據中安全能力與安全意識的KMO值大于0.8，效度適合;安全認知、安全參與行為、安全服從行為的KMO值>0.7，效度一般;總數據的KMO值>0.8，效度適合。另外，在總數據的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出，KMO值為0.870，Bartlett’s檢驗統計量的觀測值為3149.689，相應的概率P接近0，小于0.001，說明該問卷的數據具有很高的相關性，詳細數據如表2所示。
3.2模型驗證與分析
借助于AMOS21軟件對結構模型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運行結果發現安全意識對安全參與行為的C.R.值為1.63，P值為0.096，遠大于0.05，安全意識到安全服從行為的C.R.值為1.812，P值為0.070，大于0.05，選取修正指數MI值最大的依次調整路徑，修正后的模型安全意識通過安全認知和安全能力間接作用于安全參與行為和安全服從行為。
而楊辰飛[20]歸納國內外安全意識概念及構成維度，得出安全意識主要涵蓋安全認知、安全情感、安全素養以及身體狀態和外在環境對其造成的影響，而安全認知、安全情感、安全素養又分別包含于安全認知和安全能力，安全意識作為影響變量，處于“外界刺激→態度、心理等認知系統→能力等調節系統→意識、動機等反應系統→行為結果系統”行為鏈條中的末端，其本身受認知系統和調節系統的影響，因此在進行觀測變量調查時，對其的影響作用往往忽略，但不代表在行為鏈條中不存在位置。
而在實踐認識中，較為反復的強調提高建筑工人的安全意識，且在現場不安全行為調查中也發現安全意識薄弱是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的主要原因，然而安全意識受安全認知、安全能力等綜合影響，其自身更傾向于結果性的表達，而非影響因素或過程變量。因此在進行安全行為測量時，當出現安全認知和安全能力的測量時，便影響了安全意識的測量，從而使安全意識不能夠顯著影響安全參與行為和安全服從行為。因此在模型中予以刪除符合理論及實踐意義。
最終的各潛在變量間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參數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3.3模型結果分析
模型的擬合指數如表4所示，χ2/df為2.65，位于2～5區間內，說明該樣本協方差矩陣與估計的協方差矩陣的相似程度較大，模型的擬合度較好;樣本的簡約指數PGFI為0.674，大于0.5的標準，PNFI為0.739，也大于0.5，都符合要求;絕對擬合指數RMSEA為0.075，小于0.08，GFI為0.973，大于0.9，說明數據擬合效果較好，數據的相對擬合指數CFI為0.912，大于0.9，接近1，IFI為0.913，也大于0.9，接近1，說明擬合結果較好。
安全認知對安全參與行為具有顯著影響，影響強度達到0.352，說明安全認知對安全參與行為起正向作用(H1a);安全認知對安全服從行為具有顯著影響，影響強度達到0.381，說明安全認知對安全服從行為起正向作用(H1b);安全能力對安全參與行為具有顯著影響，影響強度達到0.290，說明安全能力對安全參與行為起正向作用(H2a);安全能力對安全服從行為具有顯著影響，影響強度達到0.257，說明安全能力對安全服從行為起正向作用(H2b);而安全意識對安全參與行為及安全服從行為引起P、C.R.值均不滿足要求，呈現不顯著影響，即H3a及H3b假設均不成立。
上述研究結果表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發生機理的部分假設得到了驗證，修正后的模型能夠滿足實踐驗證。首先，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的個體行為機理由安全認知和安全能力兩個維度構成，而兩因子對安全行為績效具有較明顯的差異，安全認知對安全參與行為的影響關系為0.352，對安全服從行為的影響關系為0.377，而安全能力對安全參與行為的影響關系為0.290，對安全服從行為的影響關系為0.257，安全認知和安全能力的觀察變量影響關系均達到0.6以上，能夠解釋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為。因此可以界定建筑工人不安全行為發生機理的主要影響因子為安全認知和安全能力。
3.4模型討論
1)安全認知作為過程變量顯著影響安全管理績效，且在建筑工人安全行為績效中也具有重要作用。施工現場復雜的人物環境交叉影響，使現場的不安全因素及風險難以消除，而人的行為在這種復雜多變的情境中更易脫離自身控制，疏忽自身的行為認知，從而被動的發生不安全行為。這種行為發生邏輯遵循復雜多變的現場環境→意識層面行為處理→外界環境認知→行為波動→趨于不安全行為，安全認知在其中起轉換連接作用。
2)安全能力對安全管理績效的影響作用巨大。個體安全能力是基于工程技術、信息、知識以及經濟效益等安全資源對系統的輸入，由個體系統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從而提高安全綜合效益和實現安全目標的循環過程。劉祖德[15]同時認為安全能力的塑造主要基于安全意識、安全行為和安全經驗的相互耦合作用。
4結論
1)建筑工人個體不安全行為發生機理通過外界刺激作用于建筑工人的安全認知、安全能力、安全意識，從而使其產生相對應的安全動機，最終做出行為選擇。
2)安全認知對安全行為績效產生顯著影響，安全認知作為偏感性的影響因素在施工現場管理中不被重視，但其不穩定的狀態對行為績效的危害是顯著的，特別是安全認知對安全參與行為的影響。——論文作者：葉貴，李靜，段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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