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04-27所屬分類：建筑師職稱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延安十年(1937￣1947)處在戰爭環境中，是一個破壞的時代，也是一個即將到來的建設時代的開始。當延安老城被日本侵略者飛機炸毀，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及其下屬各單位遷移城外時，陸續組織規劃建設了很多新建筑。破舊立新之中，舊與新的觀念矛盾主要表現為，以古
延安十年(1937￣1947)處在戰爭環境中，是一個破壞的時代，也是一個即將到來的建設時代的開始。當延安老城被日本侵略者飛機炸毀，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及其下屬各單位遷移城外時，陸續組織規劃建設了很多新建筑。破舊立新之中，舊與新的觀念矛盾主要表現為，以古與今的更替，穿越中與西的差異;以時間軸線上進步與落后的價值判斷，彌合空間軸線上東方與西方的審美判斷。砸碎一個舊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是中國革命隊伍的最高社會理想。
延安新建筑始于1939年底，為準備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建造大禮堂。據當時參與并主持此項建筑設計和施工監督工作的楊作材回憶，延安時期為準備召開中共七大先后三次修建中央大禮堂。
第一次修建的中央大禮堂，是1939年底至1940年春，在安塞李家塔。工程項目負責人張子良，是一位陜北紅軍老干部，清澗人，對當地地理環境和工匠技術比較熟悉。楊作材當時是延安自然科學院籌備處工作人員，臨時接到通知，先到棗園的中央辦公廳報到，當晚就騎馬趕到安塞選址現場。“我到李家塔以后，他(張子良，引者注)向我交代了任務，告訴我這個禮堂是為召開‘七大’用的，要容納1000人左右。同時要造三四百個窯洞，供代表們住宿，時間要求很緊。”時年27歲的小伙子，渾身充滿著革命豪情和干勁，領會意圖后，迅速就進人設計狀態。“根據他的要求，我就在熱炕頭上連夜開始了設計，一連干了幾個通宵，就把禮堂的設計圖紙繪制出來。那時候的建筑不像現在這么復雜，用不著進行地質鉆探，也不用畫細部圖，更沒有水暖、電器設備那一套。構思好了，一個通宵就畫出了平面圖、立面圖、側面圖和斷面圖。這個禮堂還有一個小樓。于是又畫上了一個總的側面圖和斷面圖。所有這些圖都畫在一張紙上。至于那些局部細節，是在施工的過程中一邊跟工人講，一邊拿根棍在地上畫，再進行施工的。”(楊作材《我在延安從事建筑工作》)
這是一幢具有西式現代感的木石結構新建筑。正面當中是兩個石柱子、三個圓拱。兩邊是兩個方形的堡壘式二層樓。外立面為塊石砲墻，內里屋頂為九檁八掾木結構。所用的磚瓦材料，都是現場燒制的。木料是從附近山林里砍伐拖運來的。“一根兩丈多長的榆木房梁，要派100名自衛軍從十五里以外的山溝伐下來，因為濕，故而非常重，拉三天才能拉到工地。有一個人還被壓斷了腿。”可見當時條件的艱苦和施工的艱難。施工使用的工具，基本上都是因地制宜自己制作的。把一根細柳木破成兩半，用根鐵軸，裝上一截三四寸厚的圓木頭作為輪子，再放上一個柳條編的畚箕就成了運土用的手推車。石材是雇用當地的石匠師傅，就近開采石料，打鑿成石材，特殊部位如禮堂門窗頂上還根據需要雕刻出裝飾花紋，有的圖案是楊作材參考當時交通銀行和中國銀行等發行的鈔票上的花紋畫出來的，有的是石匠師傅自己提供的圖案。禮堂用的鑄鐵窗欞，是請魯迅藝術文學院老師們設計的。圖案設計很漂亮，但是太繁瑣，透光性也很差，送到茶坊兵工廠加工時，負責鑄造的同志將其修造成了一個大的紅五星，中間有“1940”字樣，周圍是幾個大格子。此預制件當時因故沒有使用上，后來用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上。
這是一項政治任務，整個建設施工非常高效。承擔施工任務的，名義上是三個營的自衛軍，大約300人，還有一些臨時雇用的石工和木工。施工組織采用分組承包制，一個師傅帶一部分人承包某一項具體任務，另一個師傅領一部分人承包另一項任務。大家情緒都很高漲，不問工錢，沒有人抱怨。楊作材整天泡在工地上，與工匠師傅們朝夕相處。張子良負責政治思想和后勤保障工作，工地上需要什么東西，隨時開條子派人到他那里去取。遇到任何大小問題，都能及時得到妥善解決;：中央辦公廳有關同志事先考察選擇指定的禮堂地點是在朝北的山洼里，目的為了防空。實際建造時，楊作材發現原址存在背陽、陰冷，山洼里多水、結冰等問題，很不適宜。張子良得知后讓楊作材趕快寫報告，向直接領導此項工作的李富春同志請示，同意另選新址。
一個可以容納千人的大禮堂，加上300多孔窯洞，整個工程只用三岡個月時間就竣工了。這時已是1940年春天，李家塔山溝里矗立起一座現代新式建筑，參加建造的工程技術人員和自衛軍戰士們都很自豪地盼望著即將在這里召開的重要政治會議。楊作材忽然接到通知，“七大”會議暫時不開了，馬上回延安棗園接受新的任務。
楊作材得到的指示，是在棗園修建一個能容納三四百人的禮堂，為著要在這里召開一個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據楊作材回憶，“棗園禮堂是一個木結構。原來，延安城拆遷時，拆下了許多木料，由邊區建設廳保管。建造棗園禮堂時，全部給了我們。這些木料，鋸口和榫口很多，年代久遠，用來建造禮堂技術上困難很多，必須根據木料的具體情況進行設計。原來從鼓樓拆下的重檐上的木料，正好做成了禮堂的天窗;斗拱做成了禮堂二樓的挑檐這為后來建造中央大禮堂作了技術上的過渡。”這座棗園小禮堂竣工于1940年秋天，也是西洋建筑風格，后來作為中央書記處小禮堂。
這座小禮堂建成后，屮央辦公廳曾經計劃在棗園后溝為七大召開修建中央大禮堂。這里樹木密集，便于隱蔽。距離市內也比較近，各類物資采購和供應都方便。于是選定后溝西邊山坡比較平坦的山坳蓋大禮堂，在附近山體修筑窯洞作為會議代表住處。修建過程中，發現整個空間太小，而且只有一口水井，水質不好，會議期間飲用水問題不能解決，只得再次放棄。
中央大禮堂最后選址在楊家嶺。
楊家嶺是位于延安老城北門外大約2.5公里的一條山溝，臨近延河，原名楊家陵，因山上有明代兵部兼工部尚書楊兆陵墓而得名，延安時期傳說這是楊家將的后代陵墓。溝口的平地上，有一座大古墓，有石人、石牛、石馬。墓的周圍，是平溜溜的?片莊稼地。1938年1丨月日本飛機轟炸延安后，中央機關遷住這里，并改名為楊家嶺。這里地勢開闊，兩邊山坡已建有多處窯洞，其中中央黨校校舍可以用作“七大”代表們的住處，只需要建造一■座大禮堂。
與中央辦公廳隔河相望的中央大禮堂，原址是一座磚木結構的小禮堂，可以容納三四百人。1941年冬季，中央機關俱樂部主任住在禮堂里，不慎將剛發放的過冬棉花放在床鋪上，房里生著一盆炭火，就到魯藝跳舞去了。孰料火盆里的火花一爆，引燃了棉花，釀成一場大火，把小禮堂全部燒毀。
火災后的第三天，楊作材接到通知來到中央辦公廳，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李富春親A安排任務，要求在楊家嶺重新修建一個大禮堂。楊作材仔細考察地形地勢，提出兩個建筑方案。其一，在楊家嶺溝口的一塊大田地當中修建中央大禮堂，將所有的中央機關，包括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政策研究室以及辦公廳、行政處等都集'中到一起，形成一個比較集中的中央辦公中心。其二，在被燒毀的小禮堂原址修建中央大禮堂，其他機構辦公地址不變。兩個方案草圖一起送交中央辦公廳，李富春看到第一套方案，笑著問道：“你怎么了，你是要在這里建都還怎么著?”于是，就決定在小禮堂原址重建大禮堂。
楊作材把設計平面圖、正立面圖、側面圖和剖面圖都畫在一張大圖紙上，然后釘在辦公桌上，供大家閱讀。沒有細部施工圖紙，而是照老辦法在施工現場臨時畫給工人們看，或在木板上放個比劃的樣子。好在施工隊伍是當初李家塔禮堂建設班底，彼此熟悉，合作默契。
這是在當時條件下精心設計制作的建筑作品。整個建筑由多個體塊組合而成，入口處是一座方整的小樓，兩側壁柱，巍峨莊重，樓頂設置旗桿，正門上方是一個特制的圓形氣窗，嵌人一個碩大的鑄鐵五角星，革命標志性特征非常鮮明。建筑主體部分是正廳，可以安排1000多個座位，采用四個大石拱作為主梁，形成無柱腳穹頂式結構，達到內部空間最大化效果，避免了在禮堂內出現兩排阻擋視線的柱子;東側是一個小會議室，兼作舞廳，并配有小耳房，為文藝演出時演員化妝間;西側的三間房子，分別用于休息室、閱覽室和游藝室，與出人口門廳相通，功能利用上實現多種用途并重。
整個建筑磚石結構。正廳采用跨距達15.6米的大石拱代替木梁，是--個極大的技術突破。由于伐木燒炭多年砍伐，當地可以用作大梁的木料已經十分缺乏，而石料資源在當地卻是很豐富的，并且當地石匠師傅們的技術水平非常精湛。所以，禮堂正廳采用石拱結構，拱與拱之間用木料連結，再以木板蓋頂。這些木料同時又用作施工腳手架和掛滑車的木支架，當禮堂造好后木料也已基本用完，減少了浪費。為了安裝巨大的石拱，楊作材和中央機關工程師張協和合作，研究具體施工辦法，請溫家溝農具廠(即兵工廠)特制了一個五輪復式滑車，利用滑輪組的原理順利地完成安裝任務。這些石拱屬于半圓拱，其所承受的力可以直接傳遞到地下，不會產生側推力。為了謹慎起見，建設者們在東西兩側分別修建小會議室和閱覽室，以抵御半圓拱萬一產生的側推力。這樣，造型上的體塊結構與功能上的承重安全相結合，天衣無縫。此外，為了提高大石拱的承載力，參照隋代趙州橋的結構形式，在大拱上又修了幾孔小型磚拱。然后用單磚墻砌平，使它既能承重，又顯得外觀平整、美觀。內部視覺空間像一個巨大的窯洞，給人樸實親切的溫暖感。
建筑外觀顯得洋氣，莊重，大方。瓦屋面不出檐，是典型的歐式屋面做法。大廳和舞廳則是互相垂直嵌入的矩形，三個一組的長窗形成明顯的韻律。正廳窗戶分兩層，豐富了建筑表情，共設四個出入口，兩兩對稱又不雷同，生動而不呆板。正門邊的壁柱，采用希臘建筑柱式。楊作材回憶說：“這根石柱采用的是希臘雅典的愛翁尼(Ionic)式柱，是我當時參考了美國的一本大學教科書而設計出來的。”
施工過程中，為了趕工期，后面的石山沒有完全削平就將舞臺的后墻砌了上去。等到墻體快砌完時，發生滑坡，只好拆了返工重砌。工程預算是5萬元法幣，由于物價上漲的原因，中央辦公廳領導指示，不要受預算限制，一定要將禮堂蓋好，實際花費12萬元法幣。修建時對建筑用途嚴格保密，許多人不明白為什么在邊區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大興土木，甚至存人直接給中央寫信，認為這是鋪張浪費。等到“七大”召開，人們才明白其中的原委。
整個建筑體塊結構，彼此支撐，相互關聯，外表莊重、剛毅、洋氣，內里大跨度穹隆式空間，視線高度集中，意志絕對統一，鄉土的樸實與同志的溫暖都融匯在革命大家庭的親切里。建筑藝術地詮釋了中共“七大”所實現的中國革命政治理想。正門上方“中央大禮堂”為康生題寫。
“七大”召開后，中央大禮堂作為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物，獲得了建筑之外的特殊歷史意義。當時在延安的機關學校為了學習貫徹“七大”精神，陸續開始組織師生員工參觀這座延安標志性建筑。“為了使我們對‘七大’的實況和歷史意義有更為深刻的理解，學校領導組織我們參觀了‘七大’會場。記得在5月(此處有誤，引者注)的一天，‘七大’剛剛閉幕，我們來回步行30多華里，懷著驚奇和崇敬的心情，參觀了‘七大’會場和中央辦公廳的小石樓，也從遠處看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長居住的窯洞。我對楊家嶺周圍的優美環境，對‘七大’會場莊嚴肅穆的布置，特別是對大禮堂建筑精美的弓形設計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張遜斌《懷念在延安大學學習和工作的歲月》)這是當時在已經并人延安大學的魯迅藝術學院學習的學生多年后的回憶，并以此作為印象最深刻的事。
延安時期的新建筑，主要是指用于住居、辦公的窯洞，其高檔者為磚石材料壘砌的石窯，其普通者為土窯，基本采用傳統建筑工藝。另有用于政治集會、銀行機構、權力部門的公共建筑，大多采用西洋建筑風格，可稱為新建筑中的新式建筑。其代表作品除了中央大禮堂外，還有楊家嶺的中央辦公廳“飛機樓”、南門外的邊區參議會大禮堂、邊區銀行大樓，以及中央黨校、陜北公學、八路軍軍政學院、西北行政學院等各級各類學校興建的大小禮堂。少數例外的，是王家坪的中央軍委大禮堂，以及附近的八路軍總部機構建筑，都采用中國傳統建筑模式。
早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一年前修建的中央辦公廳小樓，是當時延安最初出現的西洋式三層樓建筑。主持該建筑設計建造的楊作材當初也是提供兩套方案，畫了兩張草圖。第一個方案是修建三座平房;第二個方案是一幢小洋樓，中間主體部分三層，兩邊各兩層，最外邊是一層。中央有關領導決定采用第二個方案。將延安楊家嶺中央辦公廳，也稱為“飛機樓"三座平房疊加起來，造成一座三層小樓房，這在當時的延安屬于建筑創新。建筑造型選用20世紀30年代流行的火柴盒式建筑，功能主義，簡約風格，仿佛用幾個火柴盒子搭成的積木。依傍山勢，施工過程中因地制宜，將三層樓的窗戶改建為邊門，增加一個天橋，直通上邊毛澤東居住的窖洞門口;二層樓的樓梯間正好對著警衛排的住房，也作相應改動。東廳是一個作戰研究室，為了保密，將窗戶設計得很小，并且沒有向外開的門。整個建筑形態中間髙，兩翼延展，很像一架飛機，當時就被稱為“飛機樓”。
建筑所用的石材來自對面山上開采。采石時每天早晨要放炮，而住在山溝對面窯洞里的毛澤東的生活習慣幾乎晝夜顛倒，他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早晨正是他睡覺的時候。一連放了幾天炮以后，嚴重影響毛澤東的休息。時任中央辦公廳秘書處長的王首道把負責建筑施工的幾位同志叫到毛澤東警衛連長葉子龍住處商議。
葉子龍說：“我們止好趁這個機會把毛主席夜間工作的習慣給改過來。”
從湘贛蘇區到中央蘇區就熟悉毛澤東的王首道說：“那還行?”意思是根本不可能，那是異想天開。商議的結果，決定改為每天下午放炮。
小樓將近落成時，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王若飛派人送來一塊銘石，按當時西方建筑慣例，刻勒該建筑名稱、設計者、建設者和時間等內容。但負責工程建設的楊作材認為不合適，便將其砌在墻里面了。
該建筑很有現代感，樸實，簡約，不事雕飾，卻新穎洋派。1941年春開工，當年完工。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在這黽召開。
與此同時建設的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大禮堂，同樣具有濃厚的西洋風格，又能夠與當地環境相融洽，被譽為“富麗堂皇的民主之宮”&陜北知名鄉紳、邊區參議會常駐參議員李丹生專I'j題寫《大禮堂頌》，暢敘自己身臨其境，參政議政，共商國是的深切感受，并由此激發起對于民族復興、國家再造的美好意愿。“議員列座，來賓旁聽。而其提議答復，一上一下，融融泄泄，和氣所致，天人共應。……制禮制樂，治定功成。奠乾坤于寧靜，釀世界于和平。國祚綿延，天休滋至，豈不懿歟休哉?然而自今思昔，由委溯源，如此旋轉乾坤之奇才，震古爍今之偉業，問開始于何地，開始于何人?僉曰：開始于此堂，開始于作此堂會此堂者。”
該建筑由毛之江設計，楊作材負責修正，丁仲文、李付縉指導施工，鐘敬之承擔內部裝飾設計工作。禮堂為磚木石結構，主體一層，局部二層，由前部門廊、中間大會議廳、后部舞臺組成。正門是一排石砌拱廊，當中為五孔拱券，拱間加壁柱。兩側實體墻面，與中空拱廊形成強烈對比，山墻高聳，巍峨莊嚴。細部柱頂、額枋多用中國傳統建筑符號。正廳可容納1200人。謝覺哉題寫“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大禮堂”，刻勒在正門上方。1947年3月國民黨軍占領延安后，該建筑被毀。1956年5月，謝覺哉回到延安，重新題名“延安大禮堂”，現今仍然作為一些重要活動的舉辦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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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新建筑，其物質條件和內部裝修“遠比不上現在的中南海懷仁堂和人民大會堂。但它的使用價值、政治意義、對社會的貢獻，卻可以和懷仁堂、人民大會堂相媲美”。(陳其《重回延安》)1947年3月，國民黨將領胡宗南率軍占領延安后，除自己指揮作戰用了王家坪建筑，得以使其保留原貌，其他建筑全部燒毀Q1950年代人民政府又按原樣重建，1980年代再次修建。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延安城南門外的陜甘寧邊區政府辦公場所始終是很簡易的，依山開鑿的兩排窖洞，磚石砌面，樸素，簡潔，可親可近。
建筑藝術的文化品質和意識形態特征，是一種功能性存在，是在設計者、決策者、建設者、裝飾者的勞動過程中那么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選擇判斷，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意識形態。延安新式建筑，全部是用于政黨政治的公共事務活動。其功能內容需要與審美形式特征，都是必須充分滿足的建筑意圖。它代表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寄托著無產階級革命隊伍對于新時代的夢想和信念，并因而成為后來延續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標志性建筑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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