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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的民國時期歸綏市內部空間結構及其特征分析

發布時間:2020-02-07所屬分類:建筑師職稱論文瀏覽:1

摘 要: 提要:利用各種史料、古地圖,基于GIS技術對民國時期歸綏市內部空間結構及其特征進行定量分析,結果顯示:民國時期歸綏市空間結構呈相對分異的雙子城式結構;除商業功能區沿街角中心、交通干線的兩側呈條狀分布外其余功能空間相互重疊而混雜布置,還未形成功能

  提要:利用各種史料、古地圖,基于GIS技術對民國時期歸綏市內部空間結構及其特征進行定量分析,結果顯示:民國時期歸綏市空間結構呈相對分異的“雙子城”式結構;除商業功能區沿街角中心、交通干線的兩側呈條狀分布外其余功能空間相互重疊而混雜布置,還未形成功能較突出、特色鮮明、空間分異的專門功能區;歸綏市空間結構是政治、軍事和宗教力量以及多民族、多元文化復雜持續且相互作用融合的結果,故具有很深的“軍政”烙印,也具有多元民族文化特點、自然形成與規制規劃特點和游牧與定居相結合的雙重屬性。

基于GIS的民國時期歸綏市內部空間結構及其特征分析

  關鍵詞:城市空間結構;民國時期;GIS;歸綏市

  改革開放后,伴隨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出現了城鎮空間結構不合理、建設用地粗放低效、城市自然和文化個性被破壞等與空間規劃缺位密切相關的一系列問題,使得“優化城鎮化布局和形態”[1]成為新型城鎮化、實施主體功能區劃中必須高度重視的全國性重大社會經濟問題之一。

  城市空間結構研究一直以來是多門學科競相參與的研究領域。國內城市空間結構研究已有長足的發展,縱觀相關研究具有如下特點:對現階段、大城市研究的多[2~9],而對中小城市尤其是邊疆民族地區城鎮的探索薄弱;在時間維度上以斷代史為主,研究頻度多集中于宋、明、清時期,涉及近代的較少;在空間維度上多位于江南地區,而對于北部邊疆民族地區歷史城鎮的空間結構研究寥寥無幾[10~14],對于歸綏市僅有的相關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史[15~17]、城市社會變遷或形態演變[18~21]以及城市建筑史[22]等領域;在研究方法上多以傳統方法為主,而新技術手段的運用較少。因此,面向優化城鎮化布局和形態的北部邊疆民族地區歷史時期城鎮空間結構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和現實意義。

  1材料與研究方法

  1.1研究區概況

  民國時期的歸綏市是在原歸化城和綏遠城的基礎上形成與發展的。歸化城興建于明隆慶年間,而綏遠城則修建于清乾隆初年。1741年設歸綏道,1914年道制取消,改設歸綏縣。1929年改歸綏縣為歸綏市,并定為綏遠省之省城。1939年更名為厚和市,1954年4月改稱呼和浩特市[23]。此后該名稱一直沿用至今。目前該區地處“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中的前沿陣地,位于全國“兩橫三縱”城市化戰略格局包(頭)昆(明)通道縱軸北端[24],是西部大開發的戰略高地和國家級區域發展的新增長極之一。

  1.2史料基礎及研究方法

  文中重點參考的史料有《綏遠通志稿》、《綏遠概況》和《歸綏縣志》等。圖件資料有清末的《歸化城形勢圖》、《歸綏城郊形勢圖》(1934年)、《中國分省新圖》(1948年)、《歸綏街道圖》(1951年)和《呼和浩特市街區圖》(1973年)等。信息提取時,運用上述古地圖以及分辨率為30m的2000年TM遙感影像作為數據源,在ENVI4.2軟件中圖像裁剪,選擇感興趣區域,利用ArcGIS9.2軟件,以1:1萬地形圖為基準數據,對2000年的遙感影像進行校正,以其為準逐步往前推移校正的方法對古地圖進行配準并進行圖像預處理。在此基礎上,以文獻資料作為輔助,提高古地圖的糾正精度。之后對研究區進行目視解譯和矢量化,提取相關信息,建立數據庫,制作城市空間GIS數據,為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分析提供圖形數據基礎。

  1.3功能空間劃分

  文中考慮到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形成的基本要素,根據歸綏市內部建置情況、土地利用現狀以及社會經濟實際狀況,將民國時期歸綏市內部空間劃分為街道功能區、官署機構區、商業區、居住區、文教機關及設施分布區等五種主要功能區,以進一步分析各功能空間的分布、組合狀況乃至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的特征。

  2結果分析

  2.1各功能區空間“復原”及其特征分析

  2.1.1街道功能區

  據GIS數據分析,民國時期歸綏市街道道路總長度為107.54km,總密度達17.2km/km2。街道功能區主要分布在歸化城、綏遠城和綏遠車站三片區域內,由大街、小街、小巷等三個等級的街道組成。其中,歸化城內有大街57道,小街53道,小巷84道[25],以大南街為主干,由一條條狹窄的街道及其兩邊簡陋的小房組成[26]。綏遠城與歸化城相比,其城區總體上呈四方形,以鼓樓為中心,有東、西、南、北四條大街通向四城門,還有24條小街、46道小巷[25],各街筆直。整個城市的街道功能區呈雜亂不整與棋盤式相結合的空間特征。

  2.1.2官署機構區

  20世紀三十年代,歸綏市作為省府所在地、地方最高的政治活動中心,集聚了眾多的政府官署機構,如綏遠省政府、綏遠省高等法院、綏遠省會公安局、民政廳、建設廳、財政廳等約20余官署機構分布在此。其中,高級別的機構多設置在新城內,以省政府所在的鼓樓西為中心,向城中心靠攏且圍繞省政府井然有序、相對集中分布,使以鼓樓為中心的區域成為歸綏市主要政治功能分布區。除外,在舊城太平召前沿札達蓋河北岸、舊城內的北門附近或舊城內的商業熱鬧區也分布著部分官署機構,其余少數則零散分布在舊城的東南部或火車站附近①。

  2.1.3商業區

  據文獻分析,20世紀三十年代歸綏市工商業有2134家,“以皮毛、牲畜、綢緞、百貨為主,工業以毛織業為最,外蒙工會和新疆社也尤發達”②。眾多商賈聚集在全市主干道路—大南街(北自大十字街南至北門里的路段)的兩側,使大南街成為歸綏市商業繁盛中心[25]。除外大西街、小東街、東西五十家街、大召前街、牛橋街等地段也是商業較多的地區[25]。因商業性質和區位條件不同而舊城內也形成了相對分異的專門化商品交易區。牲畜、皮毛各商多在舊城北部太平街一帶,糧商多在南部南柴火市街一帶,錢商以南街之頭二道巷為多,而大召前、羊崗子兩處是百物雜貨以及各種玩具古物交易區[25]。新城內從事商業或服務業者甚少,僅有“商販駢列,百貨雜陳”的唯一市場[25]。不管是舊城還是新城,其商業區由城中心向外延伸,沿交通干線的兩側或街角中心呈條狀分布的空間形態。據GIS緩沖區分析(以4m建立緩沖區),新舊二城商業區面積約為2.8萬m2,占總面積的0.43%。雖然歸綏市商業貿易日益繁榮,但是火車站和東大馬路附近仍未形成較有規模的商業區。

  2.1.4居住區

  清末,歸化、綏遠城人數共為39015人③,至1932年歸綏市區內戶數達13963戶,人口達77482人④。隨著居民的增加,民國年間歸綏市居住區面積也逐漸擴大,1934年居住區面積達3.65km2。火車站開為商埠后,火車站聚居區逐漸形成。歸綏市居住區空間形態從1890年代末的由新舊二城組成的獨立雙組團形態逐漸擴展成帶有火車站居住區的三組團式空間形態。但是受到原有土地利用格局、街區形狀等的影響,民國時期歸綏市的居住區緊湊度仍較低,處于相對粉碎的狀態。

  民國時期,研究區仍保持著清代原有的多民族聚居且相對分異的居住空間格局。歸化城南門外以及新舊二城召廟所在地仍為蒙古族聚居區,約0.31km2,占居住區總面積的8.49%。漢族因人口眾多,從事各種商業或手工業,多數集中分布在舊城及城南一帶,少數則零散且與其它民族交錯分布在新舊二城以及火車站附近,其居住區面積為1.66km2,占45.48%。滿族人的居住區集中分布在綏遠城內以及歸化城外的公主府及其周圍地區,約1.22km2,占33.42%。歸化城北門外以清真寺為中心的城區是回族聚居區,回族居民以清真大寺為核心、圍繞南清真寺、西清真寺、東清真寺等聚族而居形成多核心的回民街區[22],其居住區面積為0.46km2,占12.60%。

  2.1.5文教功能區

  民國時期,歸綏市的文化服務功能主要體現在教育服務、大眾文化服務和宗教信仰服務等三個方面。至20世紀三十年代,歸綏市有7所中學,均位于舊城[27],包括“綏遠最高學府”—綏遠省立第一中學[28]。小學主要分布在舊城的牛橋街、財神廟巷、恒昌店巷、東順城街和南柴火市街,少數分布在新城家廟寬街和關帝廟街①。這些學校選址在容易被居民共享的社區中心部位,與廟學合一或廟學相鄰布局。民國時期歸綏市出現講演所、社會教育所、民眾教育館、圖書館、閱報處、報館、通訊社等各種文教機關和設施,使城鎮大眾文化服務功能進一步完善和多樣化。這些文教機關零散分布在新舊城內的不同街區,如綏遠省教育廳在新城鼓樓東萬壽宮舊址[25],綏遠通俗講演所在舊城小東街文昌廟內。蒙古諸報社、大報編輯社等,多分布在新城內②。組成歸綏市城市空間結構的居民宗教信仰的物質載體和功能單位有多種多樣,既有寺、廟,也有清真寺、教堂。歸綏市11個較大的寺召均位于舊城,集中分布在舊城墻南側從南門向南延伸的市區中軸線的兩側,使這里成為歸綏市喇嘛教生活集中區。關帝廟、文昌廟、城隍廟、龍王廟、財神廟等集中分布在舊城南和西北部的由漢族移民構建的居住區內。清真寺主要分布在舊城北門外,使這里具有濃厚的伊斯蘭教色彩。全市8座基督教堂中5座在舊城,3座在新城;天主教堂新舊二城各有一座③。民國年間,舊城的部分寺宇被改作學校,寺宇的宗教信仰功能向公共教育功能轉化。因受居住區的分布格局、民族構成和人口密度的影響,歸綏市宗教機構多集中在舊城南部和北部,呈多片區集中且各種寺宇錯列并存的分布特點。圖120世紀三十年代歸綏市街道分布圖Figure1ThestreetdistributioninGuisuicityin1930s

  2.2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特征

  民國時期歸綏市內部空間結構主要由官署機構分布區、商業區、居住區、街道、文教設施分布區等功能空間組成。由多民族雜居而形成的居住區是各種功能空間的基礎,居住區空間由新、舊二城和火車站居住區組成,呈粉碎的三組團式空間結構形態特征,且已出現蒙、滿、漢、回等民族相對集中生活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居住區。在此基礎上,受人口、交通等因素的影響,商業區分異而形成具有沿街角中心、交通干線的兩側呈條狀分布的功能空間。官署機構、文教機構以點狀空間形態鑲嵌分布在居住區內,但是相對集中,其中官署機構多分布在新城內,尤以省政府所在的鼓樓西為中心相對集中分布;而寺廟、清真寺等宗教文化設施和功能單位則相對集中分布,而且形成以舊城墻南大南街兩側喇嘛教區和舊城北伊斯蘭教區為主的、各具不同宗教特色的文化功能區。街道功能區是連結各功能區的紐帶,呈現出雜亂不整與棋盤式相結合的道路體系特征(圖1)。總之,城市空間結構的組建過程中有局部的有序和整體的無序并存,除商業功能區外其余功能空間相互重疊而混雜布置,還未形成功能較突出、特色鮮明、空間分異的專門功能區,但是城市各種功能的分布仍體現出了各自的特點(圖2)。

  3討論

  3.1城市建設中的軍、政、宗教因素與“雙子城”空間結構

  圖2民國時期歸綏市各功能區及機構分布圖Figure2FunctionareaandorganizationsdistributioninGuisuicityinRepublicofChina歸綏市空間結構是政治、軍事和宗教文化力量復雜持續且相互作用的結果。歸化城是土默特蒙古人的政治活動中心和宗教活動中心。而綏遠城是清廷為加強對漠北、漠西軍事部署而特意在歸化城東北5里許興建的一座城。在這種軍、政、宗教因素的影響下,清代、民國時期的歸化、綏遠城一直保持著“雙子城”的空間結構特點。據GIS數據分析,20世紀三十年代歸化城城區面積為2.6km2,綏遠城的城區面積為3.66km2,兩城各自的緊湊度較高。但是,城市內部空間的連接度仍很低,1921年綏遠車站的建設雖然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新舊二城的向內填充式發展過程,但仍未徹底改變兩城相對獨立的空間格局,民國時期其城市空間結構仍呈現出相對分離的“雙子城”式結構特征。而且,兩城的功能分異現象也較顯著,民國年間的很多文獻對此有明確的記載:“省城為政治中心,縣城為商業中心”[25];“官廳多在新城,商工業則全在舊城”①;“省公署在新城,其他機關均在舊城,商店全部在舊城,總之綏遠的繁盛以歸化城為主”②。

  3.2歸綏市空間結構的多民族、多元文化融合性

  民國時期歸綏市居住空間結構和文教功能區的空間分布特點折射出了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歸化城修建后土默特蒙古人以城為中心、以大召為喇嘛教活動中心組織進行政治、宗教活動,使歸化城及其南門外召廟所在地成為蒙古族聚居區和佛教文化色彩最顯著的區域。

  綏遠城建成后,清廷調遣八旗官兵于此駐防,大量滿族人隨之遷入“新城”內,逐漸使“新城”成為滿族人聚居區。清朝統一長城南北后,大量內地漢族移民來歸化城從事工商,舊城及城南一帶、火車站附近地帶成為漢族居民聚居區。清初就有回族商人作為“外番貿易者”寓居于歸化城。綏遠建城后大批回民遷入歸化城定居于扎達蓋河西岸,太平召、周家巷、后沙灘和北沙梁一帶形成為回民聚居點,乾隆中后期陸續興建清真寺。故歸化城北門外以清真寺為中心地區成為回族的集中居住區和伊斯蘭教色彩顯著的城市空間。

  3.3歸綏市空間結構的自然形成與規制規劃特點

  歸綏市街道功能區的雜亂不整與棋盤式相結合的空間特征是歸化城原有道路基礎、土地利用以及綏遠城的筑城計劃相互作用的結果。歸化城原有道路因受到游牧時期道路結構的影響,呈斜曲狀態[22]。加之,占有大面積土地的喇嘛、寺召與商人之間的租借交易,一方面為了獲取更高的地租收入,另一方面節約房租成本,把城市地皮分割成很多簡陋的小房,使歸化城“街道、街巷非常狹窄”[26],具有自然形成的特點。綏遠城與歸化城相比,其城址選定、城市規模以及房屋、街道布局等一切事項都有明確的目的和周密全面的筑城計劃。因此,其建筑結構和空間形態始建之初就已呈現出規制有序、整齊劃一的棋盤似特征。民國時期綏遠城的街道道路仍延續了清代的方格結構。

  4結論

  民國時期歸綏市內部空間結構主要由官署機構分布區、商業區、居住區、街道、文教設施分布區等功能空間來組成,呈相對分異的“雙子城”空間結構特征。總體上新城為全市的政治功能區,而舊城為商業功能區。歸綏市空間結構是政治、軍事和宗教力量以及多民族、多元文化復雜持續且相互作用融合的結果,也是其原有道路基礎、土地利用以及綏遠城的筑城計劃相互作用的結果。故民國時期的歸綏市空間結構具有很深的“軍政”烙印,也有顯著的多元民族文化特點,同時也呈現出游牧與定居相結合的雙重屬性。該研究可為邊疆民族地區歷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建設、優化城鎮化布局和形態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作用。因史料和精準空間數據的缺乏而使歷史城市空間結構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但是隨著對檔案、外文資料以及大比例尺實測地圖等原始史料的進一步挖掘與利用,該研究內容有望進一步完善與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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