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04-25所屬分類：工程師職稱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寧夏水利開發史研究在歷代水利開發、河渠沿革、引黃治黃等方面取得了較為豐碩的基礎性成果，西北史地學研究從不同角度肯定了歷代寧夏水利開發建設的成就，這些都對當代寧夏水利事業發展起到了借鑒作用。今后水利開發史研究應由基礎性研究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寧夏水利開發史研究在歷代水利開發、河渠沿革、引黃治黃等方面取得了較為豐碩的基礎性成果，西北史地學研究從不同角度肯定了歷代寧夏水利開發建設的成就，這些都對當代寧夏水利事業發展起到了借鑒作用。今后水利開發史研究應由基礎性研究趨向應用對策性研究，為新時代寧夏水利開發建設、規范管理、引黃古灌區保護利用和生態立區戰略發展提供資政服務。
關鍵詞:寧夏;水利開發;應用對策性研究
寧夏依黃河而發展，因黃河而興盛。自秦代在寧夏開創軍事屯墾以來，興修水利和移民戍邊進行農業開發成為歷代王朝經營寧夏的重要方略。寧夏以引黃灌溉農業為特征的經濟開發，加強了民族融合和地域穩定，促進了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寧夏引黃灌溉歷史厚重，歷經二千年經久不衰，寧夏引黃古灌區是黃河文明的樣本和人民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典范，2017年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對寧夏歷史文化的發展將產生深遠的影響。近40年來，區內外學者對寧夏水利開發史各個方面的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寧夏歷代水利事業的發展歷程和成就。筆者在對其進行梳理時發現，寧夏的水利開發史研究還可以在挖掘史料、拓寬研究內容、運用多學科研究方法加強應用對策性研究等方面有所突破，更好地為寧夏沿黃生態經濟帶建設及生態立區戰略發揮資政服務作用。
一、寧夏水利開發史的整體研究
關于寧夏水利開發史通代研究的著作不多，內容和形式卻各具特色。盧德明《寧夏引黃灌溉小史》[1]，吳忠禮、盧德明、吳曉紅《塞上江南———寧夏引黃灌溉今昔》[2]分析了寧夏引黃灌溉兩千年來經久不衰的原因。寧夏政協與寧夏水利廳合編的《黃河與寧夏水利》[3]搶救性整理與收錄了大量口述史料。王嵐海主編《寧夏水利史話》[4]將史料與最新科研成果融合，以史話形式圖文并茂地記述了寧夏古灌渠、河流、湖泊、治水人物及遺存遺跡等，通俗易懂地展現出寧夏水利的滄桑厚重。
研究文章多側重歷史上寧夏水利開發及對農業經濟的促進作用。田尚《試論“塞上江南”寧夏平原引黃灌區的形成》[5]、馬啟成《寧夏黃河水利開發述略》[6]、鄭連發《寧夏引黃灌溉溯源》[7]、盧德明《寧夏平原引黃灌溉的歷史》[8]、吳忠禮《寧夏古灌區的開鑿》《唐徠渠與銀川平原的早期開發》[9]等文章論述了寧夏引黃灌區農業經濟、灌區農民生活、農業發展與農業產業化。汪一鳴《試論少數民族對開發寧夏引黃灌區的貢獻》[10]、薛正昌《寧夏平原歷代屯田與水利開發研究》[11]論述了歷代利用引黃灌溉資源對寧夏平原實施移民實邊開發的成功經驗。吳忠禮、王曉華、吳曉紅《寧夏引黃灌區經久不衰的歷史原因探析》[12]指出寧夏歷代官民總結出農牧兼營、協調發展的農業經驗和農田水利管理辦法是寧夏引黃灌溉二千年經久不衰的歷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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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寧夏水利開發史的專題研究
(一)水利開發建設與管理
寧夏平原南高北低，利于黃河水自流，古人借助這一地理條件開鑿引黃古渠灌溉，歷史悠久，因此學界對歷代渠道開發建設與管理關注較多。汪一鳴《試論寧夏秦渠的成渠年代———兼談秦代寧夏平原農業生產》[13]《寧夏平原渠名考》[14]，盧德明《關于寧夏引黃灌溉創始年代問題》[15]，楊新才《寧夏引黃灌區渠道沿革初考》[16]，丁西林、趙偉《青銅峽九大干渠歷史沿革概述》[17]等文章論述了寧夏平原引黃灌溉的起源和發展，考證了秦家渠、漢延渠、唐徠渠等干渠的開鑿時間。汪一鳴《〈水經注〉黃河銀川平原段若干歷史地理問題討論》[18]以《水經注》為據探討了黃河銀川平原段不同時期古河道的位置，指出所謂“東枝”實為人工灌渠。陳旭東、周嘉玲《七星渠歷史與現狀探究》[19]論述了七星渠的創修與得名、疏浚與延修、自流與揚水，指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為再造一個“塞北江南”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楊新才《關于古代寧夏引黃灌區灌溉面積的推算》[20]對歷代寧夏引黃灌溉面積進行推算，為研究寧夏不同歷史時期的灌溉水平和規模提供了依據。
西夏時期，寧夏引黃灌區是政權的統治中心，水利被視為立國之本，為保障農田灌溉正常運行，西夏制定的《天盛改舊新定律令》(20卷)第15卷有40多條針對干渠修治、使用和管理、灌溉制度、違章處罰等水利管理事宜的相關規定，開創了中國少數民族依法治水的先河。陳廣恩《論西夏立國長久的一個重要原因》[21]指出西夏擁有河套地區并不遺余力開發建設河套地區是其長久立國的重要原因。聶鴻音《西夏水利制度》[22]、景永時《西夏農田水利開發與管理制度考論》[23]、駱祥譯《從〈天盛律令〉看西夏水利法與中原法的制度淵源關系》[24]、汪一鳴《西夏時期寧夏平原灌區的水利工程和灌溉管理》[25]《西夏時期寧夏平原灌區的土地利用和農牧業》[26]、吳曉紅《西夏時期寧夏平原引黃灌溉開發與管理述略》[27]等文章分別論述了西夏時期水利開發、依法治水的管理制度和土地利用類型等，認為西夏水利法規繼承了唐代《水部式》法體系內容，并受自中古以來河西制度的影響和傳承。
明清時期寧夏引黃灌溉進入第三次開發高峰，從不同角度對其研究的成果較豐碩。左書諤《明清時期寧夏水利述論》[28]探討了明清時期寧夏水利開發、治水管水的制度與經驗教訓。呂卓民《明代寧夏屯墾區的水利建設》[29]論述了明代寧夏墾區水利建設的成就及“塞北江南”地理景觀在寧夏平原農業地理的特征。霍麗娜《明清時期寧夏河渠的開發與管理初探》[30]指出明清時期寧夏河渠網絡形成與地理布局的擴大，使寧夏農業經濟規模的主導地位得到確立與發展。文卉《清代中央與地方水利官員在水利興修中的作用———以寧夏平原水利灌溉為例》[31]、岳云霄《清代寧夏平原水利管理中的國家干預》[32]強調了清代國家在寧夏平原設立水利職官和非水利職官協作管理水利事務，并實施時空差異管理的主導地位。楊帆《明清寧夏平原水利興修與水神信仰初探》[33]指出官民在興修水利的同時，新建或重修水神廟宇是利用水神廟宇求神助水應對旱災的方式，也是一種心理慰藉的體現。魏靜《清代寧夏地區河渠灌溉特點及灌溉制度研究》[34]通過對清代寧夏河渠灌溉特點和制度的論述，總結出人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引起渠患的兩個原因。
民國時期，水利事業在寧夏經濟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寧夏地方當局推行過一系列建設措施，但學術界論著提及甚少。羅舒群《民國時期甘寧青三省水利建設論略》[35]簡要記述了民國寧夏平原衛寧水系、金靈水系、夏朔平水系各干渠的灌溉面積和舊渠改造工程辦法。張天政《20世紀三四十年代寧夏水利建設述論》[36]以民國時期寧夏水利發展成就、水利工程建設運作、水利管理機構的演變等為研究對象，指出寧夏水利建設已向制度化、法制化、近代化邁進。岳云霄《民國時期寧夏平原的水利組織》[37]指出民國時期由于國力和灌溉系統龐大，政府雖設官監督，但在運作中仍具官方和民間雙重性質，基層管理人員名稱不同但職責并未改變。黃正林《民國時期寧夏農村經濟研究》[38]、莊可榮《1931年～1945年寧夏糧食生產穩步增長的原因探析》[39]指出民國時期寧夏耕地和灌溉面積增加、糧食增產的效果得益于寧夏省政府加強水利工程建設、維護及開墾荒地的措施。
(二)治水人物及其治水理念
張維慎《論北魏時期刁雍在薄骨律鎮的水利建設與屯田》[40]指出刁雍修建引黃灌溉工程、保障屯田、用余糧接濟軍糧，既鞏固了邊防，也促進了鮮卑族從游牧轉向農耕的經濟發展模式。李令福《論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術與經濟效益》[41]指出刁雍所修艾山渠合理先進的引水技術是水利工程史的杰出代表，其為后世留下了實地考察測量兩漢時代寧夏平原水利工程的珍貴史料。陳明猷《青年郭守敬西夏行》[42]論述了蒙元科學家郭守敬在寧夏平原組織疏浚舊渠、復興引黃灌溉農業的治水科技及治水思想。白述禮《大明寧夏督儲河東道工部尚書張九德》[43]論述了張九德在靈州建河堤、在秦渠筑長土拜防河涸、在漢渠開蘆洞防干澇的治水壯舉，其治河業績和經驗對寧夏實施沿黃生態建設仍具借鑒作用。王玉琴《從乾隆〈寧夏府志〉看清代寧夏的渠道治理》[44]通過乾隆《寧夏府志》所載渠道治理制度論述了治水人物的治渠思想、實踐和創新。
(三)水文化保護和利用
引黃灌溉既滋潤了寧夏平原地區農業文明，也孕育了豐厚的黃河文化。黃多榮《漢、唐時期古黃河銀川平原段河道遷徙及沿岸城鎮初探》[45]對古黃河銀川平原段(青銅峽以北至陶樂段)的走向及沿岸主要城鎮位置進行了考證。薛正昌《黃河文化與寧夏農業文明》[46]從地理角度論述了黃河在寧夏北部平原孕育了歷代農業文明，而發源于寧夏南部六盤山的清水河、涇河也是黃河的重要支流，同樣是黃河文化的滋生地。閆興富、周立彪等《寧夏愛伊河灌區水資源利用與保護研究》[47]指出應弘揚愛伊河(今改名典農河)引黃灌溉文化，開發水利生態旅游。薛正昌《寧夏沿黃城市帶縣制變遷與城市文化》[48]指出歷代利用寧夏平原灌溉之利實施屯田促使縣治布局愈加合理，這對打造寧夏沿黃生態經濟帶具有借鑒作用。王興文《論寧夏黃河文化的內涵及其符號表達》[49]通過對寧夏平原和黃河共生關系的論述，指出黃河文化是寧夏最具代表性的區域文化。殷鋒《唐徠水文化的實踐與探索》[50]論述了唐徠渠在水資源配置、節水型社會建設、水文化遺產保護及生態旅游等方面的作用。周文君《寧夏引黃古灌區的歷史與文化價值》[51]指出引黃灌溉是農耕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當代人應深入研究推進歷史遺產活起來。
(四)水利與環境變遷
隨著生態環境史學的興起，水利建設與環境變遷逐漸引起了學界關注。汪一鳴《寧夏平原自然生態系統的改造———歷史上人類活動對寧夏平原生態環境的影響初探》[52]指出歷代寧夏平原在開發過程中因不合理的人類活動導致了次生鹽漬化、局部沙化、野生生物資源減少等不良后果，并初步探討了改善寧夏引黃灌區生態條件的途徑。其另文《歷史時期寧夏地區農林牧分布及其變遷》[53]論述了寧夏歷史時期農林牧分布及其生態環境演變過程，反映寧夏平原引黃灌區不同地段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梯次開發進程。吳超、霍紅霞《元明清開發寧夏平原經營方略比較》[54]、李心純《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加劇的禍根———明代的軍屯與九邊屯墾所導致的土地演替》[55]、王群《明代寧夏鎮屯田與農業生態環境變遷》[56]指出明代寧夏鎮大規模屯田雖促進農業發展，但也致使土地沙化和鹽堿化、肥力下降，破壞了農業生態環境。朱士光《淺論歷史時期寧夏地區農牧業開發與環境變遷問題》[57]提出寧夏平原要加強灌溉管理，合理灌排和調控水鹽運動，綜合治理次生鹽漬化，同時實行農牧結合的經營方式。
三、涉及寧夏水利開發史的研究
(一)黃河和河套史研究
王天順著《河套史》[58]通過對銀川平原段的地形、地貌、河道特征和變遷、氣候水文特點、湖泊和內流河、生態環境等論述，提出以自流灌溉農業著稱的銀川平原應加強防風固沙、保護灌區農業發展的策略。陳耳東著《河套灌區水利簡史》[59]論述了不同歷史時期河套灌區(涉及寧夏平原引黃灌溉區)的萌芽與發展，剖析了其在清末民國水利復興與反復的內在機制。譚徐明主編《中國灌溉與防洪史》[60]設專節論述了寧夏元、明、清時的灌溉與防洪工程。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編《黃河水利史述要》[61]、史念海著《黃河流域諸河流的演變與治理》[62]、侯全亮主編《民國黃河史》[63]、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編《中國水利史稿》[64]等研究成果對歷代寧夏平原引黃灌區開發建設的內容均設專門章節記述。栗志《黃河流域灌溉發展史簡述》[65]對西夏、元明清時期寧夏興修水利、發展灌溉，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給予肯定。劉磐修《漢代河套地區的開發》[66]論述了漢代對寧夏和內蒙一帶的濱河平原實施軍屯、民屯及水利開發的政策措施和主要成就。黃正林《清朝前期黃河上游區域可耕地的開發和利用》[67]指出寧夏平原是清朝前期黃河上游區域招民墾荒的重點地區，其移民開荒與興修水利緊密相連，地區土地利用率和人口分布狀況直接關系農村經濟的興衰。
(二)農業史與經濟史研究
一些區域農業史、經濟史研究從總體上概述了寧夏農田水利發展狀況。左書諤《明代寧夏屯田述論》[68]論述了明代寧夏屯田在初創和發展過程中興修水利對其所起的重要作用。楊新才著《寧夏農業史》[69]論述了寧夏歷代農田灌溉及水利工程設施的建設、管理、破壞與恢復，指出沒有引黃灌溉就沒有寧夏的農業發展。楊新才、王治業等著《寧夏歷代農業統計敘錄》[70]和楊新才、普鴻禮《寧夏古代農業考略(續)》[71]兩篇文章對寧夏古代農業經濟發展進行了系統論述，提出水利事業發達與否，是衡量農業生產水平的重要標志，并對兩漢至民國間的寧夏灌溉面積進行詳細嚴謹的考證。徐安倫、楊旭東著《寧夏經濟史》[72]指出寧夏歷代依靠黃河自然資源發展經濟是一種普遍現象，寧夏的經濟史就是一部開發利用黃河資源史。張驊《唐代的農田水利》[73]指出唐代寧夏水利的發展使農田面積增加，糧食產量提高，促進了社會經濟繁榮，農田水利工程建設是防治水旱災害、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的重要手段等內容。杜建錄著《西夏經濟史研究》[74]指出西夏對興、靈一帶灌溉農業區的開發促進了經濟發展。其文章《再論西夏的農業》[75]認為西夏農田水利取得的突出成就是建立了一系列完整的水利開發與管理制度。周松《元代寧夏漕運新論》[76]提出元代寧夏漕運(糧食生產、運輸、貯存)的存在是黃河沿岸平原農業生產發展的結果，也是元代糧食運輸靈活性和多樣性的表現。史金波等譯《天盛改舊新定律令》[77]將律令第15卷涉及水利管理事宜的“春開渠事”等5門40多相關規定進行了考述，為學者研究西夏農業水利提供了重要史料。
(三)歷史地理研究
汪一鳴的兩部著作《寧夏生態環境評價與科技發展戰略》[78]《寧夏人地關系演化研究》[79]以及張維慎著《寧夏農牧業發展與環境變遷研究》[80]從生態環境變遷的角度論述水利開發的利弊，提出過度開發農業致使生態環境惡化，并給出合理調整農業結構可有效改善生態環境的建議。魯人勇、吳忠禮、徐莊著《寧夏歷史地理考》[81]、吳忠禮、魯人勇等著《寧夏歷史地理變遷》[82]、藍玉璞編《寧夏回族自治區經濟地理》[83]等均涉及歷代渠系分布狀況。楊蕤著《西夏地理研究》[84]提出西夏統治者利用引黃灌溉優勢經營寧夏平原，實現了由游牧生產方式向農耕、農牧結合的生產方式的快速轉變。薛正昌著《寧夏歷史文化地理》[85]詳細論述了寧夏農業文明和生態環境的演變。
(四)西北開發史和西北水利史研究
魏永理主編《中國西北近代開發史》[86]提出水文站網的建立和對灌區運用科技勘測設計使寧夏近代水利開發向縱深發展。趙儷生主編《古代西北屯田開發史》[87]、趙珍著《清代西北生態變遷研究》[88]、張波著《西北農牧史》[89]、袁林著《西北災荒史》[90]、呂卓明著《明代西北農牧業地理》[91]、谷苞主編《西北通史》[92]、吳忠禮著《西部開發與西北史地學研究》[93]、戴逸、張世明主編《中國西部開發與近代化》[94]等研究成果在記述西北社會經濟發展時，均涉及寧夏歷代水利開發建設尤其是銀川平原引黃灌溉的論述。蕭正洪著《環境與技術選擇———清代中國西部地區農業技術地理研究》[95]則從地理環境的角度研究了寧夏平原的農田水利建設和水利技術的區域差異。
王雙懷《漢唐時期對西部水資源的開發和利用》[96]認為寧夏平原歷代水利開發對西部地區的經濟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王培華對西北水利史進行了系統研究，其《元明清時期的“西北水利議”》[97]《元明清時期西北水利的理論與實踐》[98]《元明清江南官員學者西北水利思想三題》[99]論述了元明清時期江南人士發展西北水利的思想，提出西部開發要解決好水資源短缺問題的建議。邱樹森《元代各族人民對陜甘寧地區的開發》[100]、王雙懷《明清時期西部水利建設的區域特征》[101]指出乾隆中期以后寧夏黃河水利開發已達有史以來最高水平，至清代后期仍維持較高水平。王致中《明代西北水利試探》[102]論述了河套諸地水利發展及寧夏引黃灌溉對社會經濟發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李清凌《西北古代農田水利開發的三個高峰》[103]指出國家的軍事活動和中央政府的投資力度是促成漢、唐、明清時期西北農田水利大開發的重要因素。其另文《西北古代農田水利建設的技術》[104]探討了古代西北農田水利開發的建設技術和主要經驗。鐘萍《近代西北的農田水利》[105]強調了近代水利科技的應用和水利教育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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