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03-23所屬分類：工程師職稱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中國政府為汶川地震建立了世界上規模最為宏大、保存最為完整的地震紀念景觀體系。汶川地震十周年，選取汶川地震災區場域349處地震紀念景觀，采用地方考察、科學計量、空間分析等方式探討其類型劃分與空間分布問題。結果表明:①汶川地震紀念景觀可劃分為
摘要:中國政府為汶川地震建立了世界上規模最為宏大、保存最為完整的地震紀念景觀體系。汶川地震十周年，選取汶川地震災區場域349處地震紀念景觀，采用地方考察、科學計量、空間分析等方式探討其類型劃分與空間分布問題。結果表明:①汶川地震紀念景觀可劃分為宏觀、中觀與微觀3個主類，地震紀念地、地震遺址公園、地震遺址、地震場館、紀念園、紀念廣場等11個亞類和若干景觀元。②汶川地震紀念景觀以“映秀-綿竹-青川“聚集點為核心向外圍擴散，主要集中于汶川縣、綿竹市、什邡市、北川縣、青川縣，共涉及6個市州，并沿龍門山地震斷裂層密集分布，呈現出東北-西南走向，且各個市州在全省尺度下的空間分布存在正相關性。研究結論有望為地震紀念景觀的空間配置、空間沖突、地方錯置等問題的解決作出新貢獻，為地震遺址公園的建設與保護提供科學依據。
關鍵詞:空間分布;景觀分類;地震紀念景觀;汶川地震
2008年5月12日14:28:04，四川省汶川發生的8.0級地震，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破壞性最強、波及范圍最廣、災害損失最大的一次特大地震災害[1]。汶川大地震留下慘痛記憶，也造就了類型多樣、數量眾多、極具震撼力的地震紀念景觀[2]。災后恢復重建的關鍵時期，《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總體規劃》(國發〔2008〕31號)、《國務院關于做好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工作的指導意見》(國發〔2008〕22號)提出保留必要的地震遺址，建設充分體現偉大抗震救災精神的紀念設施的指導性意見[3-4]。《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條例》(國務院令第526號)也要求對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科學價值和紀念意義的地震遺址、遺跡劃定范圍，建立地震遺址博物館[5]。2009年8月四川省政府第39次常務會審議通過《北川、映秀、漢旺、深溪溝地震遺址遺跡保護及博物館建設項目規劃》[6]。然而，地震、崩滑流、洪水等次生災害對地震遺址保護存在潛在威脅，加之部分重要地震紀念景觀的科學、經濟及社會價值未及時得到應有揭示，出現了在重建中遭受破壞的憾事[7]。例如，汶川地震宏觀震中牛眠溝流域發生了7次大規模的泥石流災害[8];2010年“8·13”特大山洪、“8·19”泥石流相繼襲擊虹口深溪溝地震遺跡紀念地[9]。由此，汶川地震十周年，重新審視地震紀念景觀的主要類型及其空間分布特征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與現實價值的命題[10]。
地震紀念景觀(Memoriallandscapeofearthquake)是近期人文地理學所提倡的研究方向[11-12]。現有研究主要從景觀建筑學的角度展開[13-14]。例如，《紀念性景觀導論》《四川地震災區環境景觀成果研究》介紹了地震紀念景觀的諸多案例，特別是解決了汶川大地震震中紀念館、北川地震紀念館等案例的空間場景、情節設計問題[15-16]。然而，景觀建筑學依照人物、事件、陵墓等不同主題對地震紀念景觀予以劃分的方案過于粗略，缺乏對地震紀念景觀分型問題的深入探討。相較而言，地震遺跡景觀(SeismicLandscape)、地震遺跡旅游資源(EarthquakeVestigeLandscapesfortourism)等
相關分類方案由于缺乏對景觀的紀念性特征的關注，尚不能完全解決地震紀念景觀的類型劃分與分類統計問題[17-18]。
就空間分布而言，前人利用平均最鄰近指數、核密度估計和空間自相關分析等空間分析方法以及地理集中指數、不平衡指數、洛倫茲曲線等經典方法[19-21]，研究了不同尺度下的旅游景區、傳統村落和博物館等的空間分布問題[22-24]。其中，K指數分析在植物種群、疾病發病點、地質災害點和旅游景點分布等空間格局的運用中較廣，特別是針對不同尺度下旅游景觀的研究具有一定優越性[25-27]。前人對地震堰塞湖、滑坡等類型地震遺跡景觀的空間分布問題積累了較多基礎性研究成果[28-30]。例如，許沖等人[31]利用遙感技術，解譯了汶川地震滑坡及其所形成的堰塞湖的空間分布規律;唐勇[32]探討了不同尺度地震遺跡景觀在空間上分布及其組合特征。以上研究結果為本文提供了重要參考，但缺乏對于地震紀念景觀空間分布問題的必要關注。
綜上所述，中國為紀念汶川地震建立了世界上規模最為宏大、保存最為完整的紀念景觀體系，它們在地方建構中必將發揮重要作用[33-35]。汶川地震十年之際，基于汶川地震災區場域的典型案例，通過地方考察、科學計量、空間分析等方式，反思地震紀念景觀的類型劃分與空間配置問題，將對迫在眉睫的空間沖突、地方錯置等問題的解決作出新貢獻。
1研究方法
1.1研究區域
數據搜集范圍為四川省內地震紀念景觀富集或具有代表性的災后恢復重建區域，主要涉及白鹿鎮、洛水鎮、關莊鎮、映秀鎮、擂鼓鎮、漢旺鎮等39個鎮;北川縣、大邑縣、劍閣縣、青川縣等13個縣(市、區);綿陽市、成都市、德陽、阿壩州、廣元等6個市州。本研究將四川省全境視為研究區域，而未直接選取《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總體規劃》(國發〔2008〕31號)所劃定的四川部分所涉及的39個縣(市、區)[3]。這主要是從空間分布的可對比性出發，并考慮到災后部分地震紀念景觀配置區域超越了災后恢復重建的規劃范圍使然。
1.2數據來源
汶川地震紀念景觀名稱資料主要來源于《四川地震災區環境景觀建設成果研究》所介紹的政府主導的永久性公共紀念景觀[16]，并通過地方考察、文獻資料搜集等方式補充必要的數據。考慮到數據可及性，除建川地震博物館系列，其他公眾自發建立的臨時性紀念景觀未納入統計之列，最終篩選出349處汶川地震紀念景觀。
1.3數據處理
首先是利用在線經緯度網站(http://www.gpsspg.com)，選取GoogleMap經緯度定位結果，并將地理坐標與景觀名稱同時記錄于Excel電子表格。其次是采用Internet互聯網開放資源以及《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災志》《汶川特大地震阿壩州抗震救災志》《5.12汶川特大地震汶川縣抗震救災志》等館藏史籍與文獻資料，查詢所搜集案例點的行政區位、背景等屬性數據[36-38]。在此基礎上，對數據進行統計分類，編制分類代碼。最后是運用ArcGIS10.1計算平均最鄰近指數、核密度估計，繪制紀念景觀的核密度圖，創建標準差橢圓，并結合GeoDa分析紀念景觀的空間自相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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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結果
2.1類型劃分與分類統計
按照不同空間尺度，將汶川地震紀念景觀劃分為宏觀、中觀與微觀3種類型。宏觀尺度包括地震紀念地、地震遺址公園、地震遺址3個亞類，71個景觀元，占全部景觀的20%。其中，地震紀念地包括映秀震中紀念地等6處，占2%;地震遺址公園包括青川縣紅光鄉東河口地震遺址公園等計4處，占1%;地震遺址包括彭州小魚洞大橋遺址等，計61處，占17%。
中觀尺度包括地震場館、紀念園、紀念廣場、遇難者公墓4個亞類，76個景觀元，占全部景觀的22%。地震場館包括映秀鎮汶川特大地震震中紀念館、青川地震博物館、綿竹市抗震救災·災后重建紀念館等，共計37處，占11%;紀念園包括汶川縣映秀鎮漩口中學地震遺址紀念園、北川新縣城抗震紀念園等，共計5處，占1%;紀念廣場包括映秀震源廣場、映秀鎮“希望”廣場等，共計28處，占8%;遇難者公墓包括映秀鎮漁子溪汶川大地震遇難者公墓、北川老縣城遇難者公墓等，共計6處，占2%。
微觀尺度包括地名景觀、紀念碑石、紀念雕塑、紀念墻4個亞類，202個景觀元，占全部景觀的57%。地名景觀包括映秀鎮東莞大道、什邡鎮京什旅游文化特色街等，共計67處，占19%;紀念碑石包括映秀鎮漩口中學“汶川時刻”紀念碑、青川縣東河口“大愛崛起”紀念碑等，共計109處，占31%;紀念雕塑包括漢旺“大愛永生”雕塑、映秀鎮漩口中學“汶川時刻”紀念雕塑等，共計22處，占6%。紀念墻包括映秀鎮漩口中學5.12汶川特大地震計事浮雕墻、青川縣東河口祭祀紀念墻等，共計4個，占1%(表1)。
2.2.2核密度估計
核函數根據點要素計算每單位面積的量值，并將各點擬合為光滑錐狀表面[40]。搜索半徑參數值越大，生成的密度柵格越平滑且概化程度越高;反之，生成的柵格所顯示的信息越詳細。經多次嘗試，最終采用帶寬0.4°繪制核密度圖(圖1)。
結果表明，地震紀念景觀空間分布差異顯著，聚集性特征顯著，呈現出以映秀、綿竹、青川三個聚集點為核心向外圍擴散的格局。349處地震紀念景觀主要分布于成都、阿壩、德陽、綿陽、廣元、雅安6個市州，其中汶川縣、綿竹市、什邡市、北川縣、青川縣為主要聚集地，彭州市、都江堰、安縣為次要聚集區，平武縣、大邑縣、劍閣縣僅有少量景觀點。
2.2.3標準差橢圓
長軸長度等于短軸長度，則點要素沒有方向特征[41]。結果表明，標準差橢圓的轉角為53.05°，其長軸遠大于短軸長度，表明地震紀念景觀的分布具有明顯的方向性。標準差橢圓的長軸方向向東北-西南方向延伸，表明四川地震紀念景觀沿成都、德陽、綿陽、廣元以及成都、德陽與阿壩的交界處密集分布(表2，圖2)。
3結論與討論
中國的地震紀念景觀是全球地震紀念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中國獨特的社會經濟、政治體制、歷史文化等因素，使之又有著自己的獨特之處。正是這種獨特性，構成了汶川地震紀念景觀作為研究對象的引人入勝之處。選取汶川地震災區場域的典型的349處地震紀念景觀，探討其類型劃分與空間分布問題，取得如下主要認識:
(1)以空間尺度為一級分類指標，將汶川地震紀念景觀劃分為宏觀、中觀與微觀3種類型，并以景觀類型為二級指標，將其細分為地震紀念地、地震遺址公園、地震遺址、地震場館、紀念園、紀念廣場、遇難者公墓、地名景觀、紀念碑石、紀念雕塑、紀念墻等11種亞類，這既包括為紀念汶川地震而保留的地震遺址，也涵蓋了充分體現偉大抗震救災精神的各種紀念設施。上述分類方案考慮了地震紀念景觀的尺度問題，充分借鑒了前人關于地震遺跡景觀、地震遺跡旅游資源的分類方案，聚焦景觀的紀念性特征[17-18，32]。
(2)汶川地震紀念景觀存在顯著的空間聚集性、方向性和相關性。從省域尺度看，地震紀念景觀分布呈現出典型的聚類特征(ANN<1);從市域尺度看，地震紀念景觀集中于6個市州(成都、阿壩、德陽、綿陽、廣元、雅安)，呈現出顯著的空間差異性;汶川縣、綿竹市、什邡市、北川縣、青川縣為主要聚集地，呈現出以“映秀-綿竹-青川”聚集點為核心向外圍擴散的空間分布格局。從分布的方向性來看，標準差橢圓長軸分別向東北、西南方向延伸，沿龍門山地震斷裂層密集分布。汶川地震紀念景觀的標準差橢圓轉角為53.05°的長軸遠大于短軸長度，表明地震紀念景觀的方向性顯著。從空間相關性來看，地震紀念景觀在全省存在正相關(Moran’sI=0.38790>0)，即地震紀念景觀分布密度較高的市州之間存在空間集聚性，這與紅色旅游經典景區空間分布特征類似[43]。具體而言，21個市州中有5個具有顯著高高聚集性特征。其中，阿壩、成都、德陽、綿陽4個市州表現出“集群化”分布特征。究其原因，地震紀念景觀分布特征明顯受到地質構造、活動斷裂、地震烈度、地貌、降水、地層巖性、人類活動、災區城鎮分布等因素不同程度的控制或影響[44-45]。相較于黑色旅游資源、紀念類博物館等在中國尺度的空間分布而言，人口、文化、經濟等并非是影響地震紀念景觀分布的主要因素[33，46]。
綜上，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際，本文是關于地震紀念景觀類型學及其空間分布問題研究的一次重要嘗試。其重要意義在于:一方面，地震紀念景觀分類方案綜合考慮空間尺度特征及其紀念性特質，便于識別，易于分類統計，從而為地震紀念景觀類型學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另一方面，深入揭示汶川地震紀念景觀所具有的空間聚集性、方向性和相關性特征，有望為迫在眉睫的空間沖突、地方錯置等問題的解決作出新貢獻。由于技術方法和數據可及性問題，研究結論尚有待進一步完善之處。例如，地震紀念景觀數據量龐大，主要涉及官方建立的景觀，而對民間自發建立的景觀無法逐一統計。再者，紀念學校等數量龐大，紀念儀式(活動)等抽象的文化景觀未納入本文研究。景觀點的自相關分析既可選擇省域尺度，也可考慮以地震災區作為研究范圍。以整個四川作為研究范圍便于整體比較，但地震紀念景觀受地震斷裂帶的顯著控制，呈現高度聚集狀態，導致四川省內的15個市州沒有地震紀念景觀點分布。相較而言，汶川地震災區與地震紀念景觀點聯系更為直接、緊密，更能清晰地呈現景觀點的空間分布特征，但缺陷是無法考慮到超出受災范圍的地震紀念景觀點。因此，后續研究有必要將研究區域做適當調整，既可以考慮擴大為汶川地震所波及的10省(區、市)的417個縣(市、區)，也可聚焦汶川地震紀念景觀聚集區的內部空間性特征。此外，地震紀念景觀的時空演化及其驅動因素也是需要被重點關注的研究問題。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