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07-18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大禹治水是中國古代最為知名的神話傳說之一，對于這一神話的研究非常豐富。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古代確實存在過一場大洪水，這場自然災害對于中國文明起源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政治權威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而作為自然災害的大洪水無疑是其形成的有
摘要：大禹治水是中國古代最為知名的神話傳說之一，對于這一神話的研究非常豐富。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古代確實存在過一場大洪水，這場自然災害對于中國文明起源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政治權威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而作為自然災害的大洪水無疑是其形成的有力催化劑。“大禹治水”雖然是一個神話傳說，但是其背后卻隱藏著對政治權威形成的巨大推動力。
關鍵詞：大禹治水;文明起源;政治權威;政治地理;神話傳說
引言
上古時期的歷史往往充滿了神秘色彩。神話傳說在一定程度上是當今人們理解這段歷史的一個重要參考。在中國古代歷史中，有幾位上古時代的杰出人物為人們所熟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大禹。大禹因為治水而被人們所銘記，其勤勞勇敢，“三過家門而不入”的無私奉獻精神已然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多年以來，史學界對于大禹治水以及大禹人物的真實性存有爭議，但是因為其代表了中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以及大禹治水對于中國文明起源具有巨大意義，所以對于這段歷史的探究還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遙遠的上古時代，華夏大地出現了一場大洪水。這場洪水在堯的時代便出現，堯便在四岳的建議下派禹的父親鯀去治理洪水，但是鯀治水用的是堵塞的方法。“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1]50于是被舜放逐于羽山而死。禹繼鯀而治水。“而使績鯀之業。”[1]50禹以疏導的方法最終平定了水患，成就了一番事業。這是人們對禹以及治水的基本了解，中國古代介紹大禹以及大禹治水的傳世文獻并不算少。
《尚書·禹貢》《山海經》《孟子》《莊子》《呂氏春秋》《史記》等傳世經典對于大禹治水都有所提及。目前所能知道的最早介紹大禹治水的文獻來自于2002年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專家在海外文物市場上偶然發現的遂公盨。經以“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李學勤為代表的考古專家們鑒定，這件文物屬于西周中期后段，即周孝王、周夷王時期(前891-前878)，距今約2900余年，刷新了人們對于大禹治水傳說文獻的最早來源。說明至少在2900年前人們就知道了大禹治水。但是上古時期真實的情況怎樣，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是懸而未決。這對于人們了解中國古代政治權威的形成是極其必要的。
一、關于大禹治水真實性的討論
關于大禹治水傳說的爭議和研究有很多，大禹治水是否是信史也曾在學術界產生過廣泛的討論。20世紀初的“疑古派”思潮興起后，千古不移的大禹文化體系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顧頡剛[2]提出了“禹是一條蟲”的著名論斷，認為禹是鑄在九鼎之上的一種動物。《說文》中對于“禹”一字的解釋也有蟲的意思。這種推論對當時史學界有著不小的沖擊。
周始于后稷，商始于契，是有明文的，獨夏代只知有末王而不知有首王，《論語》中以夏商為“二代”，又單言堯舜禹。以堯舜禹置于夏商之上，則禹與夏最為近，故有合一的趨勢。人們稱禹為夏禹，正和稱堯為唐堯，舜為虞舜一樣無稽。因為《論語》上只言堯舜而不言唐虞，唐虞之號不知何以在“鯀禹的傳說”中。在《尚書》《詩經》中，禹的地位是獨立的，事跡是神化的，禹是禹，夏是夏，兩者毫無交涉。
一直到戰國以后的文籍里才記載禹是夏代的第一世君主，《國語·鄭語》里，始見“夏禹”一名。商代距離夏代并不遙遠，但是就目前可以肯定的商代甲骨文資料來看，并無關于夏代的只言片語，為人所疑惑。另關于治水之事是否有，也有學者提出了懷疑。其中丁文江就指出說“禹治水之說決不可信，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沒有絲毫人工疏導的痕跡。”[3]
雖然有質疑的聲音，但是對于大禹治水的肯定的聲音更多，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指出：“夫自《堯典》《皋陶謨》《禹貢》皆記禹事，下至《周書·呂刑》亦以禹為三后之一，《詩》言禹者有不可勝數，故不待籍他證，然據近人乃復疑之，故舉此二器證春秋之事，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為古之帝王且先成湯而有天下也。”[4]徐旭生[5]提出了對夏文化的探索，將考古資料與文獻相結合。對于大禹治水等上古之事做了考證，并且引導研究者理性看待夏文化。
徐旭生和蘇秉琦[6]提出對于此段歷史的文獻資料應該分為三期，分別是商周至戰國，戰國至西漢，東漢以后，提出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的觀點。詹子慶[7]在肯定大禹治水為信史的前提下建議：一是對傳統文獻的重新定位與辨析;二是對堯舜禹時代的自然環境進行考察，要借助于歷史自然地理學的研究;三是要借助于考古學家和水利史方面的專家對大禹治水范圍和方法的研究。
吳文祥和葛全勝[8]從歷史自然地理的角度提出堯舜禹時代確實存在大洪水，雖然出現了一位叫做“大禹”的英雄人物的存在，但是對于克服這場大洪水的因素來說，應是由于氣候的轉變，而非人力所為。此前的研究對于上古時期人力能否克服如此大的自然災害抱有懷疑態度，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治水傳說的存在并不是子虛烏有的，而是來自于先民對于這場大洪水的深刻記憶以及領導人物的及時出現。對于大禹治水傳說的真實性的探討，范文瀾的話更具有啟發意義，“神話里說是洪水被禹治的‘地成天平’了。這種克服自然、人定勝天的偉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話的真實意義。考洪水的有無或禹能否治洪水，都是不必要的。”[9]此語對如何正確看待大禹治水的傳說以及大禹之說的影響給出了中肯的意見，對探討這場洪水以及大禹治水的意義提供了很好的啟發。根據前人尤其是歷史地理學方面對于大禹治水的相關研究，可以認為上古存在一場大洪水，而這場洪水對于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具有極大的意義。
二、大禹治水與古代政治權威的關系
關于大禹治水，更應該關注的是大禹治水對于后世的意義，因為大禹治水之后出現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夏的地理范圍并不是很大，目前的考古資料還不能肯定這個朝代的存在。但是當時在黃河流域確實存在過一個國家并且有了國家雛形似乎是可以肯定的。而這個國家的起源就在于治水英雄在治水過程中逐漸確立起來的威信并通過威信在意識形態領域確定了國家政治的一些基本原則。
(一)大禹權威的奠定
通過《史記·夏本紀》以及《尚書·禹貢》的記述可以看出大禹在治水過程中的組織協調的動作。“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余相給，以均諸侯。”[1]51“任土作貢”[10]301在遂公盨所刻的銘文中記載“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差地設征，降民監德。乃自作配鄉民，成父母。”[11]
此類說法可以肯定一點，即大禹已經有了治水的權力和能力，領導著治水。擁有治水的能力并獲得成功是大禹權威奠定的基礎，這也是在文獻中禹與鯀這對父子待遇千差萬別的原因。在上古蒙昧之時，人類改造自然的力量有限，當禹成功之后，自然為人所敬仰，甚至當神來崇拜。“在人類思想發展的這一階段，世界被視為一個偉大的平等的社會，所有的人，無論自然的或超自然的，都被認為是處于相當平等的地位。
可是，隨著人類知識的增長，人們清楚的認識到自然的廣漠無垠和自己在自然面前的渺小與軟弱。”[12]這時，一個擁有強大能力的人同時也擁有了強大的權威。除了個人能力，禹還有了為人所稱頌的“德”。“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亶亶穆穆，為綱為紀。”
“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而不敢，過家門而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1]51孔子評價禹能夠“盡力于溝恤”。可見禹不僅是一個有能力治水的人，并且也是中華民族道德的風向標。如此有能，有德，有力的“超人”人物，正是中國古代傳統帝王的楷模。如此人物，能成為《史記》所言之“帝禹”是水到渠成之事。
先秦諸子著書立說豐富大禹傳說，鼓吹大禹治水的貢獻，并為其找理論依據。這種做法并不是純粹找禹作為其理論代言人，還因為大禹治水本身的深刻意義。中華民族有著很強的實用主義傳統，所崇拜的對象也具有很強的實用性，“至少宗教生活依然被一種實用精神所主導，這一實用精神在極大程度上使中國免于神秘主義的冒險。”[13]38作為一個與河密切相關的農業民族，水害時常會出現，而作為崇拜治水英雄的文化表現，正是這種實用精神的體現。可見大禹治水的傳說對于先民來說有著極其大的心理認同感。
(二)大禹個人權威的影響
第一，可以使社會凝聚力大大增加，在不得不面對的困難面前由群體共同去面對，避免了個人對抗困難的境況。比如說治水這種公共行動，個人力量是無法面對的，“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1]50當每個人的命運被災害所掌控時，就需要群體的力量去面對，而領導萬民的英雄人物就會被歷史所牢記，并被后世所尊奉。當先民被巨大的恐懼所籠罩時，就需要并且希望交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以免受死亡的威脅。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曾經提出過非常有名的需求層次理論，其中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理需要和安全需求，在這種需求和個人對于死亡的恐懼之下，社會凝聚力形成了。“社會凝聚力，始于對集體的忠誠(這種忠誠由于對敵人的恐懼而得到加強)”[14]16社會凝聚力有其內在的驅動力，但是內在的驅動力源于外在的威脅，并通過大多數人深思熟慮之后而形成群體性力量。“最初的社會凝聚機制，就像今天仍然可以在最原始的種族中發現的那樣，是通過個人心理起作用的，而不需要什么被稱作為政府的東西。”[14]25
“在很早的階段，對群體的忠誠一定是對領袖的忠誠來強化的。”[14]17對領袖英雄大禹的接受從一開始就是個人自覺的過程。所以大概可以理解古人對大禹個人權威的肯定，也大概可以理解古人對大禹形象“超人”般的刻畫。而這種現象的出現極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場大洪水。古人尊奉統治領袖的心理很大程度上難以脫胎于對大洪水的恐懼記憶，只是大洪水在后世可能變成了更多的化身。第二，大禹個人權威的構成對于后世王朝提供了很強的理論依據。
大禹個人權威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大禹的“德”，一個中國古代最看重的品質。“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豈人力也哉。”[1]1157在中國古代，道德對于政治的發展產生著極其大的影響。就《史記》中所記之上古賢王，無不是德才兼備，而德在才之上，為后世所尊崇。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不舒”[1]15。舜在父頑，母囂，弟傲的情況下還能“順適不失子道，兄弟慈孝”[1]32。
可見“德”高而萬民敬仰，成為天下之主，并成為后世王朝所看重的一個統治基礎，而失德也成為失天下的重要原因。因為大禹之“德”，所以至少夏商周秦諸朝都會把始祖追溯到與大禹治水有關的人物中，為自己的王朝的正統性尋找依據。如商之始祖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1]91;周之始祖棄，即后稷，在治水中“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1]51;秦之始祖大費“與禹平水土”[1]173。所以大禹治水中僅僅出現的幾個人大部分被后世王朝挖來做了祖先。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曾言“洪水傳說與各王朝的祖先都有關系”[15]。各王朝為自己的正統地位做了強有力的輿論工具，雖然這些王朝的祖先傳說大多經過證實并不可靠，但是在當時人們的認知水平下，這種關于王朝正統下的宣傳是很有作用的。有“德”成為王朝的基礎之一，而失去統治地位古人就會認為是失“德”，所以就會出現夏桀、商紂、周幽王之類的人物。秦朝的失敗在很多古代學者看來就是失“德”所導致。可見“德”在古人心中之地位。
葛兆光就曾談過這一問題，“統一的天下應該有一個統一的領袖，聯盟的首領是推舉出來的，象征了公開的偉大人物，他沒有私心，就像傳說中的堯、舜、禹一樣，能夠舉賢任能，主持正義，擁有權威，他依靠一種象征的暗示與示范，使得聯盟內秩序穩定，他以他個人的魅力，使美德成為不言而喻的規則。人們相信，他的權力來自他的人格，所以權力并不是私有的東西，當一個更適合承擔首領責任的人出現，權力就會被愉快地移交。”[16]9
可見在古代，人們面對統治集團時，會為個人的權威所折服，這一權威的核心品質來自于“德”。同時“德”這一品質也就成為了中國古代政治權威中的基礎，這一基礎來自于大禹治水。第三，大禹個人權威對于出現集權人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大禹在治水的過程中積累了巨大的權力，可以協調眾人治水，舉行集體性的公共事業。在舜死后，禹獲得了“帝禹”的稱號，無疑大禹已經擁有了最高權力，處于國家統治的中心。
蘇秉琦認為在洪水和治水的推動下，中原王朝最終形成，“這是超越社會大分工產生政治實體的推動力。”[17]禹在個人權威穩定之后就有了巍巍然的天子形象，“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又會諸侯于會稽長狄,防風氏后至,禹戮之。禹命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其州之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18]可以看出禹的權力之大。在個人權力奠定之后，政治話語權也就隨之被確定并集中于少數人的手中。
其余不服者也就往往成為政治犧牲品，其中最有名的當屬有扈氏。“有扈氏不服，啟伐之……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業三正……”[1]84有扈氏是否威侮五行暫且不論，但是其行為觸犯了當權者的利益，所以名義上也被道德與理性所排斥。“理性也不用試著在那些會躲避它或力圖拒絕它的事物之間殺出一條血路來。在這里，理性通過一次預先為它安排好的對狂暴的瘋癲的勝利，實行著絕對的統治。”[19]治水之后的個人權威的迅速膨脹預示著權力向少數人的集中，預示著少數人對話語權的掌握。而其他人就只能有對上的服從，不服從就意味著反叛。
對于首領的服從是古代政治權威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種服從的啟示就來自于大禹治水。對于一個古代農業國家來說，這是必要的。所以，大禹個人權威的形成至少使得一個集體的形成，而在集體中出現領袖是不可避免的，這就使得古代國家形成有了基礎的保證并且產生了等級的劃分。大禹個人之“德”是一種超理性的存在，也是一種典范，后世王朝用這種典范為自己的統治合理性尋找依據，把自己的王朝美化成“德”的化身。從這一層面上看，大禹個人權威不僅成為中國古代統治者實行不平等統治的合法依據，也成為了古代人民所能接受統治的條件。
三、結論
關于大禹以及大禹治水的傳說研究有很多，大多認為在上古時期出現一場大洪水以及有一位叫做禹的領袖領導治理了這場令古人聞之色變的恐怖記憶。但是大洪水不僅僅是一場簡單的自然災害，它更多的影響是在災害被克服之后才體現出來的。本文認為，這場大洪水對于中國古代的政治權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為大洪水產生了集體與領袖，權力也就變成了少數人的游戲，并給大禹之后的王朝尋找依據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說法，同時也深深的影響了古代的政治地理。所以，可以認為，中國古代的政治權威源于大禹治水，后世越來越復雜的政治權威也是在此基礎上逐漸被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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