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05-24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常修澤在經濟學理論研究方面，有著比較重要的成績。同時，他的學術撰述還追求人文學科的哲理性和文學性。他對于人文歷史因素的持續拷問，引發人們對于經濟活動的主體人的關注;他富于審美趣味的語言表述，將經濟學理論以一種別樣的闡述方式展現出來。他
摘要：常修澤在經濟學理論研究方面，有著比較重要的成績。同時，他的學術撰述還追求人文學科的哲理性和文學性。他對于人文歷史因素的持續拷問，引發人們對于經濟活動的主體——人的關注;他富于審美趣味的語言表述，將經濟學理論以一種別樣的闡述方式展現出來。他的學術撰述力求將嚴謹性、思辨性和文學性相互融合。
關鍵詞：常修澤;經濟學;人文因素;文學審美
常修澤是知名經濟學家，長期從事經濟理論和經濟決策研究，尤其對制度經濟學領域中人的發展理論、廣義產權理論和中國轉型理論的研究頗有建樹，作為在1949年—2009年《中國百名經濟學家理論貢獻精要》和《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經濟學卷)》的雙入選者，他在經濟學理論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成績。常修澤的學術撰述蘊含著豐富的人文智慧和文學素養。他在討論經濟學問題時，經常別出心裁地從人文歷史的角度進行探尋，以提供解決當前經濟社會問題的方法;在闡述復雜的經濟學問題時，既有豐富的經濟數據，同時兼具形象生動、輕松幽默的語言表達，富有感染力。
一、富含哲理的經濟學思想
《文心雕龍》曾對何謂好論著有過如下界定：“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文心雕龍·征圣》)寫文章既要有充實的思想，也要有文采，感情真誠而文辭巧妙精美。所以，孔子贊美子產時，也稱贊其論著“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同樣，好的經濟學論著，除了應在經濟學意義上具有學術價值外，還要有思想的光芒，能讓人在極為復雜的社會現實矛盾和問題的纏繞中，超越固有思維的迷障，發掘出經濟問題背后隱藏的文化、歷史奧秘。在語言表達上，也一定要有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和表達方式。
常修澤的論著在這兩方面都有所體現。首先是人的自由發展思想。常修澤的經濟學研究，志在創建“人本經濟學”，他恰到好處地運用這些智慧來分析經濟改革中面臨的一些問題。他的人本思想來源多元而又深厚，有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追求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P189)的啟迪，也有卡西爾所說的“人不斷解放自身”[2](P22)的思想，甚至還有阿馬蒂亞·森的“人類發展能力理論”[3](P34)的滋養和管子所言的“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管子·霸言》)的警示。
正是在此基礎上，他持續了30多年對“社會主義人本經濟學”的執著探索。①從1986年提出建立“社會主義人本經濟學”，到2008年出版《人本體制論》，再到2015年出版《人本型結構論》，馬克思所說的“人的自由發展”的思想，始終貫穿在他對經濟問題的研究過程中。這彰顯了他對人的主體性和人性的高度關注，并說明在建構新的社會經濟體制時，必須以人的自身解放和發展為目的，正如他在《人本體制論》中所說：“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下，人的主體性被集權所壓制;在原教旨的市場經濟模式下，人的主體性被金錢所浸蝕;至于在未來某個虛擬世界的體制下，人性會不會被過度縱欲而扭曲，尚不得而知;我現在最想探求的是。
在21世紀的中國，如何建立無愧于人自身解放和發展的新體制。”[4](P1)常修澤還認為，現在雖然大家都講“人”，但一定要按這種“人本實質論”來探討人自身的發展問題[4](P16)，真正把人擺在主體的位置，才能從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才能實現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4](P17)“人本”與“資本”的關系，是實現人的發展繞不開的命題。早在1996年，他就在《積極推進企業制度創新》一文中，直白地提出了“人本原則高于資本(效率)的原則”[5]。
新世紀初，在為中共十六大提供的內部研究報告《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程的基本判斷和改革新階段的戰略思考》中，他建議中央：“把人自身的發展作為一個獨立的、完整的指導性理念來提出。”①近年來，他又提出“窮人不能再窮，富人不必出走，中產必須擴大”的“社會共生”理論。[6](P18)上述論述中，有他對人性在經濟生活中被扭曲、被侵蝕的憂慮，也有探求“促進人的發展”的迫切愿望和目標。這是他在把脈經濟問題時，有意識地追尋其背后的人文因素，并致力于建立起一個有助于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經濟體制。
這既是他幾十年來孜孜以求的學術追求，也曾多次將這些思想和主張以內參的形式上報到國家有關決策部門，其中有一些意見被決策層吸納，也使其研究成果從書齋走向社會，以助推社會的良性發展。其次是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常修澤將人的發展從“天”(人的發展生存環境)、“地”(人的生存發展資源)、“人”(人的生存發展自身)三方面及其關聯來進行研究，他這30年的研究，始終從“人”的角度出發，探尋人與自然的關系。他在論文《天地人產權論——當代人的發展多維產權探討》(《上海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中提出，“天—地—人”三者之間是具有內在耦合性的。
正是因為這些豐富的思想，使得他能在30年的研究中，不懈地探尋人的發展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產權制度安排，形成了獨特的“天上——環境產權;地下地上——資源產權;人——各種人力資本產權”的“天地人產權論”。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來源于先哲對人和自然關系的論述。在人類面臨環境挑戰的21世紀，他把“天人合一”的思想運用于現代產權理論研究，得出了新穎的“天地人產權論”，頗具理論創新性。再次是“包容性改革”的思想。
在《包容性改革論》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中華民族是一個極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國古典典籍中有大量有關‘包容性’的論述。作為中國治國之‘大智慧’結晶的老子《道德經》，就有一句名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道德經》第十六章)。”
他進而指出：“中國治國‘大智慧’啟迪我們，無論是研究中國轉軌戰略，還是研究兩岸的發展前景，還是研究人類文明的制度性進步，都應當樹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要講究一個‘容’字。”他甚至還在題記中寫道：“海納百川，因為海有博大的胸懷，壁立千仞，因為壁有擎天的境界，21世紀的文明史，將昭示一條規律：包容性體制，總體優越于排斥性體制，值此中國全方位改革開啟之際，謹以這部《包容性改革論》，獻給所有關心中國改革前途和命運的人們。”[6]
(P1)以上論述的是宏觀層面的問題。即使細微的，如審批這樣的具體問題，他也能提到哲學高度進行思考。例如，在談到政府在項目審批方面“有為”太多、“有事”太多的現狀時，他建議審批部門學一學老子的哲學：“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道德經》第五十七章)他尤其推崇“我無欲，而民自樸”這句話，他說，如果執政者沒有私欲的話，那么百姓自然就會淳樸，關鍵就是政府自身有沒有私欲，如果政府部門有私欲，那就很難要求老百姓做到淳樸。為此，他認為，只有確立“公共利益關懷”的價值，克服“政府部門利益化”傾向，控制住政府部門自己的“欲”，才有可能實現政府職能的真正轉變。
從《道德經》中圣人“能輔萬物之自然”一句，他竟能發掘出“輔”的價值并賦予經濟學新意。在《企業家階層新論》(《上海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一文中，他在論述如何塑造新型政商關系時，引用了老子《道德經》里說的這句話，圣人“能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他說，“圣人”在這里可以看成決策者或管理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政府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一定要“輔”但不要“主”。一個“輔”字，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決策者或管理者在企業經濟活動中應有的位置表述得清楚明白。最后是文化的反思。在吸取前人思想的同時，常修澤也對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如對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管仲提出的“以人為本”思想進行了深刻細致的辨析。管子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
(《管子·霸言》)他在《人本體制論》中認為，管子雖然提出“以人為本”的概念，但是其人本思想是從執政者的角度出發，為執政者服務的，他將之稱為“人本工具論”。他在《人本體制論》一書中尖銳地提出：中國到底是要“人本工具論”，還是要“人本實質論”?他主張拋棄“人本工具論”，而實行“人本實質論”。[4](P140)反觀當今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和癥結，其實是一些落后的封建思想和思維方式在作祟，它們在潛移默化中對我們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進程產生阻力。
在《人本體制論》中，他這樣寫道：“中國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國家，其中有不少優秀的體現人類文明的思想，但是不容否認，也有一些反文明的封建糟粕。由于歷史的原因，諸如公共、公平價值，獨立價值等現代人類的普遍價值相對缺乏一些。這些‘人文價值’不是某一種集團或階級的專利，而是人類共同的文明。現在來看，‘人類共同的文明’可以說是‘不可逾越’的基礎依賴。當前中國社會出現的種種失序、失衡和失范現象，從深層來考慮，有其深刻的人文背景和制度根源，或者說，在人文價值取向和基礎性制度規范方面出了問題。
這個問題不僅僅在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存在，而且在體制轉型的其他方面也有類似情況。”[4](P138)對于這些隱藏在社會現實和政治現象背后的文化歷史中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具備人文和歷史的眼光，不對此加以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便難以找到問題背后的癥結和根源，更難以發現它們在思想意識深處對改革所起的阻撓和破壞作用。因此，對經濟體制轉型和改革中的問題，從人文的角度加以哲學的辯證思考，使他具有了相當的高度和深度，也使他的經濟學撰述帶有哲理意味。
二、富含審美趣味的文學語言
首先是比喻的妙用。卡西爾在《人論》中說：“語言與思想是不可分割的。”[2](P6)語言是思想的載體，它的表達風格既蘊含著作者的思維方式，也體現其獨特的審美趣味，就連亞里士多德也說：“掌握比喻是最大的一種藝術。”[7](P51)繆勒也認為：“人類語言除非憑借隱喻就不可能表達抽象概念。說古代宗教的全部詞匯都由隱喻構成并非夸大其詞。”[8](P60)比喻作為一種修辭手段，并不一定在文學作品中才能被運用。
在科學論文中，也并非是邏輯推論、法則和定律歸納的天下，容不得比喻這種帶有文學色彩的修辭手段。很多科學家都喜歡用比喻來闡述理論和概念。丹麥物理學家玻爾(NielsBohr)將電子繞原子核運行比作行星繞著太陽運行，并建立起了原子結構理論。“多米諾骨牌效應”“蝴蝶效應”，就是用了比喻的手法來解釋社會政治或經濟生活中因某一事件而引發的連鎖反應。比喻能以簡單喻復雜、以具體喻抽象，從而通過形象思維來闡釋抽象思維領域的很多問題。
常修澤的學術撰述，在敘述一些復雜的經濟社會現象或表達某些思想時，常常運用形象生動的比喻，清晰簡潔、生動形象地說明問題。常修澤在《人本體制論》中曾經使用過“在兩個雞蛋上跳舞”的比喻，這是他在探討和比較中國和拉丁美洲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后總結經驗教訓，提出了要在市場化改革和社會公平“兩個雞蛋上跳舞”的思想。
市場化要求的是效率和資源的最優配置，而公平是維系社會穩定、保證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社會基礎，沒有穩定的社會就沒有經濟發展的良好社會環境。常修澤指出，如果打破經濟市場化這個“雞蛋”，中國就可能倒退;如果打破社會公平這個“雞蛋”，中國就有可能動蕩。因此，只有兼顧市場化和公正化，才能形成一種良性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這樣一個關乎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的重大命題，用“在兩個雞蛋上跳舞”來比喻，既形象生動又準確精到地說明了處理二者之間平衡關系的微妙性和戰略性。在對產權問題進行研究時，他把現代產權體系中某一領域的“產權”比喻為“核桃”，把每個產權內部中的權利比喻為“桃仁”，在構思《廣義產權論》一開始，就提出了“在現代產權體系中，究竟有多少產權‘核桃’?每個產權‘核桃’中，究竟有多少權利‘桃仁’?這些產權‘核桃’和權利‘桃仁’究竟是用何種產權制度內在相連的?上述產權制度該如何應用于中國的經濟實際?”等問題，并加以深入細致的研究，這就是后來的《廣義產權論》。
[9](P20-69)這是一部用新的思維思考和探討現代產權制度的著作，也是作者試圖從廣義產權角度為中國改革和發展提供制度支撐的理論探索，其理論和學術價值不言而喻。在《創新立國戰略導論》(《上海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一文中，常修澤將建立一個完整的創新立國戰略體系比喻成建造一座“大廈”，并分別論述了大廈的“頂層”“橫梁”和“立柱”部分。其中“頂層”，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從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和時代挑戰的高度，提出中國創新立國戰略;第二個層次是從化解加工大國內在矛盾(包括結構性矛盾、體制性矛盾以及政策性扭曲的矛盾)的視角，提出必須由“加工大國”向“創新大國”的戰略轉型。
大廈的“橫梁”包括三個層面的創新體系，即國家層面的創新體系、產業層面的創新體系和企業層面的創新體系。大廈的“立柱”，即創新立國戰略的體制支撐，共有四個，分別為創新型人才體制支撐、創新型教育體制支撐、知識產權保護體制支撐、邁向“創新大國”的相關配套體制支撐。“頂層”“橫梁”和“立柱”這一比喻，將創新立國戰略的幾個重要方面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表述得既生動形象又邏輯清晰。在《企業家階層新論》一文中，常修澤將企業家階層與制度環境比作“魚水”關系。中國共產黨一直將人民軍隊和老百姓的關系用“軍民魚水情”來比喻，表達了人民軍隊始終不能離開人民的深刻寓意。
他在這個比喻中又生發出新的涵義，指出沒有水，魚自然無法生存;但是，如果魚自身變壞，也會葬身于水，甚至污染整個水域。將企業家階層和制度環境的關系從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兩個角度來闡述，表達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深刻涵義。因此，他認為只有從內外兩個方面“雙管齊下”，完善制度環境與提高企業家素質并重，企業家階層才能更加壯大，企業家精神也才能得到進一步激發。其次是詩意的表達。2006年，北京舉辦“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國際研討會”，常修澤在談到公立醫院改革中的“藥房托管”問題時，引用了愛爾蘭著名詩人葉芝的一段詩句：“所有的事情，/猶如懸掛在，/草尖上的一滴露珠。”他將“藥房托管”比作“一滴露珠”。
在他看來，在“小草”干渴之際，即使只有“一滴露珠”的滋潤，也是“久旱逢甘霖”。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太渴望解決“看病貴”的問題了。“藥房托管”在醫藥體制改革中只是一個具體措施，相比整個體制改革來說似乎有些微不足道，但是它對于解決老百姓“看病貴”的問題無疑具有一定的作用，因“久旱逢甘霖”而對于這“一滴露珠”的渴望，將老百姓對解決看病貴問題的迫切程度表述得極為生動形象。這些詩情畫意的文字，同樣出現在他提到的當前我們面臨的復雜的社會經濟現狀時。他曾借用狄更斯《雙城記》中的表述，說：“中國處在高增長的春天，中國處在多矛盾的冬天。”
“高增長”和“多矛盾”對應，“春天”和“冬天”呼應，把復雜的經濟形勢用詩意的語言表達了出來。最后是形象化的表述。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以后，決策層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方略，由此激發了改革能量的釋放。在分析這個能量釋放的狀態時，常修澤用了幾個非常形象化的詞語。他認為，前一階段開出的改革“藥方”，有的尚未使用，有的雖被采用但“藥量”不夠，還有的“藥力”正在發揮作用的過程中。[4](P80)這里的“藥方”“藥量”和“藥力”三個詞，形象而又準確地描述了改革舉措和方略在現實進程中所呈現出的不同階段和狀態，以及存在問題的根源。在緊接著談到改革能量的釋放時，他又提出了“涌流式的釋放”和“涓流式的釋放”兩種方式。[4](P81)
在常修澤看來，前者“蔚為壯觀”，后者“彌足珍貴”，我們寄希望于改革的能量如涌流般強勁釋放，也要珍惜那些潺潺流淌的涓流。在論述財政體制向公共財政體制轉變，需要對財政支出結構進行調整時，他還借用了“騰籠換鳥”一詞來闡明自己的觀點：“騰籠”就是要將那些長期與民爭利的競爭性項目退出財政支付體系，換掉那些與公共財政不相容的“舊鳥”，換上基本公共服務的“新鳥”，將政府的職能從“創利型”轉變為“服務型”。[4](P81)
在《論以人的發展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海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一文中，常修澤開篇第一句話就是：“一個幽靈，一個增長中心主義的幽靈，仍在中國大地游蕩。”它化用了《共產黨宣言》中引言的第一句：“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他將“幽靈”指代“增長中心主義”，因為在當今，對高增長和GDP的崇拜就像一個看不見但又無處不在的“幽靈”，雖然整個社會對有關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加以轉變的共識早已達成，但GDP猶如幽靈般地揮之不去。
“幽靈”一詞對“增長中心主義”的頑固和難以根除作了非常生動的注腳。常修澤對哲學、歷史、文化和文學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濃厚的興趣，我們時常可以在他的論著中感受到深厚的人文學科的學養和造詣。故而以“理定辭暢”(《文心雕龍·情采》)和“文質彬彬”(《論語·雍也》)來概括他的文風是較為恰當的。劉勰曾說：“辭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文心雕龍·體性》)
語言風格與每個人的德識、才氣、性情、經歷密切相關。常修澤的經濟學撰述，不僅有助于我們尋找解決當前經濟改革中某些問題的良方，還有助于發掘和探索在漫長的經濟發展進程中常常被忽略的人的價值、人的發展、人的未來，以及發展中所需要的持續性、包容性、友好型的“天人合一”的發展理念和價值觀。他的撰述除了經濟學的價值之外，也具有哲思與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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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哲學刊物推薦：2006年1月，《世界哲學》經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指導委員會審定，入選CSSCI來源期刊,這是刊物同仁幾年努力的結果。《世界哲學》雖然是中央級學術刊物，但由于它原來是純粹學術翻譯刊物，因此不具備入選國內學術期刊索引評估系統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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