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5-01-14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從貨幣政策看，政府持續下調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但是，在資金的供給方面，居民出于對失業等種種不穩定性預期，因而儲蓄傾向相當高，伴隨利率下調，儲蓄存款反而上升。在資金的需求方面，大型國有企業、大型項目享受政府保護政策，是銀行
摘要：從貨幣政策看，政府持續下調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但是，在資金的供給方面，居民出于對失業等種種不穩定性預期，因而儲蓄傾向相當高，伴隨利率下調，儲蓄存款反而上升。在資金的需求方面，大型國有企業、大型項目享受政府保護政策，是銀行放貸的首選對象，而中小企業很難得到貸款，資本需求被人為壓低。這樣，在資本供需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利率長期處于較低水平，資本的價格被人為扭曲。與此同時，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勞動力市場，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工資形成機制仍然是剛性的，即使在失業現象十分嚴重的情況下，傳統體制內的工資水平仍然呈較快的上升趨勢。這樣，對于那些容易得到貸款的大型國有企業來說，資本變得相對便宜，勞動相對昂貴，從而導致出現資本替代勞動的傾向，GDP增加不能帶來相應的就業增加。
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制度,經濟措施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追求的是低層次的“普遍就業”，采取的是“低工資、廣就業”的政策。這種做法是靠犧牲勞動生產率和降低工資來增加就業的，是靠不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來維系的，其結果必然導致冗員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在企業內存在大量富余人員，造成龐大的隱性失業。
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企業經營機制不斷健全，制度不斷完善，市場競爭也日趨激烈，隱性失業人員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和條件，富余人員被企業分流出來。于是，隱性失業顯性化，失業率上升。但由于分流出來的是那些邊際成本高于其勞動生產率的富余人員，因而國家的實際GDP并不受影響，從而出現經濟增長與失業增加并存的現象。
為了更好地理解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的關系，引入“名義就業人數”和“有效勞動需求量”兩個概念。名義就業人數指企業中在編人員的多少，僅是一個統計數量;有效勞動需求量指就業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在我國，名義就業人數和有效勞動需求量的數量關系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下和在體制改革的不同階段是不同的。計劃經濟時期，有效勞動需求量小于名義就業人數，其表現是企業對勞動力的低效率使用、人浮于事，即隱性失業;在市場經濟改革初期，有效勞動需求量和名義就業人數的數量偏差逐步縮小，而當經濟增長帶來有效勞動需求量增加時，名義就業人數并不一定隨之增加，而是表現為企業對冗員的充分利用;當市場經濟改革完全到位時，經濟增長與有效勞動需求量就會出現協同變動，而且所有就業人數均為有效就業者。可見，有效勞動就業量的擴張表現為兩種方式：一是提高已就業職工的勞動效率和質量;二是增加勞動者數量，主要表現為利用企業儲備的富余人員。現在，我國處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因而經濟增長只是增加了有效勞動需求量，提高了勞動效率，較為充分地利用了計劃經濟時期企業儲備的富余人員，但轉軌時期企業要排出更多的富余人員，故而使名義就業人數下降。可見，經濟增長對就業增加并非完全無效，只是我國處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之間的關系被就業制度、經濟制度、統計方式等因素所扭曲，造成“有效就業增長中的名義就業量下降。”從表一數據也可看出，我國GDP增長與就業增長有時是正向相關，有時則是反向相關。假設二者之間呈線性關系，其線性擬合模型為y=1.532+0.041x，可決系數R2只有0.013，遠小于0.7;且相關系數R只有0.114，小于0.4。盡管此模型說明二者之間有一定的同向變動關系：當GDP增長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就業增長率將會隨之上升0.041個百分點，符合經濟意義。但此模型的F檢驗和T檢驗都沒有通過，說明：回歸方程的線性關系不顯著。由此可見，1980年以來，我國GDP增長率與就業增長率之間同向變動關系很微弱。
由上所述可知，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之間相關性很弱，高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必然帶來高的就業。其原因是：經濟增長是就業增長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這可用GDP就業彈性來解釋：GDP就業彈性=就業增長率/GDP增長率。由此可見，就業增長率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經濟增長率，二是GDP就業彈性。那么，就業增長率與GDP就業彈性的關系如何呢?由此可見，經濟增長能否擴大就業不僅僅依賴經濟增長率，還取決于GDP就業彈性的大小。從表一可看出，GDP就業彈性雖然有一定波動，但總體上呈比較明顯的下降趨勢。在就業彈性越來越小的情況下，通過經濟增長來提高就業量的作用就越來越不明顯了。
我國不但GDP就業彈性每年都不一樣，而且各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不同，它們的增長水平和就業彈性也有很大差別，因此，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所產生的就業效應也就不同。從表四可知，我國 2001～2003年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平均勞動就業彈性依次為0.149，-0.041和0.323。顯然，第二產業增加值已經不再能帶動就業的增加，這主要是由于工業特別是制造業部門趨向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勞動生產率提高造成“機器排擠工人”的現實;而第三產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業增長效應明顯。但我國目前的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所占比重還很大，2001～2003年三次產業增加值分別占GDP總量的平均百分數依次為13.4﹪、45.33﹪、41.27﹪，而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平均依次為49.7﹪、21.77﹪、28.53﹪。可見，第二產業在GDP中占據首位(45.33﹪)，但其就業比重卻處于末位 (21.77﹪)。而且，第二產業增長速度還要快于其它產業，2001～2003年三次產業的增長率平均分別為2.73﹪、10.3﹪和10.03﹪。這種產業之間增長速度、產出比重與就業增長和就業比重倒置的結構性差異，必然在整體上導致經濟高增長伴隨低就業狀態。
前面的分析表明，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奧肯定律所描述的規律與我國實際情況不符，我國經濟增長與失業率的變動相互分離，幾乎毫無關系，這反映了我國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在這個特殊時期，要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又要降低失業率，且在我國勞動力供給逐年上升的情況下，可能的出路就是擴大勞動總需求。
符鋼戰(1992)給出了決定中國勞動總需求的模型：DL=f(x,y,z)。即勞動總需求DL由三個變量決定：資本-勞動比例X、經濟增長率Y和制度需求強度Z。根據此模型，符認為：解決中國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經濟增長率Y。隨后，江文生(2003)對符的模型進行了修正，認為：中國當前的失業問題是在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經濟增長率和就業彈性下降及制度需求弱化的共同作用下，造成勞動總需求遠低于勞動總供給形成的。而要得到較高的就業彈性，必須以較低的資本有機構成為前提。因此，解決我國失業問題的關鍵是要從資本-勞動比例X因素入手，通過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來解決。
從產業結構上看，第三產業吸收勞動力就業的能力最強。而我國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遠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這種經濟結構無論是對擴大就業還是經濟增長都是不利的。因此，必須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且應該優先發展勞動密集型行業。在財政支出、稅收減免和補貼、金融體系和投融資政策等方面大力向發展服務業和勞動密集型行業傾斜，降低其進入成本和創業風險。在注意提高就業吸納水平的同時，還要重視對產品勞動技能等級的提升及高端服務業的發展給予扶持和引導，這樣才能既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又使我國經濟在國際上不失競爭力。
從企業規模看，應該積極發展中小企業。因為中小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低，就業彈性大，在提供就業機會方面，其貢獻遠遠大于大企業。根據我國情況，可采取如下措施來支持和發展中小企業：一是政府對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擔保，進行投資補貼和貸款貼息，同時減免稅收，并借鑒國外的經驗，設立專門的中小企業投資銀行，對中小企業的生產項目、技術發明和創新進行政策性投資，對特殊地區和行業進行財政補貼。二是對中小企業加強指導服務和開展創業者培訓。我國應該積極創造條件，把中小企業聯合起來，成立中小企業協會，為中小企業的創業、經營管理等方面提供培訓、指導服務，以推動中小企業發展，擴大就業。
一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有兩種不同思路：一是以經濟增長為中心，即把經濟增長作為最重要的目標;二是就業優先的發展思路，即把擴大就業，降低失業率作為最重要的目標。前面的分析表明，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必然解決就業問題，我國實施的宏觀經濟政策并沒有促進就業增長。而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均自然資源占有量相對缺乏，我國將長期面臨沉重就業壓力等現實，決定了我國在確立經濟發展戰略時，應該選擇就業優先增長的經濟增長模式，避免政策實施的逆就業傾向出現。
解決我國失業問題的關鍵是擴大總需求，而刺激總需求的政策手段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財政政策。在內需不足、民間投資和企業自主投資意愿不強的情況下，應重視運用財政稅收政策如財政支出、稅收、國債、貼息等來刺激經濟增長，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雖然經濟增長對就業增加的作用比較微弱，但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增加了有效就業，因此還須努力促進經濟增長，利用減稅來刺激民間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利用國債投資和常規性支出來加強對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減少因基礎設施短缺而造成的經濟發展瓶頸約束，發揮公共投資對經濟發展的“乘數”作用，進而促進就業擴大。二是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降低利率，松動銀根，來刺激民間投資需求。這樣，通過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相互配合，形成有效的政策合力，來刺激和擴大內需，增加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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