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稅改革的低碳發展效應

發布時間：2019-05-24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中國正面臨著氣候變化、環境保護以及能源安全等方面的嚴峻挑戰，而發展低碳經濟是應對這些挑戰的一項重要戰略選擇。通過引入碳稅、碳排放、碳存量以及人力資本等變量對經典RBC模型進行拓展，基于拓展后的模型模擬分析碳稅改革的低碳發展效應。 結果顯

　　摘要：中國正面臨著氣候變化、環境保護以及能源安全等方面的嚴峻挑戰，而發展低碳經濟是應對這些挑戰的一項重要戰略選擇。通過引入碳稅、碳排放、碳存量以及人力資本等變量對經典RBC模型進行拓展，基于拓展后的模型模擬分析碳稅改革的低碳發展效應。

　　結果顯示：從長期效應看，增加碳稅收入同時減少資本稅和工資稅扭曲效應的碳稅改革能夠有效抑制碳排放和降低碳存量，并促使企業提高減排的積極性;從短期效應看，碳稅改革不僅能夠帶來碳排放和碳存量的減少，而且會通過影響人力資本的機制對產出形成正向影響。由此看來，選擇合適碳稅改革路徑以及恰當運用碳稅工具將能夠有效推動中國當前低碳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碳稅;人力資本;碳排放

　　一、文獻綜述

　　氣候變化、能源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世界共同關注的話題。而關于這一問題的根源是人類經濟活動對石化能源的過度依賴[1]。石化能源的消費導致大量溫室氣體(GHG)排放，而解決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個關鍵措施就是創建一個低碳社會，以實現所有經濟活動的綠色發展[2]。黨的十八大以來，綠色低碳發展已成為中國“五位一體”偉大發展戰略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更是全面闡述了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推進綠色發展、建設美麗中國的戰略部署。另外，近年來頻發的霧霾天氣也使公眾深刻認識到綠色低碳發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綠色低碳發展要求經濟增長的動能由對資源環境的消耗優化升級到對人力資本和投資效率的提升上來[3]125。而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的關鍵就是減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碳排放。鑒于碳排放的社會負外部性，開征碳稅已逐漸成為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經濟體治理碳排放的重要政策工具。

　　眾所周知，環境稅是實現綠色發展和協調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自庇古提出通過稅收糾正環境污染負外部性以來，環境稅改革就不斷得到認同和展開。所謂環境稅改革主要指的是稅收負擔的轉移，根據綠色發展的需要將稅負從勞動力和資本要素轉移到資源投入及污染排放，即環境稅改革是以環境保護為目標的稅制優化[3]125，是為實現一定的環保目標而征收的所有稅種的統稱。在國外，有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環境稅中的碳稅進行了分析。

　　如Dissou和Karnizova[4]基于DSGE模型比較了排污交易和碳排放稅政策，研究認為排污交易政策比碳排放稅政策的波動性更低，但從福利視角來說，碳排放稅政策效果更好;當沖擊來自非能源部門時，兩種政策間沒有顯著差異。Zhang等[5]2060分析認為，配合資本稅和補貼政策，碳稅在改善成本效益和排放績效方面有更好的作用。有部分學者分析了碳稅對特定產業和產業鏈的環境和經濟效益[5]2061[6-8]。也有部分學者分析了碳稅政策對不同收入群體和食品消費類型的家庭的分配效應[9-10]。當前中國開征的環境稅尚未包括二氧化碳稅。

　　然而，對二氧化碳排放開征碳稅對整個經濟系統的污染減排有重要的系統性作用。從長遠來看，二氧化碳排放應納入征收范圍[11]，中國政府也擬于近年內開征碳稅。碳稅作為環境保護和財政收入的一項工具也同樣可以實現稅負從勞動力和資本要素轉移到資源投入及碳排放這一功能，即碳稅也存在相應的改革效應。碳稅作為環境規制的一種工具，開征碳稅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給生產帶來額外的成本，導致企業減產，進而損害經濟增長。

　　李剛等[12]研究認為，如果中國增強環境規制到一定強度，將會使中國經濟增長率下降和制造業部門的就業量下降。不過，Pearce[13]提出的環境稅雙重紅利假說則認為，開征環境稅一方面可以通過增加企業成本的機制來約束企業的負外部行為以降低環境污染，實現保護環境的目標;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矯正當前資本稅和工資稅所造成的稅收扭曲效應，以推動就業和經濟增長。這一假說的提出不僅引起了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也激起了理論界的研究興趣。

　　通過理論和實證研究認為，當環境稅的收入用來減少資本稅、勞動稅以及社會保障稅的扭曲時，社會就業就會增加，進而促進經濟增長。這些研究成果也進一步推動形成了碳稅改革的基本邏輯：實現稅收負擔從資本、勞動要素向自然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方面轉移。那么關于碳稅改革是否也存在類似的“雙重紅利效應”呢?換句話說碳稅改革是否能夠推動低碳經濟發展呢?關于碳稅改革是否可以有效推動低碳經濟發展，國內既有研究關注較少。

　　婁峰[14]通過構建動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征收碳稅對中國宏觀經濟及碳減排的影響。研究發現，開征碳稅可以使二氧化碳排放減少，社會福利水平增加，即出現碳稅的“雙重紅利”效應。鄭國洪[15]102通過構建一個RBC模型分析了碳稅改革的低碳經濟發展效應，其研究認為，開征碳稅，同時降低商品稅、資本稅和勞動稅的碳稅改革顯著地降低了碳排放和碳存量，但是碳稅的實施又帶來產出的減少，因此，碳稅改革的低碳經濟發展效應不夠理想。即其研究結論不支持碳稅改革的雙重紅利假說，究其原因，其研究中忽略了對就業的考量，更進一步地說是忽略了對人力資本這一重要生產要素的分析。

　　事實上，環境稅與人力資本關系密切，環境稅實施會增加企業污染排放成本，促使生產要素之間進行替代，使生產轉向人力資本密集型生產模式[16]7，因此會使得人力資本供給增加，進而對經濟增長形成正向影響。碳稅作為環境稅一種，應同樣存在影響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本機制。

　　從當前研究看，一方面，低碳經濟發展的呼聲很高，而關于碳稅改革的低碳經濟發展效應研究比較缺乏;另一方面，作為連接碳稅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重要渠道——人力資本，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鑒于此，本文通過在基本的RBC模型中引入碳排放、碳存量、人力資本等核心變量構建一個E-RBC模型(環境—實際經濟周期模型)，進一步模擬分析碳稅改革的低碳經濟發展效應。本文主要貢獻體現在兩個方面：(1)基于碳稅改革的邏輯，分析了在對碳排放征稅的同時減少資本稅、工資稅這一碳稅改革的碳排放效應，并從長期和短期分別探討了上述碳稅改革的低碳經濟發展效應;(2)綜合考量人力資本在碳稅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鍵作用，采用數值模擬技術進一步證明碳稅改革雙重紅利效應的存在和碳稅影響產出的“碳稅—人力資本—產出”這一機制。

　　二、模型構建

　　本文分析框架是由Oueslati[16]2-3所構建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拓展而來，與其模型相比，本文所構建經濟模型有如下幾個明顯的特征：一是為了全面捕捉碳稅的低碳發展效應，模型構建過程中除了引入碳排放方程外還引入了減排努力程度、減排成本以及碳存量等變量和對應方程;二是為充分考慮經濟不確定性因素的潛在影響，同時為刻畫碳稅改革對低碳發展的短期影響，本模型還分別引入了外生的碳稅沖擊、工資稅沖擊以及資本稅沖擊。另外，本文模型參數主要依據國內相關研究結論進行校準。

　　三、結論與啟示

　　本文旨在把碳排放、碳存量和人力資本等變量植入一個經典的RBC模型，拓展出一個包含環境因素并可以用于碳稅改革分析的E-RBC模型。參考既有研究經驗對拓展后的模型參數進行了校準。基于靜態比較分析，以碳排放、碳存量、減排積極性以及經濟增長率等變量為分析指標，探討了碳稅改革對低碳經濟發展的長期影響。分別引入正向碳稅沖擊以及負向資本稅沖擊和工資稅沖擊，基于隨機動態模擬技術分析了碳稅改革對低碳經濟發展的短期影響。

　　通過碳稅改革的長期和短期效應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結論：從長期看，開征碳稅能夠顯著影響經濟系統中的碳排放、碳存量以及企業減排的積極性，并且不會對經濟增長率形成負面影響;同時，以增加碳稅來降低資本稅和工資稅稅收扭曲效應的碳稅改革能夠產生積極的低碳經濟發展效應。

　　從短期看，增加碳稅會使得經濟系統中的碳排放、碳存量即期出現向下波動，然后隨著增稅效應影響的結束逐漸回歸穩態值。而降低資本稅和工資稅卻對碳排放和碳存量產生了正向影響，促進了經濟系統中碳排放和碳存量增加;而對于產出，增加碳稅、降低資本稅和工資稅均產生了正向產出效應，不過增加碳稅帶來的正向產出效應相對比較微弱。增加碳稅之所以能夠帶來產出增加，主要是因為碳稅的實施改善了人力資本的使用進而推動產出增加。

　　本文分析結論印證了碳稅“雙重紅利”效應的存在。鑒于以上關于碳稅改革的低碳發展效應分析以及中國計劃著手開征碳稅這一現實背景，我們應該充分認識開征碳稅的意義以及碳稅的作用。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碳稅屬于間接稅，其稅負轉嫁有累退稅性特征。碳稅的實施需要符合稅收中性原則，需要統籌考慮碳稅收入的使用，盡可能降低資本稅和工資稅的扭曲效應，積極運用碳稅改革政策實現稅收負擔從資本和工資向資源環境使用方向的轉移，以增強社會的減排意識和減排積極性，力求實現低碳經濟轉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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