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12-11所屬分類：法律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學者關于環境倫理學進行研究的同時，進行批判，指出其中存在著浪漫主義、西方主義和虛無主義的色彩;學者在進行環境法學研究時，有存在著真理化的傾向，使其發展脫離了社會實際，不能立足于中國的法律構建和環保實際。環境倫理學和環境法學所存在的問題
摘要：學者關于環境倫理學進行研究的同時，進行批判，指出其中存在著浪漫主義、西方主義和虛無主義的色彩;學者在進行環境法學研究時，有存在著“真理化”的傾向，使其發展脫離了社會實際，不能立足于中國的法律構建和環保實際。環境倫理學和環境法學所存在的問題貫穿著二者發展的始終。因此筆者認為首先環境倫理學需要為其存在建立合理的理由和合適的論證方法。其次用環境倫理學的發展帶動著環境法學的轉變。最后更新人們的思想觀念，使人們學會“倫理共存”。
關鍵詞：環境倫理學;環境法學;真理化
筆者在拜讀了鞏固老師對環境倫理學批判和對環境法學啟迪研究的文章后，對環境倫理學和環境法學又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感觸頗深。文章立足于“倫理和法的本質不同”，從而批判了現今研究中存在的所謂的“真理化”現象，并一口氣指出了環境倫理學研究中的四大關鍵問題：立場的誤區;過度的抽象化;自然主義謬誤;脫離實踐。文章尤為直白的指出環境倫理學顯然已經成為浪漫主義、西方主義和虛無主義的代言詞。文章還指出現今學者重存在著高度肯定環境法學的地位的現象，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不應當讓環境倫理學去染指環境法學，更不要說建立在環境倫理學的基礎上對環境法學進行某種變革了。
文章中所指出的現象并非是什么空穴來風，而是滲透在環境倫理學整個發生發展的過程之中的，這大概是一門新興學科所無法規避的現象。盡管無法規避，我們仍然要想辦法改變。對環境倫理學進行批判只是一種手段，為其找到合理的存在理由和合適的發展方式才是學者進行研究的最終目的。筆者試圖還原環境倫理學的本來面目，將環境倫理學和環境法學進行聯系，找出促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有效方法。
一、關于環境倫理學的論證邏輯
鞏固文章中認為，論證環境倫理的主要途徑是將人類社會模擬為一個生態系統，將從生態中發現的規律應用于社會實踐，認為每一個自然物在生態系統中都扮演相應的角色、有一定的存在意義，并從這一方面入手從而推導出人類的倫理義務，其哲學實質是從 “是”推導“應該”。但邏輯學中，并不認為我們可以從事實中推導出事物的價值，上述理論是存在邏輯缺陷的，也就是通常所說的 “自然主義謬誤”，因此環境倫理缺少令人信服論證形式。
一些人將“自然主義謬誤”的帽子扣在環境倫理學上，環境倫理學真的只是簡單的同等對待“事實”和“價值”嗎?如果我們可以完全的剝離“事實命題”和“價值命題”，那么這種觀點自然也是立得住的，然而現實是，我們如果試圖完全分開“事實命題”和 “價值命題”，就會陷入二元論中無法自拔。因此，“事實命題” 和“價值命題”是相互依存的，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為前提。我們通常如何判斷事物的價值?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對事實的理解程度，我們對事物的了解越深，價值判斷就會更加準確。
因此，現代社會的價值更多的是一種“共識”。羅斯頓認為，西方倫理學家之所以被束縛在事實和存在不可跨越的鴻溝之中是因為總是以人為主體而忽視甚至無視其他事物的價值，或僅僅將其他事物的價值定義在滿足人類的需要。
環境倫理學的存在就是為了打破這種固有的觀點。建立在生態學的基礎上，主張非人類中心，努力跨越事實和存在之間似乎存在著個不可跨越的鴻溝，努力論證事實和價值之間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關系，證明自然界中的萬事萬物存在即是正義，這便是環境倫理學所堅持的價值觀。
如何加深“事實”與“價值”之間的聯系，使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筆者認為應當將自然看作是某一主體，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由“我與它”變成“我與他”。也就是利用主體間性去增加“事實”和“價值”見得溝通，從而消除所謂的 “自然主義謬誤”。
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們如沐春風的感覺，而不再是寒風刺骨。這種非傳統意義上的主體，賦予了自然的主體性，那么作為 “主體”的自然也就擁有了評價事物的權力。進入自然，我們會發現自然也具有主體性、主動性、主導性、創造性的等等。在主體間性的作用下，自然的“事實”和“價值”得以轉化，自然的主體性是轉換的關鍵。“只要塵被抹去，它的價值就會自然出現”，基于哲學和生態，絕對不是簡單的文學敘事。
一些學者認為，所謂“價值的非人類”只是存在于他們的發現與環境倫理存在關系時，可以說是環境倫理學的發明創造。自然的價值只是人的主觀需要的外在化和投射。自然價值并不是因為自然主體性的體現，而是因為人們的需要。這種想法是否正確，不言而喻。自然的價值是環境倫理學家發現的自然主題性的體現，是環境倫理學家讓其重見天日，是遵循生態發展規律的，說環境倫理學 “具有濃厚的唯心色彩”是以偏概全的。
二、關于環境倫理學對環境法學的啟示
鞏固的文章中還指出環境倫理學與環境法學應當慎重區別，不能同等對待，否則將不利于環境法學的理論建設。筆者并不完成認同這一觀點。
道德和法律這兩個概念時長聯系在一起，法律規定的是道德所不能接受的行為，兩個概念相互影響，互為補充。我們常說要人性化立法、執法，也常說要將道德規范化、法律化，正是因為我們這樣做，我們的社會才和諧而穩定的發展著。人性化立法、執法，讓法律不再是冷冰冰的條款;道德規范化、法律化則可以提高他律性。兩者是相互補充的關系。同樣，立足于環境倫理學可以彌補在環境立法過程中考慮不周的地方。環境倫理學最主要的主張是人類并非萬事萬物的中心，因此我們要努力保護環境。根據這一原則進行立法，增強人們的環保意識，提高人們的思想領悟，才能逐漸的從他律走向自律，從根本上增加保護環境的行為。環境倫理學的價值觀滲透到環境立法中，確保環境的主體地位，是對環境更好的保護，現有環境法改革應當以環境倫理學的價值觀為基礎。
環境法學的發展是十分迅速的，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但遺憾的是，盡管一部又一部的環境法陸續出臺，但是環境破壞現象依然層出不窮，環境形勢依然不容樂觀。以我國為例，我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頒布了環境保護的基本法，迄今為止出臺的相關法律也不勝枚舉，然而河流污染、河水斷流、水土流失、洪水泛濫、草地退化、森林消失…諸多問題依然嚴峻，保護環境刻不容緩。
究其原因，是環境立法對于價值的誤判，其價值基礎不夠堅實。現有的環境法的價值基礎并不能為環境立法提供一個正確的方向的指引，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環境保護的法律制定者本身非常清楚，如今的我們不僅沒有建立嚴格的價值體系，甚至都沒有沒有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價值框架。我們要實現環境法的變革，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明確環境法的價值基礎究竟是什么，這是環境法的立足之基石。任何理論都是在一定的價值觀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因此，要使環境法走向成熟，必須以成熟的價值觀為基礎。環境立法 (尤其是我國環境立法)的背景大多是緊急立法，往往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環境問題，迫切需要組織環境要素立法。在沒有統一明確的價值標準的前提下，立法的目的是模糊的。
在環境立法方面，到目前為止，我們仍然堅持人類中心主義的絕對價值觀。環境法，作為這種價值觀的體現，無論是在立法目的，在系統的設計中，所體現的都是以自然為工具的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人類計算的幫兇和掠奪的基礎。造成這種危機的根源是價值偏離自然的根本原因。環境法的目的是保護人類在使用環境和自然過程中的利益，而價值取向仍然是忽視自然的內在價值。
鑒于此，環境立法必須有一個深刻的價值標準的討論，引導和對環境倫理的思想和道德價值觀的反思，并自愿放棄傳統的法律價值取向，以人作為生命的最高形式，總是征服自然、實現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的主導性”。為了維護社會秩序的和諧，我們應該把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和自然的秩序是法的價值取向。非人類中心主義環境倫理學為這一目的提供了價值導向和科學依據。
三、關于環境倫理學的實踐性
鞏固的文章中還指出實踐性不足是環境倫理學的軟肋，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價值。筆者認為這樣的結語似乎有些武斷。
環境倫理學理論拓展了人們的環境保護視野。環境保護理念應用層面也十分廣泛，可以用來全方位的提高人們的環境保護水平。例如，在生活中，我們將低糖生活掛在嘴邊，這就是環境倫理的一個體現。環境倫理學包蘊著一個更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價值取向和理論預設，幫助人們超越精神，它促使人們放棄純粹的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我們的現代生活應該意味著更高、更高尚的生存目標。環境倫理的特點是信仰，它是這樣的信念，我們真的明白“道德”是用于生存的指導下，學會了詩意地棲居于大地的內涵。環境倫理學不僅是一種理論，而且是一種精神。“它在每一個具體的環境中體現出來，并將我們帶到希望的土地上。”(羅爾斯)環境倫理學使我們的人類進入了現實的思考(包括環境法)和未來的展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人類的偉大進步。
當然，我們也應該充分認識到，“在中國環境倫理學不注重實踐”的實施。在倫理社會，“困境”的環境倫理的實踐，“倫理學者始終保持更清醒的認識，主要介紹了作為新思潮，對傳統道德的批判和檢查提供參考，并對其中的糟粕進行剔除，尤其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對“義”的不足進行了詳細的批判，并盡可能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建設性的環境倫理資源，體現了一定的理論自主性和本土化。換言之，中國倫理學正試圖“治愈”環境倫理的種種癥狀，試圖創建具有堅實基礎的中國環境倫理價值觀。
筆者認為，每一個主體都不敢自稱為“真理”，但每一個主體的存在都必須有其合理性。我們不能否認環境倫理存在的合理性，作為兩個新興學科(環境倫理與環境法)，應該有很多的溝通和相互的利益，不僅對該學科的發展，也為生態文明建設和我國建設生態和諧，如何實現本土化，實用性和回歸的環保利益理論為走出困境的環境倫理不僅是必要的，也是環境法的努力方向。環境倫理學的困境也制約著環境法完善的瓶頸。無論是從倫理層面，還是從法律層面，我們都有義務突破“謬誤”和“真理”的爭論，把追求人的幸福生活(多元指數)作為主要目標，并認為這是唯一的理論。它具有“真理”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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